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文蔚“苏南行政区工作情况报告”

　　<管文蔚>

　　【新华社本市讯】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管委员文蔚“关于苏南行政区工作情况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饶主席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并保证今后在苏南地区坚决地执行。现在，我将苏南地区的情况和解放以来的工作，向军政委员会作一简略的报告:

　　苏南行政区辖江苏省长江以南二十七个县，人口一千一百六十余万。工商业比较发达，特别是纺织、面粉、染织等私人企业为数较多。解放前，这些企业除少数原料取给于国内之外，大部原料、燃料、机器以至成品的推销，均依赖于国外市场。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这些企业的生产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是过去江南许多城市的半殖民地经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结果。要把这种半殖民地的经济改变成为独立自主的、并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经济，就必须把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销售市场逐渐转移到国内来。半年来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在反封锁斗争中，我们曾采取了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因之目前苏南的工业一般尚能维持原状，继续生产；但还必须继续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苏南农村经济情况与其他地区不同之点，是生产方法比较进步，副业生产比较发达；农产品、副业产品很多是直接为城市服务的，而且有不少是为外国服务的；地主兼管工商业的很多；农村土地关系，亦因帝国主义经济的侵蚀与工商业的影响而更加复杂。但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绝大部份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这一基本特点，在苏南地区是同样存在的。正如饶主席所说:“在沪杭宁地区，更显著地表现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农村封建势力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的形态，基本上并未改变一般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故有些人因过于扩大了苏南农村与其他地区的某些不同点，而忽视了其基本的共同点，便认为“苏南无封建”是与事实不符的。

　　我们进入苏南后，正值人民解放军猛烈向南推进。为了保证前线和后方的供给与各种必要的建设经费，即开始征收公粮与整理税收。为供给部队的急需，曾在城市与农村筹借粮草约一百二十万石。在这次筹粮支前中。城市工商界是尽了力的。

　　征收公粮开始是以旧赋元为依据的。这种赋元制虽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当我们初到新区，对当地农村情况还不了解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办法还是比较好的。当时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和人民负担能力，确定一九四九年全年每赋元征收八十斤，约为常年每亩产量四百斤的百分之二十。为照顾灾情和贫苦农民的负担力，我们规定了相等于应征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减免。为使负担更加合理，在秋征中又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实行累进。经过苏南区和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一致认为这种减免与累进是正确而合理的。

　　在秋征中，各界人士均积极帮助，特别是农民群众，都百分之百的交了公粮。地主的基本公粮全部由农民代交了；但据去年十二月半的统计，地主拖欠累进公粮者仍不少，在乡间约占百分之十，在城市则约占百分之五十。这些地主除少数是实在无力负担外，大部是故意逃避。许多地主假分家、偷改租簿、瞒田瞒赋、到处叫喊、抢延对抗，增加了征收工作的不少困难。

　　在城市税收方面，初期为了避免混乱，曾暂时利用旧的税则、税目、税率，对其不合理的地方，采取逐步改革的方针。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共收税四百二十八亿余元，由于某些商人只图私利不顾大局，漏税短报者不少。近来是采取民主评议，政府核定的征收办法，一般商人均感满意，个别商人却说“税重了”。事实上，所征税额，一般还不到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十，与农民的平均负担为百分之二十相比，还低得多。

　　在后勤支前方面，自我军渡江以来，苏南人民在粮草的供应上是尽了一定的努力的；但自上海解放，部队进军福建后，是做得不够的。今后还应广泛深入动员，组织一切力量为完成解放台湾的支前任务而努力。

　　去年六、七月间，在我们城市接管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以大力开展农村工作。首先领导群众抢救水灾。先后救出田地三百余万亩，并初步修补了二百余里海塘、江堤，得以安全渡过秋汛。九月初，我们动员和组织了八千多干部和青年学生下乡工作。当时农村中土匪活动很猖獗，曾先后暗杀我地方干部四十余人。为此就遵照华东军区所指示的“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以太湖、松江一带匪情严重的地区为重点，在统一领导和全面配合之下，开展了剿匪运动。因为这些土匪不少与恶霸和特务相勾结，故同时又有计划有准备的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截至目前为止，全区武装股匪已基本上肃清；并通过剿匪、反霸、合理负担、抢救水灾等群众运动，大部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起以农民为主的新型的民主乡村政府。

　　这一时期的农村群众工作，我们着重在政治上发动农民，主要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地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组织农民协会。目前苏南全区已组织农协会员二百余万，极大部份农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县的农协筹备会已普遍建立。农民已开始在农村中取得了政治优势，并成为农村中的实际统治力量。对农民的经济要求，我们是以领导群众生产来解决的。如去年七、八月间，领导和组织群众防汛救灾；十月间领导农民秋收秋种，并由人民银行贷放麦种八百七十余万斤，使得种麦面积一般能保持原有水平。正因为这样做，农民运动的发展还比较正常，农村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但是也有缺点:如在组织农会工作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少数干部在工作作风上有乱打人、乱捕人的现象尚未完全克服；这些，都正在大力纠正中。

　　此外，在这一时期，我们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各县，都开了一次到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共同商讨和决定工作大计，收效很好。

　　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苏南有专科、大学九所，中等学校三百一十四所，小学八千七百余所，学生共约九十万人。解放后，我们即着手进行逐步改造。到去年年底为止，训练了四千多教师，一万多青年学生。学校的教育方法和课程，亦进行了部份的改革。同时，还训练了三千多工人和三万多农民积极份子。现正普遍的开展群众性的冬学运动。

　　司法工作方面，各专员公署及各县均已有了组织，但由于干部缺乏，还不够健全。

　　对于接收的旧人员，绝大部份都给以生活出路，在政治上不少已得到了初步的改造。机关进行了一次整编，已获得显著成绩，现正贯彻中。

　　目前苏南的农村工作，是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减租、救灾备荒，贯彻剿匪反霸以准备土地改革为中心。部份地区因去年连遭两次水灾，淹没田禾四百五十余万亩，完全无收者达一百六十余万亩，现已有十余万灾民断炊，故在灾区，我们确定以生产救灾为工作中心。

　　在城市工作方面，一般是正确地处理了劳资纠纷；帮助了一部份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工人和青年已有半数组织起来；各县的工商联合会在正筹备组织中。

　　我们坚信，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正确领导下，有各界人民的巩固团结，有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苏南今后的工作，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稳步前进，并保证完成华东军政委员会所给予的任务的。

　　最后，由于我们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在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的缺点，希望各位委员予以审查和指示。

　　来源：1950年2月5日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