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

　　<邓小平>

　　今天大会主席允许我发言，我的发言可能长一点。请各位委员原谅。

　　我完全同意刘主席关于西南区十二项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张、刘、周、楚四位委员关于减租、财经、军事、文教等四个工作报告。刘主席的报告和其他四个报告，都是切合西南区具体情况的，我建议军政委员会议批准这些报告，并号召全区人民为彻底实行这些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而坚决的努力。

　　我要声明的，虽然主席、副主席允许我发言，但是这个发言没有经过主席副主席的同意，所以还是作为我个人的发言。

　　我要讲的有五个问题，第一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问题，第二是减租、反霸、退押问题，第三是干部问题，第四是少数民族问题，第五是反官僚主义问题。

## 一、团结自己与战胜敌人问题

　　我以为刘主席报告和其他四个报告都贯串着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团结自己，一是战胜敌人。我们现在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有朋友有敌人。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这些人民内部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达到团结。并且这个团结必须是坚决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加以反对，应该加以纠正。对于人民的困难就必须毫无迟疑的采取办法，有步骤地、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刘主席报告中对于解放西藏、解除西藏人民的痛苦和巩固国防，提出了妥善和切实的政策和办法；对于实行反霸、减租、退押以解除农民的痛苦，提出了妥善和切实的政策和办法；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继续调整工商业，对于争取收支平衡，继续稳定物价，也就是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对于进行整编复员工作，节省财政开支，对于克服灾荒，救济失业工人及失业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对于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解除他们的痛苦，都提出了妥善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办法。这些政策和办法都是我们必须贯彻实行的，惟有实行这些政策和办法才能把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和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战胜敌人，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进行这许多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是有许多困难的，例如，今天工商业还有许多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收到一些成绩；但是，现在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所以，在报告中坚决提出了继续调整工商业，继续采取有效办法，有步骤地、有方法地使我们在工商业方面（包括国营私营）继续克服困难，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由于我们西南在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在农村中有广大的失业群众，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应以负责态度，有步骤地、有方法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正进行失业工人的救济，正在开始对于失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登记工作。对于农村广大的失业群众正在采取一些办法，逐渐地帮助他们就业。不过因为失业人数太多了，不是一天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们人民政府要坚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有丝毫松懈。其他困难还是很多的，例如肃清残余匪特，又如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等等，都要加紧努力。总起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还是太少，还应根据刘主席的报告继续努力，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国家财经开始好转的基础上，是可以逐渐解决和克服的。以上是说我们对于朋友的团结必须是坚定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敌人也应该贯串报告中的精神，对于侵略西藏、台湾的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要坚决的赶走。对于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的土匪特务，要坚决肃清，这些土匪特务，无疑是政治性的，我们对于这些特务匪徒的肃清是坚决的。对于消灭封建制度，把占我们人口80％以上的农民在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于毒害人民的烟毒的清除，对于那些贩烟的人要镇压，都是要坚决的。这是贯串在报告中的另一个精神。我们对于敌人之所以要坚决，是由于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些敌人是不会自愿死亡的，他们要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进行抵抗和破坏。我们有信心能战胜这些敌人，只要我们运用报告中所列举的各项正确政策，只要我们发动和依靠人民，特别是发动依靠占人口80％以上的工人和农民，我们就一定能够迅速的战胜这些敌人。只要我们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依靠了人民，那么，我们就会使敌人懂得抵抗是没有用的。

　　作为一个人民革命的战士，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首先分清敌我，必须首先认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才能懂得坚决地去团结我们的朋友，我们才能懂得坚决地去战胜敌人。我们对于朋友必须坚决地团结。但对于我们的敌人，就只有同他们讲斗争，不能同他们讲团结。作为一个人民革命的战士，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首先认识那一件事情有利于人民，不利于敌人，那一件事情不利于人民，有利于敌人。一个革命的战士还应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中，去选择自己的道路，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始终如一地站在人民方面去同敌人斗争。我们所谓道路、立场和态度，不是在口上可以确定，而是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去确定的。只有在具体行动中，我们也才能区别“谁是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毛主席）。

## 二、减租反霸退押问题

　　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我们大家所慎重讨论的一个主题。慎重讨论是必要的，应该如此，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决议要负责，就必须在一件事情决定之先，经过反复的研究，任何不同意见，相反的意见，都是好的，这样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明白。根据我个人听到各小组的汇报，听到各位委员的发言，知道大家对于减租和反霸是一致赞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多讲了。现在我只就退押问题谈几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没有人反对，也没有理由反对。这证明退押是件天经地义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农民交的是押，既然称之为押，就应该退。历来习惯也是要退的，不过历史上地主往往用各种欺诈方法，甚至利用权势压迫，利用剥夺佃权等方法，以达到实际上完全不退或退得很少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各位委员已有详尽的说明，我不想多说了。从法理人情上讲，不反对退押，不等于真正的赞成退押。譬如有人企图把地主形容的非常可爱，他说四川的地主对于佃户太好了，把佃户叫做佃客，由此来证明地主对于佃户是何等的客气，何等的宽大，实际上佃客的名词是好听的，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访问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什么“客”，而是奴隶。又有人说，地主养活了农民，所以地主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本来事实就是农民养活地主的，这种说法，不是蒙蔽事实，就是太无常识了。劳动者养活寄生者，不是寄生者养活劳动者，农民不劳动，工人不劳动，一切劳动人民都不劳动，社会上是没有任何财富的，农民不生产，地主就会饿死，因为地主不劳动。地主，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是不会懂得农民的痛苦的，就是懂得也不愿意说。他们认为地主剥削农民，农民破产，农民受欺，甚至把农民打死，都是地主的权利，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到农村去倾听农民的诉苦，参加两个诉苦大会，就知道像“白毛女”“血泪仇”那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情形。我建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有必要参加几个诉苦大会。农民是人人有苦的，听了以后，这些道理就清楚了，就会懂得地主阶级的许多土地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欺压农民，从农民手上拿来的，就会懂得地主是采取什么方法榨取农民身上的血汗，地主奢侈淫靡生活，就是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就会懂得他们集中土地的过程，就是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丧失土地变为一个失业者的过程。农民对于地主有极深的仇恨，他们不是觉得地主可爱，而是觉得可恨。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同情农民的痛苦和帮助他们的。

　　有人在没有办法证明地主可爱之后，于是他们又把地主形容得很可怜，因而证明地主虽然应该退还押租，但是退不起押租。他们对于农民的痛苦，觉得是不值一顾的，似乎觉得可怜地主，比解放农民更为重要，觉得农民再不应该向“可怜”的地主要回押租，虽然押租是农民的血汗累积成的。在全国来说，四川地主的奢侈，是最厉害的了。在江南其他地区没有听说乡长的包车，在成都周围，有一些乡长有专用包车，这些汽车是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所以过奢侈淫逸生活的恰恰是地主，痛苦呻吟的恰恰是农民。农民在今天要翻身了，过去他们不能翻身，有封建政权——武装、监狱、法庭……，甚至于监狱法庭可以不要，地主的拳头就可以打死农民，农民是不敢说话的，农民的泪是往肚里吞的，不是流出来的。今天农民翻身了，农民组织起来了，政府是农民的政府，他们有权利要回自己的押金。农民不希望地主可怜他们，因为几千年来，地主从来没有可怜过他们。我们今天批准农民的事情，是不苛刻的，我们今天只是要减租，只是要地主退回押金，在不久的将来要回自己的土地，叫做土地回家，农民今天的要求，也只提到这样，我们要批准农民也就是这一点，我们批准农民的要求是不过度的，因为农民没有要求和地主算老账，我们工作人员在运动中还要说服农民，不算老账，这该是对地主的宽大了。如果农民和政府采取这样宽大的措施，地主还不想把押金退还农民，那么农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宽大地主。农民不算地主的老账，就是对于他们的宽大，地主守法，农民就不算老账，政府和农民还会帮助地主重新改造。如果地主要抵抗，农民就不会原谅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去宽大他们。总之，地主所收农民的押金，是没有理由不退还的，既然称是押金，就应该退还。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是过去的国民政府，不是地主的政府，就应该赞助保护农民，以满足农民入情入理的正义要求。我们在征粮的过程中，农民首先交粮，地主是抵抗的态度，地主是在抵抗不下去的时候才交的，就是现在也还有在抵抗的。当然地主阶级里面一些开明人士在征粮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对于这些开明士绅，我们是应该好好团结他们的。在征粮当中，农民交粮，地主抵抗，使我们的工作感觉到没有办法，特别是在今春三、四、五月间，整个征粮工作得不到结果，农民问我们的干部：“你们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过去国民党政府时候，向来地主可以拖下去的，或者转嫁给农民，所以农民看到地主不交，就质问我们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今天如果我们不赞成退押这个入情入理并不过份的要求，农民同样有理由责问我们“你们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无疑的80％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我们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只有死亡，不能巩固起来，革命的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会垮台的。所以我们人民政府应该从减租反霸退押一直到土改，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人民政府的革命战士，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是不能存在的问题。

　　其次，谈谈退不退得起的问题，许多具体材料证明是退得起的。当然可以找得出一些退不起的地主，如果要去发现，在一个县里总有一些家退不起，但在地主中比例起来，还是一个极少的数目，譬如破了产的，鳏寡孤独的，对于这些是应当照顾他们的，在办法上也照顾到了。事实上大部份是能够退得起的，就不能以任何藉口允许他们不退，不退是不合理的。实在说来，只要他们少浪费一些，把他们奢侈的生活节俭一点，也就退了，把自己手上的金子银子拿一些出来，也就退了。所有的金子，我们没有材料，银元在大体上有一个材料，根据熟悉情况的说，西南的银元估计在一万万以上。我们禁用银元时，议论是很多的，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在川西，大恶霸地主黄鳌就曾当面向贺司令员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我们立即停止征粮，立即开禁银元。在二三月间，土匪蜂起时，这些人是很高兴的。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既然有此意见，就应该考虑如何加以开放，但绝不能在市场让它兴风作浪，这对于物价是不利的，对货币不利的，不然物价便不可能平稳。于是决定了在公粮上照顾地主的困难，允许他们用银元折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从发通令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据财经委员会的报告，只折收了六十万银元，贵州只收了三块银元，结果地主交的还是粮食，而不是银元，证明当时不论粮食也好，银元也好，只是一个口号。这个情况证明，大量的银元还没出来，在谁的手上呢？工商界手上没有什么，农民手上就是有也只是一两块，都是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在今天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也就解决问题了，由此说明是退得起的。

　　有人担心将来退押会不会发生混乱，这是应该注意的，我们尽量要避免混乱，我们可以会想出妥善的办法去执行。有人根据征粮中遇到过混乱，因而担心在退押中会更混乱。我们在征粮中确是有过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部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把他发现出来，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就是因为负担太重，我们听到一些人强调说，地主的负担达100％至200％。这些情况是有的，因为开始来的时候，是用的国民党的赋元办法，当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200多万人要饭吃，明知道办法不好，又不能不用这办法，所以个别地主负担重，甚至达到100％，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绝不会是普遍的，这可以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的材料来说明。西南区的耕田是204,836,000亩，简单一点说，是2亿亩。西南区地主占有的土地，在四川是70％左右，如果拿产量来说，要超过总产量80％以上。贵州占70％左右。一般的土地地主的要好。如以全西南平均来说，地主占有土地70％左右，这是合乎实际的。我们现在不说多，只按地主占有土地一半来计算，地主占有的一亿亩土地的租额，大体上四川在7成左右或7成以上，贵州比较贫瘠，在6成以上，或在6成左右，云南对半以上。我们按最低的数来算，所有西南土地平均是50％的租额，即是说地主的租额等于5000万亩田的全部收入。又按照国民党时期的调查，西南全区常年土地产量每亩为223斤黄谷，如果折成米是167斤，以5000万亩土地乘每亩产167斤米计算，地主的收入有83亿5000万斤米。地主负担公粮，如以平均40％计算，地主应该拿33亿4000万斤，如果算30％，也应该拿25亿斤，现在西南区只收到24亿斤米。规定要收到30亿斤米，如果地主只交40％，他们可以包了，而且还多3亿斤。实际上所收的公粮，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地主隐瞒的黑地是很多的，所以地主负担100％或200％，只是个别的，不可能是普遍的。实际上地主并没有交到40％，甚至还不到30％，这证明地主负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是由此产生的。同时地主在拖不了的时候，还是交了，这又证明他们是拿得起的，抵抗是没有用的。这点对于地主来说，在退押中很可以引为教训的。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农民组织起来，觉悟起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时候，如果地主再采取抵抗的方法，恐怕要吃点苦头的。而且他们的秘密，农民是很清楚的。所以地主在这方面如果不觉悟，是会发生乱子的。这一点我们的经验很多，克服这种困难，需要从几方面去做：干部把握政策，说服农民，教育地主。很多委员提出要加强宣传，可以减少混乱，这是很对的，混乱对于革命是不利的，也对农民自己不利，所以农民并不赞成混乱，只要办法妥善，干部又经过了整风，是可以避免混乱的。如果发生混乱，可能多半还是由于地主的抵抗，激起了农民的愤怒，而农民的愤怒，不是由共产党员、政府人员用一个命令就会消除的。我们才到重庆的时候，采取尽量说服工人减低工资的方针，有一家私营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我们工会负责人亲自去与工人谈话，要工人不要有过高要求，工人不听，当面指责他是替厂房说话，我们同志还是很耐心的讲，才终于说服了工人。农民是分散的，需要我们干部能够掌握政策，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如果农民没有领导地动起手来，是有可能乱的。这一点我们经验很多，没有老干部的地方混乱就会发生，他们虽然言语不通，情况不熟悉，但是他们会与农民搞好的，这是本质上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进行一切努力，使农民进行说理的斗争，依据法理进行斗争，我们还要好好组织人民法庭。这就是避免混乱的方法，这对地主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伟大的群众运动，不是绣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斯斯文文的，我们尽量避免混乱发生，但也可能发生一些混乱。如果在征粮中发生问题的时候，说干部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那么，当农民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农民也有什么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呢？我们一方面要更好地去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尽可能地避免混乱，但另方面也要使地主懂得不抵抗就没有混乱，少抵抗就少混乱。问题不能解决，到法庭去解决，用说理斗争，不吊人，不打人。现在我们干部经过了整风，打人的事可以避免，但是农民打人不敢保险，中国农民是善良的，可是当他们气愤到了极点的时候也会打人的，农民起来后，像潮涌一样，抵抗是不可能的。

　　在群众起来、地主顽抗的情形下，还有可能死几个人的。我们的工作最好做到不死一个人，又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事情不能完全照着我们理想走的，譬如有些爱财如命的地主，自己吊死了，是不是政策错误呢？我们又负什么责任呢？在运动中死一个人都会作为地主阶级的藉口的，这是他们的材料，要大喊大叫，这点我们也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别的。

　　有人说，你要退押，他要当土匪怎么办？我们应该劝他们不要当土匪，但是我们也不要怕他们当土匪，也不怕他们打游击战争。我们的军队、干部和人民，应该估计到有些人要打游击战争，切不可丧失了这种警惕。一经发现，迅速扑灭，这就是对付那些拿起枪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反动派的办法。

　　上面说的是对于减租反霸退押形势的一种分析。我们的领导和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运动约束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范围之内去进行，所以规定妥善的办法是必要的，由各省和行署制定实施细则也是很必要的。刘主席报告提出“急”“缓”“少”“不”四个办法，是入情入理的。本来押是全部应该退的，提出这4个办法，对于地主照顾得很够了，农民是要吃些亏的；可是它的好处是能够比较顺利的解决问题，能够减少许多混乱，这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要说服农民实行这四个办法。此外，我们还会预见到地主会曲解这四个办法，作为抵抗的口实，能全退者要求少退，能少退者要求不退，这种情形尤应预为防止。

　　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些办法，例如可不可以用土地抵作退押？这是不可以的。土地明年就要分，如果用土地退押，等于换一个名词“干脆不退押”。有人主张由国家发行公债帮助地主退押，或者由国家拿一笔钱出来帮助地主退押，这是不行的，国家没有理由去替地主负担这个责任，其道理不用解释就很清楚。

　　有人主张退押时期留在明年，我认为不好。应该在今年进行，留在明年退的坏处很多，就在这一年内地主会拼命浪费，损害人民的财富，其结果地主更会困难，农民更会不满，运动更会混乱。

　　有人主张分期退还，这就是“缓”的意思，但期不能太久，要在分配土地以前退完才行。退押的具体问题很多，如地主的押金问题，押金货币换算比例问题，各种各式的押租形式问题，年成问题等等，都应该由各省各行署加以研究，在细则中加以解决。但是必须了解任何一个细则，都不可能解决一切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只有在运动中由政府、农民协会去解决，农民协会解决不了的，人民法庭去解决，人民法庭处理案件必须根据四条办法和实施细则，但是有许多问题只能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妥善的解决。

　　我们规定农民协会为运动的合法执行机关，有人会担心农协会不会过火，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农民对地主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多年的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深切了解，中国农民太好了，他们办事总是如情如理的，不会过份的，农民真正是厚道的，地主的心总是狠毒的。当然农协的组织必须纯洁，农协的工作必须加强，这是革命干部的责任。

　　在减租反霸退押运动中，我们应该紧紧依靠农民，同时也必须团结农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参加这个运动，这是很有好处的，不这样做是不对的。所谓革命知识分子，所谓开明士绅，必须是真诚的拥护农民的正义要求的，而且必须是以自己的示范带头行动做标准的。

　　成立减租反霸退押委员会，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里面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在实际上可以起这种作用。在减租运动中，应该充分的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使各种情况更易了解，各种意见更易集中，这是有很大好处的，也是少出乱子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当然，在减租运动中，这样的机关，不是直接的执行机关。

## 三、干部问题

　　这次会议不少委员说到干部问题，并对干部的努力，作了正确的估价。老干部有3万多，是由北方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坚持地下斗争的，他们在解放西南的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不怕牺牲，任劳任怨，对于人民的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纠正。没有他们，西南的敌人不能打倒，人民不能翻身，所以人民对他们欢迎，敌人对他们痛恨，国民党的匪特，更明白的提出了“不打本地人，专打北方人”的口号，证明敌人对他们是痛恨的。另一方面，干部也要自己检讨，在我们干部中有许多的缺点，这些干部中许多是共产党员，正如毛主席说的：“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毛主席说人人有缺点，只是大小不同，这些缺点，在毛主席领导下，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可以克服的。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不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纠正自己的缺点，才能使人民事业得到胜利。所以我们整风是必要的，绝大多数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应该接受的。相信我们的干部对于朋友善意的批评，一定会诚恳的接受。同时，还须说明一点，就是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领导上也有责任。例如征公粮办法不善，用国民党赋元办法，用这个办法是要出毛病的，但在当时只能采用这个办法，我们领导上不可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如果因为办法不善出了毛病，或者是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出了毛病，责任应由领导上负。他们有没有缺点呢？有，但是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对于革命无限忠诚，受过多年的革命锻炼和党的教育，加上我们这次整风，是会得到纠正的。

　　区别干部缺点的性质是重要的。革命干部的缺点，往往是属于工作方法的缺点，他们对于特务土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是没有错误的，他们努力完成工作任务是没有缺点的。区别一个革命工作人员是否错误，主要看他在进行工作时，是否联系了群众，是否依靠了群众，去同敌人斗争。我们责备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因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脱离群众的，不是依靠广大农民去进行工作的。我们批评干部乱打乱捕，也是因为这是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的，而不是批评他们不应该与反革命进行斗争，不是批评他们不应该完成革命工作。我们也不是给地主撑腰，认为那些抵制公粮的地主应该原谅，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办，而是说这种简单命令的方式，不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会给敌人利用，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来破坏革命工作，会在客观上给敌人以口实，去煽惑落后的群众，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我们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首先要确定自己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或者站在“国民”方面的。如果是愿意站在人民方面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遇到他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他们、改进他们的错误，使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打击他们，不是觉得他们的错误似乎比地主恶霸还要严重，似乎地主恶霸可以原谅而他们是不可以原谅的，我们的人民法庭，是对付反革命的，是对付那些抵抗和破坏公粮抵抗减租退押抵抗土改的，不是跟着干部走的。

　　我们干部学习工作艺术是很重要的，什么是工作艺术？工作艺术也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其他。我们之所以教育干部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样做工作。

　　其次谈到外来与本地问题。本地干部是十分重要的，培养本地干部是外来干部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忠心耿耿的外来革命干部，本地干部是不可能生长起来的，革命的根是扎不稳的。无疑的，在西南各地将出现大批的本地革命干部，要出现大批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将使现有的十多万留用人员经过改造之后成为革命的干部。所谓革命干部，是有标准的，就是要真正实行共同纲领，坚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政府的用人行政，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因为没有一批真正的革命干部，是不能实现政府的决议和指示的。有人说西南的真正人材是政学系、国社党、青年党、是乡保长，如果说这些是人材，那也只是反革命的人材，不是革命的人材，他们今天如果不继续反动，愿意从新做人，那他们应该立功自赎。又有人说哥老会头子是人材，甚至有人认为西南不经过哥老会是办不了事情的，事实上哥老会的头子，有的是封建势力美蒋特务机关运用的工具，有的本身就是恶霸分子、反革命分子，这些决不能成为我们的干部，如果他们今天不继续捣乱，不造反，他们还有从新做人的机会。他们不是我们的什么干部，如果他们愿意改过自新，人民政府可以从宽处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就是对待他们的原则。

　　此外附带说一说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不是对于敌人的问题，这个界限是应该弄明白的。对于土匪特务、封建阶级、反革命派，不是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是敌人，应该消灭敌人。他们之间如果有愿意回头，立功赎罪，表现好的，人民可以原谅他，不究既往。今天的土匪，不是什么统一战线问题，而是他们愿不愿意投降的问题。我们的统一战线应该广泛，但是不要在人民之外去广泛。

## 四、少数民族问题

　　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有人拿凉山彝民捉汉人当奴隶这件事来证明少数民族如何可恶，但是要知道，就是这样的行为，也是由于大汉族主义的结果。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不是口号，而是事实，如果我们只讲不做，他们会怀疑和反对的，所以对于少数民族的各项决议，我们的责任是如何坚决地加以实行。

## 五、反官僚主义问题

　　我们这次会议有许多的决议，斯大林说过：决议的通过，仅仅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决议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决议的执行。一件事情，毛主席说有三个关键：打主意，派干部，做检查。我们主意打了，干部派了，还要出现大批新的干部，所以今后我们各级政府的责任，是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决议是反霸、减租、退押，应该检查政府的一切人员，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如何执行这个决议，是否依靠了农民来实行这个决议；要检查我们人民法庭的工作，他们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要检查人民法庭的干部和其他干部有无贪污腐化受地主收买贿赂等情事；要检查工作中有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只有经常的检查工作，才能发现问题，普及经验，才能把事情办好。对于其他各项任务，都是应该这样加强检查工作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决议，也才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