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瑞卿在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

　　<罗瑞卿>

　　（同志们：）

　　我的报告打算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应该把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单位中的斗争进行到底；（二）应该又快又好地完成本年度的肃反运动中的工作。

　　我现在先讲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从中央发布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的指示到现在已经近七个月了。七个月的肃反斗争，我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底的统计，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党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军事系统，共有4,637,296人参加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比十一月份增加一百零三万多人，其中军事系统九十一万多人，基本建设部门六万多人，铁道系统、卫生系统和大专学校各一万多人，中小学教职员四万多人。新参加运动的这一批人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数字，还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截至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份为止，在参加了第一批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3,598,816人中，已经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115,242名，占参加运动的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二。如果加上查出的60,594名反革命嫌疑分子，一起是175,836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八八（在此期间，上海市在未参加运动的其他单位中，还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14,884名，反革命嫌疑分子11,659名，未列入上述第一批数字之内）。在上述第一批的统计数字中，如果分开来看，党、政系统参加运动的是2,537,356人，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99,397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九强，加上反革命嫌疑分子50,739名，则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九。军事系统参加运动的是1,061,460人，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15,845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四九，加上反革命嫌疑分子9,855名，则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四强。这个数字，经过甄别定案自然还会有相当的变化。根据十二月份的统计，下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数字的，有北京、上海、安徽、福建、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河北、山西、内蒙、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十六个省、市。增加数字的，有天津、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河南、云南、新疆、热河、人民解放军等十三个单位。增减相抵，比之十一月份的总数增加了10,071名。下降单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政策界限，重新排了队，放下了一批。由于右倾松劲随便下降的事例也发生过，希望各地检查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数目字，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特别值得指出的，参加第一批运动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中央、省、市两级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的指挥机关，因而，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予中，有不少是钻到首脑机关和要害部位的重要分子，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低估第一批运动的重要意义。也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单位中的肃反斗争进行到底。

　　由于运动广泛地深刻地发动了群众，特别是由于坚持了努力发动落后群众的方针，发动和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参加了斗争。这就不仅查出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队伍，而且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大大地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增进了内部的团结，推动了工作，出现了新气象。群众反映：“这次肃反教育等于进步三年”。工程师们说：“肃反运动是一堂最好的政治课，等于给自己打了防疫针。”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去年八月中旬开展了肃反，九月份便做到了旬旬超额完成任务，做到了平衡生产，完成了月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十月份完成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点三，扭转了四至八月一直不能完成任务的局面。更动人的，是上海的“四三六”厂第一车间焊装工段的例子，这个工段过去在生产中是闻名的“四多”（怪话牢骚多，返工事故多，“病假”多，浪费多），“四差”（完成计划差，质量差，劳动纪律差，团结差），经过肃反斗争以后，情况大大改变，群众称他们为“三了”（计划超额完成了，节约了，怪话牢骚没有了），“三好”（劳动纪律好，团结好，质量好）。象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大量相当普遍的。就在高极知识分子中，也是可以找到不少的（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教授对肃反斗争都反映很好）。这也是在估计我们肃反斗争成绩的时候，值得指出的一个重要方面。

　　运动具体地发展了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原则，特别是中央规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只有百分之五左右，好人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策界限，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既能够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能够避免犯严重性质的错误。在领导方法和斗争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创造，例如五人小组的组织形式、斗争划分为四个阶段特别是斗争前的准备阶段，等等。运动用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锻炼了广大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第一批运动的专案小组的干部，就有十一万多人。应该指出：这些方面的收获，也是很大的。

　　在这里还要顺带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中查出了六万多名反革命嫌疑分子的问题。这批嫌疑分子，当然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分子，但也一定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因此，查出了这样一批反革命嫌疑分子，也应该算作一项成绩，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批调查研究的线索，有可能弄清问题的是非；也使我们今后在任用人员和使用干部上，心中有一个底，有一个数。

　　总之，从我们内部肃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通过肃反斗争发动了群众，擦亮了群众的眼睛，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这就大大有利于我们党的巩固，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有利于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安全，一句话，大大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提早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水平、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的国家。

　　因此，一切轻视肃反斗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重大作用，看不见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甚至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肃反斗争对立起来的看法和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因而就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

　　上面人说了成绩，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产生偏向，不是的，我们的工作是产生过偏向的，去年九月以后，我们的工作还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偏向。

　　我们有些什么偏向呢？就其主要的说来，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偏向。

　　一方面，在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斗争中，因为仓卒应战，准备不够，经验也不够，一般地对敌人打击得不够准确，某些地方，某些方面的斗争面偏宽，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斗争面更宽。据江苏、上海、天津等十二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十六个部、委的统计，参加肃反运动的工程师、教授、主治医师、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共l4,254人，列为重点斗争对象的2,404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点四。已经斗争的l,602人，占百分之十一点二。中、小学教职员中列为重点斗争对象的或斗争了的面也很宽，例如安徽省参加肃反运动的中、小学教职员l0,370人中，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或斗争了的占百分之十九点三。还有比安徽更高的，例如江苏省的武进县的中等学校被职员中，就达百分之二十七。在甘肃省的银川专区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甘肃庆阳专区的中等学校教职员最初排队中，比银川专区的比例数还高，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但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根据最近中央十人小组检查铁道部、山西师范学院和交通厅等单位的结果，以及上海局对江苏武进的检查结果，证明了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比例是正确的。证明了就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应当不超过这个界限。突破百分之五的主要原因，是把一些只有错误缺点或只有复杂社会关系的好人，或者把有历史问题已作变代、处理并没有发现新的活动、新的材料的人，划入了反革命的范围，扩大了肃反的斗争面。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从现在知道的材料看，已经斗错了一批人。例如，广西省斗争了3,975名，就斗错了563名，占被斗人的百分之十四点一。黑龙江省已斗争的一百一十四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肯定斗错了的就有二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七点七。中央文化部已定案和即将定案的二百一十人中，斗错了要平反的就有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在小组斗争中，还采取了一些打人、骂人、车轮战等等错误作法，这些都是不对的。

　　由于斗争面过宽，政策界限没有划清楚，不分析情况，不讲究策略，就不仅伤害了一些好人或者可以争取的人，而且也造成了分化、瓦解敌人的阻力。争取敌人投降起义，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口号和确定了的方针，但是效果不大。这恐怕就是因为我们作法不当，硬斗乱斗，阻碍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政策威力的结果。

　　是不是也有漏掉的呢？那是一定的，因为这也是“左”的偏向必然有的结果。例如，天津中小学教职员中的肃反刚结束，就在几个学校中发现反动标语。类似的例子，别的地方也有。江苏省委办公厅，在去年国民党的“双十节”，也出现了反动标语。党中央某直属部门，就在最近也出现过反动标语。

　　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的偏向，这个方面的偏向，是应该纠正，必须纠正的。但是，这是比较容易纠正的，而且自从中央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以后，已经大体上纠正了。当然，在今后斗争中还应注意，还要防止这种偏向的发生。在参加第一肃反运动的单位中，有些专案斗争和甄别定案工作，发现了结论偏高或处理意见偏严，明知搞重了甚至搞错了，不愿意减轻，不愿意改正，这是完全不对的，过于“左”的偏向，既会伤害好人，又会不利于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因此必须坚决地予以纠正。

　　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偏向，这种偏向的名字叫“松劲”，这种偏向的性质是右倾。这是从去年九月起就开始发生的。这是当前更为严重的偏向。这种偏向如果不被克服，就有使我们的运动遭受半途而废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实际存在，已经威胁着我们。这也是更加难于纠正的偏向，因为在去年九月会议和中央十月二十五日指示中，都提出了要防止右倾和反对松劲。十二月六日中央十人小组又发了通知，反对松劲。但是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而且，有些地方大有越来越松之势。

　　同志们，我这样说有没有根据？有根据。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反映中找得到根据，从一些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找得到根据。

　　譬如说：

　　领导力量，比之运动开始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书记换成了副书记，副书记换成了部长，部长的屁股似乎也有坐不稳的危险。这虽不是所有地方的现象，但已不是个别地方的现象。有些领导人，实际上没有管事，开会派“代表”，出席带“顾问”，“挂帅不出马”，“虚线领导”。有些地方，五人小组变成了“一人小组”、“无人小组”。这样的领导还能算在管事吗？肃反斗争，在一些同志的眼睛里，现在是“尾声”了，已经不“吃香”了，“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般的工作力量，也远远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专案小组和准备工作的力量，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三、四，甚而百分之一、二，有些竟至只有几个小姑娘在那里摆摆样子。有些因为没有人，把专案小组的工作和甄别定案的工作合并。有些专案小组和甄别定案小组，每组只有一两个人甚至没有人。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初步确定的四十三个专案中，只有七个专职干部。北京钢铁学院，九个专案只有一个干部管理，而且领导十分松劲，该院的积极分子反映：“啥事情一到魏副院长那里就泄气了”。这样做，当然不会有结果的。说得严重一点，这简直并没有准备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而是在把严重的斗争当成儿戏。我们的专案工作和定案工作都进展太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专案工作情况怎样呢？据统计，全国共有专案四万五千余件，突破的，只有八千二百余件，当然成绩也不小，但还不到专案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各地报告中央的七百多件要案也很少有进展报告，突破的，据我们知道的只有几件。

　　再看定案工作吧，情况也是令人难于满意的。清查出来的十一万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于，现在能够定案的，一般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比例数较高的，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只是个别地方。另有一些地方，连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水平，甚至连百分之十的比例水平，也没有达到。

　　为了说明松劲思想的存在，我还可以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山西省晋南铁路局一个专案小组，五个人审问一个斗争对象，组长躺在床上问，两个人在一旁烧白薯，一个人看报，一个人作记录，因为没有问什么，当然也没有什么可记，因而这个记录人就老实不客气的爬在桌上睡着了。因为没有人问，斗争对象也睡着了。

　　广西省行政干校确定于一个晚上开小组斗争会，通知重点对象时，他说“己买了票， 我要看电影”，我们的人，无可奈何，于是会就只好不开了。这样惧怕斗争，除了因为松劲而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呢？

　　多么好的两幅松劲形象图。

　　安徽师范学院，他们原来排为重点对象的一百四十二个，省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听说中央要反“左”了，一下子降了一百一十四个，只剩下二十八个。真是望风而逃，他们的劲一下子就松了。

　　中央国家机关的松劲思想也是不甘落后的，有一个报告这样写：“中央国家机关有些部和司、局的五人小组，一两个月不过问专案，很久不开会或开不起会，领导干部‘心挂两头’。如地质部自转入专案后，部十人小组的十六个专职干部，仅有两个人照管肃反，其余的人对肃反运动很少过问，部十人小组连会都开不起来。国家统计局的农业司，有两个专案已经挂起三、四个月无人过问，最近派出调查材料回来的同志，向该司司长、处长汇报，司长在那里看电报，处长在那里看报纸，汇报的人还没把意见谈完，两个领导人便溜走不听了。”这种情形，对于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单位说来，恐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是松劲思想的表现，也是松劲思想的结果。

　　有松劲思想的人，他们是有各种各式的理由作借口的：

　　“十七条下来了，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很紧，”第一条理由。

　　“要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第二条理由。

　　“要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又一条理由。

　　“怕业务生疏了，要搞业务，”又一条理由。

　　还有一条理由，听说中央也有点松了，因此也可以跟着松下来。根据是电报批转得少了。

　　在松劲思想自由泛滥，遭不到抵抗的时侯，有一些错误的议论也出来了。

　　“生产是硬任务，肃反是软任务。”

　　“搞教育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事情，搞肃反只是百分之几的事情。”

　　“搞肃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搞业务进步快，提拔也快。”

　　“肃反运动没有搞好至多脱件衣服（批评一下），业务工作没有搞好，就要摘掉纱帽(撤职)。”

　　如此等等。

　　同志们，为了要把我们第一批参加肃反运动单位中的斗争进行到底，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干部思想上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右倾松劲思想，要克服松劲思想，就要驳掉一些同志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就要反掉一些同志的极端有害的错误议论。

　　每一条所谓理由，都是可以驳掉的。

　　拿各项工作紧张来说吧。的确是紧张的，力量和时间的分配，也确是有困难，我们某些同志松下来的劲，也并没有去休息，去睡觉。但是，因为紧张，是不是就要挤掉肃反呢？不能挤掉的。挤掉了就要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就要恢复到同老虎一起睡觉的状态，就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如果这样，要能够安安稳稳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想暂时忘记掉反革命分子，想等一等再搞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可不可能呢？不可能的。因为不管等到那一天，工作都不会是不紧张的，因而力量和时间的分配，都不会没有困难的。同时，反革命分子是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等待我们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应该是实行中央的方针，即肃反、业务两不误的方针，不能是只抓业务误了肃反。当然，只抓肃反，误了业务也同样不对。这就要求我们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只要我们规划正确，安排得当，做到肃反、业务两不误，是完全可能的。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结果，必然会加强团结和推进工作，并以此作为条件，既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又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作，而要挤掉肃反呢？

　　至于说中央也有些松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相反的，中央很早就要我们提防右倾松劲思想的抬头，就在去年十月二十五号的中央指示上，虽然着重批判了“左”， 但也同时指出了要反对和防止“右”。一九五五年中央的各次重要会议，毛主席对社会镇压反革命和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都有过指示。中央十人小组的工作，也经常都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都是中央从来就没有松劲的证明。全国发展农业纲要的四十条，第五条就是要肃清反革命，这不也是证明吗？这不也就可以驳倒某些同志因为“十七条”就要在肃反斗争方面松劲的思想吗？不错，全国发展农业纲要的第五条中，指的是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都要肃清，难道暗藏在我们内部特别是暗藏在我们领导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反而不要肃清吗？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说的。就是有些同志松劲，还有一条理由就是“疲劳了，很困难，反革命分子难办，还要有证据，证据还要鉴别真假，更难办。”我说这只有半条理由。为什么说有半条理由呢？国为的确疲劳了，也的确困难。为什么又说这只有半条理由呢？因为为了同反革命作斗争就应该忍受这个必须忍受的疲劳。致于困难，革命总是有困难的，同反革命作斗争还会不困难吗？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来就是把一切困难都放在“不在话下”的地位。“高山都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几个反革命分子还能不完蛋吗？

　　还有一些在松劲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错误议论，因为它们的错误性质很明显，为了不过多浪费同志们的时间起见，我就不一一说它了。

　　我在这里提出了上述的这些批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中的偏向，中央十人小组就丝毫没有责任。不是的。我们中央十人小组，虽然有中央的正确领导，但还是有很多缺点和错误的。主要是在某些重要关键上抓得不紧或者抓迟了。这表现在对于知识分子中肃反斗争面过宽和松劲思想长期不得克服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上面。这就是说，我们也有些松劲。定一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和这个会议上都代表中央十人小组作了自我批评，并希望同志们切实的、无情的、毫无保留的批评我们。

　　为了彻底克服松劲思想。必须说服那些轻视肃反，对肃反斗争不积极，看不见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作用的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应该相信，大多数有松劲思想的同志是可以说服的。对于那些坚持错误，经过批评说服不加改正并还发出各种错误议论的人，就应该展开批评，同他们进行斗争，并向他们指出：你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除了对反革命分子的事情有利而外，不可能对任何革命事情有利。因此，很可能肃反固然是不要你作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业务，也就不需要你作了。教育部有一个巩绍英同志，就是这人的榜样。

　　有同志提议：对参加肃反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要给以鼓励，消极分子要给以批评，并向他们说明肃反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段工作历史要登记在履历表上，有功劳的，有过错的，不积极的，都要在履历表上载明，作为评级和提拔干部的参考。我以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提请组织部门考虑。当然，在这里还应该说清楚，鼓励积极分子，并不是要去助长某些积极分子已经有了的骄傲情绪。如果发现某些积极分子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就应该适当地批评他们，防止他们脱离群众。

　　同志们，我上面的一些批评，是不是没有分析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在批评所有的人，批评所有的党委呢？不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批评仅仅指的那些有松劲思想的人和有松劲思想的地方；仅仅是指的那些有了松动思想还不改正，还不加克服，或者不对这种思想进行斗争的人和地方。而且应当指出，松劲思想主要还在于各级领导方面，松劲思想所以不能迅速纠正并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了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些领导人和五人小组自己先松了劲。

　　同时，还应当指出，广大的肃反积极分子，特别是肃反专职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始终是在艰苦奋斗地工作者，他们是积极的，热情的，他们并没有什么松劲。但是，因为领导松劲，就很可能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

　　最后，还应当指出，据我们所知，很多党委和党委的五人小组对肃反是重视的，也没有松劲，或有点松，但还不很松。例如几个直属市，江苏、新疆、云南、辽宁等省和文化部、重工业部、农业部、纺织工业部、建筑工程部，等等，以及还有别的省、市，别的部门就是没有松劲或者及时地同松劲情绪作了斗争的。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有些省、市，有些部门，虽然松劲得特别厉害，但是听说党委已经采取了或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右倾思想和扭转目前的斗争松劲状况，这些也都是不算坏的。只有那些成绩不大而对于松劲思想又熟视无睹的地方，才应当受到批评。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工作作得很好，很有成绩，很有创造性，策略很灵活，方式也多样化。例如北京的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区，上海铁路管理局的车务处，福建的龙溪专区，等等，这些单位，都应该受到表扬。这样工作得好的单位，一定还有，一经发现，就应表扬。我们要求所有的五人小组，都应该注意表扬成绩这一件事。

　　总之，有了缺点，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有了成绩，有了创造就要表扬。这才是有是非的，公平的。也才能推动我们事业的前进。当然，我们得到的这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因而我在上面所作的一些批评，也可能很不妥当。如果有错误，请同志们指正和不要吝惜你们的批评。

　　为了把第一批参加肃反运动单位中的斗争进行到底，除了要克服松劲思想外，还需要提出以下的一些要求：

　　（一）一律于本年六月底以前全部完成第一批肃反运动的任务，全部定下案来。而且要定得准确，要讲求工作的质量。既不要漏掉反革命分子，也不要冤枉好人。要经得起检查，经得起比。

　　中央要我们延长到六月底完成这项任务，这决不可以理解成为中央己经批准我们可以松劲，相反的，中央要我们抓紧，要我们做好。如果不抓紧，拖拖沓沓，就是再延长半年，也是完不成任务的。如果不做好，就将遗害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环节，也将遗害于我们第二批、第三批即今明两年全部完成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二)各地区、各部门的五人小组，必须有适当的负责干部负责，不能把原有五人小组的干部全部变动，已削弱的要适当加强，已垮台的要恢复组织，以便加强领导。

　　（三）必须有百分之十五至少不低于百分之十的力量进行专案小组的工作。所谓百分之十五，不能统统是骨干分子，但也不能统统是两条辫子的“小姑娘”，如果拿军队的组成来作比喻，就是说：既要有适当数量的战斗员，也要有适当数量的指挥员。

　　（四）应当加强专案斗争和甄别定案工作的领导。这是各级五人小组这个时期必须特别抓住的领导重点，要有原则政策的领导，更要有具体措施、具体作法的领导。

　　（五）已经可以定案的，依照我们的政策界限，选择可以体现肃反斗争政策的处理一批，并作适当宣传，这样作，很可能对推动专案的发展有好处。

　　（六）要作好结束工作。实事求是的，依据经过鉴定的材料和证据作出每个人的正确结论，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轻了就是轻了，重了就是重了。“运动松劲，处理偏严”，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都是不正确的。

　　一切搞错了的，都要平反，都要赔不是，不愿意纠正错误，是不对的。一切一时难于弄清的，都应当用审干的办法加以解决，或转交专门机关进行侦察，弄清是非。

　　一切错误的责任（反革命分子或品质极坏分子有意制造的错误除外），首先应由领导上担负起来。对于很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中央十人小组，就应当担负很大的责任。

　　一切应该受刑事处分的（包括管制在内），或者应该给予宽大处理的，都应有完备的法律手续。

　　（七）知识分子中的肃反工作，请注意周总理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并请参看定一同志和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第一个方面问题的意见就是如此。

　　现在，我讲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又快又好地完成本年度的肃反运动中的工作。

　　我想讲的主要是下面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一九五六年度的规划问题。一九五五年已经有四百六十多万人参加了运动，全国应该参加运动的还有一千四百多万人，我们应当进行全面规划，继续努力，争取在今明两年内基本上完成肃反运动的任务。根据各省、市已经作出的一九五六年规划，在今年一年内，我们将要在九百二十多万人当中开展运动。其中：

　　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三万八千多人。

　　人民解放军一百零五万人。

　　省、市、自治区和地专一级机关一百二十五万余人。

　　生产厂矿二百五十三万余人。

　　基本建设部门八十一万余人。

　　铁路、交通部门三十六万余人。

　　大、专学校九万余人。

　　中、小学校教职员八十一万余人。

　　县、区、乡一百六十五万余人。县级机关一般以放在秋后再搞为宜；区级干部可以集中学习，有问题的人个别地调到县里审查处理。乡干部可以列入社会镇反，结合整党、接社解决。

　　卫生部门九万人。

　　其他，国营商业、垦殖部门、农场、林场、拖拉机站、森林职工及部分财贸部门，生产兵团、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五十二万余人。

　　公私合营企业。可以考虑五十人以下的企业统统列入社会镇反解央。五十人以上又是在—九五五年合营的，可一律推迟至一九五七年进行。

　　鉴于第一批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指示，上半年应当实行休整，充分地作好准备工作，六月以后，再开始行动。我们的规划，应当按照中央这个指示加以调整、修正并确定下来。上海、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市，武装部队和某些省、区，是不是上半年都统统停下来，实行休整，应该考虑。如果既不妨碍完满结束第一批运动的任务，又能够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想，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在确实准备好了之后，又不妨害整个工作的规划和安排，提前开展运动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准备不足．仓卒应战。就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要妨害整个工作的安排。

　　第二、关于准备工作。作好准备工怍，可以分批打，可以保证打得准，可以防止偏差，可以缩短运动的时间。因此，作好准备工作对于又快又好地完成今年度的任务，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凡是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均应从现在开始，就把五人小组建立起来，并挑选占本单位总人数百分之十左右的可靠的专职人员，经过专门训练，组织专职的肃反队伍，抓紧搜集材料，人员排队，调查研究等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材料准备。作好清理敌伪政治档案材料的工作，作好已经排了队的人员的材料搜集和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材料准备工作极为重要。材料工作，必须细致。一切材料、证据，都要进行查证核实。经过查证核实的材科，才是有价值的材料。没有经过查证的材料，不要盲目迷信，就是敌伪档案里面的材料，也不完全都是可靠的。因为敌人为了邀功报捷，是常常会作假报告的，同时，有些口供也是敌人刑讯逼出来的。这类事例，上海已经发现。最近发现材料工作中的粗糙现象很多，出的差错也很多，运用材料不加研究、不加分析，因而运用错了的也很多。望各地切实注意检查改进。

　　准备阶段中，必须用一定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工作，学习文件，交代政策。

　　专职的肃反力量，应当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逐渐增加，必须有占总人数比例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力量，才能担负组织四个阶段的斗争任务。

　　准备工作的好环，是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毛主席在这次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让我来转述一下。毛主席说：“……肃反，我们也还有发展的余地，还有比现在更进一步、又快、又好这样的余地，必须要争取。现在搞一个准备阶段，听说大有文章可做。把准备阶段搞长—点，然后作战的阶段就可以缩短，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有这么一条，这就比延安大进一步，而且比去年也大进一步。底没有摸清楚，排队没有排好，攻击的敌人太多，准备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好，树敌太多，攻击面太广，就把时间拖长了。”毛主席的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肃反斗争可以作得又快又好，重要的在于准备阶段的工作。只要准备工作做好了，反革命就可以搞出来，又可以避免过去肃反斗争中把时间拖得太长，打得不准等等的缺点，因此，各级党委和五人小组，必须抓紧对准备工作的领导，勤加督促和检查，及时交流准备工作中有经验，帮助下面克服准备工作中的困难，纠正缺点。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作出上半年进行准备工作的全面计划报告中央十人小组，并经常反映准备工作的情况。

　　第三、关于小组斗争的对象和方法问题：

　　（一）小组斗争的对象，一般应该是那些肯定了反革命性质，并且问题比较明显，掌握了一定可靠材料的分子。譬如说：掌握了一、二条罪证，如上海铁路管理局的经验那样。这样作的好处就可以不致于扩大斗争面，不敢于伤害好人，不致于同某些还要争取的人伤感情。同时，这里还要注意，就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每一个都要拿到小组上去斗争的，例如，案情牵涉到海外，一时很难弄清的，或者不好公开，斗争了反而坏事的，就可以不斗争，或者经过斗争以后，适可而止，交公安机关进行专案侦察；又如，愿意坦白交代或经过谈判很快表示愿意坦白交代的分子，也可以不交小组斗争，采取个别谈话（北京叫和平谈判），专案小组等小范围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以解决。

　　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如果材料充足，群众熟悉，估计经过斗争可以取得战果的，也可以交给小组斗争。但如久攻不下，不能弄清问题，就应适可而止。所谓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是指那些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现实问题上有重要的反革命嫌疑事实，有很大可能是反革命但又不能完全肯定为反革命的人，同时又是我们可以公开向他说明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的人。但对于那些没有把握突破的人，即令有重大的反革命嫌疑，也不要斗争，而应该继续调查收集他们的材料，等到有必要有可能突破的时候，才去斗争，或者交专门机关布置侦察。

　　至于一般的嫌疑分子，一律不要列为小组斗争的对象，应该向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坦白交代，帮助组织弄清自己的问题。运动中弄不清楚的一些嫌疑分子，应当交给审干机关继续审查。

　　小组斗争的对象，应当经过五人小组的切实审查和批准，高级知识分子要经过省、市委五人小组批准，列入中央名单的，应当报告中央批准。必须严格遵守批准手续，严加控制。

　　小组斗争，应该是说理，不准打骂，不准有任何侮辱或虐待斗争对象的行为，如果能够这样，有些确有重大嫌疑的分子在小组中被群众怀疑、质问，就是说斗争了一下，即令是以后问题弄不清楚，不能作出结论，甚至证明了他是好人，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恶果的。

　　（二）为了求得初战必胜，小组斗争应该采用分批作战的先进经验，分批作战，就是不要对所有重点同时发动斗争，而应当先斗争最有把握突破的，将那些不是十分有把握的放在第二批第三批去斗争，如象北京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区所有的经验那样。这样作可以保证不攻则已，一攻必下，可以大大鼓舞士气，动摇敌人。可以避免树敌太多，久攻不下，造成被动和僵持局面。当攻下一批重点分子时，要利用有利形势，发动坦白检举运动，动员自动交代。要在运动中仔细搜集和研究材料，反复排队，发现新的对象，充实第二批第三批对象的材料。这样，分批斗争，交叉进行，运动是一起一伏的，士气是高昂的，领导也是主动的。又可以节省时间和避免群众过于疲劳。

　　以上我着重讲了小组斗争中应该打得准，讲策略，做到又快又好的一面。应当放手发动群众这一面，各地都有丰富的经验，我就不多说了。

　　第四、关于政策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在第一批运动中，对于贯彻中央的“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是作得比较差的。这方面，内部肃反落后于社会镇反，社会镇反自首投案的已近二十万，当然不一定这二十万人中的每个自首投案分子都有严重问题，但确有一些重要的长期没有捕获的重大反革命分子。所以内部肃反，目前应该十分注意进行这项工作。

　　为什么我们对于坦白分子、立功分子必须实行宽大政策呢？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可以大大促进敌人的动摇和瓦解，可以争取起义，可以暴露并孤立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作到这样，运动的阻力就大大减少了，运动就有可能迅速地向前推进并取得全胜。这对于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应该作到这样，我们也能够作到这样，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那样光辉灿烂，我们社会主义改造的威力是那样强大雄伟，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己经更加巩固，我们的祖国是那样日益繁荣和兴旺，这就是我们能够大力瓦解敌人，争取起义的有利形势。反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己经日益接近穷途末路。看不到敌人日益动摇瓦解的这一面，把反革命分子看成铁板一块，是不对的。

　　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

　　凡在运动中自动坦白交代，或者虽然经过斗争但后来坦白交代了自己问题的人，经过查证，只要在重要事实上都坦白得真实，都应该算作坦白交代的分子。都应该按照坦白从宽的原则处理，即罪该判处死刑的，可以免处死刑，判以死刑缓刑或长期徒刑或短期徒刑；对于罪该判处徒刑的，可以减刑，或者免刑，或者判处劳动教养，或者不予处分，并且应该明确规定一条：凡是自动坦白交代的分子，就采取“和平谈判”的方法，一律不再拿到小组去斗争。但是对于隐瞒反革命身分和反革命罪恶，经查证属实，在运动中经过动员或斗争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的分子，虽然罪恶不太严重，也应该从严惩办。

　　对于不仅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而且积极地检举了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人，经查证属实以后，应当算作有立功表现。对于这种人，应该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以比前一种坦白交代分子还要更为宽大的处理。即功罪相等的，将功折罪，功大于罪的，还可以给以适当的奖励。最近山西师范学院处理了一个反动小集团分子，根据其坦白最早，并彻底将小集团的组织活动全部交代出来，本应算作立功分子，免以一切处分，可是却被送去劳动教养了，这是很不策略的。

　　如果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不但自己真诚坦白，并能积极协助政府进行肃反工作，发现和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和重要反革命分子经证明是确实可靠的，应算作立有大功，对这种分子不论其过去罪恶大小（包括血债），都应当给予最宽大的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以物质奖勋和生活出路。

　　对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要加以区别。从第一批肃反结果来看，历史反革命分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少数是有血债民愤和其他严重罪恶的，多数是罪恶轻微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罪恶的。争取这些人，使他们迅速彻底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就能够分化瓦解敌人，孤立少数有现行活动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并可以使我们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清查那些隐蔽较深的特务间谍分子。因此，在政策上对这些罪恶轻微或没有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应该给予宽大处理，一般可以宣布只要他们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就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并对他们的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有不少地方对于过去已经交代清楚，并且作过处理的，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又列为重点进行斗争，甚至有的逮捕起来，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应该加以纠正。

　　对于罪恶较大，但确有真才实学，专长本领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其他技艺人员，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就应该从宽处理，继续使用；如果交代不好，可以依法判刑，但是经过一定机关的批准，也可以依法判刑之后，放在一定岗位控制使用。

　　关于其他方面的政策问题，因为在政策界限的文件草案中已经写上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第五、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我们的困难，主要有三个：（一）第一批运动还留下了很大的尾巴，专案就还有三万七千多件没有破案。还有更多的人尚待甄别定案和处理； (二)今年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紧张的一年，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和资材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都十分紧张和繁重；（三）运动己转到下层，地区分散，情况复杂，骨干比较薄弱。

　　但是，我们也有进行肃反斗争的有利条件：（一）革命形势十分有利，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己经到来，反革命分子日盆分化动摇，第二批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各方面都比第一批的要弱一些； (二)经过半年实践，各种具体政策已经发展得更为具体和更为明确了；（三）己经有了第一批运动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已经有了一大批经过斗争锻炼的骨干。

　　只要我们善于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省、市委密切的具体领导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又好又快地完成任务的。

　　关于工矿、医院、轮船等，有些特殊情况的部门，在作法上，还要注意一些什么特殊问题我这里没有讲，在今年上半年的准备阶段，从中央十人小组起，都要很好注意研究。

　　最后，我还想对领导问题说几句。

　　决定的关键在于领导。毛主席这次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领导方法可以使事情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另一种领导方法，可以使事情办得更慢一些，更差一些。我们要尽力求得实行前一种领导方法。又说：我们要是领导得好，就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要是领导不好，也会阻碍事物的前进，即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了。他说：我们的各种委员会，我们的各部，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促进部，而不应该是促退委员会，促退部。我们的十人小组、五人小组，也应该是促进小组，而不应该是促退小组。就是说应该是促进肃反斗争，而不应该是促退肃反斗争。毛主席说：领导的艺术和斗争的方式方法，是可以制造、可以发挥的。毛主席并把我们肃反斗争中的准备阶段以及可能把肃反斗争进行得又快又好，喻之为一种创造，一种发挥。毛主席还说过：领导的责任在于寻找和推广先进经验，在于发现新鲜事物，在于发掘生产潜力，在于规定平均的先进定额。毛主席还说过：领导人还要善于抓典型，只要抓得正确，并不需要抓很多典型，就可以看出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领导肃反斗争，都是完全适用的，只要掌握和运用得好，就会推动肃反斗争的发展，就会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