# 罗瑞卿在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罗瑞卿>

## （此件传达各地参考）

　　昨天我已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主席做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指示。

　　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去年开展的第一批肃反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第二是今年开展的第二批肃反运动中应当解决的一些问题。

## （一）

　　一九五五年，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共有5,738,473人参加了第一批肃反运动，总的说，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已接近结束。但是，个别地区着得不远，就是接近结束的地区也还留了尾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没有尾巴或尾巴很小，甄别定案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以上。这一类有十四个单位即江苏、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陕西、青海、河北、黑龙江、北京、天津、中央国家机关。黑龙江赶的很快，上次开会时掉的很远，现在一下子飞跑上来，有无错漏粗糙之处，值得注意，希望黑龙江的同志回去研究一下。北京、天津等地算是已经结束了。

　　第二类，接近结束了，甄别定案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百分之七十左右，还有尾巴甚至尾巴还较大。有的地方复查工作还没搞，如浙江。这一类也有十四个单位，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浙江、中直机关，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在五百七十多万人中约占三百万，群众运动已经结束，甄别定案还在进行，大体上到今年十月份可以结束。

　　第三类，虽然很少，但也值得提出。甄别定案只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有新疆、内蒙两自治区。原因可能不一样，新疆可能有特殊原因，内蒙就值得注意，主要恐怕是抓的不紧，大概对一月会议和三月会议的精神都未很好贯彻，取个名字叫做松劲。

　　总之，第一批肃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或接近结束，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次会议，各地发言绝大部份是好的，有些发言特别好，总结分析的很清楚。缺点是未经省市委讨论，因而这次会议还不可能做出第一批肃反运动的全面总结。请各地将发言稿带回去，报省市委审查（军队报总政治部审查），不妥之处可以修改，要补充的可以补充，省市委审查后再报来。经我们再进行些典型调查，然后做出比较全面的总结，书面报告中央。

　　应该指出，绝大多数省市委及其五人小组是抓紧了的，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的。但也有个别地方，我们认为搞的不够好，不能令人满意，有点松劲。如浙江，第一批只有四万人参加，任务较小，到现在只搞出了三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别的地方任务比较重，都快结束了，浙江却要到八月才能结束。开始时，浙江省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亲自来汇报说敌情如何严重，但现在好象没有什么反革命了，搞出了那么几个。可能是真的只有那么少；也可能开始时搞出来的是假的，而真的没有搞出来；还可能搞是搞出来了，但后来草率下降，把反革命漏掉了。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总之是值得注意的。山东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也不能令人满意，对情况不了解，报告整理的也很仓促，应该加点劲，进行检查，特别是要进行复查工作。中央铁道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始终落后，应该检查。中央四月指示提出党组书记和党委书记应该过问肃反，要加以贯彻。有的地方的铁道部门和银行部门就搞得很好，成为先进单位，这证明铁道部门和银行是可以搞得好的。

　　上面批评不一定妥当，可能有特殊原因我们不了解。总之，不能草率结束，一定要搞好。但老拖拖延延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会把业务肃反两不误变成两耽误。

　　可能还有另外的地方也搞的不好，只是没有发现。中央十人小组的领导是不强的，深入具体不够，希望各地同志提出批评。

　　关于百分之五左右的问题，现在看来除了云南定案完毕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可能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五以外，其余各地都不到百分之五。云南是否真有这么多，也还值得研究。昨天向中央汇报时，毛主席的最后意见是提为百分之二左右较妥当，机关可能多点，工人、学生要少点，北京大专学生中只有百分之零点一，工人中占百分之一多，各省市在百分之二左右的较多。军队算上士兵比较更小，也是百分之零点一左右。中央的意见，现在不要讲百分之五了，讲百分之二左右。当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按照政策界限规定办事，有多少算多少，不要硬套。

　　有的同志说，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不妥当，助长了“左”倾的偏差。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百分之五左右是个很重要的规定，是道很重要的防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则“左”的偏向还会更大。开始时很多地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运动一起来以都冲破了百分之五。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始终保持了百分之五左右的这个界限，所以百分之五左右的规定防止了斗争面的过宽。另一方面，百分之五左右也起了防右的作用，我们说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你为什么不积极开展肃反呢？百分之五只是个估计，不能恰巧和实际情况一样，那能看得那样准呢？不能设想对每个地方有多少反革命都一个一个估计得十分准确。因此，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认为百分之五的提法不妥当，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对。

　　关于阶级问题。过去规定了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甄别定案阶段。现在各地都搞了复查工作，有的提出复查应算一个阶段，中央已经同意，复查工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阶段，因此四个阶段就变成五个阶段。这样可以使工作更细致一些。复查既要查错，也要查漏。有的提出小组斗争阶段可以与专家审查合成一个阶段，这样不好，还是两个阶段分开好。至于每个阶段，不必机械划分机械执行，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必一定都要经过五个阶段，一号召他就坦白了，而且你又查清楚了，就可以直接甄别定案。但从整个运动说，现在的经验证明五个阶段较妥当，将来如证明不妥当，可以再修改。

　　关于结束工作。在结束时要进行思想工作，总结一下。对于积极分子认为“政策太宽，便宜了反革命”的不满情绪应该进行说服。还要做好团结工作，对一些经过斗争而不是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如果斗错了，应该进行解释的就进行解释；应当赔礼道歉的就赔礼道歉。要消除积极分子与被斗对象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强团结。至于怎么做法，中央已指示过了。凡是认真执行了的，就发生了效果；未认真执行的，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应按中央指示认真做好。还要进行组织建设工作，建党建团，提拔干部，健全严密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以杜绝敌人可乘的空隙。再就是复查工作也要搞好。可以在下降对象中查，也可以连其他人员一起进行复查。可以由领导上、五人小组进行复查，也可以发动群众进行复查。这些方面要结合起来。凡是进行了复查工作的，错和漏的情况都有。山东一个人已判了重刑，结果查明搞错了。有的地方在复查中，发现专案组员，定案组员中也有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比较负责的干部中也发现有。有的地方查出错的多，有的地方查出漏的多，因此就要按实际情况有错查错，有漏查漏。

　　此外，还要做好处理工作，对第一批查出来的三万八千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要快一点。有的地方要求规定一个比例，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政策界限已经规定得很清楚，有多少就算多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应该完全按照政策界限办事。处理应该力求正确合理，但是某些偏高偏低的情况可能有，全国不可能完全平衡。

　　总之，要善始善终，而不是虎头蛇尾的结束运动。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将来要在书面总结中回答，今天做个初步回答。就是对第一批运动的估计问题，现在没有完全解决，有些意见不一致。例如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中反映，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有意见，一共有七条意见。有的对，有的不妥当。主要是：运动搞的对不对？健康不健康？应该不应该搞肃反？花不花得来？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影响今后的肃反工作。

　　今后的肃反任务还是很大的，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讲过，党、政、军、民所有机关团体内部肃反一定要彻底搞完，一定要搞到底。

　　要是说肃反运动错误是主要的，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这样一来，就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也要助长右倾思想的气焰，积极分子就会抬不起头来，以后搞运动就没有劲了。

　　要是说搞肃反运动没有必要。那么，全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的一千八百万人中，现在只搞了五百多万人，大头还在后头，还要不要搞呢？

　　必须认识到，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发动这个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运动是有巨大成绩的，至少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毛主席指示说成绩有三个：第一、确实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确实有百分之二左右的敌人，全国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三万八千个（军队除外，加上军队则为四万人），三万八千个反革命混在两百多万人中，那是不得了的。有的说，历史反革命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少。把历史反革命搞出来也很重要，这样可以把界限划分清楚，如果不把历史反革命分子搞出来，不把界限划分清楚，使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这难道会是有利的么？不把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搞出来，让他们低头认罪，让群众认清他们的面孔，谁能保证不会出危险呢？不把界限划清楚，就是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中有些人可以争取和使用他们，也无法正确进行争取、团结、改进工作，无法正确使用这些人。第二、查清楚了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一百个对象中有十个是反革命分子，其余九十个都不是，这其余九十个人中根据第一批肃反的经验，绝大多数都是有些问题的，如历史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早已交代了的问题等，有的人长期被怀疑，搞不清楚，现在都搞清楚了，可以做出结论，这样便于他们使用，可以加强团结，使党更加巩固。第三、清查出了百分之二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警惕性，使干部知道内部并不安宁，内部有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些反革命清查出来，我们这里是否也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呢？那就很难说。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说法，或者说反革命分子越打越多，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关于过渡时期某些阶段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剧烈的，我们愈胜利，敌人仍然要疯狂地破坏我们的说法，说不一定是错误的。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右派民主人士乘机攻击我们，想防止肃反运动的开展，本质上就是想推迟社会主义，想保留反革命。

　　肃反运动的好处还有，如搞掉了小集团，扫掉了自由主义，机关、学校出现了新气象，生产、工作得到了推动等。

　　有的说杀鸡焉用牛刀，只搞出了这么几个反革命分子，却花了那么多钱，抽了那么多干部，用了那么多时间等，这些问题将来都要回答。肃反用的钱到不了敌人手里，而是到了铁道部，肃反干部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即便第一批肃反运动犯了些错误，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训。如果没有第一批的经验教训，第二批就不一定会比第一批高明一些。

　　中央国家机关有人说，“肃反运动起了审干的作用，不是成绩，而错误”。这是很奇怪的说法。有些人长期对党隐瞒的问题，这一次交代了，向党靠拢了，更加团结了，有什么不好呢？肃反运动使我们机关、学校、军队大大地洗了一个澡，大大地清洁了。如果这三万八千人反革命不查出来，就等于三万八千个细菌在我们身上，这些细菌将来会分裂滋长，它们象酵母一样可以发起酵来，就有可能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教育了我们的共产党人，不能麻痹，美国国务院每年拨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来搞这种事，他们通过混在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来搞。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已做了结论，毛主席说当时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中间有些做法不妥当，伤害了些好人。好象洗澡灰锰氧放多了一点，伤了一点皮肤。问题的性质也就只是如皮肤伤了一点，很快就可以好的。

　　我们说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并不等于说没有缺点错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错误主要是斗争面宽了，伤害了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这些错误都值得警惕。有错误不要掩饰，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而且要按照法律办事。对于错误的原因要加以研究。有的同志埋怨说政策界限下达太迟了。我们说，中央关于肃反的政策，早就是很明确的，至于具体的政策界限的规定，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实践，一开始是不可能搞出来的。关于打人骂人、搞车轮战等，我们从来都是反对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不可能完全那么规规矩矩，特别是打了反革命，原因也很多，说明肃反有其复杂性，也有其艰巨性。肃反好比打枪，不可能完全瞄的那么准，有些反革命分子是两面派，更不容易瞄准。我们肃反干部中有“十五贯”里的过于执，但也有况钟，有的同志比况钟还厉害，调查研究工作比况钟还细致。

　　错误的性质：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是可以纠正而且容易纠正的。

　　所以，有人认为肃反对象打了三十七开，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就不能算正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不能掩饰错误，因为有成绩就不承认错误是不对的。但夸大了错误，或有了错误就否认成绩也是不对的。要有正确的分析，将来我们要做出全面的正式总结。

　　第一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劳动教养问题，中央说还是要搞，但是工资是否那样多？是不是要规定期限？作为刑事处理还是作为行政处理？回答应该是行政处理，不规定期限，也不是无期徒刑，去的时候是动员，不是强迫，和改造游民采取的办法一样，改造的好，他想自己找职业也可以，他们是有公民权的（由法院判处管制的分子则按照法院的判处剥夺政治权利），若规定期限就不合逻辑了，等于徒刑。中央已经发了指示，常务委员会将来要通过一个决议，少奇同志讲要搞，不然有些捣蛋的人就没法管。法律专家陈瑾琨对他的儿子没办法，要求我把他的儿子送到清河农场去改造，现在改造好了。劳动教养是带有改造的性质，但和劳改犯人是不一样的，工厂、学校有不少流氓，留不得，关不得，就要用这种办法。

　　2、结论是否要给本人看，看到什么程度？判刑的，法院一定会给本人看判决书，凡下降的对象的结论都要给看，但检举材料，强调方法和专门机关用侦察方法获得的材料不要给本人看，也不要写到结论里去，那是属于秘密的；劳动教养的和不给刑事处分的，可以给他看可以看的一部分，并且允许他提出不同意见。

　　3、有的地方提出，个别案件，自动坦白是反革命，本人始终没有推翻，但经过多方调查无法证实的，是否要作结论？我们认为对这种人经过甄别谈话，本人态度不变的，就可以根据他的坦白，做出结论，进行处理。同时要向他指出，我们还要继续调查，如果发现他有隐瞒或不真实之处，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4、自杀，数字相当大，我们要负一些方式方法的责任，有人主张给作结论，我认为可以把问题性质弄清，不一定作书面结论，方法上我们可负责任，有错误要做检讨，但是，一般的说，基本上要由本人负责。第二批，有的一闻风就自杀了，谁负责任呀？什么事都有自杀的，公私合营敲锣打鼓，也有人自杀，选模范也有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找一个什么人的儿媳妇谈话，并规定下一次再谈，我们检查过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她就自杀了，某些民主人士借机攻击而且大攻特攻。 徐冰同志向他们表示，说这样我们的派出所以后就不能找人谈话了！

　　至于家属问题，不管自杀的人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都不能牵连不能歧视，有的人如不能分配工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适当救济。

　　有人自杀，是否就影响我们的肃反呢？不能的。我们还是要肃反的，我们应注意想办法防止自杀，但不能绝对保证。上海有人听说要搞肃反他就自杀了，你有什么办法？对自杀的人要分析，那些是反革命，那些不是反革命，不一定大张旗鼓讲，可以向干部、向家属解释清楚。现在我们得出经验，以后搞肃反，开始就不要秘密搞，要公开宣传，讲解政策，进行教育。

## （二）

　　第二批已开展运动的有一百八十多万人，有的已进入定案阶段。第二批的特点是比较快，比较准，原因是有准备，有经验，有明确的政策界限的规定。这是正常的。

　　缺点也是有的。

　　第一批当中曾经发生过的左的缺点如斗争面宽，斗争对象排的多，搞车轮战等，第二批也还有，虽然不多，但一定要注意纠正。如果说第一批由于经验不够，可以原谅，第二批仍旧如此，就不可以原谅了。当然，这个缺点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问题在那里呢？在于靠“和平谈判”吃饭，把它当成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发动群众，不敢搞小组斗争，不敢作必要的追查，应该追的也不追了。斗争要加以控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应控制得太死，以至连反革命嫌疑重大的分子也不敢触动了，对于和我们对抗的罪该逮捕的也不逮捕。大部不抓一定要坚持，但不等于一个不抓。过去是怕“顶牛”，现在则是怕“斗争”。有些地方，为了快，就“和平谈判”走过场。目前敌人纷纷自动坦白，一般达到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这是正常现象，但对敌人的坦白不可估计过高。据说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真正坦白和坚决抗拒的少，讲一点留一点，假多真少，避重就轻的是多数。所以，对于敌人的坦白，必须经过查证，不经查证，不能轻易相信。检举了反革命或起义立功的，没有经过查证属实，也不能算作立功。这是第二批当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汇报中大家报到：肃反的两个目的，一是搞出反革命来，一是提高群众觉悟，这两条是主要的。搞出反革命可以教育群众，教育群众又可以搞出反革命，所以这两条又是互相关联的。光用群众压力不行，但依靠群众把反革命搞出来又是我们肃反的根本路线。有人说，只搞出这么几个反革命，合算不来。我们十人小组刚才谈了一下，认为搞出三万八千个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出来，花一年时间是合算得来的。如果光叫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这些专门机关来搞，恐怕十年也不行。北京市的同志讲：对于我们掌握了材料能肯定性质后可以等待一下，他不坦白就可以斗，有的只坦白一点，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也要斗。这个意见是好的。有的地方只是依靠“和谈”，简直不象个样子。上海有一个对象，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谈了八十次，还没谈下来。北京有一个区，领导上和对象在一边谈，群众在一旁看，群众说：这不象个肃反的样子，是和斗争对象谈恋爱，很不满意。

　　我们解放台湾，也是准备了两套的，和平解放它不来，还得使第二套办法。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准备两套。我们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就那样仁慈呢？连该追该问该斗的都不敢追不敢问不敢斗了呢？显然是不应该的。这样讲，并不是再叫大家把棍子棒子拿出来，动手动脚，推皮球，抓头发，恢复去年八月的情况，那是错误的，是不许可的。追问和斗争当然要合法，不要犯法，不要制造人家的弱点而加以利用，这一点我们历来就是反对的。毛主席讲过：我们审问犯人，如果不叫他吃饱睡好，就不算本领，该他吃饱睡好，问出来，才算有本领。

　　要合理合法搞小组斗争，要发动群众。不但要肃清反革命，而且要把自由主义、右倾麻痹搞掉，消灭反革命活动的市场。对反革命分子要搞深、搞透、搞光，但是否这一次就可以搞得那样光呢？不一定。以后还可能有。但是，这不是说你们可以不把反革命分子搞光，而是要你们尽力把反革命搞光，以后，还要提高警惕。

　　各地在肃反总结中，仍要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而且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就是一个警钟。北京最近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反革命分子持刀砍了四个人，一个人已死。一件是一个资本家凶杀了一个工人。新疆发生了一起反革命凶杀案，砍了十四个人，死了三人，其中有一个副厅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用枪打死了一个参谋，打伤了一个班长。广东陆丰县几个合作社被反革命搞得垮了台。汕头有一个迷信职业者造谣，公安局抓了他，反革命就借机煽动群众起来暴动。所以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几个具体问题：

　　1、县区肃反。县的特点是单位分散，领导弱，接近生产。广东提出：县的肃反主要靠准备充分，靠调查研究，群众运动和小组斗争时间不要搞得太长，十天或半月左右就差不多了，我看，这个办法各地可以参考。区干部中的肃反主要靠教育和号召忠诚老实，发现有的反革命问题的，调到县里来审查。县里的专案如果很少还可以考虑集中到地委去审查。老区的县，如果经过反复排队调查，没有发现反革命，可以只进行肃反和忠诚老实的教育，不搞运动。乡干部（包括乡村初小教员），不搞肃反，放到社会镇反中解决。

　　甄别定案的批准权限是否可以放下去一点？我们意见：凡需给予开除以上处分的，一定要控制在上边，其他行政处罚可以交给县去掌握。

　　2、工厂、矿山肃反，大体有三个办法：

　　第一种，职能科室和车间都搞小组斗争。北京的经验，经过充分准备用业余时间搞运动，约半个月左右即可。

　　第二种，只有职能科室的干部中搞小组斗争，工人中不搞小组斗争。青工、女工多的工厂可以这样办。分散很厉害的厂，很难搞小组斗争的，也可以考虑不搞小组斗争。

　　第三种，危险性大的工厂如炸药厂，以及一些厂矿的要害部位如动力、坑口等，在这些工厂、这些部位的职员和工人中一律不搞小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肃反教育，发现反革命采用调离审查办法，并向群众宣布不搞肃反运动。原因有二：第一是这些地方比较纯洁，第二是搞运动难免出偏差，容易发生危险，出了危险损失太大。不是不搞，而是用另外办法搞，有了问题调出来搞。

　　3、医院肃反的做法。天津提的办法较好。小组斗争，要有把握的才斗。高级医务人员中，无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不要搞小组斗争，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但情节不是很严重不交代的，也不要斗，可等待他一下。对于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这样办。以有利于团结和改造他们，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请你们研究一下这个办法。搞这些人时还要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毛主席讲肃反也要吸收一些民主人士来看卷子，看了卷子就能说服他们。大镇反时有的民主人士看了卷子，他比我们还左。这样，使他们与闻，有好处，有一部分人就会同我们一样赞成肃反，把右派分子孤立起来。北京准备先这样作一下。

　　4、轮船肃反。不在轮船上搞小组斗争，有问题的，调到岸上来搞，以防发生逃跑、沉船等破坏事故。

　　5、中小学教职员的肃反。现有几种做法。有的集中一次搞完，有的先分散搞，后集中，有的先集中后分散。现在还很难讲那一种好，请你们自己去试行，并注意总结经验。

　　6、少数民族干部的肃反问题。中央最近批转了新疆的一个报告，各地可作参考。

　　7、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央指示最近三年不搞肃反。发现反革命分子，个别解决。目前已经开展了肃反的单位，其中已经开展了小组斗争的可以搞完，还没有开展小组斗争的，就不要再搞小组斗争了。

　　8、起义人员的问题。凡是起义过来的人员，无论他起义的动机如何，都应按照起义人员对待。过去绥远和平解放过来的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人员在内，都应算是起义人员。

　　最后是领导问题。以后要抓紧。

　　省市委把第一批搞的差不多时，要转过来抓第二批，第二批有不利之处，分散、领导弱、接近生产，也有有利之处，有政策、有经验、有准备。所以领导要抓紧检查，负责人要下去检查，要执行四月十号的指示，党委书记要过问肃反，要有一个副书记专管肃反，大多数地区都是这样办的，有少数地区没这样办。今天请中央国家机关各部的同志来也就是要请你们党组过问肃反并把肃反纳入整个计划之内，下边说你们布置工作不提肃反，希望你们以后要注意在布置业务工作时同时布置肃反，好作到业务肃反两不误。其实这样并不会影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许多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央今后三个月左右开一次会，二十天的要一次电话，请你们回去报告省市书记。打电话的方法要改善。

　　中央十人小组也有松劲。钱瑛同志要我代表十人小组进行自我批评。有些同志确实很忙，抽不出来时间。现在十人小组改组，解脱了定一、澜涛、肖华、周扬，新增加了王从吾、于江振（中央工业交通部）、李之琏（中宣部）、裴孟飞（中央财贸部）。原来的钱瑛、高克林、梁国斌、杨奇清、罗瑞卿、李楚离不动。十人小组以后开会要尽量到。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你们坐整齐一点，我们的劲头就大一点。意思是批评我们松劲，不过话讲的好听一点就是了。这个批评我们接受。

　　运动要搞到明年年底，也可能还要长一点，中央同意。中央的决心改变，一定搞到底。我们不要急躁也不要拖沓，要搞好，搞彻底要经得起查，经得起比。

　　辽宁省委最近对肃反搞到底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部署，很好。北京、天津一直没松，福建过去有四大落后，现在也抓紧了，河北抓的也比较紧，这些都值得参考和效法。辽宁仅仅只是部署，将来还要看行动，只有部署无行动还是不行。今天的批评和表扬不一定都准，你们可以驳，今天无保留的讲了许多，目的就是要搞好肃反，并无别意。

　　最后，中央要我把肃反和司法工作中的一些新的考虑讲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有反一定要肃，有错一定要纠，肃反一定肃到底，杀人要杀的很少，并不得已不杀。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内部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也不能作为法律，假若有人在我们这个会场上掷了一个炸弹，炸死好多人，最后把凶手抓住，你们说杀不杀。上海越剧团一个反革命砍了两个人，还是要杀的。死刑不废除，但要杀的少，少到什么程度，中央要一些同志正在研究，杀人权要集中到中央来。目前大赦是一定不赦的，赦了老百姓不答应，赦了还得抓回来，那时想赦也赦不成，甚至反而非杀一些不可。

　　现在我们的劳改队、监狱有违法乱纪，情形有的还很严重，有的不给水喝，不让睡觉，有的劳改队，使犯人每天劳动到二十小时，死后解剖肠子和纸一样薄，这简直是惨无人道，而且是犯法的。犯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总还是作了不少事，例如修水道、盖房子、建农场，作工，可是我们某些农场或工地虐待他，怎么能达到争取改造的目的呢？

　　有些公安机关有不少违法的事，这次人代会上有的民主人士讲的并不是最严重的，我们准备全面检查，希望各地也注意加以检查。不管他的出发点好与不好，不管是不是阶级斗争，但可以改变我们的官僚主义。上海捉了一个农民，判刑五年，送到新疆，家里以为他跳水死了在江边为他作道场，民主人士讲的可生动了，可是这事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检查，今后民主人士也要参加检查。北京首先要作准备。

　　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养一批人，让他们吃了饭专门骂娘，骂得对时，我们恭恭敬敬的听，骂的不对我们可以不听。

　　中央最近提出：是绝对遵守法律，为了这个要发动检查。对反革命要考虑提出一些新的方针，例如杀人要少，把杀人权收上来，死刑不能废，大赦目前不能赦，但要改善我们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一切工作。阶级斗争要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请你们考虑一下。

　　中公部和法院准备把老弱、妇女犯清理一下，犯人死亡也主要是这一部分，如果人民同意，准备放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