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在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

　　<陆定一>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开的比较长，因为好几个月没有开会了。会议情况已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毛主席对这次会议亲自给了指示。

　　这次会议上有罗瑞卿同志的报告，最重要的问题都讲了，大家都同意，中央也同意，己印发给大家。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中央许多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没来听，只派了代表，这种现象不好，这个报告很重要，希望你们把文件好好看一看。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的问题，罗瑞卿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有个发言，中央认为很好。过去在知识分子肃反问题上界限不清楚，这次比较清楚了。周总理再三说：要大家注意研究这个文件。

　　今天要讲的有五个问题：  (l)必须坚决反对松劲情绪；(2)又好又快又省；(3)规划问题；(4)怎样做好结束工作；(5) 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

## （一）必须坚决反对松劲情绪

　　反对松劲，这是作为最重要的一点提出来的，中央同意。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大变化，这是一个飞跃，我们的国家起了个大变革，这个变革就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大变革，现在还没有完成。去年上半年粮食问题闹的很严重，下半年就完全交了，农民希望多卖些粮食给国家，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把粮食危机问题解决了。接着是工商业的改造，人家都很奇怪，说中国的革命怎么会是这样革法，敲锣、打鼓、放鞭炮，资本家怎么会那样愿意，硬是有人不相信。

　　我想说一说，从这种形势中应该看到什么问题？就是毛主席讲的，要“上马”不要“下马”，要“促进”不要“促退”。中国搞社会主义有许多困难，国民经济有五种经济成分，一定要发生问题。我们在联共党史中看到过。苏共在国内战争以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市面上买不到东西，工人在城市中生活不下去，都下多搞粮食去了，不干工人了，国家工厂也关了门。中国就没有碰上这种情况，我们把这个困难绕过去了。第二个困难是在一九二七年，苏联发生了谷物业危机，因为地主的大农庄垮了，变成了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又变为更小的经济，因而，虽然农业是增产的，但商品粮食却减少了。一九二七年苏联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发生了粮食危机，危机严重得很。当时解救危机的方法是消灭富农，搞合作化。搞合作化的办法有好几条，建立国营农场，对贫农进行帮助等等，头一条就是拖拉机。中国的粮食危机，如果没有合作化，今年就会很严重。去年前年我们都遇到粮食困难。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出来讲话，说什么“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人叫、猪叫、牛叫”，“家家谈粮食，户户讲统购”。有的地方还发生过抢粮现象。合作化一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没有拖拉机，而是用的另外一套办法，人家没有用过，就是用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这个办法成功了。我们是把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分成了两段来进行的。我们没有拖拉机，可是去年一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从百分之二增加到百分之六十。我们就这样把粮食的困难也绕过去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合作化，今天就可能发生很大的粮食危机。有了合作化，今冬没有下雪，人心也毫不恐慌。接着就是搞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连龙云这种人都不得不叹服说：“规模真大！美国人也要害怕。”

　　这就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它对形势的变化，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合作化，就可能发生粮食危机，我们的建设就要发生问题。

　　我个人想，这次右倾虽然没有形成一个路线，但是，这次反对右倾的意义重大，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点相仿。我们去年如果不是上了马而是下了马，我们国家就会处于很困难的地步。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不但使我们渡过了困难，而且还开辟了广阔的光明的前途。毛主席总是在最困难的关头使我们转祸为福，走向光明和胜利。民主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国民党把我们从城市里赶出来，大家都没有办法，有些人绝望了，叛变了，但是毛主席想出了办法，其结果是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次农业合作化，也是如此。

　　现在的形势对搞肃反工作、思想工作都很有利，比反胡风的时候有利得多了。那时，到处哇哇叫，粮食问题，统购问题，就是对政府心怀不满，对共产党有意见，我们就是挺起腰杆来同他们斗争。现在就不同了，这次政协会议，有许多民主人士要送决心书，决心要学马列主义，要自我批评，要跟着共产党走，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改造等等。

　　去年这个时候你要知识分子写这个决心书，他肯写吗？胡风说，不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岂有此理，就把文艺扼死了。当时就有人同情他，连党内也有人同情。所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思想工作，肃反工作大大有利，便于我们团结落后分子，瓦解敌人，便于我们彻底肃清反革命。所谓“不错不漏，不左不右”，就有更充分的条件了。如果说去年可以“不错不漏”的话，今年就更容易了。因为形势来了，进步的力量增加了，落后分子更进步，敌人要瓦解。在这样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肃反工作。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下马”，有人说：反正敌人早晚会垮台的，不要搞算了，让敌人与我们一齐到社会主义去。这样就是和反革命和平共居，让老虎和我们睡在一块。第二个办法是“上马”，乘这个轰轰烈烈的时候，趁热打铁，把反革命彻底肃清。或者是“促退”，作个决议，请中央批准，停止肃反；或者“促进”，乘势把反革命搞光，一个也不留。搞光总会有好处的，不会有坏处的。搞不光，反革命还会捣我们的蛋。苏联在一九五三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三十六年，还发现了个反革命贝利亚；我们能不能不出贝利亚呢？现在就把他扫光好不好呢？我看还是“促进”好，不要“促退”；“上马”好，不要“下马”。现在形势非常有利，加上点努力，就好搞得很，比去年搞胡风时好办的多。去年困难的很，公布了三批材料，还有人在那里叽叽咕咕的。现在不会了。除非自己“促退”，要“下马”，那就是没办法，否则一定可以搞好。因此要反对“促退”，反对“下马”，一定要把运动搞到底。

　　时间要定一下。中央十人小组也犯过错误，去年七月，开始说两个月三个月可以搞完，实际没有一个搞完的。这个规定是不对的。如果还有可原谅之处，就是没有经验，延安审干的经验也不够。到了十月，决定把时间延长，规定了四个阶段等等。可是延长又引起了这样一个误解，似乎可以无期限的延长下去，搞好多年都不要紧。这不行，还是要把时间定下来．每个单位要求在半年内搞完，第二批还可以快些。第一批因为缺乏经验, 没有准备好，时间规定的不对，斗争方法不完善，十个手指头按十个跳蚤，还有政策界限问题和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时间拖得比较长。第一批可以延长一点，但至多搞到今年六月底搞完，有的地方到二月、三月就搞完。高级学校也要在一年内（即今年六月底以前）搞完。一定要搞完，搞不完不行。要是一年还搞不完，领导就太糟糕了。

　　松劲的原因在那里呢？原因就在于领导。中央十人小组有责任。为什么说原因在于领导呢？同志们的发言和我们的检查都说明了下面同志是非常积极的。有些年轻的同志，积极得很。钢铁学院有个同志，在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骑自行车到通县去调查材料，回来不休息，坐下来就和中央检查组的同志谈问题，可见下面的同志并没有松劲。我们要给他们撑腰，可是有些领导不给他们撑腰，反而泼冷水，或者不管他们，这种态度是不允许的。这些干部没有经验，没办法，应该帮助他们想办法。

　　不是没有人，人是有的。到处都叫没有人。现在举个例子。中央各部都说忙得不得了。重工业部应该说是忙的，可是他们有百分之五十的科处长参加搞肃反，现在他们觉得多了一些，准备抽一些回去搞业务。一样的部，你这个部就没有人，他那个就多的很。一样的地委，福建龙溪地委就有百分之十六的干部搞肃反，龙溪地委就在前线，每天要动员民工支援前线。可是河北有些地区只有百分二、三的干部搞肃反，可见是领导问题。

　　时间也是有的。忙是忙，可是只要全面规划一下就有时间。比如高等学校，都说没有时间，可是，学校里没有工商业改造，又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是教书，为什么忙成那个样子啊？钢铁学院有位魏院长，群众说反正肃反问题一提到魏院长那里就泄气了，五人小组也没有了，办公室也没有了，下面的同志很积极，搞了很多材料，有的不知道那里去了，有的据说放在秘书那里。这次去检查，翻了四百五十份材料，就发现了有十六份材料是很重要的，他们却把它堆起来不管。中央十人小组派人检查了一下，十几天的工夫，五人小组又组织起来了，办公室也有人办事了，有百分之二十的专案可以定案了。证明了一管就可以管起来，并没有影响教学工作。有些工厂要加紧生产，可是也还是有时间有人。同样的机关，尽管有的垮了台，可是不少机关还是在一面肃反，一面工作。可见，时间是有的，问题也在于领导。

　　至于办法也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小组斗争、专案工作、甄别定案都有了经验，小组斗争经验很丰富，专案工作、甄别工作比较差一些。去年七月时我们还很笨，现在聪明多了。材料也是有的，各地都查出了很多材料。档案很多地方作了清查，山西档案搞得比较全。各机关还有很多检举坦白材料。要说没办法，那就是领导泄气。现在是万事惧备，只欠东风，这个仗看你打不打。现在就看我们领导抓不抓，抓了，就一定能把肃反和业务都搞好，不抓就要打败仗。

　　这次我们不要搞成夹生饭。这一次如果搞成夹生饭，就是我们党在反革命面前打了败仗。这一次中央那么用劲，还搞夹生饭，以后怎么办呢？合作化、工商业改造都打了胜仗，就是肃反打败仗，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关键就是领导。别的都没问题，有人，人是积极的，有时间，也有办法。

　　中央十人小组对于松劲有责任，松劲快到全线崩溃了，还得了啊！真正坚持肃反，打得有成绩的是少数，多数没有进展。如钢铁学院，简直是瓦解了，这就是因为松劲的绦故。中央十人小组的责任表现在几方面：

　　第一、思想上反松劲抓的不紧，对谬论驳斥的不够。有人说：“生产是硬任务，肃反是软任务”这是谁说的呀？好！为了免得有人说是软任务，现在要给点硬任务，现在规定肃反要在半年内一定要完成。第一批肃反单位（包括高级学校在内）顶多一年之内必须完成，一般是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完成（以上时间都从开展运动算起），还有的说：“教育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事，肃反是百分之几的事”，谁说的呀？难道反革命不破坏你的教学，只是百分之几的人受害，对我们国家没有害处？难道肃清反革命不是教育了全体群众，团结了全体群众，团结了百分之九十几。很明显经过肃反运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工厂里生产就大大提高，在机关就推动了工作，毛病就少了，难道这仅是百分之几事！现在要动员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但是如果很多知分分子的政治问题搞不清楚，又想用又不敢用，难道不是耽误国家大计！至于这次肃反，对新的一代的教育作用，更是不可估量，我们不至于把革命事业交给坏人来接班了，青年一代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还有人说：“搞肃反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进步慢，提拔慢”。这象党外的落后分子说的话，根本不象共产党员说的话，因为他最关心的是个人提拔。很多同志暂时丢了业务来搞肃反是需要的。毛主席说：肃反是党的工作。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还有人说：“肃反搞不好，至多脱件衣服（批评一下），行政工作搞不好，要摘掉纱帽（撤职）”，我们也为了肃反撤过一些人的职，是否还要多撤几个？巩绍英就是撒了职的。今天要讲清楚，搞不好肃反是要撤职的，不只是脱件衣服。我们共产党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为什么那么关心你的纱帽呀？纱帽有什么好！为了抗美援朝，许多共产党员连性命都牺牲了！你在同反革命斗争的时候却首先顾到你的纱帽，难道不觉得难为情么？说这些话的人思想是很不健康的，我们没有驳，没有痛痛的驳。各地五人小组要注意，对这样的问题要加以痛驳，加以通报。这就是机会主义的根子。当然，经过驳，有些人就放弃了，这还是好同志。但有的还在那里坚持，这是不行的，党对于坚持错误的人一定要严肃对待。黑龙江有人提出：“两不误办不到，两不停是可以的”，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两不误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以工厂来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子，说肃反影响了生产，几乎所有的报告都说可以做到两不误，很多工厂肃反搞得好，出勤率就增加了，事故就减少了，成本就降低了。推进了生产工作。这一些同志思想很不健康，不象共产党员说的话，是脱离政治的。共产党员是管政治的，我们共产党不是别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斯大林说：“共产党员要有特殊的品质，共产党员是特别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之所以可贵，正因为它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政治斗争。同志们碰到机会主义的话一定要严厉批驳。

　　第二、是在组织上也松了。专案小组、甄别定案小组的文件草案，政策界限等文件搞慢了。检查组派的晚了。各省市五人小组负责人的会议开少了（这次隔了三个月才开）。又如北京市高等学校肃反工作很松劲，市委想开个会请我去讲讲话，我觉得不了解情况没什可讲没有去，拖到后来才去了检查组。毛主席听到松劲的情况以后说：“就是你们的会没有开，就是你们的检查组派慢了。”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中央十人小组对松劲是有责任的。至于电报批少了，的确少了些，但这不是松劲，有些地方因而传出了风声，说：“中央松劲了”，其实中央一点也没松劲。今后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坚决反对松劲。

　　这次向中央报告后，中央指示要我和罗瑞卿同志每半个月和各省市委书记打一次电话，不找别人，专找书记。打了电话就向中央汇报，二月五号就要开始打电话，请你们回去转告各省、市委书记准备和我们打电话，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中央这个指示，就是要省市委书记管事，就是说即令副书记当五人小组长，书记也得过问肃反。你们回去也可以“上行下效”采取这个办法。我们还是应该每一个半月开一次会，要坚决执行这个决定，我们建议省、市委每月要开一次会。派检查组这个办法好。军队搞得很有劲，总政治部几个主任都出去，我们派了几个检查组也有好处，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要求中央各部布置工作时要讲“两不误”，交代行政任务时，同时要交代肃反任务。文化部布置工作时同时也交代了肃反任务，这就很好。有些部只讲业务不讲肃反，因而下面肃反就垮了台，这是很不应该的。中央各部不讲“两不误”，下边就不好办事，地方党委就插不上手。对这一点，财粮部门要特别注意。请政府党委对各部、委要切实交代一下。

　　报纸宣传，要少而精，要公布一些判决了的典型案件体现宽大政策，要写几篇社论。

## (二)又好，又快、又省

　　好，就是不错不漏，因此，就要反对右倾，反对“左”倾，要搞细致。快，就是把每个单位的时间缩短，甄别定案、审判都要快一点。省，就是节省工作时间。第一批肃反小组斗争时间都很长，有的小组开会几十次，这就占了很多工作时间，现在第二批肃反小组斗争时间就缩短了，北京第四建筑公司第三工区用了三天时间就结束了第一批小组斗争。外出调查也可以节省时间。有的外出调查几十次没有收获，原因就是在于领导没有很好的交代，出去的人无准备无计划，所以要节省工作时间就要提高工作质量，不要乱派，不要无准备的派。节省工作人员的问题，究竟能节省到什么程度，要研究。但也不能太少了，至少要百分之十，或三比一（一个重点对象三个肃反干部）亦可。人多了会浪费，可是少了可能反而浪费工作时间，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重工业部现在人多了一些，可以腾出一些人来做业务工作。可是有的地方太少了，只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就还要抽一些人来搞肃反，要做到又好、又快，又省，就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质量，推广先进经验。

　　现在讲“好”的问题，先看打得准不准。第一批肃反有打得不准的现象。在一般人员中打得比较准，但斗错的还大约占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一般只打准了三分之一。一面有“错”，一面有“漏”。有好多事情很早就发现了，可是在肃反中没有查清。如江苏省人民银行的仓库，上了锁就被人毁掉，仓库中的钞票被写上了反动标语，这样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查清楚。这证明有“漏”。还有的地方和单位刚搞完肃反，敌人就在厕所里写上了反动标语，中央直属机关就有这种情形，这就证明了反革命没有肃清、有错有漏，这就不能算好。“快”的问题，第一批肃反搞得不快，拖拖拉拉。半年来转入甄别定案的平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己定案的更少。要做到又好又快又省，关键在于准备工作，肃反工作规定了准备阶段这是个大发明。

　　怎样才能搞得又好又快又省呢？

　　第一，组织准备。要抽出百分之十或“三比一”的干部去做准备工作，成立五人小组等等。

　　第二，思想准备。要做报告，学文件。政策界限的文件准备在修改后发下去，在进行肃反的单位，组织全体人员（包括好人和坏分子在内）一起讨论。中央已经同意这样做。

　　第三，初战必胜，打第一仗必须打胜。从前我们是十个指头抓十个跳蚤，现在先抓一两个，把证据确凿的、明显的反革命分子放在小组中斗争。这个办法好。初战必胜的好处，请同志们看看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

　　第四，几起几伏。初战打胜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敌人动摇，接着搞忠诚老实，坦白检举，然后再组织一个战役。这样分几批打，可以打得准，打得快，做到每战必胜。

　　第五，“和平谈判”。就是要在初战胜利后，趁敌人动摇，发动政治攻势。和平谈判过去也是有的，只是没有注意。如新华社在初步肯定的二十二个反革命分子中，自动坦白的三个，斗争后坦白的十五个，死不坦白的四个。重工业部地质局搞出了十八个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的两个，斗争后坦白的十个，抗拒坦白的三个，正在斗争的三个。这个材料说明每个单位都有人自动坦白，有些人经过斗争以后坦白，也有人死不坦白。大致是两头小，中间大。过去我们做得很笨，不坦白的，如果不知道，就不斗争也不隔离反省，坦白了的反而要斗争要隔离反省，这样做很不策略。现在我们要“和平谈判”，自动坦白的要谈判，动摇的也要谈判。

　　第六，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过去对自动坦白的，不大注意，对立功和立大功的，也不注意。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上海、天津注意了。以后各地统计要把这些不同情况都分别统计出来，有多少人自动坦白了，有多少人立了功，有多少人立了大功。我们很想知道，可是现在统计上、报告上都看不出来。天津市在社会镇反中搞出了一个袁德福的案子，很有意义，要多花点时间说一说。解放前袁德福在国民党技术总队工作，解放后潜伏下来，有个小组，共有九个人，组长早己被捕，但没有供出他们。袁曾将八块炸药放存在北京一个住宅的门上，后又在天津炸毁我们一只装汽油的木船，炸伤了六个人，又要炸我们的金钢桥，抢干部的枪。他炸了船，这件事天津市是知道的，但不知道是他搞的，登了报要大家注意国民党埋的地雷，他看了好笑。袁德福一直埋伏了六年多，几个运动都躲过了。这回感到再下去无路可走了，才自动投案，供了出来。天津派人来北京某机关驻地的门上一看，果然有七块炸药还在那里放着；他供出的八个人，一查，有两个人早己坦白过了，一个是在天津铁路局，三反时坦白了，可是材料放在柜子里，谁也不看。另一个在天津公安局第三分局坦白了，可是现在连材料也找不到了。我们的麻痹太严重了，这样的人要受处分。袁德福立了功，天津给了宽大，该判死刑，只判了五年徒刑。请各地注意这种事情，注意自动坦白的，立功的，立大功的。你们那里如有立大功的，要报告中央十人小组，商量以后再处理。凡是立大功的，不管有多么大的罪恶（包括血债），一律免于刑事处分，而且给奖，中央同意这个办法。黑龙江省代表提出坦白的和起义有无区别：“个体”反革命分子坦白了算不算起义？我看个体坦白的不能算“起义”。坦白就是坦白，立功就是立功，立大功就是立大功。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的反革命有一伙人，但他只讲他自己，没讲别人，算不算坦白，我看应该算坦白，只是不彻底。如果把别人都讲了，并经调查属实，就算立了功。如果讲了重要的反革命，并经调查属实，就算立了大功。有些历史上有轻微的反革命活动，又坦白了的，可免于刑事处分。

　　第七，专案必须由负责人亲自抓。这是关健问题。现在有些地方专案材料很多，就是没有研究，这问题就在于领导上没有亲自去抓。领导上抓了就可以明确，那些要调查，那些可以定案了，下面不好下这个决心，搞好专案的办法很多，如请公安部门作报告，讲究调查研究、讯问的方法等，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领导人亲自抓。

　　第八，专案小组和甄别定案小组一定要分开。现在有的把它们混在-起了，是危险的。当然专案小组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兼做甄别工作的，但不要完全混在一起。

　　第九，专案小组给甄别定案小组的报告，不许将未弄清的问题挖掉，挖掉就很危险。没弄清的也要列上。

　　第十，帮助积极分子取得经验。一定要帮助，这是唯一的出路，不能光靠公安机关派人。甄别小组退回专案小组的案件一定要说明理由，提出如何作法。提意见不要粗暴，有问题可以争论，但要把关系搞好。甄别定案小组有责任帮助专案小组。

　　第十一，嫌疑分子斗不斗的问题，中央同意，一般嫌疑分子不斗。重大嫌疑分子可以斗，但要放后一点，不要放在初战之中，要适可而止，不要打骂，要斗的有理由。对这种人可以斗，也可以用“和平谈判”的办法。什么是重大嫌疑，什么是一般嫌疑呢？很难划清一个界限，还是要领导去掌握，所以关健还在领导。

　　另外，有些专案搞得好，专案计划做得好的，好经验等可以通报，要别地学习。

## （三）规划问题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集中力量搞完第一批，有的地方到二月份或三月份就可搞完，最迟的必须在六月份一定搞完。上半年，有些地方如果还有力量，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就可以再加点任务，但重心要放在第一批。有些地方，二月份、三月份，第一批就搞完了，就可以全付力量搞第二批。因为第一批最重要，是党和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是我们的“肝脏”。如果不把“肝脏”里的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搞完第一批，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经验。现在我们的经验还不完整，还在摸索。第一批留下的尾巴还很大，现在看来，只搞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案子，重要的案子，搞清的很少，而且定了案的才只有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没有定案，这里面还有百分之三十还在搞专案斗争，有百分之十几在小组斗争。要求集中力量把这一批搞好。

　　有的地方提出来要规定指标，一个月搞多少、定多少，到了时候就进行检查。这个办法很好。否则就可能拖下去，不知拖到那一年。

　　因此，请各省市根据这个原则对肃反的规划进行适当修改。过去，有的地方制定规划时，对第一批留下的尾巴考虑不多，现在要考虑进去。二月份向各省市打电话时，就要问问你们定下来的规划的情况。

　　进行规划时不仅要注意下面力量的多少，而且要注意上面力量的多少，特别要注意甄别定案的力量。第一批搞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嫌疑分子一共十七万，在半年内搞完，一个省平均摊五千件，平均一天就要甄别三十来件案子，很紧张。解决不好，就会都堆在上面；甄别定案小组的人数，有的提出百分之一，有的提出“十比一”，这个提议是好的。现在暂不做结论，请各省、市研究研究再定。

　　肃反要在今明两年内基本上结束，有些地方可早一点结束，但有些地方实在来不及，也可以晚一点。

　　县、区、多的问题：乡，结合整党整社与社会镇反搞。区，采取普遍教育，少数集中清理的办法。县，由省委组织工作队下去帮助，中央同意这样办（大市也要派工作队去郊区帮助）。至于什么时候搞的问题，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可在秋收后搞，有的因为秋收后要搞合作化、征粮、征兵，任务很重，肃反放在五六月份搞也可以，中央已经同意，由省去决定。主要问题是不要耽误农村的生产和合作化、征粮、征兵等项工作。财粮部门在淡季搞。现在淡季来了，中央财粮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布置工作时一定要布置这个问题。公私合营企业的肃反不放在今年计划里。

## （四）做好肃反运动的结束工作

　　有些单位离结束还很远，有些单位将要结束，极少数的单位已经结束。

　　第一是要把定案工作做好。各地搞错了的一般是占斗争重点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高级知识分子中更多些，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搞错了的有各种情况。有的关起来了，有的没有关，只是斗错了，有的是应该斗的，但斗的时间太长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关错了的放出来并要陪礼，该做结论摘掉帽子的要做结论，不要挂起来不管。不实事求是就是党性不纯，就要破坏团结。搞错了去赔礼，心里是有点不舒服，但不赔礼就更冤家对头。孔子的弟子中有个子路，他能闻过则喜，孔夫子的徒弟尚且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错误？要向干部讲清楚，这样做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

　　有的地方提出，搞完肃反工作的单位是否可开党代会对肃反加以总结？这个提议很好。总结时对成绩要充分估计。有人说，这次肃反运动搞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过去已有材料的人，因此不搞肃反运动也一样可以把他们清出来。这是不对的，不搞肃反运动，有很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清不出来的。但不能只讲成绩，万事大吉庆祝一番。要保持警惕，要讲清虽然尽量争取搞光，但一定还会有漏的。肃反以前，有很多暗藏的反革命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谩骂和破坏，但我们却不知道，搞了肃反才查出来，这应该引为严重的教训。如果不继续保持警惕，就是解除了武装。对没有搞出来的问题，如江苏人民银行仓库的反革命活动，现在还没有查出，应该积极地把它查出亲，将来如果还查不出，就要在总结时向群众宣布，动员大家继续查清。肃反后发现了新的反革命活动，应立即动员起来进行追查，不要置之不理。要记住，运动虽然结束了，但不要解除武装。

　　要将积极分子搞肃反的一段经历列入他们的履历表，好的、坏的、有功的、有错误的、积极的、消极的都要实事求是地写在履历表上。中央赞成这样办。对积极分子中有骄傲情绪的人要批判，要向他们证明：绝对不能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后。

　　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偏向，领导上要把责任背起来。有些坏分子和品质不好的人搞的坏事，要处分。但如果是一些好同志，由于没有经验而搞错了，并不是故意的，就不要让他们去负责，应该由领导上背起来，第一个就要由中央十人小组来背。

　　肃反结束后有一批要转入审干。运动中会有一些案子一时搞不清的，这些案子就要转入审干继续审查解决或由公安部进行侦查。这点由领导上来办，用不着宣布。

　　有的同志提出在结束运动时要搞些积极措施，要根据运动暴露出的问题，对党的工作、人事工作、保卫工作和各种制度加以改进，订出新制度来。这个意见很对。

## （五）一些具体问题

　　1．干部写自传能否与肃反准备工作结合起来？可以，能结合的就结合起来。上海的经验：有的单位过去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怀疑很大，但无材料，在肃反准备工作中，看了他们新写的自传，就把一些疑点弄清了，避免了许多错误。

　　2．公私合营的企业是否全部列入肃反范围？将来应该要划为内部肃反范围。有的同志提出，十人以下的公私合营企业划入社会镇反，这个问题的意见请各省市考虑，今天不做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肃反工作放到明年去做，今年不做。

　　3．劳动教养要规定期限的问题。因为劳动教养不是劳改，有工资，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权利，不是判有期徒刑，可以不必规定期限。

　　4．要求中宣部写个新的肃反讲话提纲。现在可以不写了。各省、市自己去搞。将来公布典型案件时可以写几篇社论，组织几条写得较好的消息。

　　5．技术人员搞肃反工作时的计件工资如何发？有的地方因为人家搞肃反无法“计件”，就不给工资了。有的地方搞业务的可以升级和提拔，搞肃反的就升级慢或不能升级。这样不行。这就会打击积极性，只有对敌人有利，对我们是有害的。技术人员在肃反中有的搞技术鉴定，这也是技术工作。总之，技术人员搞肃反应按平均计件工资发给，应该一样可以升级提拔。工人参加肃反，也是一样，工资照发。超额奖金要按半年的平均数发给。请各业务部门注意。

　　6.有些案子不能全部弄清，是否可以在结论上留尾巴？可以，而且应该留。五个问题弄清了四个，就做四个问题的结论，没有弄清的问题应留个尾巴，不能将弄不清的问题划掉。当然，能弄清的一定要尽量弄清，实在没办法就留个尾巴。

　　7．结论要不要本人签字？结论不要本人签字。法律上没有这一条，口供要本人签字，但判决书是不需要本人签字的。    ．

　　8．一个案子牵扯到几个机关的，是否可以召开会议交流情况？可以由主犯所在机关召集有关机关开会进行研究，联合起来搞。但为了防止混乱，应报省市委，由省市委掌握决定。牵涉到几个省的，要报告中央公安部。

　　9．挂起来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是否算在百分之五以内？现在的算法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加上反革命嫌疑分子共占百分之几。还是应该这样分别开来计算。

　　10．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了“今后从严”，现在又提出“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是否有矛盾？不矛盾。今后是要从严，现在己比过去严了。愈往后愈严。至于严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但不论什么时侯，只要坦白了，就可以从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有“今后从严”和“坦白从宽”的政策。

　　总之，希望开过这次会后，就把松劲情绪克服掉，把肃反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