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 （记录稿，只发省市领导同志参考）

　　（同志们：）

　　最近开公安、司法、法院、检察负责人座谈会，想乘此机会把中央最近讨论的一些问题跟大家谈一谈。

　　最近这个时期，我们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上起了根本变化。农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半数参加了高级社，今年可能基本上都进入高级社；私营工商业今年已基本合营，尽管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未最后取消，可是生产关系上已起了根本变化；手工业也合作化了，绝大多数组织入了合作社，一部分转入农业合作社。这样一个新情况，可以讲在生产关系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前推进了一步。一切问题也都要从这个情况出发，观察一下，估计一下，分析一下。

　　在我们民主革命胜利后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恢复后进入有计划建设已三年半了，由于这些因素的推动，生产发展空前提高。今年全国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会议，就表现了这种精神，生产力的大大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的大大提高，这一情形，也推动着整个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成绩也包含着从胜利后我们第一次所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包含着农村清匪反霸运动，也包含着最近一年机关肃反、社会肃反，因为这些成绩，巩固了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便利了我们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这些成绩都是肯定的。由于这些，现在带来一个新的形势，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改变，这一个主要的表现。这个变化最近一年来很明显。所以在各种问题分析上必须要看清这一点。同样在公安、司法、法院、检察方面，乃至于监察、内务工作方面，就是整个政法工作方面，都要听听这一情况。忽视了这情况，就会发生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以为现在情况和过去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起到在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变化，没有给我们社会改造以极大的便利条件，还和去年一样，从前怎么样做，还要怎么样做，从前肃反需要那么大的规模，现在还是那么大的规模，这样，不得变化的做法，一定会发生左的偏向；另一种偏向也是由于不认识变化，不懂得在新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工作应跟着有变化，一旦事实与自己设想不合，会大吃一惊，认为自己想错了，一下走到右的方面去，由于今年应该有某些改变，而把过去的成绩都否认了，就会发生右的偏向，否定过去，这两种偏向，都是由于认识形势有了变化，我们的政策、工作上应该有若干变化。根本照旧样，或者把过去都否定，这都是不对的。现在讲一下今天要讲的问题。

## 首先报告一部分，就是中央、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十大关系问题

　　大概大家都听过了传达。我不详细说十大关系的内容，只说问题怎么提出，着重在什么地方。这十大关系有许多是历来都存在的，不过在新形势下提出更有其重要意义。如十大关系头三种属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第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三是建设与国防行政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自从经济恢复，进入有计划建设以来就存在的，历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些是对的，有些就差些。现在由于三年经济恢复，三年半经济建设，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些条件，使我们对这三种关系会得出更清楚、正确的结论。同时我们的分析要把重点放在我们过去所不那么特别重视的方面。

　　第一、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　过去我们也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对外贸易等等，可是在执行时，总是重工业更重视一些，没有懂得农业发展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十分重要。农业的发展给工业原料以很大的供给来源，同时可给工业发展的市场以广阔的远景。这种相互关系过去重视不够，只有当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后，使我们更认识农业发展对工业的重要性。如果再把世界经验吸收一下，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农业发展中是经过一些波折的，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并且还应懂得，农业和工业不同，它的准确性不象工业那样能按计划，因为有一个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气候因素。我们可以在人工方面用集体生产、深耕细作、积肥、改良技术种种措施来增加生产。但另一方面，有时天旱，有时雨水过多，水旱灾害还成为经常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因素，因此，我们如果不注意农业生产发展，如果遇到荒年就要发生国难。这去三年计划经济，其中恰恰遇到两年欠收，1953年小荒，1954年大荒，只有1955年丰收，今年麦子一般丰收，局部有灾，秋收还要看一看今后两三个月的气候。这就说明我们如果不在农业方面加紧工作就不能保证计划经济的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每年的平均增产数，也许有几年达到了，也许有几年达不到，五年综合不一定达到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使在丰年可以增产更多，在荒年不致于普遍减产，某些地区减产而某些地区增产，总结起来与预定数字差不太多。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努力，就不能满足这样多人口的国家的需要；就不能争取有余粮储备起来；就不能有农业的丰富的经济作物供给工业上的需要；就不能增加更多的农业生产以换回工业设备和器材。这都需要我们的努力。

　　再说轻工业。当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它是生产生产工具的工业，是工业生产的心脏，这是应该重视的，所以要优先发展。可是另一方面，轻工业如果不同样发展，就会使人民的需要、广大农村市场的扩大得不到需要的货品，就不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同时轻工业对国外市场还有一部分需要的，如亚洲南部，就需要我们轻工业品的出口，同时还应看到，轻工业积累资金比重工业快，这对积累资金、发展工业有直接好处。

　　我们国家由于过去是半殖民地的经济，在轻工业方面有一定底子，同时战争中城市损失较少，恢复来得快，所以市场上的货还不是那么缺，这一点比十月革命的俄国情况要好，这一点有利条件应发展起来，以满足人民需要，也便于我们积累资金发展工业。

　　所以第一个问题上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我们认识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更加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同时发展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着重到过去我们比较重视不够的方面。

　　第二、沿海与内地。　过去我们认为，进行建设，要注意到国防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内地的建设。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经济，全国70％的工业出在这些沿海省分。这样就很有必要在后方内地来发展工业，所以铁路要打通内地，修通西南、西北的火车，工业基地要放在西北、华北的西北部，西南、华中的一部分，这是对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就比较不大重视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基地，如上海、天津、青岛以及通商口岸加广州、厦门。这样就使这些地方的工业这几年增长得较少，这对国家需要来说，积累资金来说是不利的。正是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是在沿海，人材也出在沿海那些地方。沿海工业的技术人材、机器设备也较多。别的地方要费大力建设起的工厂，而这些地方稍微拼拼凑凑，就可以建立一个厂，马上就可以生产，而且质量并不低，成本也贱，原因是那里工业有基础。沿海在半殖民地时代那是我们资金外流的地方，帝国主义作为加工基地，用于剥削我们农村，现在那些地方应用以作为支援全国发展工业的基地，也就是说，工业从远景上说要在内地建立更多的工业基地，这需要长期的经营，而眼前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应尽量利用它。

　　过去一个理由，是为了国防安全，现在不仅国内形势起变化，整个国际形势趋向和缓，帝国主义的冷战叫嚣愈来愈不得人心。即：三次世界战争的企图受到挫折，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推迟了。我们应利用形势和缓的期间，加速建设。苏联利用两个世界大战的间隙把国家建设起来了，我们胜利在二次大战后，应懂得怎样利用三次大战推迟期间，加紧、加速建设国家（当然三次大战并不是命定不可避免的），以生产更多的东西，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和国外的需要，更多的积累资金，从事建设，更好运用沿海工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强建设。

　　所以第二个关系也说明，应该有计划的建立内地工业，但也应该把沿海工业建设着重起来进行。

　　第三、建设与国防行政。　过去由于国家新建，加上朝鲜战争，不能不重视国防，那时这样做是对的，因此当时这方面的投资数目是大的。

　　朝鲜战争现在结束已经三年。过去这方面我们投资还相当大。对外借款50亿上下的卢布，绝大部分用于军事方面，国防费支出每年占国家预算20—30％，也曾更高一些，这在当时是需要的，而现在形势既已缓和，国防力量已有基础，征兵制已实行，这些条件可使我们以更多力量注意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本身也就为国防工业打下更好的基础，也可以配合国防工业的生产。

　　从今年起国防建设经费，我们开始减少。明年可能更减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希望少过全预算的20％。

　　国家行政方面，国家初建是要建立不少国家机关，到现在来说，国家的体制、国家编制已经有一个规模，现在需要考虑国家行政编制不能再扩大了，应当缩小，并且要每年精减一下，要人少办多事。我们承认开国以来需要人来作事，因为人不得力，都是新手，不熟悉行政业务。现在绝大多数新的工作人员和包下来的工作人员也学会如何治理国家了。质量高了就应在数量上减少，现在应该提出减少行政人员，减少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开支。所以今年考高等学校，号召机关青年男女报考学校。报考了7万人，这中间一定会有很多人考不取，要回来，回来后要做巩固工作，要欢迎，不能借此裁员，精简一番。不能对没有考取的人说冷话，泼冷水。第一应该欢迎他们工作，第二鼓励他们明年再考，这是我们领导机关应有的自觉。

　　我们行政机关要不断提高质量，不断精简，否则尽管编制扣得很死，但总会有黑名单啰，事业费啰……大家心照不宣，总有办法增加人，所以我们每年搞一次编制，紧张一番，否则膨胀比例很可怕。我们希望行政经费减少，现在是7-----8％的样子，希望以后减到5％，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到达此比例，绝对数字也许增加一些，而相对数字可能有很大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行政经费，可以用更大比例即将70％以上放在国家经济、文教建设事业上，使国家建设的更好。

　　这说明第三种关系，也是我们过去曾经肯定的加以肯定，再根据新情势，今后要更多的着重国家建设的投资，更减少或不再多增国防和行政的支出。

　　从这三种关系可以看出，根据新的形势，把这三种关系分析更清楚，重点也放得更恰当了。

　　再说国内社会关系，即第四是集体与个人，第五是中央与地方，第六是民族关系，第七是党内党外的关系。

　　第四、集体与个人的问题。　　过去，七年建国工作中，着重强调集体主义，强调集体，这就给社会三大改造的成功准备了政治条件。的确，在这方面收到很大成绩。现在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看看，为集体谋利益，是否就不管个人利益呢？不是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不矛盾，而是在集体之下，他可以得他个人应得的利益，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发展个人的利益而谈不到绝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完全不同。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以后，应该把个人利益来好好的着重一番，使个人利益能有保证，就能更好的谋集体利益，增加集体利益。因此，这个时期，农村中强调注意增加农民收入，口号是：今年要基本上完成高级合作化，整个农业要有90%的合作社增加生产；同时农户本身有90%左右增加收入。这三个要求，现在看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今年可能，90%增产如不遇较大的灾荒只有局部的灾荒也有可能，第三个要求90%的农户增加收入，现在按照各省、市的估计还有困难。原因是：我们在搞粮、棉增产的同时，忽视了其他农作物的增产和其他副业的增产、手工业增产的配合，使我们第一季度在这些方面有某些减产。农村副业一般占农民收入的30％左右，第一季度是农闲时候，没有搞好，这样，也就去掉了农民收入的10％左右，使以后三个季度相当紧张。说明我们搞集体生产时，对个体利益开始忽视了一点。这是收入方面。另一方面农民开支增加了，不是今年直接的生产投资，而是今年见不到效的基本建设投资或非生产的投资不断增加。合作社公家开支得多，结果分到农民每个人名下的就少了。

　　我们要求保证农民收入占整个生产比例的70％---80％，农村不一定都能实现，要实现需要有紧张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生产积极性才能大大提高，才能有奔头，收入减了或不增不减农民都会不满，特别是减少收入，农民更会不满。因此，宁可投资少一点，公积金少留一点，公益金少用一点，现在我们农业税附加控制数也较紧，国家公债发行得也不多，这样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才能照顾到个人利益，更正确的、长远的说照顾了整个的集体的利益。

　　城市实行工资改革，现在的工资从整个来说跟旧社会完全不同。工人不但政治地位提高了，站在领导地位，就是经济生活上也很大不同，物价平稳，工资定了，工人工资比在旧社会高得多。但整个说来，还是建设初期，工人生活水平还是低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采取了许多福利措施。但是还是应当指出：按工资在生产发展基础上逐步增加的原则上说，1954—1955年加得很少，照实行工资折算，有些部门较上年工资减了一些，这是一个错误，政府要负责。第二福利方面，尽管搞了很多福利，但有一部分有点偏重形式，如疗养院搞得很漂亮，而真正的工人福利倒做得少，劳动保险还未能普遍实施，苦乐不均，免费治疗方面上有很多毛病，工人宿舍没有很好的都满足需要，而另一方面有些新建设的工人宿舍标准又太高，使工人都不愿意住。这些事情说明我们工作上有很大缺点需要改正。这次工资改革是我们改善工人生活的开始，纠正缺点、错误的开始，其他还有许多事情要继续做。现在国务院正在继续进行，工资改革还要很好安排，同时逐步解决宿舍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劳保问题等。

　　国家所管理的以工资形式支付现金的人员，全国除了解放军以下，有1，851万，从广义说这些人就是工人阶级，内中有一部分是乡村干部，乡村小学教员，供销社的推销员。其他全在城市，这是城市生活的骨干。所以我们讲注意个人利益，首先对这些部分，还有围绕他的家属和服务人员。二是5万万农民90％增加收入。这是根本解决城市与农村个人利益的主要方面。当然，除此外，还有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私方人员，不在1，851万中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这些人还要安置。社会上还有失业人员、被管制分子及解除管制无业的需要安置。如分几个方面，主要是农民和职工，这是领导阶级和工农联盟的队伍。但是，社会改造必须照顾全面，就是今天眼睛要看6万万，不是只看一个方面，在农村只看农民，在城市只看工人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其他的，今天的政权应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整个社会改造，使这些个人利益都各得其所，那末集体利益就会更大的加强。

　　第五、中央与地方。　我们国家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既要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也在集中领导下开展民主。过去要完成两种改革，要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又要进行社会改革，同时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计划建设。因此，许多事情相当集中，也就是集权于中央，但就在当时也提到要因地制宜、适当分权给地方，发展民主。现在社会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要照顾全国人民民主权利，就是要发扬全国人民积极性，发扬地方积极性，不能光由上而下的领导就够了，还要由下而上的推动。所以在这时提出更多发扬民主，更适当分权给地方。这就是现在政府进行体制会议的目的。体制会议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就是要在国家计划，事业……体制各方面，规定一套办法，使地方积极性更好发展。

　　这一点，在中央作工作的，总有点担心分权到地方不好做事，并且可能有危险。我们的回答：第一只有更好的分权给地方，才能更好集权中央。现在权集得太多，大小都管，实行上叫官僚主义集权，好些事情，你就不甚了解，集权太多势必形成官僚主义，只有把权分给地方，然后你才有权去检查地方，然后你才能掌握几件重要的大权，所以分权给地方正是更好的巩固中央的领导。第二说分权地方了，地方不是又要闹独立王国了吗？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过去我们批判高、饶独立王国不一定在地方，高、饶不是在中央吗！在中央也会闹独立王国。1953年财经会议时，不是有两个中央吗！一在中南海，一在“8”号，就是说要闹独立王国在中央也可以闹。现在分权地方，主席比方说，分权就是允许合法的半独立、半自治的王国，允许他一些自治权。即是说什么权应归地方管，什么权应归中央管，这样分有好处。

　　在现在形势下，应当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推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中央就分权给地方，地方也不仅是省市一级，中央分给省市，省市还要分给县，县分给乡，按地区分。这样才能使6万万人的力量，使一切积极因素统统使用出来，化能够化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对建设有更大的好处，使社会主义生气勃勃。所以在中央加强领导的当中，应当注意分权。这是现在的重点。这个工作当然现在还在准备做，还需规定一些办法，经过中央会议批准，然后中央和地方具体划分。但是需要时间，估计今年准备，明年试办，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可以慢慢上轨道。

　　第六、民族问题。也即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　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汉族是多数民族。占6万万人口的94％。而少数民族有五十多种，但人口只占6％，就是只有3，600万上下。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相反的五十多种少数民族，3，600万人口的居住面积，在全中国版图上占60％，而94％的汉族居住40％的土地上。所以中国人喜迎吹的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属于汉族，地大物博属于少数民族。如果中国有三宝的话，汉族只有一宝，少数民族有两宝。我们今天在汉族地方比较发展，但是将来在少数民族地方更要发展。这就需要汉族以极大力量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以有利于整个祖国建设。

　　同时，汉族也不是什么都强的，“先进”两个字很难代表。拿文化来说汉族与朝鲜族比，朝鲜族文盲快扫除完了；拿身体健康说，我看维吾尔族身体最健康，汉族大概不是很健康。“先进”二字不能滥用，要看那一件事先进。同时汉族本身还有很多落后现象，如小脚，说是落后现象。类似事情很多，所以此点汉族要随时警惕，不要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还有很多不行的。同时从历史上算账，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情最多，因为汉族统治时间长，不然兄弟民族为什么赶到边疆、沙漠、山上。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要还债，要赔不是。你们司法、公安、检察、法院都应该注意，要帮助兄弟民族干部参加各种政治生活，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说：我们在评委会关系问题上，就是在强调民族团结上，应该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尊重少数民族，这里包含帮助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但要注意得到他们的同意，由他们自己的干部进行。要特别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二者比起来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族问题的重点，就是要多注意少数民族问题，多反对大汉族主义。

　　第七、党内与党外。党内党外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党与非党。党员占少数，全国共产党员有900多万，才有全国人口的1.5％或1.69％，青年团加上也不过2000万，顶多有4％。总之非党员是多的，而且应该这样，否则党怎么叫起领导作用、模范作用呢？所以党任何时候都应该跟非党人员合作，因为你要跟大多数合作才能起领导作用、模范作用，不然就谈不上。要合作，首先要注意党员作风问题，因为党员的作风差不多，很容易在一起，不习惯与非党人员打成一片，这就很容易造成宗派，党对非党不应该成为宗派，你是领导他们，推动他们，带他们前进的，不应该造成一个墙壁，造成你是领导者，他是被领导者，这样一个宗派，这样一个墙壁。

　　我们党内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语，党员就叫“党员”，非党员就叫“群众”，很显然，党员以党员自居，好象他在群众之上，他不是群众，非党员才是群众。这样变成好象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领导者一样，其实并不是，要集体才能领导群众，而且党员也是在群众中的，那一个机关、那一个生产单位党员都要化在群众中。如果把“党员”和“群众”分成两个名词，显然这是政治上很不好的称呼，但是很习惯，你们填表都是这样填的。

　　第二种，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非党里还有一部分代表人物，即其他党派。这就是共产党以外的党派，中国有七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还有地区性的政治团体台湾自治同盟，还有无党派。当然无党派不是所有不参加党派的，都是无党派，而是参加民主运动，又没有参加党派的一个一个的成员，就是搞民主运动中的成员，而不组织成党派，这也算一党吧！叫无党派。这样七个党派跟共产党八个，加台湾自治同盟共九个。这些民主党派，我们都是经过多年合作的。最大的考验有两个：一是在蒋介石老政协、抗日战争一直到蒋介石开国大，就是我们跟蒋介石还在合作，又团结又斗争的当中产生的民主党派，或者是已经有的民主党派，那时活动起来了。最后分化的时候，两个跟国民党走了，一个青年党，一个国社党，另外几个跟共产党过来了，参加了新政协，这是一次考验吧！第二次考验是建国以后，拥护我们的政策，制定共同纲领，一直合作到现在。战争跟我们一道，现在又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这些党派是社会主义的党派，但同时又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党派，这是个辩证的说法。因为他拥护社会主义宪法，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党派。为什么又说他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党派呢？就是因为他还带有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带来一些旧社会的关系。什么是旧社会的关系呢？即是旧社会残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它现在还存在，地主阶级虽然现在已被消灭，但地主阶级的关系还残留，封建关系还有残留，国民党关系还有残留，当然这不成为一个阶级，只有资产阶级还存在，还有小资产阶级。就是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种旧社会的关系还不会一下消灭。因此这些党派代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同意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党派，这和我们基本上是共同的，就是说大前提一致；第二它又反映着旧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对我们今天社会说是有代表性的，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这些人物，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想不出的事情，他们想出，这些反映了社会的一个方面。因此党决定一个政策，讨论一个问题，应该听他们一方面的话，在全面考虑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补充的方面。正确的接受，把它加进去，不正确的经过讨论后说明。这样也教育了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应该接受，什么不应该接受，什么是今天不能做的，什么是明天不能做的。只有从他们那面反映过来，我们才能全面，有些事我们也有可能想到，但我们想到的总不如他们更快、更亲切，所以需要同这些方面的代表来进行合作。当然到将来社会主义建成，阶级的痕迹就逐渐淡薄下去了，但总还有思想上的残余存在。他们既然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前途我们就不能不想一下。所以我们设想，只要我们党还存在，就没有理由说这些党派就不可以存在。

　　因此，毛主席提出两个万岁，就是共产党如果说万岁的话，那民主党派也万岁，我们觉得这样提法是正确的。当然万岁是个代表的话，共产党也不是说再活一万岁，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后，慢慢就要消灭。毛主席在人民民主专政上讲了，我们提出专政，就是为了要消灭专政，将来阶级消灭了，党派也就消灭了。从前途说来总不能万岁。如果说万岁的话就是共产党存在多久，其他党派也应该存在多久，因为没有理由说那些党派不可以存在。当然也会起变化，变化形势今天不能预测。也有可能会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党不能完全包了，社会上总有思想不表现在政治斗争上，但是也还表现在思想斗争上，这就是说没有了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斗争。

　　当然，有的人承认和认识了这一点，对党派共同存在的道理是想得通的。但是有的共产党员就想了，民主党派为什么万岁，不会九千岁。这种想法当然幼稚得很。这种提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好象别人应该低一头，这是封建思想，只能有一个万岁，第二就是九千岁，还有八千岁、七千岁排下去，奴隶社会万臣之君、千臣之君，这都是奴隶、封建社会的想法，是不对的。

　　民主党派存在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党总要听不同的意见，从党内听不同的意见是一种方法，从党外听不同意见又是一种方法，从其他党派听不同意见又是一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来比，首先党内听不同意见，就比较难，愈是集中在一起就愈不容易听到。因为习惯于说中央的话，不同的言语较少，尤其是天天见面的，听惯了，老一套，觉得胃口很合，其实最危险了。这样就会发生停顿。中央去地方大概还会听到一些。但是地方干部一调到中央他也说“北京话”了，在北京住几个月，就说“标准音”，就是说政治语言就说中央的了，他的“地方话”也就忘记了一些，其实那个地方的口音是忘记不了的，可是政治语言一到中央几个月就说中央的语音了，他忘记了地方了，忘本了，地方要骂他了。这个原因是：环境影响了他，离开那个情况，就不会反映那个存在，只会反映现在的存在。所以毛主席说住北京久了官僚主义自然而然发生，这是有道理的，到底下去走一走，就会发现新的问题，新鲜事物就很容易听到看到。所以中央更多和地方接触，毛主席强调，不但要召开一般的会，还要摸典型，多接触实际。

　　党外首先要听群众的语言，这是最好的一个不同的方面。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要听，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定你要很好的去调查研究，而且要跟他们处熟了，他们才跟你讲，必须找机会。我们做共产党的领导工作的，天生就把你摆在官僚主义的地位、周岑的地位了，如果不自觉，随时会犯周岑的毛病。所以接触群众，听群众的语言很重要，但不一定很容易的听到，尤其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特别是政府的领导人，他们都看你是官，所以接触群众是有很多不利条件的。不知你们做公安、法院工作的有无此自觉，做司法、检察的可能要好一点。你们要有此自觉，因为他们以为你们是管他们的，不敢讲不同的意见，怕惹出祸来。

　　第三种是听非党的代表人士和其他党派的意见。因为这些人和我们处久了，尤其是党派的上层人员，他们也有汽车，他们知道许多事情，权利也有。开始他们也不多言，处久了就会讲一讲，这是好的。党外人士，他管的事情不象我们那样多，许多事不直接，因此，不可能象我们了解得那样清楚，他们代表社会的一个方面，他们不可能替工人、农民说话，但他们能够说工人、农民之外的话，我们就听他这些话，他们跟我们处久了敢说，我们要允许他敢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形，在中央敢说了，这次人大创造了例子，登了报，中外都知，印度大使跟我说：你们这次人大发言，有历史性的意义，我说还没有到那样的时候，还要变化，明年还要开放。我们还要把西方国会的长处学来，例如在国会公开辩论，批评政府，明年打算还要开展一下，至于它的坏的方面当然不能采取，它的制度，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然不能学。

　　对非党合作，中央比较开展得好一些，地方在这一方面差一些，民主人士说到中央来民主多一些，到了地方上民主少一些，这有道理。在前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各地付省长、付市长参加，看到我们争论很多问题，党内部长、党外部长大家公开讨论，说：地方没有这个现象，说明地方执行民主统一战线做得很差，各部也有此现象，不会和党外人士合作（有些会做的）。中央打算召开一次统一战线会议，把各省、市委同志找来谈一谈。

　　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都可能要有一些民主人士，不管那一个部，包括国防、外交、公安、外贸。建国初期，这些都没有党外人士做部长、付部长、部长助理是对的，今后是否永远没有非党人士，不一定，不要把话讲死了。例如外交部就可以有一些民主人士当部务委员，讨论外交政策时参加，这未尝不可，不要想做这个事情只能共产党包办，别人就不能插手，这是包办、垄断思想。一定要承认，共产党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但不都是优秀分子，不是还出了张国涛、高岗、饶漱石吗？也不能说党外就没有优秀分子，只有你2000万党、团员都好，其他都不行啊！这个心理根本就是宗派主义，党是领导者、模范者，不是宗派主义，一定要打破这种观念，所以那一种工作都不能说只有党员能做，非党员永久不能插手。要看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人才的出现，毛主席说，人是可以变的，可以改造的。

　　所以，我们党与非党合作中，要能听到党内的不同意见，党与非党群众的不同意见，党与其他党派的不同意见，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党的领导才可以丰富自己的意见，明确自己的意见，更正确的决定政策，这个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才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这个学习也可能更发展些，应该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是后学，可以取得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次八大提出的新党章草案，有新的一条，即党的代表也是常任制，为了可以经常开会，发扬民主、决定大计，这是党的方面，将来政府方面，除人大、政协以外，也要有地方政府到中央来开会的机会。从各方面发展民主，唱对台戏，互相制约，这样民主才能推动我们进步，凡事一鼻孔出气，听一种话，看一种东西，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制度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此现在在党的领导下要着重和非党的合作，包含和不是党团员的非党群众和其他党派的合作。

　　第八、是与非，一件事情我们总要求得出一个是，但是你不能说没有非，不犯错误。一个人不能完全不犯错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阶级的革命都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是错误的大小，严重不严重，认识不认识，能不能改。拿我们党说，历史上犯过左倾、右倾的错误，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内战时发生三次左倾盲动主义、抗日初期又局部的发生新的王明右倾路线。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在这些错误中爬起来的，纠正了错误，最大的总结是21年前的遵义会议。由于21年前我们纠正了严重错误，以后又不断的改正新的个别的错误，胜利后发生高饶事件，也很快纠正了，所以党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胜利后能逐步巩固。在吸收错误教训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只要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要欢迎他，帮助他改正，允许他革命。这个办法，等于去掉身上的疮疤，去掉腐烂的，保存身体，人还是健康的。当然割去疮疤总要流点血，损害一点健康，但马上可以恢复。所以党或个人犯错误虽然是损失，但治好了或许更健康，而且一定会更健康。

　　任何阶级的革命不可能在初期不犯错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经过1905年、1917年2月的两次革命才搞成了，搞成以后还犯了很多错误，这次苏共20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的错误揭发就是证明。但是，就是在斯大林领导时也胜利了。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成功了，揭破了很多错误派别和思想；一个是战争胜利了，把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住了，这是两个大功，是世界的功勋。这个大的成功中间还有错误，但这个错误没有影响苏联的胜利。当然可以设想，错误少一些，胜利会更大。

　　现在资产阶级笑我们，其实资产阶级初期还不也是这样！其实他们就忘了他们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就犯了多少次错误，流的血比人民革命多得多。美国民族独立5年一次战争以后又进行一次内战，才解决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所以同样的人民民主专政也会经过这样的曲折的，问题是能否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能认识能改正的一定会更健康，拿个人说能认识能改正的允许革命，这样就能把很多人从错误中挽救出来，把这些人带向前进。我们党从遵义会议以后就是这样办的。犯错误的一定要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把一切积极因素都用上。不是犯过一点错误的就打倒，一棒子打死，使犯错误的不能抬头，遵义会议前左倾路线时有此现象，这是很不对的，对党的事业不利。人民日报社论对斯大林错误的估价也是这种态度，最集中的两句话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这些错误是严重的，但不能因为他错误严重，就连成绩也不承认，同时不管成绩也好，错误也好，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并且帮助他革命，总是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当然为善有一个标准，是“为善”不是“为恶”。

　　第九、革命与反革命。这个问题第二部分还要讲，这里不多讲。对反革命要分析，对于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反革命是要镇压的，但要分别对待，解放后的第一次镇反运动，这一次的社会肃反运动、机关肃反运动都是把反革命分成多少层，有的杀的，有的关的，有的管制的，有的经过考查以后释放或刑满后释放、解除管制的。这就是有区别有分析的处理。

　　在历年来肃反中杀、关、管、放四种差不多500万，其中杀的只有70多万，其他是关起来劳动改造，或管制一个时期后逐步的解除管制，另外一种就是他坦白得好直接放了的，500多万中只有70多万是消灭了，因为它是罪恶多端、民愤大、站在人民头上。这个处理基本上都是对的。当然如果作为检查工作来看，70多万中，不能说一个可杀可不杀的都没有，当然会有，在运动的高潮中，在群众的义愤下，可能要求杀的就多一点。就是这样处理我们还是经过一些手续的，基本上是对的。我们不能说错杀了几个，或者是有些可杀可不杀的杀了。应该宽大处理的而没有宽大处理，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大错误就不重视已有的错误了，当然在检查工作中还是应当很好检查的。但是就是这样我们改造的还是多数，有400多万，占500万的6/7，这400多万有的经过劳动改造，有的经过管制改造，有的释放教育，多数逐步达到改造的目的。

　　还有一部分是高级战犯，就是更高级的反革命，我们没有采取杀的办法，而是关在那里。这里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现在处理了的日本战犯，这已经登了报，我不多说，我们已经放了，大家知道放了效果很好，因为这有一个国家关系，即使把他们杀了，这几个人并不能抵偿我们严重的损失。要抵偿这个严重损失有两条道：一条是我们独立起来了，强大起来了，就可以把损失抵偿；第二是争取日本走和平的道路，释放的这一批也还不是那些最严重的，而是整个日本战犯中的次要的。我们宽严并用，已经关满了快10年的小的都不再起诉，释放，剩下的45个人判刑，将来表现好，还可提前释放。这样可以影响日本，使日本不做反对中国的先锋队。这点，大家会了解的，应该去解释。第二是伪满战犯，三是国民党战犯，这两种加起来数目字相当大。现在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七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些，这样会影响台湾的，会有利台湾的解放，使他们立功，将来人民觉得放了他们比杀了他们有利，人民慢慢会同意。

　　这些人本来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还要化他，把无用的消极的分子化为有用的积极分子，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还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

　　不但对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有分析的分别处理，对国外新进来的也要这样。一些钻进来的特务，如果他们坦白，也还是有用的，这我们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更应该注意的。

　　我们是愤恨反革命的，但是我们也要着重改造，除极少数需要杀外，绝大多数改造。过去杀的比例还大一些，今后更要少。因为形势变了，不需要杀那么多了，因为整个社会改造过程中有力量改造他们，可以改造他们，农村参加合作社管制生产，城市也可以用劳动改造或街道管制等各种办法改造他们。因此，新的形势到来，我们对反革命的处理也要有新的估计，要把杀的减少而使改造的增加。

　　那是否要废除死刑呢？我们现在不应作此决定，因为这是一个极端的办法，阶级还存在，国外敌人还存在，能废除死刑吗？如果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拿炸弹把我们全部都炸死，那能不杀他一下人吗？苏联就有这个教训，曾废除死刑又恢复。这个教训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不忙于做极端的结论，宁可减少死刑、愈少愈好。原因是形势变了，能改造。特别是机关内凡是可疑的人或有问题的人，坚持“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但也不要所话说死了。这样才可以主动。总的方面着重改造，但今天还不能废除死刑。

　　第十、国际问题。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要争取更多国家赞成和平中立，不是都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成功的国家在目前世界土地上还占不了1/3，人口超过了1/3。但也还有其他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那里人民会有很多赞成社会主义，而当政府的还是资本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些国家我们首先要扩大世界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搞和平、搞中立，这就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就会影响他们的人民，就是和平竞赛，他们人民就会作选择。只有人民自己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来得才会可靠。不管用什么方法，在我们看都要经过革命，革命取得的胜利才会可靠。革命不能从外面输进去，输进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国际关系在今天要着重和平共处，推广和平中立区。根据今天的形势，这是可能的。现在除美国以外，成为和平中间地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今天世界上资本主义想独霸世界的头子只有美国。英国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维持现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又攻不动，所以战争不能不推迟。不会在西方或东方，在这样情形下受到美国一举一动所破坏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整个中间地带。从加拿大到日本一直绕到拉丁美洲、澳洲、亚洲、非洲、欧洲、到英伦三岛到北欧，都是受祸害地区。美国在这些地方搞军事基地、军事集团、军事援助、经济援助，都是损害这些地方的人民，侵犯那些国家的独立，结果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对。现在，不但民族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这些国家反对美国，而且拉丁美洲国家也反对，他的同盟国英、法也反对，被占领国家德和日本也反对，他的东南亚的同盟国泰国也反对，甚至傀儡李承晚，蒋介石也敲他的竹杠，他到处闯祸，横行霸道，因此逼出这些国家走和平中立之路，这个趋势一天天明显。

　　英国现在要搞第三势力。国内过去不是也有第三种力量么？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激烈、两方面强大时，这第三种力量就出来了。他们想从中取巧，结果第三种力量分化了，大部和我们合作，小部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当国民党强大、我们很弱时，没有第三力量。反过来，我们统一了全中国，台湾力量很小，第三力量也常常搞不起来。现在世界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双方力量不能用战争解决，美国要推迟战争，所以第三力量要起来，也是一个发展的规律。所以英国打算作第三力量运动的推动人，说明国际形势这个因素在增加，我们应该推动国际新的形势来到，我们着重推动和平中立运动。这对我有利，便于争取世界和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十种关系是党根据目前发展的形势提出的。每种关系有着重点。但并不是否定另一方面，而是着重。如建设与国防关系，为了巩固国防必须加紧建设。党与非党，要巩固党的领导，必须多与非党合作。要巩固革命，要连反革命都争取多数改造。要辩证的看问题。要看清楚着重点是什么，基础是什么。

　　因为我们懂得了形势，懂得了政策，来谈肃反才比较容易讲通。所以我重复过去一些话，有点用处。

## 现在讲第二部分：司法和肃反的工作

　　讲十大关系，给我们这么个认识：为搞好一件事情，要从反面想一想，这一方面工作做好了，也要从另一面想一下，这是讲十大关系的重点。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进行经济建设；你要使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集中领导，你就要适当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

　　这十个关系说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形势下，在国际关系和缓的情况下，我们要着重解决一些问题。根据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因此我讲一下第二部分关于肃反和司法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我想讲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我曾在政协常委座谈会，同时有人大常委参加的会议上讲过。第一个问题，应不应该结束肃反，因为有人提出要结束肃反；第二个问题、肃反的成绩大或小，就是对或不对；第三、宪法如何遵守；第四、领导与群众的问题；第五、从严或从宽的问题；第六、法办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第七、社会安置问题，第八、工作检查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不应该结束肃反。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就是最近一年来，从检查胡风的思想，从而发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这样联系到机关的思想检查，进而到机关的肃反。由这样发展到中央和省市两级的机关肃反，同时进行第二次社会肃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问题是要引起波动的，社会面要比较过去第一次社会肃反不同，因为第一次肃反是在清匪反霸以后镇压五种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在社会上一般是公开的，隐藏的较少；群众揭发的居多，机关检举的较少，当然部分的也有机关检举的。五种反革命罪大恶极，压在人民头上，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对他们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揭发出来，虽然波动面很大，但是大家称快，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因那时在建国以后，似乎在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的时候，那时农村搞土地改革，城市进行民主革命，当时是需要的，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所急迫需要的，即使有些人不同意（即劳动阶级以外那些阶级不同意），在当时情形下，他不大好提出来，也不会提出要结束肃反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情况有些不同，我们进行了这个时期，生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大家都是或现在不是劳动人民将来都可以变成劳动人民，因此大家发言就多了。同时肃反毫无疑问地要波及劳动人民之外的许多阶级，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亲戚、朋友、子弟、同乡、同学）更多，因为我们进行的机关肃反是中央、省市两级，而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多数是由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他们与各民主党派联系更多一些。这样的机关肃反，怀疑对象也比较大一些。这种现象常常不容易掌握好，不像五种反革命彰明昭著，也很直接。我们一般干部对思想与反革命行为的界限容易分不清，就是领导干部根据材料来判断，也常常处在两可的情况下，这样波动面就会大一些。起初，我们根据延安时的肃反经验，估计机关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现根据中央与各省市机关三百万的数目中，大体结论是3万8千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还有一部分没有作结论的在外，这样的数目，不是5%左右，而是2%左右，情况变化了，要改变从前的估计。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这个数目。另一方面，无疑的进行肃反运动时，波及面是大一些，其他人当然是很多可疑的事情，或者他没有交代，人家怀疑他，无疑总有些影子，可以结论没有做，看起来当时波及面大一点，再加上思想整风，波及面更大，如高等教育机关提出的波及面在百分之三、四十，肃反领导机关认为是扩大了，后来纠正了。

　　当然听到这样的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也可以采取三种态度。

　　有一种就是听到后加以分析承认肃反是必要的，指出这个肃反基本上有成绩，也带来一些错误、缺点，同时比较过去来说又进了一步。因此，肃反还应该继续下去，要设法纠正缺点错误，继续肃反，搞得更好，这是正确的态度。

　　但是也可能有第二种态度。第二种态度是一口说肃反一切都对，这些错误都是不能避免的。不去加以分析，不去加以检查，笼统的说好，笼统地去主张继续肃反，这是一种左的想法，这样我们工作就不容易进步了，也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种态度，一般的说在党内会多一点，特别要警惕的是：我们领导机关要避免这样的态度。这里我所说的领导是各级领导，做这种工作的同志特别应该警惕。

　　第三种，就是听到肃反波及面大些，有些错误、缺点就否定肃反成绩，因而认为肃反开始就不必要，怀疑肃反的必要性，否定它的成绩，因此得出结论就是停止肃反，搞个别处理，这是右的错误，这一种错误、很容易在党外或没有参加肃反的人，以及自己没有亲身经验的人中产生。以为要搞肃反就要完完全全的好，如果不然就不要搞肃反。这样的人中，他们跟这些肃反波动的人有更多社会关系（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很容易发生这些右的错误。因此政协里有人提出要结束肃反就是反映了这一主张。

　　我们现在要求在政协、人大常委继续展开讨论这一问题，因为有这第三种思想的人不是一个人，或只是一个代表提出，可能有一群人这么想，而且一定会有一群人这么想。在政协和人大常委会讨论过程中，我们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监察机关应该去参加讨论。因此，我们应首先分析一下，为什么肃反要继续而不结束，我们要拿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来说明，不是拿左的或右的观念来批评而已。

　　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还要继续肃反。开国以来已进行了两次肃反了，第一次是在清匪反霸之后或同时进行的，那是大张旗鼓的镇压社会上的五种反革命分子，在机关中仅仅是号召忠诚老实。当时也确有不少人把历史情况坦白出来了，我们也说，这次没有都说的，以后还有机关再说，何时想到，何时可以交代，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对他的历史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都想出来。所以在当时号召忠诚坦白也留下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机关中并未进行彻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可是现在建国已6、7年了，已经进入计划建设时期，机器庞大了，全国拿工资的就有1851万。加以分析：行政上（即行政机关直到乡干部）共有230多万人，这是一批，第二是教育干部，由大学、中学到小学教职员有190多万名，将近两百万，这就四百多万，除此以外，就是厂矿职工和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公私合营职工（包括供销合作社的人员），这样一个数目是相当庞大的。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队伍。这里面各厂矿进行过民主改革，因我们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必须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工人阶级的队伍搞纯洁。6、7年发展这么个数目，不可能不混进来一些人，而这种人现行犯会极少，而现行犯大家容易发现，发现就惩办了，容易隐藏的是历史上有罪行，他没有交代，或者过去交代一部分，而更严重的问题没有交代，还有一部分是钻进来的暗藏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的。真正的工人阶级队伍，不能不进行机关肃反，需要进行一个运动，使大家眼睛亮起来。“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这个要求，在机关是必要的。

　　我们工作已进行了有一年多，中央、省级已告一段落，解放军进行了一部分，现在机关肃反进入第二批（在一部分专县、主要是事业机关、医院、一部分厂矿）。第二批180多万正进行中，还有1300多万没有搞。这个事情不能停止。因为不能说中央、省市把反革命肃清了，其他还有1500多万就不搞了，这样就等于说，把工人阶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肃清了反革命分子，队伍纯洁了（当然也不是一个没有了）；另一部分没有搞，存在着问题，群众得不到教育。我们肃反是两方面，一个是把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坏人孤立起来，要他们交代，对自己是个教育，对坏人加以清查，最后达到改造。五百万是作了或正在作，而1300万不作怎么行呢。我们继续进行机关肃反，根据第一批经验和第二批正进行中的经验，会使今后做的更好一些，缺点更少一些，波及面更小一些，教育方面的作用会更大一些，这是应该的，事情总是做过以后再作就会更进步的。如果愿意吸取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缺点的话，一定是这样，而且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安排时就设想了。对于农村中的干部，应和农村社会肃反一道解决。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再划分机关和社会。农村小学教育、乡干部、合作社推销员，共200多万以上，这就摆在农村社会肃反一道解决，这样时间会比较短，也会容易，尤其有了合作社的组织，就更容易清理了。

　　关于县区级肃反更应有很好的布置，不要因为进行机关肃反，把工作都停下来，可以加以安排，因它需要更好的领导。城市中小学教员如何利用暑假或其他可能的办法进行肃反，像厂矿、医院、它要生产、要工作，不能因肃反，把生产、工作都停顿了，这是不许可的。这些地方更慎重，更要采取许多的办法，要有一套新的办法，这正是肃反领导的组织应重视讨论的问题。在第二批取得经验以后，第三批、第四批更要搞好。还有公私合营，从去年锣鼓喧天到现在才有半年，还未经过整理，马上进行是不利的，所以应该有意识地对公私合营的200多万职工推迟肃反，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还要推迟，经过本行业的改革，生产改革后，再推行。这些都是设想。我们第二批以后要继续下去，要一批比一批搞得好，要准备得好，处理地好，不要事事都是来一个突袭，而是更有条理的进行，那样会更健康一些，波及面会更小，首先我们要认识：中央和省市两级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内是比较要害的，除去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以外，是最主要的要害。三百万人中的比例，最后清理大概是百分之二上下的话，那末愈往下比例会更小，不是更大，因此中小学教员，厂矿职工、事业机关职员、中下级干部比例就会更小一些，就是说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比例更小。我们对这样情况加以分析，承认情况不同，我们就会采取不同的办法和步骤，这就是说，一般不是加快，而是推迟，因为加快会发生突袭的毛病。没有准备好，就容易急躁，急躁就容易出偏差。“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常常在急躁中出毛病。所以，我们认为：肃反不应该结束，应该继续，应该在1851万中全始全终地完成整饬工人阶级队伍的伟大任务。这个任务要完成，但不是提前突袭完成，而应根据情况不同办法，分别办理，有些问题时间要延长，要更好准备，估计的数目要比过去更准确，工作方法更改进。结束肃反是不正确的，那样就不能完成整饬工人阶级的队伍，因为1851万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应该整饬一下，尽管政协、人大常委处在工人阶级队伍，今天是资产阶级分子、将来就要该改造成为劳动分子嘛！所以大家应该同意整饬工人阶级队伍的工作。

　　对于社会肃反工作，过去作过大张旗鼓镇压五种反革命分子，而五种反革命分子还有残余，还有新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未忠诚老实坦白交代清楚的，这就应该继续进行。继续进行社会肃反，但是反革命分子数量应该看到比上一次要减少的多，因为我们上一次搞了很大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大部分是第一次加上后一两年的，去年开展肃反数目字比较小。所以比起第一次来从去年、今年到以后的两三年，这一段的社会肃反人数要少，当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这方面的情况还会有变化，但总的还有五方面反革命残余，新钻进来的，还有历史上隐瞒的。我们应该加以清理。

　　所以首先承认，清理应该继续，不然又变成半途而废。社会肃反的进行总有先后，要有次序，一个城市不可能在一次都清理清楚，或者分批来清理，或者分期来清理，要有个安排，我们原来就没有打算一次清理干部，设想两、三年（去年、今年、明年）。第二我们承认，这次肃反的数目字不能比第一次多，多了要犯错误，犯左的、扩大化的错误。我们既要停止肃反右的错误，但是我们要承认数目字要比上一次少，但个别地方或者一个方面可能出现的多，但整个方面只会少，因整个社会进步了，我们搞过一次大的肃反运动了。

　　我们处理的办法。罪大恶极、民愤很大、拒不坦白、隐瞒的要从严惩办；一般的我们引导他愿意坦白交代，或者自动坦白投案，那就要从宽处理。即是从严法办的时候，死刑和无期徒刑也要比过去少，就是要少杀，因为现在我们有力量改造这些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对机关肃反，则一个不杀。同时方法应更好一些。应更健康一些，刚才说，机关肃反影响社会上一些人，那末社会肃反也同样的影响一些人。比如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在本地搞的居多，经过三、四年的社会上的建设，许多人就业了，或者换了地方，原来在南方的跑到北方去作事了，原来在北方的跑到南方去作事了。这种情况不仅机关如此，就是社会上也发现很多，那些和反革命有关系的一些人，就觉着他没事了，已经变化了，而后来不见了，被捉起来了，他们就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已经作了多年事，现在表面上安分守己，他们就觉着是不是冤枉，是不是把过去的情况又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应当想一想，这一次社会肃反和机关肃反一样，是有波动的。这是一个原因。因此，就要说服，说明这一次社会肃反，面会更小，数会更小，但是要更深入，把暗藏的反革命根子挖出来，这对我们巩固社会、改造社会，有很大好处。机关肃反是整饬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有些人划到工人阶级来了，但成分不纯，还有一些暗藏的，经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后，要巩固这个社会的革命秩序，就需要进行第二次清查，把暗藏的和钻进来的揭发出来，这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极大好处。

　　第二个问题，肃反成绩大不大，对不对。没有疑问，我们不仅第一次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是对的，这一次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也是对的，而且应该继续这样作，我们应该说成绩是大的，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大。过去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没有例外地犯过严重的错误，反革命是有的，但是，把他扩大化了，因为革命越困难警觉性越高些，就容易怀疑可以怀疑的人。初期搞肃反，没有经验，错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也不能说不能避免，如果那个地方领导很认真，发现了错误，加以纠正，错误就会减少，毛主席在江西发现了用刑的情况，他看到后，觉得这样情况不能容许，就提到党委来讨论，军队党委马上下命令禁止肉刑。但是否肉刑就绝迹了呢？没有。要达到完全废除肉刑，是长期的斗争，这是社会现象的反映，我们曾经长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都受影响，因反革命对他是这种方法，反过来他掌握了政权，就来报复，所以容易犯这种错误。这种情况需要纠正，但不是所有根据地所领导的肃反都得到了纠正，经过很久，到延安才开始纠正肃反中的许多错误，其中政治和组织路线上的一条错误，就是反对垂直领导，改成党委领导，反对神秘化，走群众路线。是否纠正了，就不再犯错误呢，仍然还会犯错误，抗日时期延安的肃反，同样也犯过错误，但这个错误比起根据地大有进步，就是说反革命是有，也有查出不少，叛徒也有，也查出不少，在一方面是成绩，可是也带来一些错误（扩大化），党的领导机构提出九条方针，但下面执行时常常不注意，当时毛主席说：最起作用的就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杀”就保险了，不然错误偏向会更大。但延安的整风审干和各抗日根据地整风审干，比起土地革命战争时的肃反是大进一步了。我们胜利以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延安整风、审干、肃反的经验，又更进一步；这一次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又更进一步。

　　由于经历了历次的运动，所以一次比一次更进步，成绩一次比一次大，而波动面一次比一次小。当然从人口比例来说，波及面比以前小，但从数目上说，相对的少了，绝对数目是多的。怀疑成绩的人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种是天真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工作搞好，一看见肃反暴露出这样多缺点、错误，就觉得不安。好象肃反不应该犯一点错误，但任何工作不能不犯一点错误，问题是：发生了错误以后是否去改。肃反工作也是一样。最有效的说服方法，是让他也来摸一摸，他投入这个工作，他才会认识到有些偏向是不可免的，偏差是可以纠正的，而且是应该纠正的。另一种人，是怀有成见的人，对镇压反革命、坏人总不那么安，因他不是劳动阶级出身，和这些人有些历史姻缘，不管是家庭、同乡、同学，总是要受些影响，我们是应该理解的。这种情况过去我们党内也发现过，如土地改革时，有的党员，他在别的地方搞的很激烈，在本乡本土就包庇地主，这是阶级关系。我们把它看成社会现象，可以批判，只要有成见的人不是反革命、坏分子，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说服的，可以教育的，必要时可采取说服斗争的方法。第三种人，不是阶级成见，而本身就是坏人，这是应该给以打击的。

　　我们对于天真的、带有阶级偏见的和坏人，要加分析。作公安、司法、法院、检察工作的同志，不要不加分析，凡是人家反对的都听不进去，是不对的。要心平气和地给人家说理，不要气势汹汹。你本来权很大，这样一凶，他就缩回去了。所以作这种工作的要很好注意，要很好分析这种情况，这是说的对不对，成绩大不大。

　　至于肃反是否有缺点，那肯定是有的。任何时期，我们都是要求做一次好一次，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缺点。这从两方面回答：对于任何认为要搞肃反，就一切方面都要好，否则就担心的人，要说缺点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于我们自己搞肃反、司法工作的人来说，就是要尽量少犯错误。我们领导两方面都要看到，只照顾一方面上是部队的。

　　我们承认：作公安、司法的同志勤劳得很，作了很多工作，有很大成绩，这一点是应该加以保证的。保证好人，打击坏人，说服那些要求一切都好的，纠正那些挑岔子的。另一方面，对于进行这种工作的干部，就是在座的，那就不单上一保证了，那就要讲：你们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应该好好的检查。因为肃反工作是严肃的工作，如果只说基本上作的对，作的好，应该保证，如果只有这一条，你们有这么大的权，一旦骄傲起来就很危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人大前后，对这个问题说过多次，提醒作这样工作的，本身要小心谨慎。尽管杀人权在党委，现在到最高法院，就是党中央来决定了，但一切具体工作是在我们这个机关里，如果不谨慎，不经常纠正缺点、错误，那就会出偏差。“提高警惕，不要漏了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副对子，我们作这种工作的人更要了解。提高警惕，是对全国号召的，只要大家提高警惕，才能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单是我们司法机关提高警惕是不能肃清一切特务分子的，而第二副对子我们作公安、司法、检察、监察、法院的机关要注意，因处理权在我们手里，要防止偏差，使我们错误有一天天减少，工作一天天健全，你们这次汇报也提到，的确有许多作错了的，我在这里不多说。

　　第三个问题，如何遵守宪法和法律的问题。现在宪法宣布快两年了，我们又有一系列的法令陆续宣布，执法机关公安、司法、检察、监察、法院要注意如何遵守宪法和法律。一般的人要求我们遵守，如果我们有遵守不够和有缺点的地方，他们提出要求，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首先是宪法如何遵守，我们的宪法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宪法不是一切既成事实都用宪法条文固定下来，但我们把不少已经作的事情，作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把它肯定下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为它奋斗的事情。我们是过渡时期的宪法，譬如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通过宪法的时候，还没有成为高潮；民主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准备，还要等待，要有步骤的实施；我们说要保障人民权利，但还有许多项目没有实现。这就是说，宪法不仅把已经做的事情肯定下来了，还有一些要为实现它而奋斗的内容，因此就产生第二个问题，为它奋斗的宪法是不是在宪法宣布的第二天就百分之百的实施了，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没有。实际上并不能够都实现，要为实现这些项目准备条件。这里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准备条件，另一种是破坏这些条件。要使宪法一个字都不走，那是形式主义的解释宪法。应该指出：为逐步实现宪法准备条件，应该称赞，为破坏宪法准备条件的应该批评，得到纠正。同时在新的情况下，不能按样子实施，应许可加以补充，小问题，人大常委会可以补充，大问题是修改宪法。总之，法律是人订的，只要大方针不是违宪，在大方针下个别的一些权宜是会有的，我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是一、二是二的态度，说这个问题要加以变动，我们就承认这个变动，资产阶级则是虚伪的。订出宪法条文，不可能每一个字都那么恰当，不是把每一年的事情都在宪法条文里规定好了。当然，我说这话不是提倡违宪，给你们找根据。

　　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每项工作都应向遵守方面去创造条件，破坏这些条件是错误的。譬如逮捕条例公布以后，我们公安机关捕人没有经检察机关批准或没有按规定时间办理批准手续。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有些地方检察机关还没有成立，可以允许权宜之计，然后尽快把检察机关设立起来，只要有检察机关，手续就应该履行；发生紧急事件履行不及的也可补报，这个完全可以作到，不是什么难事，问题在于我们不重视。如果别的工作不作是错误的，那末这是共产党支持的法律，能够作而不作，就不算错误呢？我们不能原谅自己。逮捕潘汉年，那样紧急的事情，我们还履行了人大常委的批准手续，如果各个地方，都像中央公安、检察机关这样认真，什么事都可以办的。审判日本战犯，为45个人的判刑书，中央化了很大的劳动，为什么对日本人真人，对中国人就不应该认真了吗？这一点我们不要原谅自己，就是不认真，认真是可以做的。那末好，同志们会说“下边干部水准太差”，要逮捕，只要检察机关批几个同意，有什么困难，“同意”二字一夜可以写几十个，就是你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有些事情是我们的缺点，不要隐瞒，保证干部是一件事情，但缺点要承认。

　　第二件事情是逮捕了一个人之后，要通知家属，不要搞的人忽然不见了，要承认。其实有些案件，家属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在这方面，除少数的特殊的例外，一般应通知家属。当然，公安机关会提出来，在这方面是有困难的，但比起来，家属不知道消息我们的损失大，社会上的波动大，知道了则没有什么。因此应该通知家属，至于通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应当很好研究一下。

　　第四个问题，领导与群众问题。肃反也好，司法的处理也好，要使领导与群众结合。我们依靠群众路线进行肃反，进行揭发坏人坏事，不论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法办一些犯罪分子的工作，都要群众动员起来，这是我们的基本路线。肃反工作就这样作了，才能有更大的进展，才能使6亿人口的中国把政权巩固。进行肃反要避免神秘化，必须走群众路线。党内在这方面有20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应该提起他们注意学习，他们在这方面有畏惧，他们的阶级关系和群众对立的情况居多，我们要影响他们。也不能说民主人士在这方面没有一点体会，因为他们通过视察和6、7年的工作，也学会了一些，但总是有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本身是否群众路线作得好呢？也不能这样说，我们还有神秘化，公安、司法、检察在这方面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容易在机关内兜圈子，不大下去摸典型经验。摸典型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还需要有领导，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要在领导之下发动群众，没有领导，党就不起作用。我们党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工作，有时作的好，有时也容易疏忽。例如肃反中什么场合下适于对反革命可疑分子开展斗争，或者以反革命坦白来教育群众，什么时期，可以不先通过群众，要经过一些准备，在已经得到结果后，再向群众宣布，都能够运用确当的，就必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好，否则什么事情都诉诸于群众那也会造成一种偏向。我们在肃反中，对于这两方面的结合，有时运动的不那么好，譬如司法工作方面，检举坏人坏事需要群众，到审判时就适于用群众代表，如果群众来参加意见，那就很难审判了。决定的关键在于领导机关下去摸摸典型，那些是好的，可以推广，那些是错的，应该纠正。有的民主人士说有些事情不能通过群众，我们说是应该通过群众的。有些被管制分子，解除管制以后，要安置他的职业，不仅要在本街道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还要通过群众，如果群众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还允许提出。通过群众的方式可以考虑，有时开群众大会，有时也可通知群众，得到同意。

　　领导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是工作路线的艺术，我们的典型经验较多，但宣传不够，对民主人士在这方面的教育不够，因此，他们了解的不那么全面，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本身的阶级关系，不容易在这方面接受，因此就更应当注意宣传。

　　第五个问题，从严惩办、从宽处理的问题。罪恶大、民愤大、有隐瞒、拒绝坦白的，应该从严处理，对罪行轻的、已交代的、自动坦白的、判刑后表现好的，应该从宽处理，这是两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政协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的觉得现在应该是从宽处理的时候，把惩办作为附带的、不重要的条件了，甚至不提了，这个意见我们不能同意。现在处理社会上的反革命，的确是从宽处理，但是不要忘记，坏的还要从严惩办。这个问题的两方面随时都不能忽略。我们不主张现在几废止死刑，死刑可越来越少，只对罪大恶极、长期隐瞒、拒不交代、民愤很大的才用。对极少数是从严惩办，对多数是从宽处理，两面都要保留。

　　第六个问题，法办与人道主义的问题。人道主义是指已经依法办理以后的人，至于依法办理的对不对是人权问题，是守不守法的问题。对已法办的人，在法律范围之内，不能像过去反动统治一样，将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置于死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这就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尽管他犯了罪，但法办以后还要改造他。人道主义有个范围，法律上规定要判他死刑，但还未到非杀不可的程度，可以缓期执行，看他的表现，然后考虑是否改判，但不能宽到马上释放，否则群众就不能了解。如溥仪、康泽是应该判死罪的，还关者，还要关相当时期，到人民对他们过去的罪行不那么痛恨了，慢慢淡了，可以考虑在有利情况下特赦，现在过早的特赦，人民是通不过的；另外我们还要改造他，使他悔过了，表现好了，这也是人道主义。像溥仪读了很多马列主义，这就很好。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后，皇帝是上断头台的，我们人民革命这样对待过去的反动投资，就是人道主义，但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范围太远，要有步骤。例如被判刑的罪犯，允许他们劳动改造，就是人道主义，但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范围太远，要有步骤。例如被判刑的罪犯，允许他们劳动改造，那是否就与工人同工同酬呢？那也不能，因为那就违背了法律，那就使犯人与工人没有区别，工人也要抗议。这样宽不对。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由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那就没有改造他，不是人道主义。有些劳改队伍劳动强度搞得太凶了，我们现在正在检查，这件事每省都要检查，可能坏的还不少。我们最近检查了鹰厦铁路，那待遇坏的很，人死得也不少，那就很不妥当，那是很不人道主义的。

　　当然，我们人道主义的也不少，有不少生活管理得很好的，但也有生活很不好的。最近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哈蒂（他过去参加过中国工作运动的联络工作）看了上海西牢，对上海西牢印象很坏，回来跟我讲，一定要把那里改善一下，说那里待遇很差。也有些地方待遇是不好的，应该注意。

　　总之，我们对犯人，对死刑缓刑、对劳动改造，对管制第一应该要注意人道主义，采取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不对的，应该改正。这一点我们法律机关要经常检查下面的情形，特别是劳改队，如果很差的要纠正。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超过法律范围，总是不能像普通公民一样，工人一样，一下子就宽大无边，没有界限那不许可，总之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第七、社会安置问题：的确，现在社会上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得到了安置，极少数可能逮捕。城市中现在还没有一套安置办法。城市在第一次大肃反以后，除杀了一批，劳改一批以外，还有管制和已经解除管制，释放的，这次机关还有一批开除出去的（数字不大），这些人会发生职业问题，因为社会上一向对这些人很警惕，找职业比较困难，没有一套安置办法不行，因此现在我们决定发布一个处理城市反革命残余分子办法，安置他们，这是处理办法的一个中心。本来打算把处理办法放在整个城市全面规划中，但是研究成果，城市规划一时搞不出来，因此就对反革命分子先单搞一个办法。

　　这个安置是需要的，不然他们得不到职业，社会上对这部分人总是不放心，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有的生活困难，对我们不满，甚至说他还不如去劳改，这样，就要影响其周围的社会群：亲戚、朋友、同乡、同学等对我们有意见。这里还有过去起义的军人，复员的到城市没有职业的也包含在内，总之这些人都需要加以安置。

　　这个安置办法，因为政协、人大还要讨论，所以需要一个时期，要等待一个多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草案，可由各省市同志带回去研究一下，看在你们那里能否解决问题，几十个大中城市先试办一下，可可以做个调查。北京就对城市失业的几万人处理了一批，这当中就有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解除管制的、释放的，我们都安置了。这是必须安置的，因为这是整个社会改造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对我们巩固专政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八、工作检查。这是公安、法院、检察、监察、司法、还有内务六个方面现在要做的中心工作。我们这些部门是专政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是专政的依靠之一，或主要的部分之一，因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集中的权力相当大，首先是公安机关、法院。有了这么大的集中，所以把社会革命秩序建立起来，巩固起来了。在现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扩大民主，但是，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专政的作用失去了，今天在世界上说尽管形势和缓，资本主义包围不那么严，不甘心我们的胜利，因此，他们总有破坏的一面，同时阶级要逐步改造，资产阶级也逐步要消灭，但即使到阶级消灭的那一天，阶级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还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专政作用还要继续相当时期。但是专政作用存在并不等于和过去一式一样，同时我们在专政当中是否就不应当注意专政中带来的一些缺陷呢？专政是需要的，但不等于说我们专政就没有缺陷，那么，拿什么弥补呢？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说明了，还有民主的一面，我们民主一天天扩大了，专政一天天就缩小一些，就是要镇压的方面，一天天缩小。民主面的扩大就弥补了专政面的缺陷。当然，反过来，民主扩大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缺陷，就是缺乏集中（民主有时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因此民主制度还有集中的一面，还有专政的一面。

　　现在的问题，要看到我们实施专政的工具，工作中有缺陷，所以要进行工作检查。前面对成绩已经有足够的估计了，现在要着重到本身的工作检查。我们承认搞社会主义革命，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成绩很大，巩固专政成绩很大，但是也要看到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缺陷。人大代表会上有些代表就提出来了，黄绍竑就讲了一篇，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上海如此，别的地方比上海好啊？也不见得。就是说，我们如果一检查，明年就会讲得更多，那你们六个部门就准备回答问题吧！今年是国务院总理一个人包了，一个人回答的，明年就要大家回答。光承认错误不解决问题是不行的，明年的错误必须比今年少，当然永久完全没有错误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前进。因此我们要借着这机会把工作推迟一步，要好好检查。

　　这种检查首先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愈是做这种工作的，就应该很冷静的，很客观的，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去摸典型，进行分析，我们总可以对每一件事抓到好的、坏的、中间的典型。一个省一个大市找这么几个典型亲身去摸一摸，在座的公安厅长、副厅长、局长、副局长，还有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利用暑假的机会去摸一两个典型。高高在上久了，总会有官僚主义。只有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才会把官僚主义洗刷一些，去掉一些。同时，不接触实际，也不能产生新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会陈腐，工作会停滞不能前进，所以首先要摸典型。因为我们去摸了就会使我们更实际，更全面，就会生动，找出根源，知道怎么纠正。各省市都摸了一些典型，把这种经验都介绍上来，可以传播开去，跟好的学，纠正坏的。政协人大常委讨论了处理城市反革命办法以后，大概还得一个多月，然后一面发表，一面组织检查组去检查，把民主人士吸收一起去检查。不要怕，总要听些不同意见，完全是党员，完全是公安、司法、检察、法院的，意思就不大了，因为口味一致，不一定发现问题。就考虑我们，增加了我们的见识，不要畏惧。当然应该有点准备工作。总之，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做得对的，好是主要的，但是缺点也不少。我们应当了解不改正缺点，工作要停顿，进步就要变成落后。我们要勇于检查工作，敢于和各方面接触，因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有些信心。这一点应该进行一个准备。至于检查组何时到底下去，到8月以后看什么时候合适，到时再定。

　　在摸典型和检查过程中，要注意几件事情。我只说我想到的，也跟中央谈了的。

　　应该完成的法律手续要完成。这要划分一个界限，过去宪法、逮捕拘留条例宣布前已经做的，那是一段，宣布逮捕拘留条例以后的有多少没有完成法律手续的要补手续。不要以为时间拖久了就不搞了，也要搞。因为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法律宣布后就生了效，如果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应该补救，补救了等于我们认真处理了这件事情。

　　二是我们没有通知家属的应该补行通知，这就可以使社会上知道我们处理了这个事。

　　三积案应该清理，的确有不少案件，积压很久没有处理。这种情形各方面都有，情况很复杂。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案子可以拖十几年几十年不处理，但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政权要对人民负责，所以要处理。处理要有分期，就是积压太久的，要有个处理期限，就复杂的案子，也要有个交代。这样就可以使有些积压了多少年的案得到解决，使犯罪人与家属知道一个情况，不然大家都等着，社会上总会有一部分人对这些事有意见。

　　当然有一种说法，说过去案子多，清了一批又来新的。但是你们总把旧的清了，不然你愈压的长，责任愈重，将来检查起来总是一个问题。

　　清理积案要分成两类，一类是过去运动中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那是大的群众运动，偏差比较多一些，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已经处理了，如果还有积压的没有处理的，就要处理。处理要实事求是，对于过去搞错了的，一般不要再去追究责任，因为那是在运动中群众检举的，不可能一清二楚。至于这次肃反，在法律上如果有判错了的，那是在法律公布后处理错了的，情形就不同，那不是大的肃反留下来的。这次机关肃反到了专案处理，硬是一个一个审查的，这里面如果搞错了，应该承认错误，向冤枉的人承认错误。至于是处理错的人本人去承认错误呢？还是上级代他承认呢？我想这个不是主要的，就在于处理案子的人认真不认真，如果认真，他本人承认去，为何不可，也许倒可取得被处理人的谅解，责任上级当然要多负一些，因为你推动太急，使下面容易出偏差。我们承认责任上面要负得多一些，但是直接处理的人，把事情没有搞清楚，急躁、搞得过火了，特别是用刑，那是向来不允许的，不应该的，本人当然应该承认错误。其中某些明知故犯的，要受处分。群众愤慨之下，来个拳打脚踢，那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单靠用刑，屡教不改，就应该处分。所以在宪法宣布以后有些专案处理错了，应该承认错误，才能使被冤枉的人得到安慰，社会人士觉着我们处理事情是认真而公道的。这样是否会影响我们司法、公安人员的情绪呢？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首先指出来，这个运动做的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这方面保护我们的干部；第二我们提出来，作出的一些偏差还是上级抓的不紧，有时错的太急，求效太快，交代不清楚，过去政策界限交代不明，但有些干部是直接参加处理的，的确有毛病，甚至是犯法，不能不承认。我们任何工作，如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外交部门犯了错误不是也一样要受处分吗？为什么政法部门好象就只应该称赞对的，不应该批评错的呢？那样本身就没有是非，我们应该鼓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应该说错了怕打击情绪就因此不纠正，也不承认错误。这会使我们一方面工作的缺陷，将来补不起来，阴暗面会发展下去，那就很不好，就容易助长骄傲。这方面我们政法部门要多说一说，各级同志回去要多讲一讲。这不是打击情绪，因为我们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成绩。现在应该把民主范围扩大，来弥补专政中的一些缺陷，来纠正工作上的偏差。我们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新气象。

　　总之，根据十大关系告诉我们，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要善于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前进，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就更能巩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更能搞得更好，这是我们不断的要求，也是我们要长期这样努力，这样我们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毛病才能一天天少，而不是一天天多了。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