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的发言

　　<李维汉>

## [根据记录整理，有删节]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统战部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

　　这个方针草案已经中央初步审查，在我们讨论后，作必要的补充、修改，再送中央作最后的审查批准。

　　下面我讲一点意见，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发言。

　　（一）我想讲一讲，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东西。它有两个阶段：有一个过去阶段；有一个现在阶段。过去阶段，它的任务是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这个任务在1949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现在的阶段，它的任务就是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大家知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开始了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宪法的第四条里面很清楚的规定了，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三大改造，使我们的国家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前三年（1950年、1951年、1952年）主要做了这样几项工作：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这四大项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为有计划的过渡准备条件。这是头三年主要做的工作，这是宪法序言已经指明了的。后三年（1953年、1954年、1955年），是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高潮的到来，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变化。这三大改造高潮的到来，不是偶然的到来，不是突然的到来，是我们几年来的工作造成了到来的条件。这个改造高潮的到来，按照毛主席所讲的，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变化。这个变化也不是一天到来的，只是由于现在的高潮而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资产阶级的变化。我们看方针草案中所讲的6种变化，讲资产阶级的有两条：一个是它屈服了、投降了；还有一个不是投降而是出现了进步分子。这是一个阶级的两件事情，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有屈服的，但是没有出什么进步分子，变成国家干部的也很少，所以可以分开来说。

　　我们过渡时期的任务有两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来说，我看可以这样讲，都走过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资产阶级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知识分子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也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也走过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我看是可以的。因此，大大缩短了过渡时期的时间，从前提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现在可以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变化是很重要的，它引起我们在工作方针上应该有新的提法。但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总任务同时也是宪法上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

　　宪法上规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这样的：“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里讲的是过去的阶段。“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个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个是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这三方面的任务都还存在，所以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任务按照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奋斗。只要他爱国就统统把他团结起来。我们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这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任务。

　　（二）我想讲一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的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可以不可以说起了决定性变化？我个人看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现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加上定息制度，这两个东西就使资本家丧失了三个权利：一个是失掉了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支配权。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是很重要的，能够支配生产资料，就可以支配其他的东西。因为失掉了对生产资料支配权，就又失掉了对企业管理的统治权。由于丧失了统治权，又失掉了对企业利润的分配权。以前在实行四马分肥的时候，他还有参加决定利润分配的权力，定息以后，他可以分配到一点，但是决定利润分配的权没有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所有制剩下的就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定额的股息，再加高薪，作为赎买。资本家自己，包含资本家代理人，现在都变成合营企业从业人员。他们从前是老板，现在于是老板是从业人员。在合营企业初期，还存在着两种制度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他们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经营管理，现在要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来经营管理，不可能没有斗争。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资本家同资本家代理人在企业内部不能不在公方领导和工人的监督下按照社会主义章程办事，他们不可能按照另外的章程办事。个别的人捣一点乱子有没有呢？少数人是会有的。总的来说，在所有合营企业里面，公私合营加定息，使企业、使资本家起了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带有决定性的。

　　现在是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发生了上面所讲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投降了，屈服了，缴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谁战胜谁呢？在过去是没有决定的，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胜利了，资本主义失败了，工人阶级胜利了，资产阶级屈服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它那个阶级消灭了？还没有。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还没有。所有制还要最后加以改变，阶级还要最后加以消灭。但是这样的变化就为我们最后解决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最后改变资本家所有制，就是把它改为全民所有制；最后改变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就是把他改变成为劳动人民，现在他的社会地位是资本家，将来的地位是劳动者。

　　第二，我想对企业和资本家这两方面的改造讲一点意见。

　　对企业改造方面的问题，我们根本的态度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已经根本上成了国家的财产。所以我们就必须负责把它管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认识，一个根本态度。就是说现在全部接过来了，全部接过来以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要抓生产和经营，其他的东西慢一点不要紧，中央的指示和国务院的决定里面就有这个精神，首先一切为着把生产管好，至少不要搞坏，使机器照旧转下去，商品照旧流通，老百姓照旧可以买得到东西。至于企业的改组、企业的改革可以采取比较缓进的步骤，准备好了以后再稳步去做，没有准备的乱改组一顿，乱改革一顿，那是不可以的。

　　对企业的改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就是说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管理经营的那些制度和方法不是来一个笼统的打倒，而是要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据我看，在原则上，在根本上，是应该改革的，比如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改行不行呢？非改不行。一些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制度要不要改呢？要改的。所以，从根本上，从原则上，应当加以改造。但是它们在方法上、技术上、贸易上有许多积极的成份。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比封建主义进步，比个体经济也进步，除了社会主义而外，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最进步的一种经济。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向它学，要敢于学，因为资本主义有长处，它里面有有用的东西。假使说文化等等是历史上传下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好的东西我们要学，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定有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学的，我们应该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并且加以利用。

　　对资方人员的改造问题，我们的根本态度应该是这样：既然这些人都变成了企业的从业人员，至少是开始成为国家企业的干部了，我们就必须负责把他们教育好。越早一点教育好，就越有用。不能只是安排，不使用、教育。既然包下来了，肯定是要给他们工作，要安排他们。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教育好。这样就有许多方面应该注意：

　　首先对他们的生产资料和企业的财产关系的处理要贯彻“一宽、一了”的方针。关于财产的清理、定股，国务院有一个决定，中央有一个指示，基本方针和基本精神就是“一宽、一了"。“宽”，一是对财产估价可以从宽一点；一是对债务、欠税、五反退补等采取从宽的办法。因为他来了一个接受改造的高潮，所以我们要从宽处理这些问题。“了”就是把需要处理的事项一次处理了，不要遗留下来很多问题将来再去处理，再去清产查报。不“宽”就不能“了”，所以“一宽、一了”是一个统一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减少他们的顾虑，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学习，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不要去追人家账外的财产，这是中央禁止了的。让他们保留一点后财有什么关系？资本家搞了多少年，现在把企业交出来了，心上还是很痛的，对他们的后财宽一点没有什么害处。这与对待地主不同，何况对地主后来也不去追什么地财了。

　　其次，对资本家同他的代理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剥削分子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我们就要把他们全部加以安排，给以工作。这是干部工作的一部分。

　　至于怎么样安排得适当，工作怎么样分配，要注意这么几点：过去公私合营的条例上规定量才使用。这是主要的，根本的。但是，还必须要有照顾。因为他们刚刚过来，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改过来，所以还要有必要的照顾。一个原则，一个灵活性，原则就是量才使用，灵活性就是必要的照顾，两者要结合起来。

　　另外，形式和名义要让他们多一点，比如经理、副经理让他们多一点。一个企业里面有经理，底下又有厂长，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照顾。所谓照顾，主要是照顾他们原来的地位。所以，形式和名义不可以简单地象国营企业那样办。专业公司里面可以设顾问，可以设专员。还有一个董事会我讲一讲。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历史比较短，但是按个人年龄来讲他们有些人还是相当大的。这里面有一批人在企业中是有地位的，和这个企业有深远的历史关系，但是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多少事情了，不是实职人员。这些人我们管不管？要不要把他们安下来？如果不把这些人安下来，那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从清朝以来的那些旧知识分子，至少是光绪皇帝、袁世凯、蒋介石时候的旧知识分子，都把他们安排了，到处设了文史馆，还设了半文半武、文武合流的参事室之类，对这一些人作了安排。对那些农奴主、奴隶主，只要不叛乱的，都养起来了。那么现在对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怎么办？我看董事会就是安排资产阶级分子的文史馆。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些人安排下来，对资本主义总应该比对封建主义优待一点。

　　还有一个正职副职的问题。他们当然是副职多了，但是正职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我看也要看条件：一个是政治情况，一个是实际能力。如果他们有符合这两条的，可以当正职。所以这个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而且，既然把人家摆在那里，就应该使人家有职有权有责，要人家尽责，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就要让人家能去做才好。这样使得他们在工作安排上感觉到得其所，至少大体上得其所，并表示说现在我没有顾虑了，要好好工作了，这个时候你也该要求他们好好工作了。如果大体上不得其所或者根本不得其所，你要求他好好工作就困难了，他就要闹情绪。我们同志、共产党员摆得不适当还有闹情绪的，你把他们摆得不适当他不闹情绪？所以这个顾虑是妨碍进一步改造的。

　　还有一个物质待遇问题。大体上应该这样：阶级消灭了，人的生活原则上不要降低。比如有的资本家在一个时期内每年拿一二十万息金。毛主席就拿这个例子向西藏的贵族讲：你们那里有没有那样大的贵族？你们可以到上海看一看他。还有些外国人也去拜访他。他讲的话人家听的。现在你要他把房子卖掉，把汽车卖掉，那么他做“教员”、“教授”的资格就没有了。所以，大体上不要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是高薪，我们不要看着眼红，不要去动他们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不动，我们又去动了，这怎么行呢？

　　还有一个政治待遇问题。他们现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待遇不应该降低，有些人还可以提高一点，在政治上对他们有所安排，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水平。

　　这里涉及一个对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的问题。资本家今天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干部，或者叫做半国家干部，我们的意见要根据他们政治上的进步情况，在政治上给他们适当的信任。如果是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很可疑的人，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多数人来讲，应该有适当的政治信任。要使他们有和我们一块开会的机会，有许多文件也要给他们看。

　　既然他们开始成为国家干部，而且将来要正式变成国家干部，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要把他们教育好，主要的就是促进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发生根本变化。从前资本家大体上只是反帝的立场，土地改革是不大赞成的。1946年我在上海跟他们的代表谈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我和齐燕铭同志跟他们的代表人物谈了两次才把这个耕者有其田肯定下来。反帝他们是赞成的，对耕者有其田就有问题，所以后来土地改革的时候就有很多别扭。镇反、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赞成，有很多人动摇。后来又来一个过渡时期总任务。不是共同纲领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五种经济成份并存，而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很大。这也是政治立场问题，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时期的政治上的方向问题。现在我们要求资本家使他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起根本的变化，变成劳动者，并且使他们的思想认识能够大体上适应这种变化，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三）讲一讲我们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主要地是讲我们统战部同他们的关系。

　　民主党派的工作，这六年以来，先是按照共同纲领，后来是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做的，这符合我们党中央的方向，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统战部在这个方面的工作，从政治上来说，是执行了党的方针的，是有成绩的。这个方面我想不需要多讲。现在要讲的主要是统战部门同他们的一些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其中有应该批判的地方和应该研究怎样做才好的问题。

　　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头几年，我们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做法：帮助他们发展组织，修改文件，处理内部纠纷，等等。

　　根据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政治状况，为了帮助他们团结和进步，在某种情况下（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对某些事情（不是对所有事情），可能需要这样做，可能也是做得对的。但是不是所有都作得对，所有都是必要的呢？我看不一定。这是一。还有，可能有些是做得过分的。当时我们没有在这一方面划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做；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是希望他们团结、进步，但是留下了不良的影响。这样发展下来，成了习惯，而且在新的情况之下不仅没有及时改变；反而有所发展。从1953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和大多数民主人士显然有很大进步。就是说情况起了变化，我们本来应该及时改变过去的那种做法，但是，由于对很大进步不理解，或者估计不足，由于对这类做法的不良影响和后果熟视无睹，由于我们有些同志骄傲，自以为是，对于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加以必要的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反而发展了。现在，我们须坚决改变和纠正这些不适当的做法。这里要搞清楚下面这几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政治上必须对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进步有足够的估计。这是文件上的估计：大多数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不但是政治立场起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加入了工会，社会地位也起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起了带决定性的变化；民主党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我们要对这些变化有足够的估计，要承认他们现在有可能大体上或者基本上正确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第二，组织上必须承认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政治上，各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了的。我们用什么办法叫人家在政治上接受领导呢？是不是靠下个命令？当然不是的，也是不许可的。那么采取什么方式呢？一个是宣传教育，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报纸、电影、戏剧、演讲、学校的教科书这许多都是教育的方式。还有，通过协商的方式。跟他们商量，以平等的地位去协商。譬如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家不同意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可以退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政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靠什么去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呢？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靠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靠我们认真地、诚恳地同他们进行政治协商。同时必须尊重他们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和自己决定自己问题的权利，平等相待，不强加于人。

　　第三，我们必须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及时的知道他们的政治态度（动态）。这是政治上的需要，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义务。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熟悉？是用交朋友的方法去熟悉，经过直接间接的许多朋友来逐渐熟悉，还是靠少数人打听消息的办法？应该多来往，多交朋友，直接间接，或者我们自己交，或者经过朋友去交。比如知识分子的“六不”①，就是我们交了朋友，又经过朋友去串门子，用各种方式把“六不”问题挖出来了，对我们这次知识分子会议有帮助。

　　注①  “六不”是指在安排、使用、信任、支持、工作条件和待遇六个方面不够洽当的情况。

　　关于进步分子的作用，我们过去说，以进步分子为骨干，这样提法正确不正确呢？这一次党中央写的资本主义改造的文件也提到核心分子，这个提法错不错呢？现在来看还是正确的。但是，以进步分子为骨干，要有血有肉，才能起骨干作用，不能变成进步分子包办代替。进步分子应当能够团结中间阶层，能够带动落后，并且还能够同上层商量，取得上层的同意，把上层工作做好。应该起这三方面的作用。

　　我们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是不是对民主党派的重大问题，就不过问了呢？这不是共产党人的态度。我们主张党派间、朋友间互相提建议提批评，推诚相待。对重大问题我们不仅要过问，而且要研究。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建议。这种建议或者是出于他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要求，或者是出于我们的主动，两者都可以。在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当然也不应该把进步朋友撇开，应该跟进步朋友商量，他们可以做工作。但是更重要的还要通过双方负责人的来往商谈，比如通过统战部的负责人和它们的负责人来往商谈。当然，这是说的重大的问题，至于那些次要的事情，人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办法，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而且这样很好。如果他们跟我们讲一样的话，一样的作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呢？而且这也和实际不符合，因为实际是不一样的。

　　关于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民主党派现在很想发展，这成了他们一个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的希望。他们的会员代表和地方组织都提出意见：我们要替国家作一点事，我们要有一点本钱，要增加一点本钱。整个形势使他们觉得应该发展一下，好为社会主义服务。大多数人是这样一个要求，这是一个好的意图。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想我们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过去我们提出一个方针，叫做巩固同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发展了一个时候应该有所巩固，巩固以后再发展。这个方针，是我们党过去发展组织的方针，我们曾经把这个方针介绍给民主党派。这错了没有？我想是正确的。问题是执行上有毛病，一个相当的时间，到1953年上半年还是发展的，可是从1953年下半年、1954年到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他们很少发展甚至没有发展，这是不适当的。

　　我觉得发展问题是不是可以讲这样几点：

　　一点，根据需要、可能和自愿来发展。需要，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那一个环节他们工作上有需要。有需要，机关里面有需要，社会上更有需要。可能，就是民主党派自己有可能。还有一个自愿，就是人家加入不加入要看人家的自愿。

　　再一点，就是在工作中间发展，发展为了工作。为工作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同时向中间、落后作工作，启发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并在他们中间找到发展对象。

　　还有一点，就是面向社会。我们希望他们向社会上多发展，社会上的确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需要做工作。但是在机关、学校、企业还可能有需要，有人愿意加入，我们也不要去阻拦他们。过去我们建议民主党派着重在大中城市的发展，认为在大中城市里面，民主党派的对象比较集中，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是我们不要去禁止他们向小城市去，他们如果在小城市有可能，有对象，那里有人愿意加入，我们不应该去限制他们。

　　还有一个人民政协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政协的团结面可不可以扩大一点？恩来同志在政协会议上讲过团结面还要再扩大。一个是团结面扩大了，但是工作面要不要扩大？工作内容要不要充实？现在是团结面扩大了，但是工作面没有相应地扩大，工作内容不那么充实，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那么相适应，甚至于有的地方很不适应。把人家安排在那里，至于有事作没有，那就不管了。庙砌起来了，菩萨也安排在那里，可是香火很不旺，冷淡得很，你说菩萨坐在那里舒服不舒服？这叫形式主义。这样好不好呢？不好，这不是中央的希望，与中央的方针、政策肯定是不相符合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工作面扩大一点，工作内容充实一些，现在是必要的了。有没有可能呢？我看是可能的，条件也有了。为什么可能，有什么条件呢？人家的政治态度、社会地位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所以问题决定于我们敢不敢。人家是想多做一点工作，多做一点好事的，就看我们放不放。各个统战部要真正负起责任来，找一些事情做。要进行政治协商，要使能够做工作的有工作做，要给他们工作条件，并给以必要的帮助。这也是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之一。

　　还有一个肃反问题。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何种态度呢？根本态度应该是坚决、彻底、全部、干净肃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这一点我们是很坚决的。但是去做的时候，要象毛主席在七大《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那样，又严肃、又谨慎。严肃就是必须搞掉，谨慎就是不要搞乱，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有不同于一般机关的情况，这些人物历史上是比较复杂的，有些人在反动统治里面干过事。我的意见是着重在下面这样两点上：一点是肃反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看还是放在肃清暗藏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上，要把这个目标搞清楚。至于在历史上有些罪行，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就很难说了，有人就是那样出来的，现在他过来了，就应该既往不咎嘛。

　　还有一点是肃反方法，叫做先查后斗。就是说先查清楚了，有了真凭实据然后再拿去斗（如果他承认了，是不是斗，还可考虑）。不要采取那样一种方法，就是说有了那么一些证据或者嫌疑，但是还不敢确定他就是反革命，他就是特务分子，还没有这个把握，拿去斗一斗看，也许一斗就斗出来了，同志们，这里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一斗斗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是也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斗的很厉害，斗的最后结果并不是反革命。所以还是把情况搞清楚了，确有把握了，再去斗。说斗可以教育大家，这对不对呢？斗争的结果是反革命，可以教育大家。但是，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就拿去斗，斗了好多天，回头做个结论不是反革命，这个教育意义怎么样呢？那就要发生另外方面的作用。所以还是先查清楚了，然后再去斗，这样比较稳当，可以少出一些偏差。

　　（四）讲一讲教育工作问题。

　　为什么要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地位上来？根据什么我们定这样一个方针？本来，人民民主专政是有两个方面，对敌人来说它是实行专政，实行强迫；对人民来说是使用民主的方法，就是实行教育说服的方法，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之内，所以对他们也主要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是毛主席说的。从前在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他说过这个问题，这次他就说得更明白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用教育说服的方法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跟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相符合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更加有利于我们用教育的方法。我国的阶级没有消灭，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方面。但是，这种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起了那么样一个变化，就是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合营以后，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从一个社会上两个阶级相对立的关系基本上变成在企业内部的关系，所有资本家开始变成企业里的国家的干部。这个变化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看到。也就是说，他们作为整个一个阶级，虽然没有最后被消灭，但是投降了；作为个人，极大多数资本家都在合营企业内，不能不按照我们的章程工作。这样，我们向这个阶级作斗争，改造这个阶级，更多的用什么方法呢？应该说更加需要用教育的方法。已经把他都接收过来了，改编过来了，譬如一个部队，打了一仗，敌人缴械了，投降了，他们的兵我们都收编了，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工作？是继续跟他们打仗呢？还是向他们做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呢？无疑地政治工作，教育工作是主要的，基本的，所以，社会关系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就应该把教育工作提到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作为中心工作提出来。所谓中心工作，并不是不要其他工作。我这里把毛主席讲的那些教育方法放在一起了，就是讲道理的方法，比赛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这里说批评是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批评会要成为主要的方法。是不是还有别的斗争的东西呢？譬如说行政上的或者司法上的。那些东西也会有，在一定的情况下对某些人会需要用这些方法，但不是主要的方法。最一般的、最主要的就是批评的方法，说服的方法。这种斗令要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都会表现出来，经济斗争还有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斗争更有。但是我们统统把他们收编过来了，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成为我们队伍里的战士、干部，所以我们基本的主要的是要用教育的方法继续教育和改造他们。至于将来资本家社会地位完全改变了，摘了帽子，是不是就没有工作做了呢？不能这样设想。应该设想那时还有工作要做。至于现在，青年资本家会议上反映出来，怕跟不上，一怕生活跟不上，二怕思想跟不上，三怕本领跟不上，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进行教育工作的途径就是文件上讲的，一个是帮助他们从工作中进行自我教育；一个是帮助他们从政治理论的学习中间进行自我教育，结合这两方面做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现在我分开来谈一谈：

　　先讲帮助他们从工作中学习。这里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有实际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如一些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参事室参事，他们没有实际工作。他们的时间比较多。对头一种人是在实际工作中间教育改造。对后一种人也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叫他们替人民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有了政治地位，有了同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的物质待遇，但是没有实际工作。其中又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年纪大了，比方文史馆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养老，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工作，有相当一批人年龄、身体都还是健旺的，他们还可以做一些工作。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想办法从各方面让他们有可能参加些实际工作。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变，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变，比如参事还是参事，政协委员还是政协委员，原来是什么职务还是什么职务，但是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做点实际工作。我常常讲这么两个人：一个是鹿锤麟先生，他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天津做街道工作的。这次政协开会的时候，我向他祝酒说：你这个方向很好，希望更多的人这样做。还有一个王国光先生，现在病在第七医院，不知道生什么病，他是河北省政协常委，在西郊公园卖票。有那么许多人，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到街道上做些工作，还有可以到农村合作社里面当半年记账员，当半年文书，当文化教员，能够订合同的就订它三年合同，搞一个时候就回来，开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是来当代表，政协开会的时候还是政协委员。但是同志们，这些事情可以做一个方向慢慢来提倡，不能强迫，强迫是搞不好的，要在自愿的条件下，有些人带出这么一条路来，作出榜样。我说可以访问访问鹿锤麟先生和王国光先生，报纸上登一登，鼓励一番，就会有人学习的。

　　为了在工作中来改造来教育，就要弄清在工作中间的各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什么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即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所以文件上面有这么一段，“由于目前对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关系，比以往更多地以至主要地表现为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与非党人员的关系，所以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这些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的组织和干部能够在这方面采取正确的和积极的态度。”下面这几段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点。“首先应当根据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不同情况，分配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帮助他们学习和进步。”这里把资产阶级分子也包含进来。“对于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首先应当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经营；帮助他们积极参加企业改革，在改革中受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这里专讲资方人员，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改变过来，而大多数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社会地位就是阶级地位。这里面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同工人的关系问题。文件规定：“需要帮助资方人员在工人面前作适当检讨，同时也要帮助工人群众在划清思想界限的基础上对资方人员采取合作态度。”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资本家同工人群众的关系逐渐改变成为一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关系，这是一个关，资本家要过这一关。资本家同工人阶级是天生的对头，天生的冤家。这个冤家不是几天造成的，而是很长时间造成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于资本家是这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代表者，是剥削工人的。特别是在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带有许多封建性的东西和许多野蛮的东西。所以现在要扭转工人的态度，首先要资本家能够采取主动。可以向资本家讲，你们主动地去做一点检讨（不强迫）。我同资本家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讲，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就是这样搞的。我们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向工人做检讨，使工人对资本家在感情上有所改变，这样对资本家有好处，对工人也有好处。

　　“对于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应当充分估计他们几年来的进步，在工作中给以适当的信任”，这也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人，应当同他们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对这些人应该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就是说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对资本家现在还不能这样。资本家也希望快一点去掉帽子好走路，现在走路还有一点不方便，因为还是资本家，帽子一去掉，就可以到处走路；还希望人家喊他同志，一喊同志他就舒服得很。现在可以喊一声同志，但是，我们应当明确，现在对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同志关系，所以要有不同的对待。

　　现在讲一讲政治和理论学习。政治是围绕着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时事政策，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应该根据自愿的原则。这是政协组织章程上规定的，是毛主席提出加上的。我们根据自愿原则，强调自愿有好处，因为事物的实际生活是辩证的，你不讲自愿，强迫人家，人家反而不积极了，你强调自愿，人家反而愿意了。这个学习的气氛，如果比较自由，人家就积极了，如果搞得很紧，人家也就不积极了。所以我们要强调自愿的原则。对资本家，我们要争取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把他们轮训一次，一次学几门课，一次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我们要大大地来干这个事，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不仅是统战部，还有宣传部，还有工商联、民建会，还有企业的专业公司，在党委领导下统统动员起来。我们要制定一个学习方案，要成立一个学习委员会去搞。我同毛主席也谈过，他同意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样又快、又好，可能花钱不很多。

　　对民主人士的学习，要同我们的干部一视同仁。比如我们的干部有两个月的离职学习，为什么他们不能两个月离职学习呢？不能两个月离职学习的，可以进夜大学。北京市政协办了政治业余学校，所有民主党派的干部都去听课。各地可以办夜大学和政治业余学校，他们觉得讲得好就去听，不要象正式学生那样严。两个月的离职学习，有的愿意坐在家里学习，有的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学习，有的愿意结合起来学习，如果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就用各种办法帮助他们。还有一个政治学校，各省都可以办。如果单独办有困难，可以设在大学里面，行政归他们管理，我们派人帮助。还有一个是经常性的学习座谈会，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这个也要经常保持，这也是带自愿性质的。最后，我们还提议办一个社会主义学院，就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中央同意由人民大学来办，吸收各方面的人参加。总之，这是一件好事，领导是党委，可以在政协设一个学习委员会，其中有统战部和宣传部负责人参加。

　　这里，还要讲讲向落后阶层的人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是说，要经过政协、各民主党派，向社会的落后阶层进行工作。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绝大多数的人在前进，但是在社会上还留下一摊子人，可以说从清朝到蒋介石各个时代的人都有，但不是反革命。对这些人，我们应该进行工作，教育改造他们。有的人有一种瞧不起落后的观点，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里面，进步一点的就看不起落后的，甚至排斥落后，这种观点对不对呢？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观点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时候，就是把落后的甩在后面，把落后的打倒，把他们排挤掉，少数人前进。社会主义就是要把落后的人带动起来一块前进，把落后的丢得很远，这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里说：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把所有的人解放了，自己才能最终取得解放。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说，这个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按照共产主义的原理，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对这一部分人去做工作，并且要说服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去做这个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两怕。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有两怕，我们统战部也有两怕。怕什么呢？第一怕反革命。有没有反革命呢？有的，但是不要怕。只要他没有逮捕起来，我们就可以做工作，做教育工作。我们现在去做教育工作对不对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公安部、公安局关了那么多人，杀掉了的，我们当然不教育了，那由阎王老子去教育，不干我们的事，但是还有没有杀掉的，搞了什么农场等等，你还得上课，还得教育他们。我们对于逮捕起来的人，只要罪不至死的，都要教育，要改造；对于那些留在社会上的人去做点教育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对国家有益嘛！

　　第二怕他们要找职业。这个问题可以先讲清楚，我就同民主党派坦白地讲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一个人要劳动，要就业，这是好的，劳动是公民的义务，又是公民的权利。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了解一下，那些人确实有用处，有知识，我们也需要他，他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一批有条件就业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就业。但是宪法上讲了，劳动就业只能逐步扩大，不能一下子使所有的人都就业。要看国家的可能，看个人的条件。不是说一上了课，就非解决工作问题不可。还有，是不是加入了民主党派就非解决职业不可？那也不一定，不能说加入了一个党就有优先解决就业的权利，就有特权可以马上就业。也是要看国家的可能和个人的条件。

　　（五）关于民族工作。我只讲三点：

　　第一点，我赞成在民族工作方面，在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一个规划。就是说，要使各兄弟民族都能够经过不同的途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目标之一。

　　另一个目标是使各民族经过不同的步骤，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或者接近于先进民族的水平。我们首先是实现了政治上的民族平等，但是经济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是个事实，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要把经济水平提高，要把文化水平提高，那要相当多年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使各个不同的民族经过不同的步骤大体上接近或者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要有一个规划，它的目标就是在三个五年计划内，使大多数民族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距离能够相应地缩短，争取一部分大体上能够达到或接近先进民族的水平。这是我们的一个历史任务，是同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相伴随的一个历史任务，不是先搞了先进民族的社会主义，回头再去搞兄弟民族的，不是这样，是伴随的一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也是繁重的，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兄弟民族需要我们很大的帮助，没有汉族的帮助是不行的。我们统战部门，民族工作的部门，要首先拟定、提出一个比较成熟的规划。经过一些同志的努力，现在搞出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还要加工、加工、再加工。我跟中央谈过，说我们搞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有一个提议，希望中央发到下面去讨论，然后由中央来召集一个民族工作会议，类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农业会议那样性质的会议，来讨论一下这个规划，因为我们国家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一个地位上来。总理是赞成的，他有这样一个指示，说这一次会议上你们把它交给统战部部长，要他们带回去，由统战部这个系统先讨论，提出意见，等四月间召集七中全会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初稿提出来大家讨论，以后再召集民族工作会议。我们统战部的同志以及做民族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注意这一个问题，特别是甘肃、青海、新疆、吉林、内蒙、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还有西藏，这些省、自治区的统战部、民委党组的同志要负责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很快地召集一个党内的专业会议，来研究一下，展开讨论一下，然后提出修改补充的意见。

　　第二点，我们要在少数民族中坚持和平改造的方针，无论是民主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都要坚持和平改造的方针，要根据和平改造的方针分别制订和平改造的具体规划。需要进行和平改造的地方，有这样一些：第一是西藏和藏族。西藏不等于藏族，西藏就是前藏、后藏、阿里、金沙江以西，包括昌都地区，只有一百一、二十万人，而藏族就牵连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好几个省。西藏和藏族改造的规划，要统一起来考虑，只考虑青海藏族的改造规划，只考虑甘肃藏族的改造规划，或者只考虑四川藏族的改造规划，是不妥当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考虑，全面的规划。我们设想，在青海、甘肃，在四川，作出一个和平改造的榜样，让西藏地区的群众、西藏地区的上层人物去看一看这个榜样，如果他们觉得很好，回去也愿意进行改革，这样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第二是彝族，特别是以凉山为中心的彝族要进行和平改造，这里还是奴隶制度。彝族有的地方现在在打仗，仗打完了以后还是要和平改造。第三是各个牧业区，这里面有一个牧业主的问题，也是要和平改造的。第四，云南五十万人口的地区，现在也在那里搞和平改造，他们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这些地区都要搞出一个规划来。

　　什么叫做和平改造？所谓和平改造的对象都是剥削阶级，不管他是奴隶主，农奴主，资本家，都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包含贵族、土司、头人、千百户、活佛、阿訇、和尚、喇嘛，还有牧业主等等，又是剥削、又是宗教、又是民族，对于这些人要采取和平的办法来改造。就是不把他们撇开，而是要他们参加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不然怎么能够叫做和平协商？那么你对他们要采取那些政策和方法呢？

　　一是教育说服。

　　二就是赎买。毛主席跟西藏的代表团公开的讲，一不降低政治地位，二不降低生活水平。毛主席还给我们讲：你们研究一下，搞一个等量的办法，他们在老百姓手中拿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叫他们不要再去剥削老百姓，把土地给老百姓。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大体上调查一下有多少贵族、土司、头人、阿訇、活佛、牧主等等，每年要花多少钱。

　　第三点，是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现在是在社会主义高潮面前，一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二是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任务很重。这就可能影响我们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是事情多，办不了，把少数民族的事情放在一边，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搞社会主义高潮，要快，于是就冒进、急躁。这在民族关系上讲，都是大民族主义。

　　另外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看不清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看不见少数民族内部的变化。

　　在民族方面有很多问题，我的发言只讲这三点。

　　（六）最后一个问题，讲一讲统战部的工作方法，特别是思想性和纪律性的问题。

　　在我们统战工作中间，有一个思想性的问题，有一个纪律性的问题。这是两个根本问题。

　　思想性也就是政策性，原则性。统一战线工作是一个政治工作，有很大的政策性，许多问题都有政策性。同志们晓得，阶级关系就是政治，政治就是阶级关系的表现。统一战线主要就是阶级关系，这里面政治性的问题很多很多。阶级关系怎么样变化，阶级关系有什么动态，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怎样，这就是思想性的问题。政策性的问题就是阶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思想性的问题。我们统战部的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掌握政策。我们就是天天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还常常把握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水平低。现在我们要组织学习，把教育学习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同志们，我们也要参加这个学习。我们现在不能不加一番努力来学习一点理论，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特别要注意专题调查研究，发现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新的经验，新的问题，在政策上、措施上求得新的结论，并且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结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性，减少“左”的和右的错误。

　　再一点讲一讲纪律性。刚才讲，我们要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加强调查研究。但这是不是就把问题都看清楚了呢？也不一定。怎么办呢？又没有把握，又要做工作，怎么办？一个办法是钻。毛主席讲扎针，有三种，一种是皮肤注射，一种是肌肉注射，一种是血管注射。我们常常是皮肤注射，我们要再钻深一点，钻到血管，那就钻通了。这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组织。我们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人，经常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依靠党，依靠组织。这是纪律性的问题。在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中间有一个思想性的问题，有一个纪律性的问题。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