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任穷关于征收公粮工作的总结

　　<宋任穷>

　　我们征收1949年公粮的工作，从3月初布置，到现在已历时四个多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与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下，现已接近完成西南军政委员会给我们的最低任务。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遇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现在将这些问题和经验加以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准备分作三个部分来谈。

## 第一部分　征粮概况

　　（一）截至7月15日止，据不完全的材料，全省已征起公粮约2.5亿斤，约占总任务41％；其中丽江区完成了80％，大理区79.4％，曲靖区47％，玉溪区40％，武定区48.5％，楚雄区34.4％，昆明市63.5％，保山区33％，宁洱区50％，宜良区36％，文山区38％，蒙自区34.5％，昭通区9.2％（以上数字，未包括或未完全包括过去借征数）。超额完成任务的县有：佛海、思茅、罗次、车里、南峤、镇越等六县。完成70％以上的县有丽江、蒙化、凤仪、永胜、维西、祥云、大理、弥渡、蒙自、呈贡、邓川、兰坪、鹤庆等13县。

　　从上面这些数字看来，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有些地区还没有完成任务，有的甚至与任务相差很远，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完成，以保证供给，争取工作主动。

　　（二）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绩，原因是很多的。首先从我们的负担政策上看，全省以每年产粮折米约44亿斤的最低数计，我们布置任务7.32亿斤，占总产量16.6％，如以6亿斤计则为13.6％；又以昆明、罗次、武定、龙武、曲溪、个旧等县的负担情况，宜良县南阳乡及其3个村，陆良马金堡，昆明瓦角村、普自村的负担比例来看，负担并不太重。再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负担对比，据保山县第二区石庄村的调查材料看，我们的负担是较国民党负担为轻。据大理桂楼区北庄村的调查，国民党时期，全村负担除征实、月款外还有44种杂款，这些杂款，约等于征实数额的3倍以上，村保摊派还不在其内。如加上这些，就更可看出国民党加予人民的负担是如何繁重了。

　　以上情形，说明了我们的负担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中央的规定与云南的实际情况的，畸轻畸重现象是个别的或部分的。故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加以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实行的是“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按级累进，民主评议，合理负担；所以在征粮过程中，在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其他场合，广大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积极拥护合理负担政策，热烈支持征粮，这是基本的、普遍的。楚雄农民说：“今天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缴粮支持政府是自己的责任。”“今天建设新中国好比如盖房子，我们已盖得差不多了，就差一个顶，还不再出一把力把它盖起来么？”丽江、大理的许多少数民族表示：“共产党来了，我们也能挺起腰过日子了。”“就是挖山药、吃野菜，也要缴粮。”所以开征后，各地群众和少数民族普遍掀起了集体缴粮热潮。有的地方开征第一天就缴了95％～100％；有的地方开征那天天才亮，几百群众就将粮食挑到仓口，抢交头粮；过去的游击区如少数民族的弥勒县西山区和路南县圭山区，在长期游击战争中曾遭敌人残酷破坏，许多群众房屋都被烧毁了，至今才盖起来，这次仍尽力设法，有的甚至卖了牛马来交粮（当然，听任其卖牛马缴粮是不对的）；有的农民虽然家中粒米无存，但仍省下钱来买了米，一开征就缴清；许多地方免征的群众和少数民族，或积极帮助运粮，或自愿缴粮；有些少数民族村落没有赋银，也从未缴过粮，这次却向政府请求缴粮。如蒙自县的苗族同胞说：“如今政府是自己的了，有困难大家想办法解决，让我们缴一些，表示点心意。”车里、南峤、镇越等少数民族地区并已超额完成任务。

　　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根据“首先是联络感情，加强民族团结，长期耐心，十分谨慎稳重地进行工作”的原则，对各种不同地区，分别采取了具体的政策：在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边陲地区，根据情况，少征、缓征或不征，有的地区甚至自别处调剂粮食去供给军需民食。在一些有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汉族与各民族杂居区，由于他们积极拥护人民政府，自愿缴粮，则执行了一般地区的任务，但我们在分配任务和征粮办法上，也要注意尊重和根据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予以照顾，与汉族地区应有某些不同。如上所说，不论哪种地区，少数民族广大人民拥护征粮、支持政府，是普遍的。但各地对少数民族地区征粮情况和经验，反映不多，还需作专门的总结。

　　在群众缴粮热潮影响下，开明人士和部分地主富农也积极缴粮，拥护政府。有些士绅把自己的黑田和原分散为几户的田地先报出，并先缴了粮，农会算少了，又申请另算，说：“我不应该让政府吃亏。”

　　在征粮中，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巩固社会秩序，保卫国防，保护人民利益，支持征粮工作，不辞劳苦，以包干制或组织工作队参加协助征粮，积极保护粮仓，进行剿匪工作。4月至6月在英勇顽强的213次大小战斗中，已歼灭土匪14077人，镇压了匪焰，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大部分干部积极努力，有的忍受了家庭的困难，带头缴粮，起了模范作用；有的在匪乱猖狂、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不避艰险，坚持斗争，或与部队结合，或独立坚持，一面剿匪，一面征粮；每每以少数人击溃优势土匪，来掩护与开展工作。在与敌人斗争中，甚至很多部队与地方的同志，为人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的统计：部队有218人，其中连级干部3人，排级干部13人，班以下202人；地方干部有易门县长王启勋同志，楚雄县长陈海同志，中共宣威县委副书记耿介同志，易门县委委员岳幼屏、岳培尧同志等634人；玉溪区237人（其中县委委员12人）、蒙自区195人、楚雄区70人、曲靖区47人、文山区30人、宁洱区29人、昭通区19人、武定区7人。这些烈士，有的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了“战淮海，渡长江，结束大陆最后围歼战”的英雄主义，在历次剿匪战斗中，以自己的鲜血去换得胜利。有的在匪特叛乱中，虽陷入敌手，在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仍顽强不屈；有的严正斥责匪徒，向匪徒宣传，进行政治工作，许多同志最后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慷慨就义；有的非党同志，就义前，激昂地表示：“我可以取得团籍了！”这些烈士中，有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有不少非党同志，他们表现了革命者、人民战士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沉痛地追悼和永久纪念。

　　（三）在征粮工作中，我们曾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首先表现在恶霸地主的抵抗破坏。他们用种种办法，抵抗合理负担，阻挠破坏征粮，甚至勾结土匪特务进行武装叛乱，因而影响了一般地主的观望。加上新区群众没有发动或发动不够且过早地取消了保甲，而所谓“基层民主政权”又大部被封建势力所掌握。很多地方的村政权与农会是解放之初轻率敲锣开会，举手表决取消保甲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成分十分不纯，有旧军人、伪宪兵、旧警察、旧保长、地主恶霸及其狗腿。他们互相勾结，操纵着乡村的一切，有的威胁群众说：“谁要征粮就杀谁！”有的威胁干部说：“客气点，不然我就先动手了。”甚至有的为匪特利用，组织武装叛乱，捕杀干部。由于以上情况，使我们利用不成，依靠不能，造成工作中的很大阻碍。然即使少数恶霸地主破坏征粮，直至组织土匪叛乱，然而各地证明落后群众被迫参加者仍极为少数。剿匪中经过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不少胁从分子迅速回头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这说明群众是拥护自己的人民政府，而少数恶霸分子反抗和破坏人民事业是无出路的。

　　另外还有若干地富出身思想不纯的干部，对征粮存在着抵抗情绪，不愿带头缴粮，个别的并公开包庇本乡、本村或本家；有的甚至是县级干部，还领导瞒田，逃避负担，阻碍政策的执行；以致形成某些地区征粮中“群众看大户，大户看干部”的现象。

　　综合上述，在此次全省第一次大规模的征粮工作中，我们的征粮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总的负担额未超过年总产量的17％；各阶层的负担，也根据负担能力进行合理分配，一般未超过中央的规定。因此，广大群众和少数民族都热烈拥护，踊跃缴粮，开明人士也积极赞助。这是完成任务的基本因素。在执行政策上，超过政策是个别的或部分的，但一般恶霸分子的抵抗拖赖是普遍的，他们甚至勾结土匪特务进行武装抵抗。因此有些地区影响了一般地主的观望。在征粮过程中，我们在内部不断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在外部不断地进行说服和斗争，有的地区甚至几起几落，但终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地执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 第二部分　对征粮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检讨

　　（一）征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此次征粮中某些地区产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其原因，从负担办法本身来看，新区首次征粮为各方条件所限制，分配任务时以赋银为根据还是对的、必要的，说不能以赋银为根据是不对的。当然由于国民党的赋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所以赋银不能作为征粮基数的唯一根据。因此分配征粮任务时，必须结合土地集中程度、产量与人口的情况，这样可能就比较适当。

　　负担办法在累进率上，对中农贫农较为合理，照顾了绝大多数，说明了该办法基本上是适用的；但采用累进率也有某些缺陷，表现在：首先，最高累进率按20分计算累进高了些，60元就停止累进则太早了些，以致级与级间距离短了些；加之租佃形式不一样和每分负担数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形成某些地主负担较重，故办法本身不够完善。其次，对业佃负担办法的规定，由于对云南租佃形式了解不够，计算麻烦，执行起来有困难，反不如中央政务院规定的办法简便好算。起征点开始较高，影响负担面窄，发现后已及时纠正。至于每分负担悬殊，为分配任务上的问题，不是办法本身的问题。

　　在执行上，发生若干偏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分配任务中，有的为了“怕完不成任务”而逐级加任务，有的竟增加至省分配数20％（如宜良区）；有的区干部擅自允许村里加派任务（如呈贡县某些区）；也有的为客观限制，无赋银或其他现成材料作根据，但又未作调查，或调查不够而主观确定；有的单纯以不合理的国民党的赋银或归户册图以至地主的水租簿为唯一根据，未结合土地、产量、人口的情况去具体确定；甚至有的以“生活较好”为标准（如元谋）；有的为追求数字而故意提高成份，也有为逃避或包庇而故意降低成分的；有的则把征粮任务分给客籍地主，越多越好，以减轻本村本家负担等。

　　第二，政策思想不明确，一方面是存在着“左”的企图挤垮地主的思想，因而产生种种不正确的主张和办法。如“先征地富，不够再征中农，最后才征贫农”（如昆明县）；先派给地主70％、80％、甚至90％，其余分给各阶层（如弥勒、巧家某些区）；有的不叫二地主、佃户负担；有的则以“农村中的官僚资本”为理由去故意给地富加重，还有的干部存在着侵犯工商业的思想，如说“他粮食不够，城里还有店哩！”这也是挤垮地主思想的一种。有的则牛、羊、猪、鸡、水碾、做鞋、做小买卖也出公粮，而不依其农业收入来计算负担。另一方面也有个别袒护地富，怕他们交不起而故意平均摊派；或公开规定地主每分9斤，中贫农每分四十几斤（如峨山中心区）。

　　第三，不依靠群众，不和群众商量，包办代替。在分配任务时，有些干部关门算账，忙得几夜不睡，结果贴出榜来，既不符合实际情况，群众也不理。有的不了解挤黑田是广大群众的积极要求，是贯彻合理负担的主要环节，因而认为“时间不允许”就不去进行；有的脱离群众去形式地搞一下，结果只挤出基本群众在山上开的荒地而未挤出地主的黑田；甚至有的还盲目相信国民党的清丈、赋银，因此不去挤或不知道要挤。有些地方，重视了这一工作，挤黑田后，每分负担轻了80％（平彝十八连山区）；有的村庄，5户地主就挤出黑田300多亩（宜良桥头营村）。

　　以上缺点或偏向，就成为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畸轻畸重的原因。在新区初次征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欲求很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但若能克服上述缺点或偏向，是可以做得比较公平合理的。至于区与区、县与县的差别或悬殊，也是有的，那就属于掌握情况、分配任务的问题了。

　　（二）征粮过程中的几起几落。此次征粮工作的发展过程，一般规律是：工作开始时，自上而下盲目叫重，有的通过实际教育得以打通，有的实际未通过而只是勉强接受任务。而领导上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加以时间仓促，在政策办法上对干部具体帮助不够，故决心信心是不巩固的。当任务紧迫，执行起来就普遍发生命令主义和各种脱离群众的“左”的做法。在三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在贯彻中央财经统一管理与统一领导，争取收支平衡稳定物价的方针和克服当前严重的财经困难下，对某些问题的说明不够周到，也是某些命令主义的滋长和发展的原因之一。而恶霸地主以各种办法进行破坏，甚至乘机勾结土匪特务武装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部分干部则表现为仓皇失措，思想更为混乱；甚至对征粮政策引起新的怀疑，征粮工作仍形成各种僵局。有的地区，由于领导上掌握典型，进行具体指导，及时有效地镇压了恶霸地主和土匪特务的气焰，端正地执行政策，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检讨和克服了命令主义，从内部和外部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如有的地区发现集体交粮中只农民交而地主不交这一危机时，即及时纠正，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动员地主与农民同时交粮（如罗次）；有的地区及时打击了顽抗的恶霸或镇压了土匪特务的气焰，僵局得以打破；也有一些地区，未能全面地贯彻省委对打破僵局的完整的方针，内外各种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或者未能预见地指导运动中各个环节的联系和衔接，或者纠正了这一偏向又产生了另一偏见。如有的调整负担成为全面调整，因而产生新的阻力；有的关门调整，不依靠群众；有的发动了群众挤黑定榜而忽略了交粮入仓；有的片面强调统战，而成为干部登门求讨；或者领导不深入，经验不能及时总结，使运动陷于自流，形成几起几落，僵局始终未能打破；有的地区一直落下未起，甚至有的由于领导不坚定，干部思想不通，很长时间一直未动。

　　这说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因素，征粮过程中，是必然会有困难、有波折、有起落的。关键就在于领导上的预见，和善于掌握、分析情况，解决运动中的关键问题，及时克服内部和外部种种障碍，使运动顺利进行，或少走弯路。为此，就必须克服只有一般号召而缺乏具体指导、只有布置而无检查或不及时解决问题等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三）工作执行中的命令主义。在此次征粮工作中，命令主义表现在单纯依靠行政方式和个人蛮干，以封门、扣押、吊打、游街、罚跪、晒太阳、画地为牢、“疲劳轰炸”等种种封建而粗暴的办法去逼粮，甚至威胁：“不拿粮不准吃水”，“不拿粮不准栽秧”，“不拿粮不贷给种子”等，还逐户实行搜查存粮、翻仓，采取完全不顾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蛮干行为。甚至个别地方，还有因此逼死人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各区共计逼死25人，其中丽江区12人，大理区5人，玉溪区4人，楚雄区3人，武定区1人。在新区群众觉悟不高，许多乡村政权为封建势力所把持，各级组织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干部少而弱的条件下，本应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特别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农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召开这种代表会议，通过它去进行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动员与组织群众。至今检查起来，不少的代表会议是开得好的，但有的开得很迟或很少；有的把开代表会当做负担，草率从事；有的开完会议后就算完事，也不组织代表去协助政府进行各种工作。这种同志习惯于简单的工作方式。有的地方单纯依靠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办事，甚至个别的人，认为新区党员政治水平低，连党的组织都不依靠了，结果只剩下个人蛮干，这种做法当然脱离群众，完不成任务。

　　就全省来说，命令主义发展最普遍、最严重，约在5月中旬左右的半个月里，各地领导发现后即立时加以制止和纠正。当命令主义作风碰钉子行不通时，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回过头来，检讨自己，总结经验，转变作风，从而依靠群众，加强统战，动员社会力量，端正地执行政策，取消命令主义，结果工作顺利展开，群众拥护我们；另一种是他们实行命令主义的结果，走投无路，就消极起来，束手无策，悲观失望，或者是向地主低头，毫无原则。

　　命令主义的发生，固然也由于领导上的帮助、教育不够，但我们同志中群众观点不强，或缺乏群众观点，则是基本原因——而其思想根源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甚至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思想。但在干部中发生命令主义作风，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应加以区别：

　　第一种是：情况不熟悉，而急于完成任务，因而不顾政策，不讲究方法，逐级命令；第二种是：工作热情积极，但缺乏或没有经验，在工作中不懂得如何做，简直没有办法。另外刚从旧政府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虽大部分努力工作，但一部分人却带来了旧作风；第三种是：个别坏分子钻进革命阵营里来，把事情故意搞糟，以破坏人民革命事业。

　　以上是我们对征粮中的几个问题的检讨。

　　由于情况了解不够，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特别是经验不足，故在征粮中发生了上述缺点甚至错误。产生这些缺点或错误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领导上帮助和教育不够，特别是未能很好掌握典型去指导全盘，及时发现和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使工作少走弯路；另一方面，各级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表现在不很好的研究上级指示，也不研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请示报告，不按照政策办事，各自为政，任意蛮干。这也是我们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改善领导方法，克服各级组织内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是我们必须认真注意克服的。

## 第三部分　几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加强思想领导和政策领导，是坚持与贯彻工作任务的首要关键。有了正确的方针与办法之后，要贯彻这些方针与办法。首先决定于领导思想的坚定。经验证明，有的地区，由于领导思想的坚定，遇到困难能及时掌握与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予以克服，打开局面，顺利完成任务；有的领导思想不够坚定，对任务认识不足，因而遇到困难犹豫动摇，工作因之自流甚至停顿。其次，必须打通干部的思想，使征粮顺利进行。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积极负责的，只要领导上善于及时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工作就能顺利开展。为正确掌握和执行政策，必须加强干部的政策教育，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努力学习中央的政策、指示和各地的经验，务使每个同志明确：为什么要这样做；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准做什么，不准做什么，强调按照政策办事。同时，要求领导上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典型指导全盘，及时总结和介绍经验，解决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以此去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解除干部在工作中的苦闷，就能使征粮工作少走弯路。反之，有的领导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或者对干部只给批评，不给办法，以致走弯路较多，甚至上下埋怨，工作形成推一推，动一动，甚至推也不动的状况。

　　此外，思想领导表现在对群众必须掌握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基本群众的思想情况，去把征粮政策作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并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之自觉起来进行合理负担斗争。凡是不宣传或不懂得宣传的地方，群众思想也就很混乱，恶霸地主和特务土匪的挑拨造谣也就能够暂时地影响一部分群众。

　　第二，要指导征粮工作的正确进行和保证任务的完成，必须坚持完整的依靠群众的观点。

　　我们在征粮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必须坚持贯彻完整的依靠群众的观点，放手地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克服命令主义，四者是完整结合的、不可分割的，而发动群众则是基本的。离开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一切政策的实现，都成为不可能。只要我们掌握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一基本路线，同时在这一基础上去贯彻执行正确政策，去开展统一战线、去克服命令主义，则任务就能顺利完成。

　　首先应当指出：如上面所说，我们的征粮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云南人民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的地区掌握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执行这一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向群众宣传了政策，使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变为群众的行动。因此，民主评议、挤黑田等一系列的合理负担斗争展开了，广大群众热烈缴粮。遇到恶霸地主抵抗，形成僵局时，群众就会起来要求进行说理斗争，去打破僵局。但有的地区，干部存在着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认为向群众要东西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过低估计了群众的觉悟，不相信群众，就不敢让政策与群众见面，就不去发动群众。因此就关门算账，不与群众商量，工作做不好，群众不满，结果就只有强迫命令，个人蛮干，越加脱离群众，群众对我们这种做法批评说：“政策放在你们口袋里”，“今秋减租再不要这样整了，要把办法早告诉我们”。这说明：正确的政策必须依靠发动群众才能贯彻；同时，必须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才可能把群众发动起来。

　　其次，我们强调统一战线，是为了“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力量”，分化和孤立敌人，减少工作阻力，化阻力为助力，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的。但是，必须在发动与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只有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中来，而且善于运用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才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有的地区，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策略方针，统一战线工作就有成绩。但有的地区为统战而统战，缺乏明确的、完整的依靠群众的观点，不依靠群众，片面地去进行统战工作，结果或者由“硬邦邦”的命令主义到“软溜溜”的登门拜访，或者“助征委员会”变成抗征会，僵局依然未打破。至于有些无限制地扩大打击面，或对地主不加区别地一律打击都是不对的，结果不是孤立敌人，而是孤立我们自己。所以，不要统战的思想，实际上对群众是不利的。

　　经验又证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广泛联系各阶层人民、动员和团结一切社会力量的最好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也是发动和组织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同样，运用这一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也必须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否则，会议开不好或者开了未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另外，有的由于策略思想不明确，关门主义，也开得不好，未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

　　再次，命令主义曾经为我们完成征粮任务的严重障碍，今后在一切运动中，还需继续防止这一恶劣倾向的发生。如上所述命令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不相信群众，克服命令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加强群众观点的教育，提倡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所有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执行中共中央1943年6月1日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同时，也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与创造，来丰富我们干部的领导能力；也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防止和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许多地方领导上不但批判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而且带领着干部认真发动群众，去获取经验，干部信心也就高了，办法也多了，也聪明了；反之，如果关着门去整命令主义，去“查思想”，“查出身”，去单纯指责批评，干部情绪还是不高，还是说：“不强迫命令怎么能完成任务呢？”这正说明了在群众斗争中的实践，才是提高干部的最好办法，这正说明了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在党和人民政府及一切革命团体内，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同样也要依靠群众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地提倡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去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和偏向。此外，如上所说，命令主义同时也表现了策略思想不明确，因此，今后必须加强干部的策略教育。

　　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运动，发动与依靠群众是基本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明确地坚持与贯彻这一基本思想。同时，上述经验也说明：放手地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克服命令主义，是完整不可分的。不去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使我们脱离群众，不可能有效地发动群众，就使我们孤立起来，不可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最后也会滋长着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离开了发动群众，正确的政策就无从贯彻、统一战线就成为无内容、无力量甚至投降主义；硬要完成任务，只有强迫命令，就越把我们孤立起来。因此对放手地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克服命令主义，这一完整经验的认识，不但对检查总结和正确估计此次征粮工作有重要意义，对领导与掌握今后一切运动，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我们必须在这里认真地学一些东西。

　　第三，必须将各种工作联系进行。征粮工作中，许多工作如剿匪、反霸、整顿基层组织、春耕生产等工作，是必须联系进行的，做好这些工作，正为了很好地完成征粮。如企图把征粮这一中心工作孤立起来进行，是不可能也做不好的。

　　有的地方“单打一”，其思想上一方面是主观主义的机械论和简单化，总想违背客观现实去把一件一件工作生硬地排列起来进行；另一方面，主要是缺乏远见，不了解必须预见到从这一运动到另一运动的转变。在发动群众完成征粮中，同时要做好一些联系工作（如反霸、改造基层组织等），为今秋减租创造条件。

　　至于如何去围绕中心工作做好联系工作，不少地方的经验已作了解答：一是善于抓住这些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如匪乱地区的武工队，整顿基层组织中的改造农会领导，生产中的水利和种子问题等；二是倾听群众呼声，与群众商量。

　　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征粮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还未完，我们绝不能因此就松懈麻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必须吸取经验继续完成，并清理尾欠，对于超过负担政策的大户，经过发动群众讨论加以调整后，必须缴纳或限期缴清，不准拖欠抵抗；对于并未超过负担政策的大户，更不准拖赖不缴。即在已经完成任务的地区，必须警惕空仓、霉烂、偷窃、破坏等现象，采取查仓、护粮等各种办法，去确实地掌握粮食。

　　此次征粮工作中，我们获得的这几个主要经验教训是十分宝贵的。认真研究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不但对总结征粮有好处，而且对今秋的征粮与减租群众运动的指导和掌握，也是有好处的。在此次征粮中，我们固然遇到了许多困难，碰了一些钉子，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得了一些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困难波折的本身而在于善于学习。我们相信，和云南人民在一起，在今后各种工作和运动中，继续虚心学习，注意思想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学得更多和学得更好，顺利完成一切工作任务。

　　来源：选自《宋任穷云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