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瑞卿：在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罗瑞卿>

## 一、对当前形势的认识

　　当前敌我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是国内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残余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这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七年镇反取得伟大胜利的结果。

　　今年是三大改造胜利的第一年，阶级关系变动很大，但是一般是顺利的。今年灾荒比较严重，但灾区治安情况基本上是稳定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在我国内虽然也有一些波动，但情况一般也是稳定的。

　　在国际形势有些紧张、国内有灾荒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着这样稳定的状况，证明了党中央对镇反斗争的估计是正确的，残余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提高，反革命社会基础和反革命活动的空隙已经大大缩小了。

　　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对前途是乐观的。这种变化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直接影响，必须充分地估计。

　　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已经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完全没有问题了。因为国内剥削阶级基本消灭，还没有完全消灭；残余反革命基本肃清，还没有完全肃清；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国内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但是国外帝国主义的情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我们还不能过分乐观，对于另一方面的情况，也要充分地估计。

　　我们面前还有敌人：

　　残余反革命少了，但还有一定数量。譬如说，反革命中十个里面还剩下上个，这一个较之过去的九个，更难搞了，因为他们有些已经隐藏得更深，已经有了逃避我们打击的经验。

　　敌特派遣，1956年比往年多，在今后的长时期内，将仍是紧张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和某些大中城市，这个方面的斗争在明年和以后若干年可能比今年更紧张一些，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可能产生新的反革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当中，是可能有一部分人感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走上反革命道路的。那些犯过罪受过处罚的人也还有一些可能会重新犯罪。现在经常有人写信骂共产党、骂人民政府，这些人虽然不一定都是反革命，但其中肯定有反革命；有些人今天还不是坚决的反革命，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变成坚决反革命，应该加以注意。

　　（刑事犯罪值得严重注意。今年作案比去年有所减少，但大案仍很严重，流氓活动仍未制止。目前有些新建、扩建城市的刑事犯罪活动，不仅没有比去年减少，而且还活动得相当猖狂，因而社会秩序不好，弄得人心不安。许多地方大案破不了，对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群众已经表示不满。）

　　刑事犯罪问题，当然应该同反革命犯罪问题加以区别（广义地说，反革命犯罪也是刑事犯罪。我们所称的刑事犯罪，是指反革命犯以外的刑事犯罪），它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但刑事犯罪的破坏，对于反革命起援助作用，其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是一样的或差不多一样的。因此，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人民公安机关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不平衡，在沿海、沿边地区，敌人的派遣特务活动比之内地要紧张得多；在山区、边沿区、省与省的结合部、还未解决问题的落后乡、集镇，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比一般地区要多；水上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还很复杂。

　　要足够估计，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中还会遇到暂时的困难。比如：在国际上，帝国主义正在利用波兰、匈牙利事件制造反苏反共的浪潮，利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向我们进攻；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长期的，因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是长期的；我们工作中还会有缺点错误；灾荒还会发生；还有大批人短期内不能完全就业，例如明年就可能有几十万中学生不能升学；还有各种不满分子、动摇分子，都有可能被敌人利用，等等。

　　因此，今后还有斗争，斗争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如果就全局看，说今后斗争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化，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斗争既然存在，在一定时期、一定地方、一定条件下，仍然出现复杂、尖锐的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局部地方的小的反复，肯定会有。全国性或广大地区的大的反复，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要说死了，并且还应该有准备。我们精神上有了准备，它不来没有什么损失，它来了也就不怕了。1957年春天一关就要有准备，因为今年南旱北涝，灾荒比较严重，眼前治安虽然较好，明春也可能发生一些问题。有的同志对今后的斗争还有些担心，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当然也不必过分担心。我们的手脚并没有被捆绑起来，如果确实又发生了反革命的猖獗破坏，我们已经缩回了的拳头，仍可再打出去。不要说这种可能性一定会有，可也不要说这种可能性就一定没有。但是，即令有，我们的拳头收回一下再打出去，不仅没有坏处，反而更为有力。

## 二、1957年的工作部署问题

　　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反革命分子大大减少了，专政对象减少了，因而专政的范围也缩小了。作为专政的主要工具之一的公安工作，相应地加以收缩，公安机关适当地加以精简，是完全应该的。同时，有一些机构过去就不大合理，我们的干部比以前也总强了一点，领导经验也多了一些，这就更可以看出精简的必要了。但是，由于专政对象仍然存在，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因此，我们的方针，除了坚决而又适当地实行必要的收缩和精简以外，还有加强的一面和提高的一面。加强的方面，譬如说，对国内专政缩小，对国外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的专政还要加强。民警工作也有加强的方面，如刑警、消防、交通、户籍管理，等等。群众运动减少了，侦察工作要加强。提高的方面，譬如说要更加提高工作的质量，要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干部也要提高，不提高干部，要提高工作质量是不可能的；许多业务工作上的必要技术也要提高，等等。我们的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来重新部署和加强我们的斗争，以达到进一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制止各种坏分子犯罪的目的。

　　第一，继续彻底解决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全国范围以肃清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主要任务的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今后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应该按照新的政策精神，只追究那些罪恶大、民愤大又拒不投案的分子。对于多数有一般罪恶的，只要坦白就不再追究；即令暂时不坦白，只要无现行破坏也可以等待一下，一般地说，不要逮捕惩办这种分子了。今后一般地不再搞运动，但是在某一个地区在一定的时间内，针对某些突出问题，譬如打击刑事犯罪，发动群众斗争还是必要的。

　　第二，侦察工作要加强，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特务的侦察工作和海外侦察工作应该加强。海外侦察工作还很弱，不加强要吃亏。必须加强广东、浙江、福建、辽宁、云南、新疆等沿海、沿边省份和各大中城市的侦察工作。为了加强侦察工作，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动手，具体领导，具体研究问题，多想办法。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喊了很久，现在看来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侦察工作必须进一步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之上，克服依然存在的神秘主义、孤立主义倾向的残余。同时，必须对侦察工作实施严密的监督，没有监督或放松监督是很危险的。侦察工作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能把仅仅具有反动情绪的人，同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混同起来。侦察工作仅仅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自己的，公安机关无权在党内搞侦察，这一点，过去已有规定，仍应随时注意。对于工作中犯错误的侦察人员，应该坚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做好工作。

　　第三，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要加强。积极侦破大案，提高破案率。打击犯罪活动，要实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造成抵制犯罪活动的舆论，发动群众反对犯罪和制止犯罪，从而加强预防刑事犯罪的工作。

　　第四，做好经保、文保工作。经济保卫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反破坏事故斗争，预防事故的发生。文化保卫工作要注意加强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高级卫生部门中的保卫工作，及时发现这些部门中暗藏的反革命的活动。

　　（分散的、小型的厂矿企业的保卫机构，未建立的不要建立，已建立的应予撤消。对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保卫组织，一般地目前不要撤消，但应根据情况，适当地加以精简；其余没有必要设立保卫组织的一般学校，应予撤消，或者不再建立保卫组织。这些单位的保卫工作，主要应该依靠党委通过党员依靠群众去进行。）

　　第五，警卫工作要收缩。今后主要从加强治安、加强侦察工作、加强群众工作来保证领导同志的安全。

　　第六，关于劳改工作。要加强管教工作，加强对犯人的思想改造。对于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提法，应该有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说，劳动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把犯罪分子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因此既要生产，又要进行必要的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生产也是为了改造，而不能妨害改造。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所追求的目的，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目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目的。

　　对于刑满人员的多留少放，今后，第一是自愿，第二是同工同酬，是一种安置就业的性质。这样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一件好事。

　　在边疆地区（主要是新疆、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的刑满人员，应该在上述原则下，尽量争取他们留下来，这是一种移民性质的安置就业。有家属的，可以逐步把家属接去。

　　当然，那些违背政策，不经过动员说服，不实行自愿原则，简单强迫地留下，特别是不实行同工同酬，甚至把他们还当成犯人一样看待，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违法的。

　　今后公安机关要派强的干部到劳改部门去，因为不仅要管生产，而且更主要的要管政治。

　　第七，加强民警治安工作。交通、消防等项工作，都应当继续加强；户口工作也应当加强它需要加强的方面，但也要简化一些不必要的、使人民感到不便利的手续。今后民警治安工作的中心问题，是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使群众感到民警和派出所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要使群众感到派出所只是管他们。应该看到，镇反运动为人民群众做了很大的好事，人民曾经十分感谢我们，但是镇反过去了，日子长了，人民就会逐渐忘记的。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没有新的服务成绩，人民就不会再那样积极支持我们。因此，人民警察是否脱离群众，是我们每天都要警惕的。警察也需要监督，每年要整顿一次民警作风，至少两年要整顿一次。

　　第八，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其领导关系，主要是“块块”，不是“条条”。当地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主要受当地党委的领导，不搞垂直领导，上级政治工作机关主要是作些检查指导工作。武装民警的党的工作也不要搞垂直领导，县里的武装民警中的党员，应该同县公安局的党员组织在一起，受县委领导；专区里的与县同。

　　第九，经济警察一定要整顿精简。除了少数大的企业外，可以考虑一般的不要叫经济警察，改为门房，或者改为“更夫”性质的巡逻警卫，可以穿便衣，发枪（由公安机关发）。主要是依靠厂矿保卫组织和党委、行政领导，这也是一种收缩。过去的许多制度、工作方法现在已经不适当了的，要研究改变。各省、市公安机关应该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经济警察的问题。

## 三、若干带政策性的问题

　　第一，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是否还有严的一面？肯定地说，还有。对于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已经经过宽大处理又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我进行严重破坏的分子还要严一点。死刑控制更严，是应该的，但还不是完全取消。凡是不杀可以平民愤的就不要杀，但如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就还要杀。这个武器还要拿到人民手上，不能随便放弃。杀人多了，不好；一个不杀也办不到，至少现在还办不到（当然杀与不杀，判决权在法院，我这只就一般政策性质的问题来说的）。该捕不捕、该打击不打击的现象是不对的，要坚决纠正。

　　必须注意，不能错捕，也不能错放。应该放的坚决放，不应该放的，公安机关发现了，要向检察院、法院提意见，不提意见是不对的。但是，法律监督权在检察院，判决权在法院，公安机关不能干涉。

　　第二，现押犯人中，有这样一种反映，认为“早犯罪不如晚犯罪”，“早坦白不如晚坦白”，认为现在的政策不公平。公平不公平，要从形势出发。除过去轻罪判得很重、重罪判得很轻的外，一律不要翻案。更不要乱放，乱放会带来恶果。

　　第三，对反革命分子的安置就业应该认真进行，但必须和整个社会就业工作结合进行，防止脱离群众。

　　第四，生产合作社内，现有的两种管制生产，应该加以区别。凡经过群众评议放入社内管制生产的，其性质属于监督改造，与依法管制的有区别。管理方法上也要有所区别。

　　第五，对于那些因为反对国家、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涂写反动标语或者散发反动传单、投寄反动书信的分子，应当肯定他们的行为是反动的，其活动也是反革命性质的活动。至于进行这些活动的分子是否要惩办，如何惩办，要看具体情况。但是界限必须划清。

　　第六，对于群众性的罢工、罢课、游行、请愿、哄闹事件，除了个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逮捕就不能制止他们的破坏（例如行凶杀人）以外，公安机关不要直接出面去处理，而应当由有关部门用群众工作的办法去处理。当然，搞厉害了，超出了民主自由的范围，甚至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公安机关出来维持一下秩序，也是需要的。但也要采取和平说理的方式，不能采取镇压的办法。至于为反革命分子煽动的罢工、罢课、游行、请愿、哄闹事件，应该首先解决群众的问题，待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后，再给以惩办。当然，为反革命煽动的武装叛乱，必须适时扑灭。总之，要严格区别群众的落后不满行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七，对人民内部的问题，基本上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但是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恶的分子，也要依法惩办。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犯了罪也要坐班房。不然，对少数犯罪分子的放纵，会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混进了一些敌对分子、流氓分子，从思想作风上、政治品质上带进了一些坏东西，应该加以注意。

　　第八，重证据，可靠的证据才是认定是否犯罪的主要根据，这一条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但什么叫证据？有些重大案件中的重大嫌疑分子，是否可以逮捕起来进行审查等等，这在实际斗争中确乎有些值得考虑研究的问题，待与检察院、法院研究后决定。

## 四、法制和公检法三个机关的关系问题

　　公安机关遵守法制，一年来有不少改进。公检法三个机关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在健全法制过程中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恐怕是必然现象，难于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成熟的经验。要责备，主要责备公安机关，因为公安机关成立得较早些，缺点和漏洞也确实是不少的。

　　今后斗争中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一定要完全遵守法律，因为国家法律就是人民的利益，破坏法制就是破坏人民的利益。而且遵守法律，是既利于保护人民又利于镇压敌人的，完全遵守法律才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并避免犯大的错误。完全遵守法律也才能使我们免于受人攻击，即令被人攻击也不致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完全遵守法制与否，应该是今后检验我们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过去只有纲领性的法律，群众自己动手是对的；现在情况变化了，就一定要完全守法。

　　三个机关的关系，公安干部是有缺点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自己更加注意谨慎谦虚，实行自我批评，不应责备别人、埋怨人家，而且我们确实有不守法的地方。至于三个机关有时候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找岔子、挑矛盾，这是好事情；成立三个机关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相互制约。至于因此引起思想混乱，妨害工作，那就不好了，就应该正确地加以解决。

　　有了不同意见，当然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但是现在法律还不很完备，有些问题一时还无法可依，或者虽然有一点法律条文，还不能完满地解决某项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先向群众调查，听取群众的反映，以群众意见、群众利益为标准。如果三个机关确实争执不下，应该请示党委解决。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解决任何问题上，都是不应当忘记的。

## 五、思想问题

　　结合贯彻这次会议，必须把当前的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反复地向广大干部解释清楚。要防止发生误解，克服可能发生的思想混乱。我们现在要进行必要的收缩，要实行适当的精简，并不是因为过去搞错了，相反的，正是因为过去作对了，正是因为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促进了形势的根本变化。有些同志担心收缩，不愿意收缩，是不对的，是对于形势认识不清的。公安机关当前的发展趋势，就是随着专政范围的缩小，专政对象的减少而收缩、精简。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应该有这个自觉。专政的加强，就是为了专政的消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这是好事情。不然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专政范围愈扩大，公安机关也愈搞愈大，这样就要犯大错误。但是，应该反复说清楚，进行必要的收缩和适当的精简，决不是宣告解体，把专政马上取消。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在国内外敌人的面前解除武装，同样也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应该说明，专政还不能取消，对国内敌人的专政范围只是缩小了，对国外敌人的专政作用还没有缩小。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反革命残余还没有肃清，专政就仍然是必要的。

　　七年以来，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正确的、健康的，有伟大成绩的。我们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专政的一部分历史任务。在这一场剧烈的斗争中，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代价是很小的。这完全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正确政策的结果。我们在工作中虽曾有过一些错误，但是一般地说，是坚决地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一切同这种认识相反的认识，则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它是不正确的。

　　公安机关是联系群众的还是脱离群众的呢？应该说，基本上是联系群众的。在镇反斗争中是坚决地充分地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因而也是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公安机关是遵守法制的还是违反法制的呢？应该说，我们是基本上遵守法制的，不是破坏法制的。我们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时期，是坚决支持群众的直接行动，忠实执行党的纲领性政策的；在暴风雨时期开始过去，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健全的时候，我们坚决拥护法制，并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是遵守法制的。

　　有的同志提到，过去镇反运动中强调了专政的一面，对民主的一面强调得不够。应该说，我们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镇反，就是很大的民主，过去强调专政也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为了保护人民的。当然，在镇反运动中也带来了某些副作用，对人民民主充分照顾不够，限制多了一些，恐怕也有这个缺点。

　　（当前斗争中的思想倾向有没有“左”的或右的思想呢？我看固步自封，看不到情况变化的人是有的；束手束脚，右的情绪也有，至少已经有萌芽。我们应该有什么就反什么，实事求是，改进工作。）

　　公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公安机关内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到处都有。所谓主观主义，就是不了解情况，决定的东西和客观实际不相适应。官僚主义就是不亲自动手，不钻到问题里去，把问题钻通。有些部门不亲自动手的现象确实很严重，例如有许多部门当权的不是这个部门的首长，而是科员、办事员。当然亲自动手，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办起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现在就必须很快地加以医治，使我们的机关和全体同志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都更加健康，更加有力量做好工作。

　　今后斗争还是长期的，我们的工作还很多。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教训，也有国际的经验教训，人家和我们走过的错误道路就不要再走，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把今后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我们的任务过去是光荣的，今后仍然是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把公安工作进行到不再需要公安工作的时候为止。带着改革的精神，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更好地更细致地做好1957年的工作，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安全，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 注释

　　〔1〕 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1956年12月20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和部分大城市公安局长，民警干部学校校长等，共110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查1956年的公安工作，讨论确定1957年公安工作的部署。

　　来源：公安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编辑组编：《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