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杰三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

　　<平杰三>

　　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恩来同志的报告；完全同意1955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稿初稿）和廖鲁言同志的说明。我的发言讲三个问题：

## （一）在加强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统战部门应当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部门。六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领导下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对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的一些重要问题，没有着重地提到工作日程上来进行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有的问题应该提出而没有提出，有的提出的不及时；运用统一战线组织——主要是政协和民主党派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做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也做得很不够。这反映了我们对加强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根本变化和历史作用估计下足，我们的认识落后于实际，工作远远地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地坚决地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

　　正如中央指示草案中所指出的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目前主要是要纠正对他们的政治变化和历史作用估计不足的偏向，应当看到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当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努力消除同他们之间的隔阂，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和专长，以利于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需要。但是，也要看到，进一步改善党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消除他们同工人、农民和党所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还要进行许多艰苦的复杂的工作。在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目前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不能认为他们同工人阶级可以毫无抵触地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对他们还必须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斗争。在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落后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或反动思想的分子，对他们应当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争取他们逐步向中间分子和进步分子转化。因此，今后在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在调整和改善他们同党的关系上，在帮助他们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上，还有不少的问题，必须经过统一战线的工作来进行。

　　毛主席曾经指示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我们认为，这两个原则，今后在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中还是必需的。如果认为既然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而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就可以抛弃党所长期坚持并且有了显著成效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或者在对他们的工作中，就可以忽视他们的特点，不顾及他们的觉悟程度，简单地搬用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某些工作经验和工作方式，毫无区别地来要求和对待他们，这样，将既可能消除同他们之间的隔阂，也很难帮助他们在思想上获得进一步的改造。这和中央指示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有的同志认为，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要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是要对他们客客气气、转湾抹角”、因而和他们就不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关系，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种十分有害的误解。这种说法，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是不能找到任何根据的。

## （二）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在党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助手作用。

　　民主党派是党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这是因为：

　　第一、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前，大都以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它们一部分社会基础，和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关系。解放后，由于党号召和推动民生党派——主要是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等党派以文教科技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它们在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建立了更多的联系，并且发展了一批成员，在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中建立了不少的基层组织。现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共占6500多人。其中在民盟的17，000多盟员中占3400多人，九三学社的1100多社员中占800多人。民主党派成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文教科技界的重要骨干和代表人物，如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中，教授、副教授共7499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2110人，占28％；正副系主任以上的行政负责人员共1530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499人，占32，6％。在全国194所高等学校中，有151所有民盟的组织，有50所有九三学社的组织。

　　第二、六年来，民主党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推动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历次政治运动，进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学习苏联的业务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它们在所在的学校和机关中，围绕各项中心工作，结合业务，结合高级知识分子的具体特点，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些，对于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曾经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党派成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几年来在政治上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尤为显著。例如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四校的统计，在四校的教授、副教授505中人，进步分子占40、2％，进步分子加中间分子共占75，4％；  而在同上四校教授、副教授中的民主党派成员180人中，进步分子占58，9％进步分子加中间分子占到91．7％。

　　第三、有不少的事例可以说明，民主党派协助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工作，有它一定的有利条件和特殊作用。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特别是落后分子，他们对党的政策措施往往还有许多的疑虑和抵触，我们对这些人也往往一时不容易摸清底细，在思想上进行有效的帮助。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和民主党派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和历史联系，有的人和民主党派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有比较深厚的个人友谊，由于他们彼此熟悉，而且地位相当，经历相近，因而往往容易谈到思想深处。针对这样的情况和对象，如果党的组织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民主党派，通过朋友谈心或小组漫谈等方式，了解、反映他们的思想情况，同时针对他们的疑虑和错误思想，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端正态度和提高认识，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在进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批判中，九三学社对俞平伯的帮助，北京大学哲学系民盟小组对该系教授唐钺的帮助，都曾清楚地证明上面所说的道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由此可见，应当把民主党派看作是党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工作的一个方面的助手。但是民主党派能否对我党起它应当起的助手作用，根本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事实证明：任何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地方和部门，只要党对民主党派给予应有的重视，加以积极的领导，它们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反之，如果对它们采取消极的态度，不去领导它们和运用它们，这就不仅不能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而且会引起隔阂，使党的工作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目前首先要在党内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要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取得一致的认识。六年来，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协助我党进行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它们也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民主党派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纲领，而且积极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它们的成员在不同岗位上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并且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的爱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已经得到显著的提高。其中已有不少人要求参加找党。但是，有的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变化往往估计不足；当然，在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专家和科学”，对这种错误的意见，必须加以驳斥。在个别地方、个别单位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中还曾经有过“党搞政治，我搞业务”的资产阶级思想，有过脱离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而“单搞一套”的错误做法，但是，这种错误，经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经过几年来在民主党派的外部和内部所进行的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克服。目前民主党派总的情况，已经不是拒绝党的领导，而是迫切要求党加强对它们的领导。

　　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还在于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的时候，对民主党派的工作要有统一的安排。对民主党派的组织和代表人物，要保持经常的联系，给予适当的任务，并且对它们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鼓励。要善于根据民主党派的特点和它们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中的特殊作用，推动它们向中间分子特别是向落后分子有重点地进行工作。它们的这种特殊作用，工会或其他的劳动人民的组织，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代替。在运用工会和民主党派向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工作的时候，要根据各自的不同的特点和有利条件，区别不同的工作对象，发挥各自的长处，而不是使它们在工作中互相重复。在民主党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员和进步骨干中，存在着严重地脱离中间的和落后群众的倾向；在工作中存在着一般化和形式主义的缺点；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上也有粗暴急躁和因循迁就的偏向，应帮助他们加以克服。

　　对于民主党派成员中符合我党党员条件又有入党要求的人，应当有计划地吸收他们加入我党。过去有的党组织拒绝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我党，或者要求他们退出民主党派才能加入我党，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过去中央曾作了对民主党派省、市以上组织的负责人暂时不要吸收，对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不宜过多的接收入党的规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必要的。根据现在新的情况，这个规定也有必要加以修改。应当运用民主党派协助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为我党发展党员的工作增加有利条件和提供对象。

## （三）保证党外高级知识分子集中主要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活动

　　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代表人物）应该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担任一定的兼职，这是国家建设事业和国际外交活动所需要的，同时这对于帮助他们开扩眼界和提高政治觉悟也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目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这种情况亟须加以改变。一方面，一部分代表人物兼职和社会活动过多。如杨石先兼17职，曹禺兼15职，颜福庆甚至兼31职。各高等学校不少知名教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数约占全年工作时数的30％，有的占到50％。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55年3次出国，占去了半年的时间。有的科学家因为活动过多，表示“心都散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虽然兼职和社会活动并不多，但是由于所在单位内部会议过多，会议的时间过长，有的人行政事务繁重，因而也不能集中精力发挥他们的专长。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不能集中精力从事专业活动这不仅引起他们的苦闷和不满，也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必须迅速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调整和控制，保证他们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40小时直按用于专业活动。我们建议：

　　第一、采取统一安排、区别对待，在自愿基础上逐步调整的方针，解决他们的兼职过多的问题。各级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等政治上的安排，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一般应予保留。但是其中有交叉，特别是交叉多的，等到改选的时候，也必须予处调整。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某些和专家业务有关的兼职，可以减去的应一律减去。必须保留的始可保留。对于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如本人不愿兼任，应予调动，如果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必须兼任，应当配各适当的助手，保证他们有必要的时间进行专家的业务。

　　第二、对于社会活动，应当由即将成立的国务院中国专家局采取统一掌握，合理分担的办法，加以控制，如果需要有些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例如一个月以上）脱离本岗位的工作，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法办法的规定，一律经主管部门批准，有关部门在提出名单的时候，应当先和他们本职所在单位商量，至于一般的宴会、迎送等活动，应当分别情况，采取轮流分担的办法，加以合理的安排，尽可能不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第三、他们所在单位内部必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减少会议次数，缩短会议时间，精简行政手续，保证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和时间从事专业活动。

　　第四、为着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在中央和省（市）以宣传部为主，组织部、统战部和其他有关单位参加，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专门机构，负责全面规划，推动各有关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

　　第五、在调整过程中，必须防止不从全盘考虑的本位思想和只搞业务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某些大喜爱出头露面，不管岗位工作的另一种偏向。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