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   首先谈一谈当前情况。也就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提出问题。   我们在大陆上是胜利了,(虽然西藏还待解放,但西藏是个特殊的地方,影响不大。)这个胜利已有了一个时期,一年多了。过去强调宽大,对蒋介石国民党下面的人,对于蒋介石政府下面的公务人员,对那些旧警察讲宽大,除了战争中的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分子,怙恶不悛分子以外,都不咎既往,不办罪。我们在胜利之前宣布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不放心,共产党杀人是有名的,过去就有些厉害,再加上蒋介石一宣传,就很可怕,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怕,在人民之中有很大的恐慌心里,国民党公务人员害怕我们,几乎是普遍的,和我们有关系的以及地下党员是知道的,但许多和我们没有关系的都怕我们,怕丢掉饭碗,怕丢掉脑袋。我们一宣布:不要怕,不要走,我们还要用你们,交工作给你们做,立了功的还有奖。这样一讲,军队一打出去,的确许多地方平静了,准备我们接收,这个话我们说了,也这样做了,兑了现,包下来了,给饭吃。这样做,得到了很大效果,不这样做,不好。天津、北京做了。上海的就不跑了,上海这样做了,汉口、广州的也不跑了。这是对的,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什么叫宽大政策?除了战争罪犯,罪大恶极,怙恶不悛都不办,就叫宽大。宽大不包括这三种人,只办这三种人,已经是宽大了。过去时期杀人比较少,也是必要的,老百姓看了几个月,害怕共产党的心理没有了,舆论不同,人民的心理不同了,相反,认为我们太宽大了,“宽大无边”,“有天无法”,下面工农群众也有批评,民主人士中也有这样说的,旧公务人员中也认为不公平,“过去你做过坏事,现在你和我一样!”不大服气。我们一听到这种批评很高兴,共产党对反革命镇压,你们不仅不批评反说我们过于宽大,很好,我们就服从你们,全党对反革命镇压一下。   过去提宽大很对,但过去也有错,该杀的不杀,就错了,三种人不杀就不对了,刚才你们举了很多例子,对这三种人不是统统都杀,但可以杀,你杀了革命者,为什么不可以杀你?你杀的不是革命者,也可以杀你。为反革命目的杀人的,共同纲领上规定要“严厉制裁”,这四个字里就包括杀头。   过去有错误,是超过了我们宽大的政策,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坚决反革命分子,继续反革命分子就不能宽大,旧人员中恶迹昭彰者,也不能用,劣迹不一定是反革命,但是当人民会议代表不行,原职原薪也不对。过去宽大,其中某些地方是有错误的,但这些错误不是不得了的错误,不是难于纠正的而是容易纠正的,过于宽大也有个好处,可以成为镇压反革命的资本。   这是第一个情况,还有第二个情况:   朝鲜战争在打,反革命活动更厉害,这也是一个决定政策的根据。过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搞不大清楚,现在搞得清楚了一些。朝鲜战争以来,反革命活动一下有好处,他自己暴露了。我们要向反革命学习,反革命活动起来了,不要吓他,挑他一下,鼓励他一下,只要不是致命的危险,纵容他一下,搞清楚了然后再来动手,这样就会找到很多材料,发现很多线索,使我们有更多根据。如果线索还不清楚,就把他保留下来,不要断了线,当然,搞反革命也不一定一切线索都搞清再抓。   朝鲜战争还要继续下去,还会有一些军事行动,我们还有战争状态,军事管制还要保留。而反革命确实还不少,还有他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是他的可靠的社会基础,旧公务人员是动摇的,整个资产阶级是动摇的,被打了的地主,他是恨死了我们的,不要以为他们从此心服了,美国人来了,他们会拿枪来反对我们。对于地主阶级,要在经济上消灭他们,分给他一点地,让他一天到晚搞饭吃,没有时间搞革命。要在政治上消灭他,监视他,一进行反革命就抓、就杀!还要扫地出门。地主、富农进行反革命要严办!关起来!甚至把他们搬起走。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得很需要,当然我们不是搞算术,但是一百个地主,一个都不杀就要犯错误,我已经宽大了你,你还要进行反革命活动,是你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这里不是首恶必办的问题,首恶必办是对过去解放以前说的,宽大以后你还反革命,就是小爪子,那也要办,有一个办一个,有一百个办一百个!就不要去讲首恶了,其理由:就是解放之后你还反革命,所以统统要办。是否可以讲不办呢?这话不能讲。其中也有首要与次要;先参加后参加;坚决的动摇的;被迫参加的,很可能首要分子不是过去首恶分子,对其中坚决分子要杀,动摇分子可以不杀头,但要办他一下,因为你虽然动摇,还是动摇到反革命那边去了,并且做了工作。胁从不问是不办他的罪,不是不闻不问,过去讲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是过去的,现在讲这三条内容不同了,解放之后反革命活动一般都要办,其中可分主要次要,大珠山登陆、济南地下军及武安暴动的案子,坚决分子要杀掉。地主,我对你宽大,你还反革命,就要办。革命没有胜利之前与胜利以后,反革命有根本的不同。胜利之前的反革命应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革命胜利以后的反革命,一律要办。我看,革命胜利之后的反革命,胁从分子虽然也有,但不那么多。   一贯道,参加的人不一定为了反革命,但你跟着造谣,跟着暴动,就是犯罪。一贯道是:现在反革命最大的群众性的团体,不要使人感到好象我们不敢反对一贯道,现在,他能搞什么二三十万人暴动,我就不相信,我们也不怕他暴动,暴动起来,一扫而尽,别人也不能反对我们。一贯道一定要正面反对,公开反对。抓他的头子,不准他摆香坛,老百姓公开信神可以,一贯道是秘密团体,过去与日本人和特务一起,不准参加,参加一贯道的犯法,公开取缔他,他要暴动,正是我希望的,你不暴动,我还要挑你一下,当然挑不起来就算了,如果暴动起来,一个星期就解决了。资本家过去用过这个办法对付工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挑工人罢工,你一罢工他就实行镇压,对反革命也要有这一条,这样做好象不大有什么良心,对反革命又有什么良心呢!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冤枉好人,分清是非,我们可以办,就是动摇分子杀几个,人家也不能批评我们,他参加了暴动末,我就杀了他末!分清是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自己分清楚了,很好。   过去的积案,现在要清理一下,还有许多案子,怎么结的?不晓得,要清理。有些叛徒如何畏之流,可以杀,有的中央还不大清楚的,可以打一个电报请示一下。   总之,胜利之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不管什么人,工人阶级也好,农民也好,什么党也好,特务、地主也好,都要办。只有一种可以留下,就是留一些线索。要分别轻重,不要冤枉好人,现在冤枉好人的可能性不大,冤枉好人就是那些有牵连的人,可能牵连些好人,所以第一、不能冤枉好人,第二、要分别轻重,第三、胜利后继续反革命分子要办他的罪,就是杀了,也不要紧。   左也要怕,右也要怕,两面怕一下子,就不要紧,对确有实据,确实反革命分子,办重一点也不会犯大错误。革命者是杀不干净的,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反革命可以越杀越少,杀个干净,当然不是一下子能杀干净。乱打乱杀,没有领导的乱搞,任何时候都是错的,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松口,不能过去是“宽大无边”,现在就“乱打乱杀”。   以后上面要紧一些,下面宽一些,撑下面的腰,这样就可以使得有些人不能钻上面的空子。   凡是法院判的不对,检察署有权可以抗议,不服。你们公安部门同志大都兼的检察署,完全有权干涉这个方面,其他还有政府、党委,共同起来纠正法院的过分宽大与久判不下。法院需要加强,军管会判案子的,就可以搬到法院里去判,既判案子,又加强了法院。   “过去‘宽大无边’!”这点不可以过于强调,强调多了,容易乱打乱杀。凡是发生了乱打乱杀,要马上停止,撤他的职,拉开来,停止了再打通思想。   中央这个指示,少数民族地区一般不实行,少数民族中的反革命要办,但要讲清楚,实际处理上注意,形式上也要注意,不要用汉人杀少数民族,有些反革命钻少数民族的空子,汉人反革命钻到少数民族里去了,可以办。   外国反革命,有证据的赶走,领事馆没有国交的可以撤消,没有办法,想办法,过去反革命惩我们,总之找借口,美国帝国主义抓白劳德,就是借口他20年以前到苏联去的护照是假名子,甚至马路上吐痰,都可以成为借口,世界反革命暴发什么事件都是借口,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借口,美国侵略朝鲜都是找的借口,我们也可以找他的口实,他违反户籍法,汽车牌照不对就赶他走,你不给我借口,我就找你的空子。也可以挑,但要谨慎。平时要搜集材料,就是中国的官僚资本家的材料也要搜集起来,什么时候要搞你,材料多得很。   游民、散兵游勇凡是可以生产的,要适当地采取一些强制方法,强制他生产,花点本钱也划得来,抢的吃、偷的还不是老百姓的,并且有破坏性,搞生产要花点本钱,国家也可以出一些钱。   娼妓也是藏反革命的地方,北京已经搞了一下,上海情形不同一点,靠这个吃饭的多。其他地方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搞掉?   对于谣言,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制服它,以后凡是谣言起来,都要驳他,每一个支部都要有宣传员,有专门责任,在工厂、农村、学校、机关的党委要经常召集宣传员开会,半个月开一次,有些什么事情回去宣传,驳那些谣言。要在报纸上向人民定期做政治报告,宣传上要搞主动,上级宣传部每月发一次宣传大纲,责成省委宣传部来做,这样,谣言可以打下去。要追究,追谣言可以追到反革命。用我们的宣传,对一切谣言都要答复。要有攻势,过去连防御也没有,听到了谣言也不答复,只是向上报告,反而扩大了谣言。公安局、公安员要答复这些谣言,追这些谣言,同时也要搞一些积极宣传。   公安部就是社会部,社会部的工作,公安部做了,现在也不必再建立社会部,公安部与党委关系要密切,与军队政治部一样,又是政府的又是党的,也是军队的,公安部是共产党领导,不要偷偷摸摸,在政府里可以报告的也应该报告。   镇压反革命要宣传,反革命罪恶要讲清楚,要向群众做报告,使大家不害怕,都赞成你。   破获反革命是很大的功劳,你们还有些人不大安心,认为埋头工作,没有地位,出不了风头,其实,是你们自己不会做宣传,不会出风头,公安部是第一个部,第一种有权力、有地位的人,不是孙子,而是老子,问题是你们会不会做。一杀反革命地位就高了,风头就有了,做点报告,在报纸上登一下,半年做个总结,破了多少案子,那些案子很难破,我们破了,有些什么人劳苦功高,可以搞点反对反革命的英雄,过去陕北就有防奸英雄。现在有些要宣传,一宣传,各方面的观点就变了,苏联这个方面做得很好,出了不少电影、戏剧。   报纸上发表要注意,不要乱七八糟,不要没有找住人家的口实,反而给人家找到了口实。   公安武装少,可以搞一点,公安部队要训练,比一般部队要高一些,更可靠一些,能力更强一些,现在是比一般部队更低一些,要做工作。   教会问题不同,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帝国主义没有了,本国人也还要办宗教,宗教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但三年五年之内要打断他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派一些人好好做工作,要搞我们的宗教。   军官问题,没有什么可怕,办几个,杀几个他就感到事情不好办了,你不办,他就想到你怕他,将来恐怕还要收一部分,吸收他们做一些工作。   还有许多实际问题,请你们讨论一下,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向中央写个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