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综合报告   <邓小平> ## 毛主席批语:   此报告阅悉,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11月15日   我回来后,即布置召开中央局委员会。原拟于10月25日开会,后以重庆气候不好,飞机不能降落,滇、黔、康、蓉等四区负责人未能赶到,故改分两次开完。本月2日,各区负责同志均已先后回去。在会议中,我传达了中央会议关于形势、加速土改步骤、武装建设、镇压反革命及保密诸问题的指示,大家一致赞成这些指示。   (一)(略)   (二)(略)   (三)(略去一段)我们还确定了谨慎地建设人民武装(命名为人民武装自卫队,不叫民兵)的方针。现全西南约有人民武装50万人;今后要在先紧后松,保证绝对可靠的前提下,求得在一两年内、或二三年内,普遍地建立起来;数量不宜过大,以在一个县内,最高不超过人口的5%为原则。   (四)对于加速土改步骤问题,大家认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今年秋征公粮,各地反映不重,各地都有一些超过;已决定即以此超额公粮,养活地方武装。四川4个区、11月半即可大体完成秋征任务。云、贵两省因秋收时间较四川迟1个月,秋征较迟,估计也不成问题。12月起,全区将展开激烈的减租、反霸、退押运动,以退押斗争为最尖锐。在四川押重地区,地主应退押数要超过当地公粮总数1倍以上。据各地典型试验结果,因为农民气势雄壮,地主知道势在必行,也有一些准备,故多数不难。但有少数应退数过大,而又较顽固者,可能要拖长一些时日才能解决问题。据各地负责同志谈:明年春耕以前,大体可以结束这个运动。我们已商定明年春耕一完,即开始分田的工作;已告各省区在明年2月以前,各拟一个土改实施细则,经中央局研究后发一统一的细则,以便从3月起即开始训练土改干部。   (五)这次会议中,各地提出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是否减租、退押及是否土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藏族(康藏),在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在云南沿越、缅、印的国境边界各部落都不存在;在那些地方是肯定不能做的。但是这个问题,在贵州全省及云南80县腹地是存在的。这里主要是苗、彝两族与汉族杂居,经济条件与汉人区相同,各族农民均有热烈的土地要求;听到我们在少数民族区域不进行土改,都很不高兴。其中又以苗族要求最为迫切。因为苗族地主很少,受汉彝地主压迫最深,拥护我党我军亦最为积极。不满足苗民的土地要求,是错误的,实质上乃是大汉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但在彝族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彝族在云、贵两省的地主较多(一般比汉人地主少些),有XX、XX等统治集团;昭通专区许多土地集中于X、X四大家庭。贵州境内彝族地主也不少,他们的佃户亦多汉、苗农民。历来彝族地主善于制造和利用民族间的矛盾,以维持其剥削和统治。我们考虑在彝族中,是否进行土改时,首先必须着眼于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谨慎地决定政策,严防左的偏向。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在有彝族的杂居区域实行土改,则不但不能同时发动彝族农民,而且不能消灭这些地区的土匪和反革命势力,XX等的社会基础也无法根除(XX多次表示赞成分田),影响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很难巩固。我们讨论结果,认为在原则上应批准上述民族杂居地区实行土改,但必须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才能实行。即:   第一、在那里认真的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在县联合政府下,也有区乡的区域自治)。   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彝族人民)大多数赞成,自己举手通过的。在步骤上,应坚持先汉后彝,以促成彝族人民的觉悟。如果少数民族不赞成在那一地区,甚至不赞成在那一家实行时,即应坚决不实行。在土改前的减租、退押,我们原则上确定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不退押,以免闹的过于紧张。减租是行得通的,现在有些苗族地主已自动实行减租,有的要求同样实行减租;农民则普遍有此要求。在少数民族中,不提反霸。对于其中拿起武器反对我们的匪首,应予严办。但必须经过省区党委批准,并须在该民族代表会议中通过才能执行。如果条件不成熟,则可长期监禁(不能轻易释放),以待时机成熟时再行处理。以上原则,请中央审查批准,以便通知各地准此执行。此外,对于少数民族,我们还决定了两条。即:(甲)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去团结教育和争取少数民族,和调解民族间的纠纷。在开始实行时,代表成分有的地方可能全系土司、头人及其代表人物,就这样也是有利无害的。(乙)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以便容纳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到政府中来,同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中的具体工作,这样做才能充实民族联合政府的内容。凡成立了委员会的专、县,就不必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这两点是否妥当?亦请予指示。   (六)此外,对于镇压反革命及保护国家和党、军的机密两个问题,亦作了讨论。保密问题已有专题报告,镇压反革命问题另拟计划报告中央,不赘。   (七)这次各地负责同志,都感到以往那种烦忙不堪的工作压力已形减轻,已经开始可以按步就班地进行工作。其关键在于群众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动。7月间中央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后,我们全区的工作又前进了一步。   来源: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