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北京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北京市、彭真> ## （根据彭真同志的报告记录整理） 　　（关于大会：） 　　大家在会上提出了当前北京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市委、市委常委会，还有主席团，这两三天来连着讨论了几次，讨论出了一个大体的意见，现在我来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向各位同志报告，这些意见究竟是否妥当，要同志们听了以后，研究了以后再来确定。 　　我们认为这一次会开得很好，在这一次会里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关于许多可能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常常被拖来拖去不解决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旧政权的作风，不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作风，也不是我们工人阶级政党的作风。官僚主义的作风，大家揭发了很多，批评了很多，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刘仁同志代表市委所做的工作报告里边，在范儒生同志代表市委所做的工作报告里边，都进行了批评。许多同志在发言中也展开了批评。同时，对于我们当前的许多工作也展开了讨论。经过了充分地酝酿、充分地讨论以后，选出了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从这一次会的进行过程中，可以充分地看出，我们这一次会不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的会，而是在一个集中的领导下面的会。议程是根据市委原来讨论的意见准备的，大会在主席团的集中的领导下面，展开了民主，因此，我们的集中，我们党的集中，我们代表大会的集中，也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面的集中。在这次会中，许多同志的发言可以说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是说许多同志，并不是说每一个同志，至于是不是还有许多同志，本来想批评又因为觉得这样、那样没有完全把意见说完，那就很难讲了——许多同志的批评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意见就发表的精神。我想听到批评的同志也应该是有就可以改。没有也可以作为警戒，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元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是毛主席在许多年以前就提了的。也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我们这次大会，不说完全贯彻，也应该说是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方针。经过这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进展，也不是说错误从此就没有了，毛病从此就没有了，但无论如何会有新的进展。这样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北京市党的权力机关——这样地展开了批评、讨论，如果说工作没有改进，那是很难设想的。 　　大家提出的问题很多，有很多是属于具体工作的，有很多是属于原则思想问题的。提出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在最后总结里边一一都作解答，一一都提出意见，那是困难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样讲，势必讲得很分散，使得整个的问题失掉了重心，并不见得有益。所以根据主席团讨论的结果，只是讲一些比较重大的，或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一个总结。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在总结里边不讲，并不等于那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大会以后，市委应该把大家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分类加以研究，加以解决。这次只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上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这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一年稍微多一点时间，我们北京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制度，各方面的工作，和全国一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也可以说是伟大的变革，就是社会主义的变革。我们把农业上的个体经济差不多全部组织起来了，成为劳动者集体的经济，就是合作的经济。北京的手工业者有10万人，我们把9万多人组织起来了，使个体的手工业也变为集体的经济。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的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个体农民经济、个体的手工业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还包括一部分摊商、摊贩都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些经济过去虽然也是在社会主义轨道上面，但是私人经济还有它自己的规律，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还不断地发生自发势力，所谓自发势力，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那个时候国家的总的轨道是社会主义轨道，但是，下边还带着很多的非社会主义成分，个体农业是非社会主义，个体手工业是非社会主义，个体商业也是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商业很显然更不是社会主义。这样就有一个很根本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经过过去这一个期间的工作（当然是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面），我们把所有这些经济基本上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两种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究竟哪一个最后要胜利，也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苏联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间提出来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包括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战胜了自由竞争和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打倒三大敌人的革命——我说基本上，是因为土地改革是在1950、1951、1952年才完成的，还有镇压反革命和其它许多工作在1949年还没有完成，经济还要恢复——经过这一年期间，我们应该说在北京这个地方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我说北京，为什么不讲全国？讲全国就要用两个“基本上”才能说清楚，一个是在地区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是在革命问题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西藏就不能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那个地方连民主革命还没有进行，还有边疆地方，少数民族地方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讲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加上许多说明。但是就我们北京来讲，因为我们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同时，在我们北京，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并不大，因为地方工业就有1.5亿资金，而私营工商业才不过有5000万资金，中央国营企业的资金我手边没有拿到最新的统计资料，根据旧有资料也有六七亿，两个新的工厂就有两三亿，所以私营工商业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它牵涉到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总之，我们首都的党、全体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这一年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进行生产关系的基础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一切，因为交换关系、分配关系，还有很多附属的关系从这个基础上长起来——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呢？是不是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我们是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市，作为一个省，像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是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我们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没有？小的偏差是有的，但是没有发生大的偏差。我是讲在改造高潮当中，高潮出现以前，高潮出现以后，就总的方面来讲，一般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夜，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中间，应该说领导上大体上没有什么右倾保守倾向。我并不是说一点也没有，而是说大体上没有什么右倾保守思想。关于这一点，要将刘仁同志报告里边的说法，稍微作一下修改。但在合作化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间，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能够完全跟得上。在合作化中间，合作社组成以后，和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具体工作是跟上去了，但是有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去，或者没有完全跟得上。同时，在这中间，也还发生了很多个别的缺点和错误。这些错误是不是离开了中央的方针？离开了中央的政策？那倒也没有。但是许多地方发生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当然不能说是符合中央的政策（并不是说中央的政策一件都没有错误），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没有能够及时地充分地利用工人店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在改造以后那种高涨的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公私合营以后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和改组，把它有条不紊地改组、改造好。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因为那个时候工人店员情绪很高，工商业资本家的情绪也很高，应该利用这个情绪很好地有条不紊地进行改组，把改造工作进一步的完成，把改造工作做好。在这个时候做一天工作等于平常做很久，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这是工作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原因是事前缺乏一个全面的规划。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对待各个阶级有一个策略步骤，比如说先把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然后再把上中农组织起来。同样对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有个策略步骤，先是组织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然后高级社。在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又有一个步骤，如提出“十七条”，“四十条”。所以，农业我们应该说有全面的规划，因为这是关系全国5亿农民的大事情，中央当然首先先抓这个。因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进行的比较有条不紊，有点问题都是个别的，是工作过程中的，都不是基本的。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手工业的改造，我们事前缺乏这样的全面的规划，缺乏这样的准备，具体工作也没有跟上，事前没有准备还不要紧，在我们北京事后具体工作也没有赶上，这是我们在这一社会改革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高潮已经起来，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已经合作化以后，什么是最主要的呢？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假若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具体工作赶上了，事前虽然全面的规划不够（不是说一点没有），事后能够赶上，能够充分利用工商界，特别是工人店员的积极性，进一步实行改组和改造，那么成绩要比现在好，有点毛病也好办。所以那个时候工人店员很着急，天天要办法。这要由领导上负责，不是要哪个方面负责。所以讲领导就是领导得好了，可以缩短这一历史过程，领导得差，就可以将这一过程延长。同样一个中国革命，领导得好了，可以在1949年完成，领导得不好，也可以再拖迟一个时期，过去中国革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领导的好坏，很影响工作的进度。 　　上面我说的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带有基本性的缺点，此外也还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偏差。比如在农业方面，大社办的太多。其实二三百户的社就不算小了，四五百户的社就更不算小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比较不很大的好办，还是很大的社上千户以上的大社好办？当然是几百户、二三百户的社好办。因为二三百户的社农民能够抓得住，分工也好分，劳动力也很好调配，也很好管理，等到能够管二三百户的社，再管四五百户的社就有了经验了。一开始多办大社好呢，还是少办大社好呢？最初市委也曾决定过办5个大社，每个区试办一个，或者加一倍，办10个大社，也就不少了。办大社多了有什么错误？也不能说这是什么方针错误，主要是增加了干部的负担，特别是上千户以上的社。一开始少办几个大一点的社，从大的社中取得经验，多办一些中等的，甚至小一点的社，群众就能够抓得住，能够管得了，这也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大家都能够管得了，这就比较好。可以办一些大的社取得经验，而且可以比较大社、中社、小社的优点、缺点，利多利少，弊多弊少，这样就可以有个典型试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能和自然科学一样有个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就是典型试验。在这点上来说，我们大社办的多了。当然现在是不是把它解散了？让农民走回头路是很泄气的事。大会讲话中，有的同志讲恐怕是不好再分了，现在应该将能巩固的社巩固好，加一点力将它办好，这是根本的；实在办起来有很多困难的大社，农民有很多意见的也可以分开，可以办一个联社，在联社下边有三四个社，需要大家共同地解决的事情由联社来办，下边的社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保留了大社的好处，减少了大社的困难。当然，有的大社农民非要分不可，那群众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但那是秋收以后的事情，也不是现在的事情。所以农业方面大社办的多了些，现在只有努力将它办好，办好了，也能取得办大社的经验。事情有一利也有一弊，有一弊也还有一利，办的大社多了一点，担子重一点，但是也可以取得经验。 　　农业生产指标偏高。市委订的规划规定今年每亩地粮食产量是303斤，去年是258斤，有人说今年的指标订得高，有人说不高（现在好在是一个草案，也没有在报上公布）。有的区根据各社自己订的指标平均是400斤。要只是对郊区要求每亩产量303斤就好了，实际是把矿区都平均在一块。有的同志讲这个指标可能达不到。总的来讲应该说指标是订的高了些。是把计划订的稍微低一点好，还是订的稍微高一点好？如果将来达到303斤甚至每亩产量平均350斤，现在订了个300斤或者280斤，这不是右倾保守吗？这一种保守不要紧。问题是如何积肥、施肥，怎么样灌溉，怎么样锄草，精耕细作；这些工作搞好了粮食打的自然就多了，应该在这个地方抓紧。全市订一个总的指标，宁愿低一点，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最后大家超过了，如订了280斤，结果打了310斤，320斤，330斤，那岂不很好？大家情绪很好。你订一个303斤，结果达到了300斤，大家都灰溜溜的。这是一个士气问题，军队有士气问题，群众也有士气问题，区、乡、合作社也是一样。如果能收到350斤，订了310、320、330斤，甚至300斤都可以，主要是要在具体工作中使大家超过指标。况且现在农业受自然的影响还比较大，春天多冷了一个礼拜，秋天遭受了一个礼拜的霜，或者天旱了，水多了（今年有20多万亩水地过了水，当然不是都淹坏了，有一部分地淹坏了），或者风大了，风小了，对农业生产都会发生影响。农民说靠天吃饭，不能光说是农民迷信，因为农民有个客观原因，就是农民不能战胜自然。我们今天能不能战胜自然，能不能不受自然影响？也不能。为什么不订得稳当些，叫大家超过呢？这不叫保守。即便订了280斤，结果打了350斤，这有什么了不起？这能算是犯了路线错误？这样做群众情绪是高的。所以毛主席讲要把计划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市委当时也讲过这个问题。 　　还有两三个月，我们抓了粮食，抓了主要的农业生产，忽视了副业。忽视了副业就不得了。郊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副业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多的，你忽视了副业就减少了农民的收入。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业合作社都要打井、要积肥，这都在春天，当然副业就要受些影响。当然，如果我们抓紧了，也不至于这样。 　　此外，还搞了农业操作规程。当时市委几个负责同志也和主管这方面的同志谈过，农业不要搞操作规程。因为工业完全可以搞操作规程，有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规格，机器有同样的规格，原料也有同样的规格，所以工业生产受自然的影响比较少（当然，因为纬度不同也受气候的影响，比如苏联有些机器到热带就转不动了，也有热带的许多机器到苏联也转不动了，但比较少），而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就很大。地有岗地、有洼地；有山地，还有平原地；有水地，还有旱地；就是山地也还有向阳地，还有阴坡地；同样都是平地，这一块平地有碱，那一块平地没有碱或碱比较少；这一块地就肥，那一块地就不肥。同时在主观上也有不同，并不是每一个农民的操作、每一个农民的耕作都一样，有的人就勤一点，有的人就懒一点，有的人在这一方面经验多，在那一方面经验少，还有各种农作物，有这一种农作物，也有那一种农作物。因此，搞一个农业操作规程就比较主观。所以市委那时曾和主管同志讲不要搞这个，可以当作一个先进经验发下去，因为当作一个先进经验发下去，有个好处，可以当作参考，可以爱用不用，下边可以按他那儿情况办事，免得束缚他们的手，束缚合作社农民的创造性，这样就比较自由。在推行这个操作规程时，也没有很好地做若干典型试验，看看行得通行不通，是全部行得通，还是部分行得通，都没有搞，就普遍推广。这样搞就比较冒险，如推行密植，最后据说有的地方植得太多了，结果被迫隔一棵拔一棵，这不仅是丧失威信，而且造成了浪费，造成了很大损失。当然，推行农业操作规程对农业生产也起了很多的好作用，但是至少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也发生坏的影响。这是在农业方面的缺点。 　　手工业方面也一样，有些社并的偏大了，有些不应该合并的也合并了，有些手工业社也是搞的大了。过分的集中，甚至于把修理业、一部分服务业也集中了，这就不合乎实际情况了。同时因为并大社，社办的比较大，过分集中的结果，许多社员的家属过去参加辅助劳动，现在不能参加，或者减少了。辅助劳动一减少，当然生产力就减少了。原来一家有一个主要劳动力，家里还有娃娃，还有老太太可以参加一部分辅助劳动，现在只有一个主要劳动力，其余参加不了，生产力就缩小了，这样就将一部分生产力浪费了。加上我们在手工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还有很多缺点，公积金又偏大，联社有公积金，基层社又有公积金（据说鞋帽业是这样的，制出鞋以后交到联社要打九五扣，据说鞋帽业社的利润有10%，联社就搞去了一半），这样就使相当大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了，你说合作社那么优越，社会主义那么优越，人家收入减少了，哪个听你的？特别是修理业和服务业过分集中的结果，使大家都感到不方便，从街道居民一直到大学校，要修理一点东西，就要跑很远才能修。这就不是优越性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破坏了原来修理业的优越性，使修理不方便了。其实这个问题，去年市委就讨论过，那时不是讲修理自行车的，是讲修理笼屉的。贾庭三同志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上还讲了这个问题，举了修理笼屉的例子，说集中起来老百姓不便，可是结果还是把好多修理业集中了。讲大社市委不赞成办，又办了那么多大社，讲修理业不要集中，结果又那么集中。这是什么问题？所谓市委的许多官僚主义就表现在这一点上。提出一个主张又不去检查，或者办错了又不去制止，知道了又好像不知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见了又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了又好像是没有听见。有人讲刘仁同志报告中所说的官僚主义就是指该这样办，没有这样办，当然还有别的了。手工业社的积累过多，经营管理不善以及不适当的集中，不适当的合并，特别是修理业、服务业，使消费者感到不便，这些都是很大的缺点。特别是社员收入减少，这是不能许可的。在农业方面中央规定无论如何要有90%的社员今年比去年增加收入。手工业也应该有90%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10％是不是可以减少收入？完全不是的，可以和去年一样不增不减，也可以稍微减一点，因为手工业社员中的确有些人过去有轻微的剥削收入，也有的有商业收入，那一部分人可能减少收入，但是应该使90%的社员今年比去年、入社以后比入社以前增加收入，而不是减少收入。像现在联社、基层社积累的这样多，就会使社员的收入减少。今年合作社的任务比去年多，劳动积极性也比去年高，结果社员的收入反而减少，这有什么理由呢？没有。当然许多同志对共产主义有积极性，这是很好的，但是动机与效果有时是相反的。农业社如果公积金积得很多，结果使农民实际分得少，手工业社如果公积金积的很多，结果使社员分的很少，最后社员就会退社。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手工业社员要求退社了。本来你是想多搞一些社会主义，结果你把社会主义搞慢了，人家已经走到社会主义轨道上了，结果你将人家从这个轨道上推下去了，又去搞单干去了。下面我讲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时还要讲这个问题。这是手工业方面的缺点。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完成具体的改造。有很多具体的改造和改组工作做得比较乱，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般没有搞的很乱。我们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很多遗产很好地批判地接受下来，把它发扬，批判地加以整理。很多同志，很多朋友很喜欢讲民族的遗产。假使讲文化遗产，封建阶级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没有什么现成可用的遗产，除了书本里那些哲学思想和各种学说以外，地主本身没有什么文化。至于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只是剥削。真正有文化有管理技术的倒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思想上和他们站在一块的、和他们一样出身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过去处在那样一种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文化，所以很多工人现在没有文化，连工厂干部也反映出这个特点，文化比较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营方法、管理方法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技术、文化，这是很好的遗产，如果说某一个塔某一个庙都要保留的话，技术、文化比那个有用的多。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很好地批判地研究，加以整理，确定哪些应该发扬，哪些应该批判地加以接收，还没有充分地正确地运用、发挥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工人店员的很高的积极性，切实地进行改组，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相反的无论在手工业方面也好，无论在工业方面也好，无论在商业方面也好都堆了一大堆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很多同志批评的很多了。官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方面都堆了一大堆问题不解决。平常似乎也还工作得不错的样子，但是你只要是一摸，就是一大堆问题。在这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大家揭发批评了很多问题，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群众也是这样，一揭发就揭发了不少的问题，成堆的问题。我们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点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气味，总不能拖延下去。这些批评和揭发对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推动。每一个方面都是有领导的，市委经常在开会，市政府也经常在开会，可是问题还堆了一大堆，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很好地解决。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无论在农业，无论在手工业，无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问题都很多，都堆了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也应该作一分析，比如说蔬菜问题，像同志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批评的，毛病缺点是很多的。如菜烂了；农民拿的菜筐，放在菜站好几天不给人家退回去；农民半夜送菜来了，我们菜站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办公时间。同志们在会上批评的很多了，但是在大会上所揭发的，还只是一部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有一个合作社的女同志讲的很好，讲的大家都很同情，其实那也只是一部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缺点，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缺点的。现在我们要来把这些缺点、错误作一分析，原因是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官僚主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商业部门的官僚主义，菜蔬公司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这个是不能推托责任的，这是一。还有就是菜站里边的成分是不纯的，作风是不纯的，过去的菜商菜贩，还有一些菜牙纪，现在都是我们菜站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国家工作人员，他们脑子里到底是些什么思想，也可能有些社会主义，有些也难讲。究竟我们这样搞菜站，这些人是不是满意，也很难讲，或者还有故意给你搞鬼的。当然人们可以说菜站成分不纯，作风不纯，为什么不整理，归根到底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也是要由领导上负责。但是事实上有这样一个客观情况，我们找到这个原因以后，好把它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计划不周到，计划不尽妥当。除了上面所讲的原因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不讲这一方面的原因，就使我们自己也会模模糊糊看不清问题。就是菜的生产、消费、供应之间存在着无政府状态，不是一两个月可以完全克服的，要克服是需要经过艰苦斗争的，菜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看来好像是克服了，实际上远没有克服，因为有很多的合作社都种菜，黄瓜今天可以摘，明天长大一点分量重些，虽然不大好吃也还可以摘，一棵菠菜可以早一天割，也可以迟一天割，芹菜可以早一天割，也可以迟一天割，洋柿子可以早一天摘，也可以迟一天摘，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推迟，可以提前，农民今天地里忙了就可以明天摘，黄瓜就长在地里了，这样市场上今天就缺黄瓜了。农民今天没有事情，很多农民今天都去摘黄瓜，今天黄瓜就多了。同样，今年郊区共有10多万亩菜田，在每一亩地里边农民多施一点肥料，在每一亩里面农民多加一些工，结果菜的产量就增加了，农民别的活忙，少下一点肥料，少加一点工，菜的产量就减少了，蔬菜生产的计划性要做到精确，一下子还是有困难的（可以克服的，但是还有困难）。还不用讲种了一天菜，龙王爷一发大水给淹了。有的菜下雨少了不行，有的菜下雨多了也不行。还有这许多的原因。从个体经济变成了合作社以后，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地减少了，基本上有了改变，但是还没有完全克服。所以蔬菜的供应这一方面有时多有时少，很难掌握。另一方面菜的消费也很难掌握。家庭主妇已经提个菜篮子出门了，她大概已经想了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到菜站去了以后，一看洋柿子好，她本来想买丝瓜也不买了，就买洋柿子，她本来想买菠菜，一看芹菜好，又买芹菜了，她本来想买肉，一看鱼好，又买鱼了，这样家庭主妇的小小的一点变动，有时候就使得菜的供应一下子不足了，一下子又多了。对于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菜蔬公司一下子还不能很好掌握，但是可能大体的掌握。在消费方面变化的幅度很大，在生产方面，多生产一点，少生产一点，变化的幅度也很大，就是每一天上市的菜变化的幅度也很大，这就需要菜蔬公司用很大的努力来平衡供求关系。这样做有客观困难，但这些客观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那么怎么办呢？很显然，需要作调查，要调查出一个大体的规律，如都需要些什么样的菜，几个月大体上需要多少菜，每一月每一天大体上需要多少菜，将这些记录登记起来，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的规律。另外，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可以找几个大的合作社让他们可以明天摘黄瓜，也可以今天摘。同时预备一些交通工具，一看菜站里某一种菜积压了，就告诉合作社，今天不要摘这种菜。此外也还应该有些冷藏设备，因为水果、蔬菜都是很容易坏的，不搞冷藏设备就毫无储蓄，毫无机动余地，一下子卖不了，菜就烂了，一下子买的人多，菜就没有了。这些问题只要认真解决，不是不能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同样，农民半夜进城送菜来了，菜站的人员不起来，就不好了，人家农民都挑了几十里路了，你这里还不起来办公就很不好，农民已经送来了，菜站的人员半夜也该收下。这种作风是完全应该改进的，至于菜站人员的工作时间，菜站要看看怎么去调整。至于菜筐，人家将一大堆菜筐放在城里退不回去，人家运菜用什么？其实菜蔬公司花几万块钱买几万个菜筐，轮换着用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没有得到解决。菜蔬是这样，其他很多的日用消费品供应也是这样。 　　对公私合营工业和国营工业的原料、任务、流动资金，完全可以统一安排。在市人民代表会上有人说现在公私合营企业积极性很高，但是缺乏流动资金。为什么不设法解决？应该设法解决。至于这一种说法是主观的希望，一下子还难办到。就是要求把明年所有的任务现在都订好，这实在是办不到。今年的预算到了今年7、8月才让我们讨论。谁不想早点讨论？是订不下来。中央的预算也想早订下来，也是订不下来。当然明年努力是会提前的。首都的工业发展计划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这一次我们八大由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提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一次中共中央才向八大提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而这个建议现在还有问题，因为许多的工业很多的设计是需要苏联给我们搞，现在富春同志带了许多同志和苏联同志谈，现在很多还没有谈定，究竟哪些工业苏联帮我们设计，哪些帮我们安装还没有谈定。同时我们每年的钱，到了7、8月才知道还有多余，还可以多做些事情。当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头一年定的，应当尽可能地早一点定。对于临时调剂，应该有个机关管。现在有这么多公私合营企业，又没有很好管，是有很多问题。对他们的任务；原料、流动资金，应该统筹地安排，应该事先有所布置。虽然不可能做得很好，也应该尽可能做得好些。 　　对于服务业赶不上我们市民的需要，也需要分析一下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另一方面是需要增加了，供应赶不上去。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今年全国增加工资14亿，这就要求国家拿出钱来（叫货币上的平衡），另外就要多供应14亿元以上的日用工业品。除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外，首都人口也增加了。原来只有200万人，现在增加到380万人。解放以前北京市的人民消费水平比较低，现在消费水平提高了，而且由200万人增加到380万人，很显然我们的服务业没有赶上，我们的服务业并没有发展一倍。这些也是我们领导上的问题，没有早一点训练服务业的人员，早一点增加投资。所以修理业、服务业不能满足增长了的需要，或者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在工商业方面也都有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当然这些问题有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带来的，如品种减少，规格减少。有些也不是改造带来的缺点，而是过去就有。如拿菜来说，过去没有设立菜蔬公司的时候也有脱销，也有积压，菜也烂，有一年曾经因为菜多了，动员所有的酱菜园腌菜，腌不了，还不是烂了喂了猪；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改造以前毛病多，改造以后毛病少一点，如在没有改造时，菜商菜贩看到菜脱销了就涨价，菜积压了就拼命压低农民的菜价，菜商从中渔利，所以几年来副食品的价格涨得很大，影响了工人、店员、国家工作人员、文教工作人员、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副食品价涨得很多，缺了就涨价，多了也不落价，就是因为国家没有管起来，现在至少没有这个毛病了。但是国家管起来以后，一有毛病就突出表现出来了。另外，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没有解决。菜烂了那么多，使人心痛，农民看到自己一锄头一锄头完全用血汗培养出来的菜烂了，是心痛，农民心痛，我们也心痛，凡是劳动人民都心痛。但并不是所有缺点都是改造以后才有的，改造以前也脱销、也积压。 　　三、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无论它怎么样，都不能掩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作社比个体农民，合作社比个体手工业者，社会主义工商业比资本主义工商业无论如何是进步了，不是退步了。虽然在某些方面品种减少了，花色减少了，只要把这些恢复起来就行了。修理自行车的集中的不恰当，把它分散就行了，如果分散要花钱，花点钱就行了。至于农民送菜没有筐了，由菜站买10万个筐子不就解决了？这个国家还买得起，只是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动脑子去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真正体会农民有许多困难，去认真解决。所以说很多工作中的错误是发展中的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是改造中的错误，把所有这些错误，统统加在一块，也不能抵销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比如说现在已经把所有经济基本上都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生产力大大地解放了。公私合营里边工人、店员那么高的积极性，表示什么呢？表示生产力解放。农民那么高的积极性也表示生产力解放。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还有小生产的自发倾向现在也开始在克服（不是说已完全克服）。惟利是图的经济，现在已基本上被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那种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扰乱物价的可能性被消除了，如菜少的时候也没有涨价，很显然是物价更加稳定了。生产的增加是很值得讲的，比如说郊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1953年到1955年增加了9%多一点，而今年一年增加的产量会等于过去两三年增加的产量。生产力的解放，这是最根本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的优越性应该作出恰当的估计。要不然，大家讲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似乎现在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公私合营工商业还不如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了，合作社还不如单干户了，那岂不是开倒车？那么一来，所有手工业合作社都得解散，所有的农业合作社都得解散，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都回到私人资本主义。所以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作充分估计，当然不是说因为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都不要提了。 　　四、现在的关键是进一步改善国营工业和商业的领导，改善管理，改善经营，加强它对整个经济的领导作用。同时，要进一步把公私合营企业具体加以改组、改造好。公私合营企业已经是国家直接经营的企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了，它除了还要给资本家5厘利息以外，其余跟社会主义企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的同志不要把公私合营企业看作和国营企业有那么多差别，因为都是国家直接管理的，出5厘利息也不是一个企业赚来的（有些企业根本就赚不到5厘利，有些也还在5厘以上），而是整个国库发的利息。公私合营企业已经是国家直接管理的企业了，所以要按照原料供应情况、市场情况切实有计划地来发掘它的潜力，把它搞好。这是满足人民对工业品的需要，在供应上满足人民需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不是惟一方面，因为还有国营企业。特别是在工资增加14亿以后，人民对粮食的需要增加的有限——因为现在群众中挨饿的是有，但是少数。总的讲，人还是吃饱了的——对一部分农业消费品，鸡蛋、肉等的需要也要增加，但主要增加的是对工业品的需要。增加了14亿工资以后，要有这么多东西给我们的工资生活者，如果拿不出这么多东西，结果物价不稳，涨了价，工资不等于白增加了吗？因此需要国营工业多生产，手工业社多生产，也要公私合营工业多生产，按照原料和需要情况来充分地发掘潜力。 　　在农业手工业方面，要认真解决农业、手工业的分配问题。就是要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比去年增加收入，比入社以前增加收入。老社员应当比去年增加收入，新加入的社员应当比人社以前增加收入。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的优越就是空话。当然从克服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方面来讲还有它的优越性，但从一个农民来讲，从一个手工业者来讲，他的收入减少了，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不保证90%社员增加收入，合作社一定很难巩固，结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不利，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利。 　　至于我们改进生产，改善经营改善管理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还是贯彻先进经验。这是一句老话。为什么老话还要讲呢？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先进经验总是永远要抓的，恐怕是一万年人类也要靠先进经验来带动大家前进的。这不是发明家或知识分子的论文，总是讲新的意见。对于一个政治家，对于一个政党来讲，是要看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就要讲一万年，解决了以后就不讲了。大家对推行先进经验中的问题，也提出了批评。其实多年来我们都一直在抓先进经验，这一点是事实，但是有时候松，有时候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抓紧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经验，是做得不够的。所以现在关键是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今年来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还比较好，如请人家来教我们，我们派人到各地方学习先进经验，但是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比较差，这就有点舍近求远了。所以要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至于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特别是纺织业，北京的纱厂如国棉一厂国棉二厂都是新厂，工人都是徒弟，在这一方面上海的纱厂是老资格，青岛的纱厂是老资格，天津的纱厂也是老资格，而且上海有很多纱厂，随时有经验随时可以开会交流，北京就只有两个纱厂，经验也比他们少得多（虽然我们也找了一部分老的工作人员来，但是我们的工作经验是比较少的），所以向外地学习先进经验尤其重要。推广先进经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总结自己的经验，一个是学习别人的经验。特别是纱厂、钢铁、机器业等要特别注意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努力向全国先进单位看齐。北京的工业不是进步的。当然有些真空管工厂、无线电器材工厂、飞机修理工厂现在开始改成制造厂，这些不是落后的。石景山发电厂的设备是比较旧的，但是经营不算落后，还有人民印刷厂，还有好多工厂也是这样，我不一一去讲了。但是总的来看，北京的工业不是进步的，比天津、比上海、比东北那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要向先进单位看齐，商业要向先进经营单位看齐，所以要向上海学习。不要保护落后，安于落后，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总是要向先进单位学习，向先进单位看齐，向先进单位进行社会主义竞赛，每一类、每一行、每一业只要有条件的，都要向先进单位学习。这样，天天向先进单位学习，就把自己带起来了。这样一来自然就不是几个领导人，而是整个工厂整个商店的职工劲都来了。不但是工商业要这样，手工业合作社也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好，进步也要靠这个。如果说在阶级社会里边靠阶级斗争进步，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一个是靠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我们进步，还有一个就是靠彼此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来进步。这是推动我们工作不断进步的一个根本动力，不是讲一次两次就过去了，而是要系统地、经常地抓紧这一工作。所以今年来我们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比较差的缺点应该克服；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有时松有时紧的毛病也应该克服。同时关于推广先进经验、总结先进经验、学习先进经验的具体措施也不够，这些都是应该改正的。 　　五、关于领导问题。大家批评我们领导不深入，这是事实。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常常你去一摸，总有那么一堆问题。每个部、每个局、每个区、每个基层单位，你去一摸，不是问题不多，而是问题都很多。对这点，同志们在大会上批评很多，很多批评都是对的。为什么这样？当然，我们管理这样一个国家，不但是一个大国而且是情况比较复杂，工作的方面很多，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能够永远这样下去吗？所以还要从主观方面找原因。我想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各个方面，包括市委、市府，市委各部，市府各局，以至各区，各厂矿，各公司，各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同志，没有把问题排排队。问题是天天有的，今天有今天的问题，明天有明天的问题。我们这些负责同志不是经常发现问题，分别轻重缓急，抓住关键，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看看这方面的情况，也看看那方面的情况，听听这方面的意见，也听听那方面的意见，明确地加以解决。问题堆了很多，得不到解决的头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问题自然很多，有人类存在，问题总是存在的。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问题，每天有每天的问题，今天不解决推到明天，明天问题又来了，结果问题越堆越多。我们就是要发现问题，分别轻重缓急，加以解决，问题看来是很多又不是很多，又无限又有限，不管怎样多，总是解决一个少一个。好比西瓜切十块，吃一块少一块；账还了就完了，不还就越来越多。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要找问题来解决，就是要领导群众前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就是在这个时代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是把问题找来，排到议事日程上，分别轻重缓急，系统地调查研究，加以解决，而是推。有的问题我推你，你推我；有的问题推了好几年不解决。我们的领导同志中看洋片的很多，问题像洋片一样一个一个在他们面前滑过去，从来没有看见看洋片的把问题解决，这些同志是看洋片专家，这种看洋片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看洋片，但不能拿看洋片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1）对阶级、对党、对人民没有责任心。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看着问题不解决呢？这难道是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看恐怕很难说是。一个人份内应该解决的问题，让它像看洋片一样一个一个在面前滑过去，不管对人民有多大利害，毫不关心，这能叫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看不能叫，至少也是有毛病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责任心。（2）是无能。要你共产党员就是要解决问题。要你这个领导就是要解决问题。现在问题一个个不解决。要不就是责任心不够，要不就是无能，还有什么原因呢？找不到别的原因。即使工作职责划分不清，那一个工作与你有关系，你也应该解决。所以，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工作领导者来讲，应该从这方面来检查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同志带来许多旧社会的习惯，没落阶级的习惯。没落阶级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历史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他不能解决。比如美国帝国主义对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能解决。英国帝国主义对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地主阶级对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每个没落阶级，对摆在他面前的根本问题，都不能解决。因此只好因循、拖延、逃避、推辞，不解决问题，只好讲清高、出世、清谈。因为历史决定它不能解决问题。没落阶级还有一个特点是总是看过去，不看现在，不看将来，所有没落阶级都看不出前途。同志们读希腊、罗马的历史，希腊、罗马的贵族、平民甚至奴隶总是回想过去，说想当年怎样。十月革命后的白俄也总是回想在沙皇时代怎么怎么样。凡是没落阶级总是这样。对这种因循、拖延、见问题不解决的作风，在大会上大家批评的很好。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克服这种作风，就像人饿了见到大米、白面就抢那样，抢着抓住问题解决，这就叫共产党员。许多问题堆起来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一个是没有责任心，一个是没有能力。但我想，主要的还是作风问题。一个共产党员检查自己，看见问题像看洋片一样不解决，为了刺一下就讲没有责任心，没有能力。但是一般还是作风问题。你说他没有能力也不是，说他没有责任心也不是，就是没落阶级的作风在作怪，就是因为许多负责同志没有像毛泽东同志的作风一样，抓到问题就分析解决。特别是有人常说“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成了许多人因循、敷衍的一个武器。对问题当然要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但是，在他那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成了把问题推出去的挡箭牌。这是没落阶级的作风，这个作风不改，工作不可能做好，总是使问题堆成堆。这次代表大会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批评得好。我很拥护。 　　第二，工作职责划分有缺点。在市里，市委集中的事情比较多。市委、市政府要把应该分到区的事情分到区，分到部的分到部，分到局的分到局，分到基层的分到基层。党委和政府，市委和区委和各部，市政府和区和局和基层都应该很好划分职责，划分解决问题的权力。市里包的事情多了办不了。任何人包的事情多，一定办不了，或者办不好（也不能说市委、市府都包了）。同时有些主管单位、主管同志又没有充分集中力量对自己所管的工作系统地研究，有问题就抓住解决；没有在研究前，把问题提出来，把正面的、反面的材料，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加以研究，提出解决意见，主管部门应该分清楚哪些问题自己能解决，哪些自己不能解决，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把问题、情况、各方面的意见、自己解决的意见提到市委、市府或者各局、区委、区政府那里解决。因为没有这样做，因为各个环节没有充分发挥创造性，没有对问题加以分析研究，真正切实解决，所以，许多事情拖下来了。现在我们要把市和区、基层的分工，市委和各部，市府和各局的分工，把他们相互间的责任、权力（有责即有权，具体解决问题即有权）分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都要担负起责任，有什么问题就摸透，提出解决意见，这样工作都推动了。推不动的怎么办？ 　　我看推不动工作的人只好让位，自己的工作自己担负不了只好另请高明。这样国家才像新兴无产阶级领导的样子。你推我，我推你，不像话，尤其在首都不像话。至于有人说请你给我指示，自己又不提出情况、意见，叫人怎么指示？这样见人说请教是假的，是旧社会的虚套子。自己主管的工作，当然对情况熟悉，如果真心请人家指示，就要提出情况，提出意见。现在有主考大人，自己管的工作，自己不做文章，出题目叫别人给做。我同蒋南翔同志说，他们学校暑假后有八个系，34个专业，他能不能提出系的计划，这根本不可能。一个综合性医院院长对内科、对外科，对各科都提出计划是不可能的，当然要各科考虑各科的工作。现在工作不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工作比较简单，无非是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无非是减租减息，无非是战勤，无非是动员新兵，无非是征收公粮，无非是党的教育，解放战争时期也一样，事情比较简单。进城后又主要是搞运动。现在工作方面这样多，这样复杂，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的方面熟悉。不但市委、市府如此，就是一个学校也一样，北京市有30多个高等学校，有的同志说调一个高等学校校长到市委来不就把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意见我不反对，很欢迎。但是现在，一个校长管一个学校就感觉吃力得很。如管那么多学校是否一定能够领导得好？实际上现在高校党委有两个书记，第一书记蒋南翔同志就是一个校长，第二书记杨述同志，是市委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副书记，就感觉困难。问题是现在工作的确复杂，工作面多了，如果我们不是充分运用各方面的专家，运用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力量，使各个方面活跃起来，各个方面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使各个方面都切实负起责任，我们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任何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吹牛，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程度的人，自己胆怯，就是在座进过大学和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每个人的知识只是在一个方面，真正讲起来的确不够。因此必须分工。党和政要分工，党和政府本来有分工，党管方针、政策，检查督促，管千部；市政府管具体行政，重大和主要的问题要拿到党委来讨论。但是党和政府的职责要进一步具体划分。就是市府也要分工，市政府和局要分工，市和区分工。把工作多分些给区里做。有人说区里领导力量比较弱，我对这个意见不大很同意，每个区委都比进城时市委高明。进城时我就是市委书记，好多东西我就不怎么懂，那时我们管全市，现在区委就不可以多管一点？有很多工作可以分到基层的就分到基层。把许多工作都集中到上边，部长不能管，局长不能管，处长也不能管而是底下的科员去管，一个科员怎么管得了？形式上是管，实际是管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今后把职权很好划分，使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做好了是他的成绩，做不好要他负责。这样，北京有10万以上党员，有这么多干部，这么多人民，每个人都发挥积极性，工作就做好了。我们在战争时期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每个老百姓都打，一个兵分散了也打。方针、政策、计划一定要统一，要集中但是具体工作应该分工，应该各有各的职权，不仅中央和地方要划分职权，市和区也要划分职权，这是很重要的。把好多工作分下去，过几年工作就做好了，大量干部也产生了，也免得各级领导同志神经衰弱，吃安眠药，患血压高，少出点这种毛病，至少也节省点医药费，多活二年没有坏处，现在领导机关把工作集中的很多，结果搞不好，每次开会，下边的同志老说领导不行，批评很多，领导上说不接受罢，实在应当接受，说接受罢，又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是工作制度有问题，如果工作职责分好，各人有各人的职权、责任，问题该谁解决，谁就解决，别人不要干涉，事情解决了写报告，工作当然就容易做好。中央也感到在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不克服无政府主义，不克服分散主义，不粉碎高岗、饶漱石的独立王国，我们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把职权适当地分到地方，市和区也一样，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搞不好，干部也培养不出来。这样把职权分下去以后，工作上会不会出点毛病，出些错误？会出的，现在不分，也是出。对错误不要顾虑，一个人工作中犯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为了怕犯错误，这也不敢搞，那也不敢搞，这个人也就完了。因为一个人什么都不搞，就等于这个人不存在，比犯错误大得多。不要怕犯错误，只要负责解决问题，工作做好可以得到经验，做不好也会得到教训，以后就会做好。翻过车的人比别人开车稳。 　　还有一个作风问题要讲。现在文牍主义实在害死人，有的报告写得很长，不看实在有吸引力，看完以后实在没有多少内容，报告后面还写着是否有当请予指示，但报告里面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这是要你读他的科学论文。我看问题是领导机关里知识分子太多了。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我看把知识分子统统调出去，剩几个老爷，问题就解决了。管你区委老爷也好，局长老爷也好，部长老爷也好，逼着你自己动手写报告，写几万字怪累的，为保养身体也要写短点。现在这些人有秘书，一看秘书年轻力壮，眼明手快，所以就写吧，一写一大堆，报告送上来老爷也不看就签字。你不信，就查一查有没有秘书写了首长不看就签字——像张宗昌，只写他三个字——的报告，我们的文牍主义比国民党时代还厉害。把这些做秘书工作的青年同志从领导机关调出去，这些青年同志一定很高兴，把他们送到工厂、合作社，结合实际。当然我不是说领导机关不可以要秘书，报告都要首长自己写也不得了，但是，写报告时，首长至少要告诉秘书打算提出什么意见，什么问题，情况怎样，并且要写短短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我念的不多，“原道”之类据说是长的了，贾谊的《过秦论》比较长也没有那么多字，哪有现在的文章这样长？现在写长文章可是进步了。这些长文章没有内容，如果有内容人们还是喜欢看。《资本论》那么长，在座的有多少人看完了？我没有看完，假使短不都看完了？长有时也影响效果，我不是说《资本论》不好，的确必需看，领导上要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把文牍主义反一下。听吴[1]副市长说，有人给朱洪武上奏章，写一万字，被打了一顿屁股，结果只有几句话有用。各级首长要注意一下，不要搞洋洋大观，毫无内容的报告，这是王大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害死人。这是疲劳战术。美国帝国主义也不能这样害我们，使我们累了半天，事情白费。总之，是要把职权很好划分，每个单位对主管的工作，要抓到问题就系统解决，解决一个，少一个，这样，总有一天把成堆的问题解决了，那时就不是一摸一堆问题，而是问题不很成堆。 　　为了这样，势必要把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做适当调整，根据工作需要，精简和办事迅速敏捷的原则，做适当合理的调整。一个机构层次多，不但不能办事情，反而把领导同志同群众，同实际工作完全隔开，命定必须当官僚主义者，因为要不，领导同志的工作不通过这些机构，要是通过这些机构，就是官僚主义。各区都提出编制和机构问题，这个意见是好的，具体怎么调整，以后再研究。 　　第三，各方面，上下，左右，前后协商不够。有些同志的态度是要不分工，要分工就各管各的，和左右前后上下不协商，要不都交给我，要不我都不管，这怎么行？这是山药蛋主义。恩格斯说，法国农民是一群山药蛋，谁跟谁也不联系，靠一个麻袋装在一起。共产党是有机组织，我的工作离不开你，你的工作也离不开我，怎么能讲要不都归我管，要不都归你管。上下左右前后要经常协商，交换意见，互相配合。特别是现在有汽车，有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又有电话，下边同志有问题找来，又说你去找什么人什么人，这不像话，自己拿起电话说我的意见怎么样，你看怎么样，一说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十个手指头分工配合的就很好，它不说要不大姆指拿，要不食指拿，要不无名指拿，它配合的很好，我们连指头都不如？这种不协商的表现是小生产者，单干户的孤立主义。还有一条是自以为是，以为我自己还不能解决，还用跟你协商？有电话，汽车，交通工具就是不喜欢上下左右协商，这个毛病是很多事情堆起来的原因，是很多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的原因。这样就使得很多人总是菩萨拜不完。昌平划归北京市，头一个感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河北省委在这一点比我们好些。有些人到局里见不到人，找不到局长，被收发挡半天。有些地方的门岗，不让局长、部长进去，要岗干什么，要岗是帮助工作，哪是这样呢？这个问题也要解决，当然这是次要问题。主要是上下左右不协商，我推你，你推我，自己应该解决的不跟人家协商。这是坏透了的作风，这不是共产主义作风。关于这一点很多同志都讲了，我看讲得很对。 　　关于领导讲三个问题，一个是抓住问题解决，一个是分工，一个是上下左右互相协商，互相帮助配合。 　　六、高等学校工作。很多同志提出，这次市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没有讲高等学校工作，这是因为一次代表大会不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同志们这次提出这个问题也可以讲一下。市委领导高等学校是设部或是设党委，不是原则问题．现在叫高校党委，干部比统战部多一倍，两个书记是市委常委还有副书记。但市委对高等学校是领导、研究、帮助不够。市委对高等学校应该管什么？有人讲应该管教学业务，老实讲，“敬谢不敏”，实在管不了。高等教育部专门在管教学业务，好多问题还难管，叫市委怎么管？实际上首都的大学的课程业务应该由中央主管部门管，因为它管得好，一定比市委管得好。市委对高等学校也要管，是管思想，管唯物论，唯心论，不然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要管政治，如肃反，阶级关系；要管政策，当然是管执行中央的政策，根据中央方针、政策，计划，监督或领导其实现；另外，干部问题也要管。这些工作应该管，过去也是管的。这些问题另外开会商议解决。 　　七、关于镇反、肃反问题。有人讲我们在掌握肃反政策上去年左，今年右，叫先左后右，叫左右摇摆，有人讲现在是不是宽大无边了？我们是不是先左后右？不是；是不是宽大无边？不是；是不是左右摇摆？不是。这些问题提得都好，但都不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要从形势讲起。现在的形势和去年前半年比较起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前半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那时全国反革命很猖狂，搞统购统销，就闹得乌烟瘴气，当时家家谈统购，人人说粮食，而且有那么些彭一湖专门讲饿死人了，借这个机会向我们进攻；很多地方会道门活跃起来，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是不是能够巩固下去，要来较量较量力量；在资产阶级当中，有一部分，——不是大部分，而是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本能地感到社会主义改造就快来了，也要和我们较量较量力量；胡风②也要跟我们较量较量。同志们不要以为胡风集团后来看起来才不过那么几个人，怎能搞得那么乌烟瘴气，实际上胡风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有点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样那样的不满，有这样那样的反动思想，使得胡风感到他实力雄厚，所以才敢跟无产阶级抗衡。那时机关里也比较乱，清理结果，200万人中10万人有问题，4万人有比较严重问题，小团体上万。这些都是在我们党、政府和机关内部。那时，人家想跟共产党试一试，较量力量，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占得住占不住，这时还不镇反，除非你想把国家葬送。那时应该给反革命几个打击，应该搞肃反运动，应该大张旗鼓地搞胡风。从那时的形势决定那时的方针，决定那时的政策。 　　我们是唯物论者，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今年情况是不是那样？不是那样，现在你看胡风那么闹吗？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向我们提了好多意见，现在讲百家争鸣，虽然，思想、观点是各色各样，也还是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并没有像胡风那样反党，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关现在比较清静，社会上没有那么多会道门，也没有家家谈统购，人人说粮食，搞得乌烟瘴气。在这个时候，有的同志说还要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没有那么多反革命，怎么还要大张旗鼓地镇压？很多反革命纷纷投案自首，你还说不行，还要严厉镇压，你的唯物论在哪里？你说不能先左后右，说去年那么严，今年那么宽，今年应当和去年一样，人家纷纷自首，还那么严，还要大张旗鼓，只好在自己同志中间找人开刀。我说这样的人不如一两千年前的人，一两千年前还有人说这个时期秩序很混乱，刑法需要严一点，或者刑法要宽一点。诸葛亮是一千几百年前的人，他还知道刘璋暗弱，刑法就严些，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堂堂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会忘掉实际情况。离开实际情况讲刑法从宽从严是主观主义，离开实际情况讲现在要不要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主观主义，没有根据。历史上有些搞法律的人纷纷争论刑法是从宽好，是从轻好，这叫教条主义的争论。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现在没有东霸天、西霸天，天桥也没有霸占话剧演员的人了，你说开刀杀谁？那时进城很久，有的话剧演员还被恶霸霸占，不开刀怎么行呢？许广平大姐总是最和平最文明的人了，她也恨的不得了，在音乐堂拿诉苦的老太太的棍子打恶霸，她是反映群众情绪。离开客观形势讲镇反，左右摇摆，根本就离开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应该肯定过去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必需的，不这样做，中国人民政权就不可能巩固，经济不可能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进行，去年肃反是必需的，没有这次肃反，现在就搞乱了。这次至少把反革命搞出了4万，内部机关搞出4万反革命，也不算少了，今后应当只要有反革命就一定要肃清，有一万肃一万，有一千肃一千，有一个肃一个；没有就不肃。没有还肃什么？这叫唯物论。有就肃，有还不肃？这也是唯物论。但是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不要把轻的搞重，重的搞轻，要实事求是。至于对过去肃反中搞错了的要分个类，肃反一开始不是搞特务，一开始是搞胡风思想．有人说共产党灭绝人寰，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就是人民没知识——这是铁道学院许靖说的。很多人说这个人应该逮捕，市委坚持不逮捕。共产党有本事不逮捕，与之争论。现在据说这个人改得不错。那时当然面搞得宽，因为那时是搞思想不是搞特务，是一种标准。现在搞的规格是反革命，处理的标准是违法，是犯罪，是另一种标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凡是过去搞错了的，直接领导的人都必须赔不是，必须平反。原来在哪个范围斗的，就在哪个范围公布这个人是好人。公布以后，是不是被斗错的人会满意？赔了不是有好多人可能满意，当然以后想起来不是味道，但是既然赔不是了，平了反，总是有可能满意的。也有人给他赔了多少次不是，还是不满意，但是既赔了不是，平了反，你的责任总算尽到了。肃反不搞错一个人，有哪个英雄好汉能够做到？不可能一个不搞错，不要吹牛。我是犯过错误的，在延安审干赔过多少次不是，还有意见就再赔不是。你有本事提，我就有本事赔，总有最后一天，咱们两个人在世界上没有了，你也没意见了，不提了，我也不赔了。不能说老子赔过不是，你还提？你搞错了人，人家为什么不提？各级领导同志对搞错了的，我劝你们早赔不是，这比晚赔不是好，我有切身的经验。他有意见，你就紧着赔，总有一天他会说算了算了，赔的絮絮叨叨的，干什么呢？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打击人，不就完了。这个事情要认真去做。有人对范儒生同志报告中说善后处理问题不难解决，提了意见，很好。范儒生同志说可以把那句话勾去。总之，搞错了要赔不是，好好搞善后工作。我们是有反必肃，不要扩大化，但也不要松劲。以为反革命少，松了劲就不得了。反革命并不是凭人海战术，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反革命分子搞一个定时炸弹，轰一下，我们总得伤几个。警惕性还要保持，不要松劲。 　　八、几个思想问题。 　　第一，计划：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计划也是个大体的，是原则性的，是个框框子。计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化。真正要保持计划的正确，就要不断地在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计划，不断地克服现实和计划的矛盾。那种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计划是没有的，有了是错误的。我们说各种工作、各种计划之间的平衡，如蔬菜供销的平衡，百货供销的平衡，原料和生产的平衡。这部门和那部门的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在实际运动中平衡不断被打破，不断恢复、建立，又不断被打破，又不断恢复，不断建立。有一少部分同志习惯于按部就班做工作，最怕把平衡打破。实际上计划被打破是表示现实进步。为什么计划修改了？因为现实提出的问题计划包括不了，经过修改比原来的计划越搞越好。为什么平衡被打破？因为事物发展了。运动靠矛盾斗争，矛盾斗争是绝对的，它的平衡、它的统一是相对的。有人说“矛盾没有统一性”，这不对。主观和客观总有统一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总有统一性，是和非总有统一性，好和坏总有统一性。没有好还有什么坏？没有高个子还有什么矮个子？没有胖还有什么瘦？它都有它的统一性，但统一性是相对的。有些同志总希望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总想这样安排计划，免得麻烦我，省得打搅我的春梦。这个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关于计划问题，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免得把计划弄得僵化，把计划弄成为束缚人的东西，而不是指导性的东西。计划要不断根据实际需要来修正它、来充实它、丰富它，这就免得脑子僵化，假使说斯大林同志晚年犯了许多错误，最主要的是脱离了实际，思想僵化——你说斯大林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还是否定不了的。他写了那么多著作，那些著作在那里摆着，你说是他的秘书替他写的吗？他死了，怎么他的秘书不写了——我们有了这么个观念，知道计划是原则的、大概的，要根据实际发展不断修正，就免得脑子僵化。 　　第二，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我们是集体主义者，但我们的集体主义不是否定个人，是建筑在每个个人的积极性上，每一个人在总的轨道上他有机动性。至少我们吃饭、睡觉、到中山公园散散步、吴副市长钓钓鱼，这些方面有个性吧！我就不钓鱼，吴副市长就钓鱼，他钓得还不错，这破坏了集体主义？没有破坏。乐[2]副市长可以唱武生，什么赵云、长板坡都可以唱，王[3]副市长也可以唱两句，邓拓同志没有来，他也可以唱两句。各人有个人的个性，譬如我爱玩玩这个，我愿早起，你愿迟起。总之除共同性外，还有个性。现在我不是讲这个方面。现在我主要讲毛主席讲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叫共产党，大家热中于共产主义，这很好！一个共产党员不热中于共产主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常常集体利益管得多，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合作社的利益管得多，公积金、生产搞得多，关于各个成员的个人利益有时就忽略了。最近两年就发生这个问题，如工资问题，恩来同志曾经做过报告，说是最近两年我们抓得迟了。有很多群众的福利问题、房子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在党的代表大会、市人民代表大会都提出很多，这些问题我们不是都不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可能解决，你说房子一两年都可以解决？那是不可能的。北京市现在增加了180万人，不算昌平拨过来的，增加了150万人。我们解放时北京房子不过1700万平方米，而这些房子有一半过了年龄。你要整个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三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今年明年可以解决的。但毫无疑问，许多问题如果领导抓紧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没有解决。拿合作社来讲，手工业合作社就是积累多了，搞得社员个人收入减少。据手工业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讲减少收入的有20%，据几个区委书记调查，有的合作社有40%、50%左右的社员减少收入，一个手工业者每月积资12元不很容易，现在基层社每月积累12元，还有联社也有公积金，而且鞋帽业还有九五扣，基层社只有10%的利润，把货给联社，联社就搞九五扣，把利润搞掉一半以上，你说他把钱装兜里了？那不是，我可以担保。他是为社会主义积累，想把社会主义搞快一点。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这个情况，基本建设搞得很大，搞得很多，这一方面纠正得比较早一点，都有这个问题。积累多一点，想把社会主义搞快一点，这个动机是好的，结果效果不会是好的，最后搞得人家退社了，而且这样搞也不应该。这在思想方法上是片面性，对社会主义很热心，这是好的方面，但在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只有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统一，又有适当积累，又使多数社员收入增加，他才有积极性，社会主义才搞得成器。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没有积极性，你那社会主义就叫搞不成，结果势必破坏合作社。目的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对，可以破坏了合作社，搞得人家退社，逼得人家从社会主义轨道退到资本主义道路去。这是讲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第三，生活同生产的关系问题：前面我讲了，农业也好手工业也好，一定要争取90%的人增加收入。工资劳动者包括公教人员也一样。这几年是对生活这方面有疏忽，注意不够，抓了生产、抓了建设，这都是对的，但是对职工生活方面注意不够。目前要抓紧解决这些问题。凡是可以解决必须解决的要尽量解决，这是很要紧的。这次会上，刘仁同志报告讲了很多这问题，许多同志的发言中也讲了这个问题，这讲得对，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同时要注意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的改善、收入的增加必须也只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既不是像帝国主义那样可以到外国去掠夺，又没有一个被我们剥削、掠夺的对象，从哪里剥削剩余劳动价值？不搞生产，从哪里改善生活呢？从哪里增加收入呢？国家是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的，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活、增加收入，也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活、增加收入。因此，一方面现在要抓紧切实解决那些可能解决的生活福利问题，无论是社员、无论是工人、公教人员的生活福利问题。不解决叫官僚主义、叫忽视群众生活，对群众生活不关心没有心肝。一个人无心肝就很不好了。劳动人民是自己人，你怎么不关心？要解决这方面问题。另一方面，不要忽视生产，如果忽视生产就不好，因为这是基础，生产是我们一切的基础。你搞文化，没生产也不行，你搞生活也是一样，无论你搞什么，搞交换、搞商业，要先生产出来才能供应，生产是最根本的问题，生产是我们一切的基础，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忽视生产。 　　工会工作我也想讲讲。工会工作抓生产对不对？特别是因为有一个时期只讲生活不讲生产，那时就要强调生产，甚至我那时讲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中心工作要抓紧生产。因为那时候就是闹生活，不注意生产。现在工会还是要抓生产。还要抓什么呢？抓学习，列宁不是讲过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抓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工会也是和我们整个工作一样，这一时期对工人生活福利注意得少了。生产、学习、生活这三项工作是工会在任何时候不论对哪一方面都不能忽略的。至于一个时候抓紧解决一个时候的中心问题，那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时期那个问题突出，就抓紧解决那个问题。工会要抓紧这些方面。 　　第四，问题在考虑过程中的反复，算不算左右摇摆？这不算左右摇摆，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据说有的同志讲，市委讨论消灭文盲时，一开始说二年到三年消灭城市工厂的文盲，三年到五年消灭郊区文盲，最后定了个三年到五年消灭工厂的文盲，五年到七年消灭郊区文盲（最近总理讲十年消灭文盲，那是讲全国）。这不叫摇摆，这不叫放空炮。要说放空炮，我倒放过一次空炮。几年前我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时还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上曾经讲，要在几年以内消灭文盲，那是空炮，很多同志讲可能，实际不可能，那倒是错误的。至于市委最近这次的考虑，一开始说两年到三年消灭工厂的文盲，后来说三年到五年，又讲乡村要五年到七年，这种反复考虑，变来变去，不但不是一种左右摇摆，而且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一种思想方法。我们许多同志所以在一起吵个不休，你一句话，我一句话，我驳你这一句，你驳我那一句，永世不能解决，就是缺乏全面考虑过程、反复考虑过程。有些同志犯片面就是要不就肯定，要不就否定。真正讲，所谓否定之否定，在自然过程中，不是每件事物都是有的，并不一定每件事物的发展都经过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但是在人的健全的思维过程中，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考虑必须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不经过这个，思想总是不健全，总是很可能要片面的。首先想事情要这样做，然后想这样做有什么坏处，一想想到许多坏处，然后利害一比较，就会想还是这样做好，这不就是否定之否定么？有时经过一次否定之否定还不成，要经过好几次否定之否定，才能把一个问题考虑周到。这样一种健全的思考，只靠一个人还不成，所以我们要开会，一开会很自然我有一个意见，你一驳，还不就把我否定了？我又一驳，还不又把你那个否定了一点？最后讨论的意见还不是否定之否定，我们不但一个人要这样，一个集体也要有意识地这样做。毛主席在中央常常是一个问题决定后，他又反过来考虑考虑，想到很多坏处，考虑结果，才定下案来。这个问题我过去也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至少应该学这条，这是辩证法的思维过程。大家看到毛泽东同志写的好多著作，多少年前的著作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错误比较少，为什么呢？就是他经过了这样的深思熟虑，翻来覆去考虑，而且翻来覆去和别人交换意见。而我们好多同志在讨论中就是很喜欢抓住人家讨论过程中某一句话，一抓到以后，就老说你哪年哪月讲了句什么错话，讲几句错话这算什么呢？我的错误是数不完的，你们有兴趣可以数数，可以数个几天数不完。我看在座的同志从来不说错话的人也不见得多。抓住考虑过程中的一句话，一个观点不放，这就把党搞死了。大家在一块讨论，就是你提一个感觉，我说一个感觉，大家七言八语，最后大家冷冷静静，全面分析定出个结论来。这样党就活泼了，自己思想就活泼了，那一种想讲一句话就是金口玉言，就可以刻了版，永世都不错，是形而上学，你就不要怕他。那种思想没有多大价值。因为这种一下子肯定了就不否定，也不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主观主义思想，这种主观主义还不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有否定之否定（他叫正反合）意见对不对以合不合乎客观作标准，合乎实际就对了，不合乎实际就错了。任何问题、任何意见不合乎实际总是要翻案的，这是一个考虑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次会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讲讲。 　　第五，同志关系：这次会上大家展开了批评自我批评。我们人都需要帮助，一切党员、一切同志、一切人都需要帮助，哪个人不需要帮助呢？没有人不需要帮助。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不是好汉恐怕三个帮还不行。当然需要帮助。农民晓得组织个互助组，组织个合作社，手工业者也要组织个合作社，难道共产党不晓得大家需要互相帮助了么？帮助的方法之一是相互批评，相互交换意见、相互提醒。批评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团结，批评的目的是把错误克服了，缺点克服了，思想一致就团结了。我们的团结基础是思想一致。在座的当然也有同姓，但不是因为是同姓才团结，也不是因为同种，也不是因为同学，也不是因为咱们是亲族，也不是因为是老同事，咱们是在统一的思想上团结起来。所以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思想统一，克服了缺点、错误，就团结了。目的是团结，也只有经过批评自我批评，大家认识一致了，才能达到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就是对同志的帮助，就是帮助同志改正缺点错误，也有时候是人家帮助我们克服了缺点错误。我批评你，本来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可是我以为我是对的，你是错误，这是完全许可的。在没有交换意见前，任何人总是以为自己意见对，自以为是不是批评这个，而是交换意见以后，明明人家意见是对的，人家讲得有理也不采纳，自以为是是批评这个。交换意见以前当然自以为是。批评人的人也一样，我既批评你（今天我批评了有的同志），当然以为我这意见是对的，但是客观上对不对，那还要研究。假如我批评得不对，你反过来批评我，也是帮助我。有人以为所谓民主就是我讲你听，这哪叫民主？过去皇帝老子才是我讲话你听。我讲话你听，你讲话我也要听，大家讲大家听这才叫民主。自己讲话很神气，人家讲话不爱听，不注意听，这种人最没有民主。我们当然不是。所以，我们批评的目的是团结，批评是为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是为了互相帮助。只要人家批评，哪怕人家意见不对或不完全对，也应该采取欢迎态度。你欢迎了，听完了，他批评对了，你接受，批评不对就说明：你哪点批评我接受，哪点批评我认为不合乎情况，我认为是不对的，或者咱们观点不一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错的，这样就既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有错误坚持不改，这叫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是随便什么意见都接受，而是对的就接受，不对就不接受，是以客观为标准的。对人家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有就改正，没有就注意一下，损失了什么？没有损失什么。批评人的应该是一个帮助人的态度、同志态度，被批评的也要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王明、博古时代就是“无情的打击”，立三时代也是“无情打击”，这是不对的。同志间怎么无情打击呢？批评的目的是团结，也有一种人圆滑、不得罪人、无原则，这也不是共产主义．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自由主义不有那么一条么？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主义。这两种都要反对，一个是圆滑、不得罪人，要反对；一个是无情打击，也要反对。批评人家态度应不应该好一点？那就是越好越好，我性情比较急躁，有时一讲起话来态度就不好。自己注意改，也常常犯，这不好。同志们不要这样。批评态度好一点人家容易接受，你态度不好，人家不易接受，批评达不到目的，其实是蠢事，不要这样子。被批评的人不要注意人家的态度，要注意人家哪个意见是对的，接受他意见对的部分，不要抓住人家一个词句一下子打回去。这就堵塞了言路。两方面都要注意。 　　第六，还有个问题附带讲一下，就是都市总规划和局部工程的设计施工问题。 　　现在大家把总规划夸大得有点神秘化，以为一有了都市总规划以后，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没那么回事。北京市的都市规划搞了一年多，有9个苏联专家（都是参加过1932年莫斯科改建的老专家，真正有实际经验的），有200多干部，一方面跟他们做徒弟，一方面搞都市规划，现在还没有搞出来，里面有很多问题，一下不好定，如工业指标，中央是要全面安排的。总规划是个战略方针，是总的部署，这样毛毛草草在图上一画就行了？对那种人你不要相信他，根本不要他搞总体规划，那是疯子，靠不住的，相信他将来上他的当。就是要谨谨慎慎，反来复去，搞得周密点，才能订一个计划。现在200多人天天在那里干，还不积极？这东西不能草草率率拿出去。这次代表大会在原来军管会的地方安排了规划展览，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一方面要加紧把总体规划搞出来，另一个也不能很草率，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使有了总体规划，是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在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总规划的问题呢？有些是，有些不是。如东长安街在规划上大体己定了，但是今天修了路，明天又挖了好些下水道，后天又搞个什么东西，这与总规划有什么关系？这一百米、二百米，几公里的总规划订了，这路还应该有总体施工，综合建设计划，先埋下水道，跟着是埋电缆，还是埋自来水管？完了后怎么样？自来水管在哪儿留口？下水道在哪儿留口？这些问题要有综合设计，综合施工计划。有总规划还要这样去搞，特别是一个路，今天修了，明天又补一下，这不是没有总规划的责任。当前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都等那个总规划，而总规划又搞不出来，这就妨碍我们事业，有的是总规划的问题，如修了个同仁医院，将来一看那地方要修路，把它拆了，这是总规划的问题，有些事情总规划没订就不能定，有些不是总规划的事，像修路、下水道。因为大体的框子划了，一个地方还是要综合设计施工计划，把许多问题都说成是总规划的问题，就是把当前应当解决的问题推到将来，这对工作不利。 　　还有附带一个问题，对于限制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有些同志有意见。当然有些人应该在城市，如直系亲属，男的女的都一样，把人家轰走，那就不对，我们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把应该留在城市的人轰走。但是很多人在城市并没有职业，并不需要，那留在城市是要限制的。莫斯科从1932年起就限制，现在还搞到800万人。纽约这些地方有1000多万人，我们现在紧了紧，也有380万人。城市人口增加那么多，进城时工业、交通运输业人口只7万，现在34万，全市人口解放时197万。现在380万，不算昌平也有350万，发展速度很快，和工业各种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让很多人到城市来，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盖旅馆、盖房子都要钱。现在是把钱用去修工厂还是都修房子？是建立学校还是都修房子？当然要建工厂、买机器，不能把很多人搞到城里来。去年本市粮食供应量15.5亿斤不够，要17亿斤，后来一咬牙，把供应量比15.5亿斤还减了一亿多斤，也是很好的事。城市人口是要限制的，但不等于应进城的人不能来，很多人的爱人、父母进不了城，无论如何要想法解决。至于有好多在德胜门工作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住在右安门，搬不了家把他的工作一调就行了，好些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现在房子挤是因为人口增加的多。机关不盖房子也不行，今晚我们原打算在工人俱乐部开会，那地方被占了，想用公安部礼堂，也被占了，临时借到了团中央礼堂，所以礼堂不修也难办，机关、事业用房修了，民房修得不够，这一点是有。你说机关修得都不对那也不是。城市里为了避免各种供应问题、房屋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不好解决不搞那么多无业的人，人口是要合理限制。 　　九、最后一个问题，讲讲党内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有一部分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未入党。当然多数是思想上人了党，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一个两个人思想未人党或未完全入党。这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苏联十月革命后在每次党代表大会前，都要上十万上十万的清洗，我们现在没有这样。我们现在在发展党员时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一个人入党时人生观应该有改变，有质的改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阶级服务，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服务，要把自己一切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牺牲就牺牲，需要派到前线就上前线，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个思想入党问题不解决，入党后会有苦恼，现在如果不从教育上解决，将来还会有苦恼，总有一天要把他清洗出去。如果不清洗出去，党就变了质。你说这种人没有？他入党目的就是以为入党后工作易安排，也许升级评薪占点便宜，饭碗子不会掉，这种人一个都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有，咱们一个都没有？昨天和范儒生同志开玩笑说，假使今天哪个地方发生了战争，咱们把北京10万党员编起来市委带头，通通开到前线去，有没有一些人不参加呢？范儒生同志讲那恐怕有些人就跑了。因为他人党没有准备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现在我并不提议把这些人清洗，应该对这些人教育。一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应该成为党驯服的工具。党是什么党？是工人阶级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党发展这么大，应当对青年同志进行这一教育，底子打好后，一辈子就这样。现在不教育，将来这些人资格老了，思想还没入党，就麻烦了，这是新入党的同志的问题。 　　还有少数老党员，进城以后，觉得自己为人民服务这个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剩下就是对他祟功报德，就是休养。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不多，也有一部分。你说他腐化，没腐化，你说他贪污，没贪污，就是思想有点堕落。一个党员活着，有这一口气就是为人民做事，为阶级做事，还有什么别的没有？没有了。一个老党员、老布尔什维克觉得自己超额完成任务了，剩下就是崇功报德，这种思想不健康，会传染给别人，这都是掺杂着这样那样的个人打算，是不好的。我们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决心为我们的党，在党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应该用教育的办法，帮助态度，使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首都的党的每一个党员（当然实际不可能是每一个党员，但要努力做到每个党员）都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服务，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力量，不说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流尽最后一滴汗。这样一个首都的党才名副其实地够得上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地方党。 　　这些意见考虑得也很仓匆，讨论后昨晚才综合起来，很多意见不一定妥当，请同志们考虑。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 　　（注释：） 　　[1]吴，指吴晗。 　　[2]乐，指乐松生。 　　[3]王，指王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