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陆定一给张际春同志的信

　　<陆定一>

## [这是在上海写给张际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的信，该信曾由中央宣传部抄报刘少奇、邓小平。]

　　趁陈克寒、包之静两同志回京之便，托带此信。

　　在上海同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谈话中，有两个问题：

　　一、宣传部的任务是什么？是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还是要管整个思想战线？我向他们提议，党委的宣传部，应该帮助党委来管整个的思想战线，只有这样，几项具体业务也就容易管好。如果只管几项具体业务，是肯定管不好的。不但这样，而且是使党委对思想战线上的情况和工作，没有耳目和手足。当然，思想战线应该整个由党委来掌握的，但党委掌握此事，要有一个机关，这就是宣传部。如果宣传部不会帮助党委掌握思想战线，就应该学得来做，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退缩到所谓“具体业务”中去。

　　因此，宣传部要过问的方面就很多，而对党的每个工作的方面，他的任务是管思想。宣传部就用这个办法来作为党委的一个工作机关，管理思想战线。

　　报纸、刊物、党校等，是思想工作的工具。

　　二、宣传工作中形式主义的现象，看来相当严重。在工厂中，一是广播，不管工人在做工、吃饭，它在做政治报告。这时候，究竟是停了工注意听报告好呢？还是专心做工不听政治报告好呢？二是宣传网，在党、团、工会之外另立系统，经常汇报，实际上是占了时间，添了忙乱，反而使宣传员没有可能利用时间去向工人做宣传工作。其实，党委宣传部要了解思想情况，经过党、团、工会、行政等系统就尽够了，用不着直接听宣传员一个个来汇报，至于宣传员，不是团员，就是党员或是工会会员，用不着另外再有一套独立组织。以前工厂里没有党的组织，搞一批宣传员还有些道理可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单独组织必要。三是学习，项目很多，学习起来又总是先听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一条一条，不问轻重缓急，总是老一套，为的可以报帐。结果时间拉得很长，学得没有味道。现在工厂的党委宣传部门，在工人中被认为“五多”的部门。

　　据说，长江轮船上，对乘客要上政治课，而且是交通部的某一政治部规定的。

　　据说，农村中现在有些乡村也买了大批喇叭，准备做到广播“家喻户晓”。

　　为了公债，有的大学教授已经参加了五次关于公债的会议，教育工会召开一次，卫生人员的组织又召开一次，学校一次，区里一次，如此等等。有个大学教授说，规定我买9000元公债，我愿买1万，只希望不要开会。

　　周总理的两个报告，知识分子极为关心，一发表就连看了几遍。现在还要组织他们学习，而且又是先听报告，然后小组讨论等等。

　　总而言之，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

　　凡事要有分寸，讨一个老婆是喜事，讨两个老婆是犯法，吃二、三碗饭可以饱肚子，合卫生，吃十碗八碗同样的饭就会生病。这是分寸。宣传工作也要讲究分寸。

　　说话也要有分寸。女人穿花衣服，有人反对，这个人当然不对。但对女人们说，你非穿花衣服不可，否则就如何如何，这就是强迫命令。

　　工作方式也要讲究。什么要学习，什么不要学习；什么用这种方式学习，什么用那种方式也就学习了；什么人要这样去学习，什么人要那样去学习，还有一些干脆不应学习。这里有轻重缓急，不同部门，不同对象的问题。

　　西民同志他们同意在上海检查一下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问题。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质量，教育同志，并且可以在解决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之后，把应管而未管的工作也管起来。

　　鉴于反五多时把扫盲也反掉了的教训，此次不提口号，不搞运动，只做典型调查。调查研究之后，可能发现一些工作是形式主义的，一些是必要的，还有一些是尚待研究的，那时，把必须反对的反对掉，不要把不应反对和可要可不要的也反对掉。同时，把应做而未做的工作做起来。工作方法就可以有进步，更加细致些，实惠些。到一定时候，请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个报告。

　　另外，科学规划会议，请了许多科学家去北京，据说要开两个月的会。这个会，大家认为重要，但开会两个月之久，各大学都有意见，因为到会开完，就是暑假了，那么多科学家停止研究和教学工作那么久，是否有利？

　　先进工作者会议，据说每个先进工作者要开会四次之多，本厂一次，本业一次，本市一次，北京一次，共需两个月。回来以后，就很难是先进工作者了。这种会议是好的。但如何又好又省？

　　以上两点，望向中央反映。

　　以上都请你和周扬、磐石同志以及有关同志参考。让我们先在思想上有所酝酿，集体讨论，请示中央，再做适当部署。我们之间，思想上要不断交换看法，即使不成熟的也好，以免问题积成一堆，来个总解决。以为如何？

　　（敬礼）

　　 陆定一

　　来源：选自《陆定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