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瑞卿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

　　<罗瑞卿>

　　我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提倡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我完全同意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现在我想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1955年５月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从各个方面都查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在知识界中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外，还查出了一批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已经中央批准逮捕的，暗藏在全国文教、卫生系统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就有52名。他们有的是国民党军统或中统特务，有的是两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有的是出卖革命的大叛徒，有的是带反革命性质的大骗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有的已经当了人民最高学府的“教师”，或者窃据了文化、卫生系统的某些重要岗位。例如，反革命分子唐宪斌，在他担任湖南东安县伪自卫大队长及五乡联合办事处主任的时候，曾经屠杀我抗日退伍军人12人，杀死群众13人，1948年为了一个恶霸地主的私仇，把一个年仅八岁的贫农的儿子活埋了；解放后，唐宪斌还在国民党“反共快速纵队”当过高级参谋。这个反革命分子，在1953年竟然混入北京农业大学当了副教授。又如南京大学教授石延汉，就是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基隆市长，有名的“二二八”血案的祸首，当时他指挥警察，到处捕人，把被捕的人用铁丝穿脚，三、五人捆在一起，有些人被他们装进麻袋，投到海里，活活地淹死了。

　　在卫生系统里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例如，反革命分子乐和，是蒋匪军的中将军官，只读过几年私塾，知道一点医术，解放后，竟然冒充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混人安徽医学院当了骨科主任，一直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且造成了多次人身伤亡事故。天津有个李宝光，冒充是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脑科专家，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混入到天津市立总医院当了脑系科主任，在施行手术中害死了十几条人命。

　　在经济企业系统中，问题也不少。根据重工业部的统计，工程师中的XX名重点对象，经过调查研究，肯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有XX人，占全部工程师的4.2%，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XX人，现行反革命分子３人，假工程师１人，其他坏分子２人。最近，我们在煤矿部门破获了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主犯郭象豫，解放前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阜新煤矿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做了不少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在解放前夜，有计划地隐藏档案，烧毁罪证。这个特务集团中的分子分散潜伏下来，已经混入到我们内部，担任了重要职务。郭象豫曾担任我萍乡矿务局副局长，逮捕前是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另一个主犯王学忱，是蒋匪军少将，混入到福建师范学院当了教授；还有一个主犯叫耿秉璋，混入萍乡煤矿任副总工程师；其余分子，分别暗藏在阜新、萍乡、焦作煤矿，担任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在煤矿中制造事故，进行破坏活动。这个反革命集团，直到1955年肃反运动中，才被揭发出来，并且经过调查，获得了确凿证据，现在已经把几个主犯依法逮捕起来了。至于其他企业部门，例如电力、冶金、机械、军工等部门，以及交通运输系统中，都发现了一批暗藏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同样暗藏有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1955年全国参加肃反运动的中、小学教职员，共有XX人，其中初步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就有XX人，占10%。河北省在参加肃反运动的中、小学教职员中，初步查出了7.9%的反革命分子。这些数字和比例，虽然经过甄别定案之后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仍然足以说明在一般知识分子中，确实暗藏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举例来看，暗藏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当语文教员的孙常友，就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在安徽的四个县担任过蒋介石警察局长，作了许多恶。他和县长同谋，逮捕活埋了一个新四军的干部，亲手杀死过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工人；孙常友在封锁长江的时候，又逮捕了新四军的一个游击队员，经过残酷的刑讯吊打之后，把我们的游击队员投入长江淹死了。在一般知识分子中还暗藏有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吉林省在中、小学教职员肃反运动中，发现了32起派遣或潜伏的特务案件。吉林省怀德县第二中学教员李钦，就是潜伏下来进行情报活动的国民党中统特务。

　　特别使人愤慨的，是暗藏在中、小学教职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奸污和侮辱年幼女学生，这种令人痛恨的罪恶行为，虽然经过中央指示，开展了斗争，也惩办了一些情节恶劣的罪犯，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据热河省承德、平泉等11个市、县、旗的最近报告：从1955年１月到1955年９月，就发生了111名中、小学教员奸污、侮辱女学生的案件。受到蹂躏和侮辱的女学生共有152名，其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13岁。女学生被奸污、侮辱之后，有的得了妇女病，有的神经失常，有的因为怀孕打胎而死亡。家长到学校拼命，不让女儿上学，影响坏极了。这批所谓教员，不少人就是反革命分子，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以及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而奸污和侮辱年幼女学生，乃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当作他们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破坏手段之一。

　　肃反运动证明了，知识分子中确实暗藏有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这些分子就其数量来看，虽然只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几，是极少数，但是，他们为害很大，我们决不可以轻视他们。忽视知识分子中这个方面的政治情况，认为在知识分子中没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或者只看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是很少数，而看不到他们的破坏作用往往不是用百分比可以计算的，这种右倾麻痹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在肃反运动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有过这种右倾麻痹思想，经过肃反运动的教育，这种思想有所克服，但是还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暗藏在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到现在还没有被彻底肃清。

　　肃反运动证明了，既然在知识分子中还暗藏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那么就应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清除出来。只有肃清暗藏在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才有利于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安全，也才有利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和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因此，肃清暗藏在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同团结知识分子的任务毫不冲突，而且是党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完全实现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在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积极拥护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他们并且在这一斗争中大大地提高了政策觉悟。我们决不可以忽视这项工作，尤其决不可以因为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或者因为遇到一些不容易作结论的难题，就产生一种危险的松劲思想。这种松劲思想，现在已经在一部分地方出现，必须加以坚决的纠正。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在今后两年之内，达到基本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

　　但是，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从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他们长期地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与过去的反动阶级有着各种各色的社会联系，他们的政治思想、个人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往往是很复杂的。因此，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工作，就必须特别谨慎。因为在肃反运动中，这些人很容易引起怀疑，人们对他们政治上复杂情况的估计，往往容易夸大，因而也容易扩大对他们的打击面，以至发生“左”的偏向。

　　在目前的肃反斗争中，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某些单位已经发生了这种“左”的偏向。以中央工业、铁道、邮电、交通、建筑等12个部门的直属机关而论，共有高级知识分子XX人，经过团队提出来的斗争重点对象共计XX人，平均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9.68%，现在已斗了XX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11.53%。如果就具体单位来看，有的斗争比例数更大，如城市建筑总局共有高级知识分子XX人，提出的斗争重点XX人，占35%，现已斗争了XX人，占25%。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甚至有的比例数比这更高一些。从这样的比例看来，斗争面显然是宽了，这是不符合中央的正确估计（反革命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只占5%左右）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求的。

　　有的地区已经发现有些可斗可不斗的甚至根本不该斗的人也斗了。如沈阳重型机械厂现已斗了6名工程师，搜查了9名。对已斗的6名，经过检查就有3名是斗错了。这3名工程师都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他们为什么被斗呢？据说是“怀疑”他们历史上有问题没有彻底交代，在工作中发生过“可疑”的事故，但是在事前对他们这些“可疑”情况，都没有进行必要的查对和鉴定，就草率地发动了斗争。斗争了两个多月，查明了一个是历史上有些问题，但早已作了交代；一个是所谓“破坏事故”，但与本人无关；一个是把官僚主义的错误当作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又如哈尔滨四六四厂共有工程师XX名，大会围攻了2名，小会斗了4名，准备大会围攻的还有4名，经过检查这10名中就有6名材料不足，不能列为斗争对象。

　　上述的“左”的偏向，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的。否则就可能夸大反革命分子的力量，就可能伤害好人，也就必然会漏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这样，就会使我们在肃反斗争中犯错误，也会使我们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犯错误。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左”的偏向呢？我以为主观上的主要原因是：一、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在全国解放以后几年来的巨大进步认识不足，对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缺乏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二、有些同志由于自己的政治知识和社会经验不足，往往把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或者分不清同反革命有政治联系和同反革命只有普通联系的界限；或者分不清历史罪行同现行活动之间的界限；或者把有问题已作交代、处理和有问题未作交代、处理的两种不同的情形混淆起来了。三、有些同志在斗争中不懂得分析情况，讲究策略，对于哪些人必须斗，哪些人虽可以斗但又不能硬斗，哪些人不要斗，以及对于哪些人应该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哪些人必须经过长期考察，才能弄清他们的问题，因此就应该不忙于斗，等等，在斗争中是处理得不够妥当甚至处理得完全不妥当的。四、有些单位不认真地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依靠证据作结论，企图用简单的群众压力去“轰”，以为一轰就可以轰出反革命来。因此，不论什么问题，都想斗一斗，认为“斗比不斗好”，“斗了就可以放心”，“有鱼无鱼撒一网，似猫似虎当虎斗”。五、有些单位领导上控制不严。中央十人小组的领导，也没有能够在这方面很好实行必要的、适时的和有效的控制。

　　所有这些，就不能不造成斗争面过宽的不良结果。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中央指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只占知识分子总数的5%左右，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已经为肃反斗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凡是坚持了这个界限，并且正确组织了斗争的，就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既打击了主要敌人，又避免了犯错误。因此，不少地方所以产生“左”的偏向以致在肃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斗争面过宽，除了上面说过的各种原因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忽视了中央规定的这个界限。

　　那么，我们怎样在肃反运动中正确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便既能肃清暗藏在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又不致发生冤枉好人的“左”的偏向呢？我以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当然要坚持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斗争中把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另方面又必须在斗争中反复强调凭真实材料办事。反对没有根据的主观猜测，反对不将材料查对确实就轻率发动斗争；必须实行严格控制；必须讲求斗争策略；必须注意取得广大知识分子对于肃反运动的支持，要尽量吸引知识分子参加肃反斗争，吸引他们参加本单位肃反斗争的领导工作，吸引他们参加调查研究，参加追查反革命破坏事故中的技术鉴定工作。目前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关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斗争的政策界限问题。以下我就这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肃反斗争，首先必须把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经过查证属实，就应该依法处理。对于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凡是已经彻底坦白交代了问题、作了处理的分子，如果没有发现新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就不要再算老帐、再翻旧案；凡是只作了部分交代尚未彻底交代，或只交代了反动职务尚未交代具体罪恶活动的分子，如果他们的隐瞒部分情节并不重大，或情节虽较重大，但没有发现有严重罪行的材料，一般地应该用个别谈话的方式，要他们交代清楚，不必列为肃反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而且对以上这两类分子，都应该给以适当的工作，并在工作中继续考察和改造他们。凡是有较严重的历史罪行而又根本没有交代过的分子，就应该列为肃反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但是如果这种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必须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要他交代问题。如果交代彻底，也可以不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斗争，并可从宽处理。只有对于那些罪行严重而又拒不交代的分子，才应该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对于知识分了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除了罪恶重、民愤大的少数分子以外，多数的都应该实行处理从宽的原则。对于罪行较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较好或立功折罪的，就不要判他们罪，并且应该给以工作机会。对于罪恶虽然较大，但确有真才实学、专长本领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交代，特别是在肃反斗争中立有显著功绩，就应该处理从宽，并继续使用他们；如果坦白得不好，或者没有立功折罪的，应该依法判刑，但是，经过一定机关的批准，也可以在依法判刑之后，控制使用，作为劳动改造的一种方式。

　　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肃反斗争，对于思想反动的分子，同有反革命问题的分子应该加以区别。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接受旧社会的反动思想影响较深，他们有的还保留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以致于公开地散布一些反动言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不满。但如果他们本人没有加入反革命组织，没有进行过反革命破坏活动，对于他们就应该与那些确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别。前者是团结、批评、教育、改造和思想斗争的问题，不应该列为肃反斗争对象；后者就必须列为肃反的重点斗争对象，并且应该在适当的群众场合中，揭露其罪行。

　　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徒，他们同教会里的神父、牧师可能有较密切的关系，思想也可能比较反动，但是他们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圣母军、公教青年、团契、小群派中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分子，就不能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必须把宗教信仰、唯神观念与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必须把宗教信徒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前者是思想问题，是教育和批判的问题，后者才是我们斗争打击的对象。

　　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必须与已经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特务分子区别对待。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数量还不小，他们之所以有嫌疑，往往是因为以下各种情况：例如有的在社会、亲朋、家属关系中有特务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嫌疑分子，而本人又与这些分子有经济、通讯往来；有的人在香港、澳门、台湾的通讯地址，恰恰就是敌人特务组织的联络据点，有的在通讯中表现极为可疑或者泄露了国家的秘密材料；有的在工作岗位上曾经发生过可疑的事故；有的被人检举说他可能是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应该引起注意，加以警惕的；但是所有这些，在没有发现确实可靠的证据之前，都还只是一种嫌疑。对于这种嫌疑分子，一般地都不应该放在群众中去斗，而是应该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去弄清是非。

　　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在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虚荣心和投机思想作崇，伪造了一部分学历、经历，夸大了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知识能力，这种行为，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对待这种人，应该与对待那些全部捏造了学历、经历、冒充专家、冒充工程师、冒充大学教授、冒充解放军、志愿军将领和共产党员的政治骗子，加以区别。对于前一种人应该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教育，在他们坦白检讨之后，仍然应该使用他们，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适当的工作；对于后一种人，一经发现，就应该追究清楚，严肃处理。

　　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各地都揭发出来了一些“小集团”，这种“小集团”的组织，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也是比较多的。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小集团”，按其性质来说，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学术界中的区域性宗派性的封建小集团；一种是带有“自由”浪漫色彩的落后旧文人结成的小集团；另一种是由反革命分子所组织或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操纵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小集团。前两种小集团，虽然是反动的，落后的，而且很可能被敌人利用，但是对待他们应该与对待后一种反革命性质的小集团加以区别。对于前者，如果并未查出他们中混有反革命分子，就应该用教育说服的办法来解决；对于后者应该坚决地打击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揭露其阴谋活动，教育受骗群众。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结合肃反斗争追查各种事故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分别对待。必须切实分清自然事故、责任事故与破坏事故之间的界限。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故，不要不分轻重地一律追查，而应集中力量追查那些破坏嫌疑很大或造成损失很严重的事故。在追查事故的时候，必须吸收有威望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工作，在确定事故性质和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事实分析和认真的技术鉴定。对于事故的责任者，如果仅有可疑但尚不能确定为有意破坏的，应该与那些已经可以确定为有意制造破坏事故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如果经过技术鉴定，查证属实，确是反革命破坏，就应该依法严办；如果经过查证之后，虽然不是反革命破坏，但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以致情节重大，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也应该适当办罪；至于那些不是由于严重的不负责任而造成一般事故，就应该本“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精神，不要去追究，特别不要同当前肃反斗争联系起来去追究。

　　总之，我们在知识分子中开展肃反斗争，必须切实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规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有关肃反斗争的各项指示办事，必须既要严肃，又要谨慎。所谓严肃，就是一定要划清知识分子中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界限，坚持开展斗争，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所谓谨慎，就是要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点，看到他们思想上政治上的复杂情况，也要看到他们过去的和现在的进步情况，看到他们在我国的社会主要建设事业中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善于区别不同情况，讲求斗争策略，分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不漏掉一个坏人，又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几点意见。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甚至于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给以指正。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