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同志在三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

## （记录稿，未经彭真同志审阅只供省市负责同志参考，不得翻印）

　　我讲三个问题：

　　一、去年大捉了一批，狠狠的整了一下，给敌人一个打击。今年中央说可以宽一点，少捕一点。也许有人说，我早知道今年又要反左。有的说：宽是你们，严也是你们；反左是你们，反右也是你们。有的说：究竟你们是从宽，还是从严，为什么时而宽、时而严。这个问题，主席说过，要从形势出发，无论多捉或少捉，多杀一点，或少杀一点都要从形势出发，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去年为什么大捉一批？为什么那时强调要给敌人几个打击？是因为去年敌人相当猖狂。在坐的同志想想，去年前半年是什么形势？由于粮食问题紧张，民主人士叫嚷，什么统购统销有问题啊，什么工人生活是天堂，农民是地狱呀，等等。那时到处有人闹。毛人水怪搞完了又出来了，搞得乌烟瘴气。

　　那时的形势是什么性质呢？就是我们农业要合作化了，要把个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消灭农村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就是不允许资本主义商业在农村搞，所以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城市，那时也在搞公私合营，资产阶级看到，农村资本主义成分消灭了，城市资产阶级要完全、彻底孤立。列宁说过：小私有者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小生产者、个体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资产阶级是想争取这个后备军的。而农民又有两重性，他跟工人阶级走，就搞社会主义，不跟工人阶级走，就会给资产阶级争取去，所以农民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农民组织起来后，资产阶级就彻底孤立了。这一点资产阶级也是知道的。果然去冬今春一搞，就全部公私合营了。而去年的形势，正是这种情况的前夜，他们感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快要被消灭了，就跟我们较量较量力量。当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这么高的自觉，但是这个斗争的性质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跟资本主义经济趋势斗争。而残余反革命分子就乘此机会进行破坏，而且很嚣张。因为他们有地盘、有市场。

　　现在情况变了，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四十条公布后，空气大改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去年狠狠地给了反革命一个打击，捉了那么多，杀了一大批。这样一打后，把反革命搞到劳改队，不能搞反革命活动了。如果去年不给反革命狠狠打击，就不会有今年的情况，社会主义改造也不会有这样顺利。反革命经过这一搞，资产阶级也感到孤立了。这是形势所以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从社会制度的改变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去年搞的一批，和过去不同，大镇反把反革命搞掉一批，社会情况改变了，反革命把头低下了，缩回去了，后来，看到资产阶级活跃起来，合作社统购统销有问题，因此又钻出来了。我们狠狠的打了一棒，打了后，社会秩序就进一步的巩固。

　　还有一个变化的原因是五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了，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不但地主、富农不好搞破坏，反革命分子也不好搞了，资产阶级也不好搞了，这就挖掘了各种反革命的根，使所有与共产党作对的人孤立起来了。你看，凡是组织起来，合作化比较健全的地区，不但反革命分子不好活动，任何资产阶级也不容易活动。这是伟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胜利。

　　城市中怎样呢？城市在较短期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接受公私合营。资产阶级锣鼓喧天，给毛主席报“喜”，为的是庆祝消灭自己，这话看来似乎不合逻辑，但是是事实。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得正确，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反革命打得差不多了，农民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有两条道路，一条反抗，一条接受改造。资本家最会打算盘，二一添作五，他看到资本主义改造后还过得下去，一打还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利。照毛主席的话说，是有选票，有饭票。这是斗争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才走的这一条路。他们接受了公私合营，我们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胜负基本决定了。

　　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有两次，或者说有两个大的战役。一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前资产阶级不但不甘心，而且还想用糖衣炮弹来拉干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时资产阶级那里看得起区委、工厂支部，那个厂长看得起工人，工人不鞠九十度的躬就不满。三反五反一锤子，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了，他们不能再和我们旗鼓相对的作战了。没有那一斗争，不会有今天公私合营这样的胜利，但那主要是政治上的。而公私合营就把他们的财产都拿过来了。正如有的资本家说，公私合营是好，但是我的祖宗家业都交出去了。所以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胜负基本决定了，以后就是尾子了，好办了。现在，道路已经走了80---90%了，剩下这一点，还发什么愁。

　　今天的形势是：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反革命分子狠狠的打了一下，大大消弱了。当然，说彻底嘛还不彻底，但是经过这以后，打得差不多了。因此比较安定了，农村不是站岗防毛人水怪，而是白天晚上打井、积肥、种地。特别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第四、五条一到农村，合作社搞得好的话，地主、富农自己评比，那个可以做社员，那个可以做候补社员，那个应管制生产，结果他们内部就分化了。有的地主、富农一个家庭内部也有了分化。

　　城市搞了胡风以后，搞了肃反、镇反。关于这个问题，分两部分说，首先是搞胡风，是搞他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想，这样一搞高级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90%都发动了，特别是把落后分子发动之后，对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思想狠狠地给了一个打击。接着内部肃反，清出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内部一搞，敌人就更孤立了。

　　通过这些斗争，反革命气焰打下去了，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不是我们越胜利，反革命越凶，而是把敌人打下去了，斗争越来越尖锐，只是在一定时期，不能讲现在斗争更尖锐了。你能说，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比五反前还激烈？不能这样说。你能说今后对地主的斗争，比土改时还激烈？不能这样说。你能说今后对富农的斗争比农业合作化前更尖锐、更激烈？不能这样说，富农入社低了头，形势确是改变了。

　　苏联肃反，斯大林有错误。社会主义愈胜利，斗争愈尖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苏联共产党也批判了。

　　既然情况这样，今年比去年多抓一点呢，还是少抓一点？多杀一点，还是少杀一点？我们是马列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从情况出发，社会情况这样，我们已杀、关、管搞了4百万左右，难道还要和去年一样？不能比去年少抓一点？中央决定今年少抓一点，主席说：今年就是有意识的右一下，是30万、20万，还是10几万。希望大家研究。

　　去年搞严一点，多抓一些，在法律范围内，少杀长判一些，是对的。今年情况变了，须要少抓一点，从宽一点，中央政策是这样决定的。那么，是不是现在反革命都没有了呢？没有那回事。剩下的反革命是不是不会在那里杀人放火呢？除非他们改造好。或者关起，杀掉，否则就还要搞反革命活动。不能设想：私营工商业刚刚全部公私合营，农业刚刚合作化；我们杀、关、管了几百万，但是全国胜利刚刚六年多，而且台湾还没有解放，世界还有帝国主义，今天就能睡大觉了！这是不可以的。总的讲斗争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反革命还要破坏，公安、检查、法院至少还有几个五年计划失不了业。反革命要干，我们就不能睡觉。

　　为什么从宽，情况变了。特别是对历史犯，因为他们解放后再没有活动。而对现行犯，过去、现在、将来也不能从宽，因为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了，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地主也改造好了，而你还搞反革命，所以对现行犯不能宽。对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从宽一点处理，因为他已经改造了，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不进行活动了。这是一。另外，对他们从宽，就可以使公安、检查、法院腾出手来集中搞现行反革命，搞现在还有危害的分子，孤立现行反革命。所以今年宽一点，但不是所有都宽，少捉一点，不是警惕性都不要了，可以睡大觉了，而正是为了集中打击现行犯。

　　所以有些人讲，去年左，今年右，左也是你们，右也是你们，宽也是你们，严也是你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去年那样做是对的，今年这样做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去年是去年的情况，而今年情况变了。

　　二、加强法制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法制有可能健全也必须健全起来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过去是战争时期，譬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不能搞法制。战争时期那能斯斯文文地对付反革命呢？那个时候，对付反革命不是放，就是杀，或者交给群众管起来。抗日时期，敌人扫荡，如果农民发现一个汉奸或敌人的侦探，一棒子打倒了，一块石头砸死了，侦察、起诉、判决就都完成了。如果不那样作，就要有整个村庄或一大批的人杀害。不那样办，就会帮助反革命。至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搞法制呢？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现在的法院组织法呢？不可能，而且那个时候那样办对我们也是无益的。同时，那时的反革命都是比较暴露的，没有检察机关，也并没有发生什么错误。如果大张旗鼓镇反的时候强调搞法制，就会影响镇反斗争。所以当时只是搞军事法庭，在农村也搞军事审判。那个时候要健全检察、司法机关是不是可能呢？不可能。新区一个县只有几个老干部，如果搞法院，那未，土改、减租减息就都搞不成了，因此，那个时候不但不需要搞法制，不可能搞法制，而且搞法制对我们是无益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时搞军事法庭是对的。还有一个情况，解放初期由于我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法院里边有大批旧人员，他们昨天还为地主买办阶级保镖，审判共产党人，今天就会给劳动人民服务？只有没有阶级立场的人才会这样想。如果让他们来审判反革命，势必会纵容很多的反革命。

　　现在怎么样呢？情况不同了。五年计划已搞到第四年了。很多工业四年或四年多一点就可以完成，农业合作化四年就完成了。我们的干部也成长起来了，现在再说没有干部那是不对的。宪法已公布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条件有可能来健全法制。同时，反革命的情况也不同了，有很多反革命是隐藏的，隐藏在我们的党内、机关、工厂、学校中，问题就比较多；同时工人农民也有犯罪的，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发生毛病了。现在所谓健全法制，主要是健全检察机关。去年捕那么多人，都是集体干的，检察机关只是盖图章，因为没有人嘛！集体研究形式上看没有检察工作，而实际上是有检察机关的工作的，因为法院、检察都参加了集体研究，参加了集体研究，盖盖章有什么不可以呢？同时，这样的集体研究是可以信任的。去年的一揽子搞还是解决了问题。今年的检察机关更健全了，捕人的任务也小了，因此，凡是应该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就要一律承担起来。干部不够可以向党委要。检察机关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反革命和刑事犯搞侦查起诉，把这些任务都担负起来，经过实际斗争，检察机关就健全起来了，经过实际斗争，才能健立起好的作风。我们的党从诞生起就开始了斗争，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解放军也是在斗争中建设起来的。公安机关也是如此。大张旗鼓镇反以前，公安机构也不健全，大张旗鼓镇反以后就健全了。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制度，就会适合我们的情况，不会是闭门造车。

　　健全法制的中心一环是把检察机关健全起来，检察机关健全了以后，公安、法院的担子也就可以减轻了，现在有的一个审判员，一个书记，每月办四、五十件案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了检察工作，当然法院本身也有经验了，工作也改进了。有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任务也可以减轻一部分。

　　那末，法制健全了还会不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但是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可能。公安搞第一道工序，错误可能多一些，检察搞第二道当然会少，法院搞第三道工序错误会更少。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公安机关可以一个不错，捕一个对一个，捕一百对一百，捕一万对一万？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奋斗目标。因为材料再搞得充分，被告总是还没有问嘛！这样说当然不是提倡乱捕。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如果一定要公安机关搞一个对一个，势必就有许多嫌疑分子可以自由活动了，这就等于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检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了呢？不会的。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还要审判，法院审判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撤销起诉，一种是宣告无罪，有判罪的但也有宣告无罪的，那末，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对了呢？也不会有这回事。既然判决就对，为什么还要有上级法院呢？又规定反革命可以上诉呢？这样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判错的。上级法院判了的是否就一定不错了呢？也可能发生错误，所以要有监督程序。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预审，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最后能保证不犯错误，那就不错了。

　　发生了错误怎么办呢？那就要纠正。我们就靠这一条，有一种旧法观点，说法院的判决要保持稳定性，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错误的观点。人都判错了，还要什么稳定呢？所以有了错误就要改正。下级法院、上级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来要求纠正。这样作不但不丢人，不但不丧失威信，而且更会有威信，更会取得群众的拥护，减少错误。我们的威信就建立在这上面。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有人主张上诉审不做实体审，只作法律审，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上诉审首先是要看案情对不对，然后再看法律对不对，上诉审要做调查研究，否则，上诉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中央最近开会批评了这个观点。当然上告时不一定都要传原告被告，这要看情况。上级法院也应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连发言权都没有，难道还有判决权？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过去判错的案件主要不在于量刑畸轻畸重，而在于事实有出入，所以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

　　这样就有个责任问题。究竟有了错误谁负责？检察院、法院都有同志说，去年镇压是集体干的，检察机关只是盖个图章，结果发生了错误，因为有党委领导，错了也没法说，只有硬着头皮作检讨。这有两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假如有的公安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的意见而犯了错误，当然 要注意纠正。另一方面，经过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是否就没有错误了呢？没有那回事。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都会犯错误，只要有工作，就会犯错误。现在的问题不要去追究责任，而是应该从这里取得经验教训。集体搞的就集体负责。谁应该检讨，谁就检讨。现在有的地方不是在设法搞清是非，而是在那里追究责任，你推我，我推你，这是不好的，至少是没有益处的。以后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的。去年检察机关不健全，如果不是集体搞，可能犯更多的错误。今年就不能那样干了，应该公安机关集体搞一道，检察机关集体搞一道，法院再集体搞一道，最后判决的时候，三个机关商议，把意见搞一致，需要党委批就请党委批一下，假如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再商量一下。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还有一个错误和违法的问题，就是搞错了是不是违法？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公安机关捕人未经检察机关批准，即使捕对了也是违法的。譬如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未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就逮捕了，即使他真正是个特务，捕了也是违法的。另一种是公安机关捕人只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捕错了也不违法。至于赔偿问题，如果不是内部有坏分子有意陷害，一般地不做赔偿，当然如果是穷苦的人生活确实困难，可以予以救济。

　　还有一个问题。毛主席经常讲，最近还讲过，我们对反革命犯和刑事犯永远不能使用肉刑，包括变相的肉刑，譬如车轮战。肉刑是封建社会传下来的。还在20几年以前，即在井岗山时代，我们党就提出要反对逼供信，禁止肉刑。肉刑是犯法的。这是我们犯错误的很重要的根源，一定要坚决彻底地禁止肉刑，对于屡犯不改的人就要给以处罚，或者调做其他的工作。

　　还有一条，就是不要轻信口供，要搞可靠的证据。这也是多少年前毛主席就讲过的。轻信口供，会把自己搞乱了。当然，犯人的口供也不是完全不信，但总是要有证据。

　　毛主席还再三讲，我们永远不能秘密处决人，处决人一定要贴布告，说明判处死刑的原因，延安撤退的时候杀了一个反革命未帖布告，毛主席曾经再三追问。

　　按照以上的这些办法，即使我们的工作有点错误，也可以减到最小的限度。这样搞起来，我们的法制也就会健全起来了。

　　（三）人民警察的作风问题。1952年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过一次旧警察作风的问题。这是牵涉到根本性质的问题。公安、检察、法院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是阶级压迫的武器。要注意到两个方面：一个叫专政，就是对于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违法分子，是没什么民主可谓的，我们的刀子就是要对着他们，公安机关要踩在他们的头上；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能踩在人民的头上，对人民要讲民主，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毛主席到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工作人员，既是人民的领导者，又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解放军也是如此，从元帅到士兵，也都是人民的警卫员、勤务员。

　　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和解放前的旧警察根本不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尊敬。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站在人民群众头上，那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很糟糕，要犯根本错误。公安机关对反革命要专政，要压迫，但是对于劳动人民，一定要保护，即使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只要这些人在今天改好了，也要保护。因此，坚持反对旧警察作风就非常重要，一定要保证自己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

　　主席最近指示，要在公安系统内再搞一次反对旧警察的作风，在今后，要每隔3年搞一次，我看今后可以两年搞一次，我们愈这样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会体现得更清楚。因此，主席指示要全国范围内普遍反对一次压在人民头上的旧警察作风，请大家考虑。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