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任穷在云南省6个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

## [宋任穷：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

## 深入群众，充分走好群众路线，是目前群众运动的中心关键

　　目前群众运动的基本情况是：整个工作还停留在合理负担的征粮阶段。省党代会、农代会后，各地群众是轰动了一下，但至今群众还没有很好发动和组织起来，向前推进一步，问题还很多。要把群众运动推进一步，就必须发现和解决目前群众运动中的关键问题。

　　根据宜良县委的总结和呈贡的材料以及各地的报告，从领导和干部思想上看，下面3条结论可以代表目前全省群众运动的基本情况，这就是：

　　（一）强调了拿到粮食完成任务，而对发动群众进行合理负担斗争则强调得极为不够；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掌握情况和插标，而对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评产挤黑则强调得极其不够。从以上可以看出：领导思想上还有很大问题，群众的发动是不够的，黑田必然有许多未挤出来。（二）单纯的强调了团结中农（要着重说明：团结中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不容怀疑），而对树立贫雇领导骨干则强调得极为不够。这不但包括以前所反映的呈贡、蒙自和其他各地的情况，从这时期的云南日报和省委发出的指示、文件中检查，团结中农也提得多而树立贫雇领导骨干却提得少，有不少的地方，村政权、农协为地主所操纵。如果不强调发动贫雇、依靠贫雇、树立贫雇领导骨干，不仅团结中农要落空，而且农村封建势力不能彻底打垮，是将会更犯错误的。（三）强调了主观的掌握政策，而对充分走群众路线，把政策交给群众去贯彻政策则强调得极其不够。这基本上是不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所以许多干部就不去学习政策，甚至政策不让群众知道。必须指出：群众观点与政策观点是一致的，有了坚强的群众观点，才会很好的去学习政策。这3个情况总起来是：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其结果是只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形式主义，而没有群众自己的自觉自愿的群众行动。

　　7、8月间，省党代会、农代会时强调自上而下召开各级农代会成立农民协会搭架子、交代政策，那是必须的，因为开始时正需要这样做。但到了继续深入发动群众，这样就不够了。就必须强调自下而上，强调群众路线，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起来，不克服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工作是转不过来的，深入群众运动这一关是打不破的。而这一转变的中心关键则在于领导和干部的思想问题。领导思想不解决，则主观上越要加速而结果却越慢；着了急，就有煮夹生饭的危险，今后就更难办。滇西工委的意见：“要加速群众运动，不走弯路就是加速”，这是对的。目前，弯路主要就表现在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而造成群众运动中许多主观上的障碍。群众运动是群众的自觉运动，要快只有在群众自觉自动的基础上给以帮助、指导，使其加速；加速不是要草率从事、强迫命令，而是要在领导上善于解决中心问题——思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运动有步骤的推广，使运动不走弯路。干部强迫命令的思想本质就是不相信群众，就是根本违反了自觉自动、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这不但不能加速，而且必然造成许多对发动群众的不良后果。

　　我们曾经提出过：要做到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基本上还是要深入解决领导和干部如何走群众路线的思想问题。今天，更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心关键就是深入。这就是说：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才能敢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敢于大胆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行动。譬如过去提出了：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贯彻政策、团结中农、典型试验、总结经验等问题，如果不解决相信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与群众商量这一中心思想，以上问题都要落空。云南日报四论放手发动群众，关于提倡深入作风问题提出来了，但解决方法提得不够明确和没有切实解决一个关键问题。那么，中心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踏踏实实地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见，遇事与群众商量，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提高到原则的水平，再向群众中贯彻下去。这就叫做深入。有些人也到群众中去了，也听了群众的意见，但没有加以综合、整理，没有加以分析、研究，就是说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而没有用思想深刻研究，这样并没有深入。一个同志这样去工作，尽管他住在一个村子里两三年，他并没有深入。正确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才是深入。

　　现在，我们许多干部连第一步还没有做到：并没有到群众中去，不很好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不尊重群众的意见，因此一切问题就很难解决。并没有认真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当然就很难正确地坚持下去。干部与群众有隔阂，任何政策都贯彻不下去。群众未起来，讲政策就只是干部讲。尽管关门学政策讲的很多，这还是干部主观的东西，至多是自上而下的硬灌。更坏的甚至政策不让群众知道（如某干部在农代会上讲政策，恐怕群众有意见，就布置好几个人在下面鼓掌，当讲到减租退押政策时，很快地溜了过去，台下掌声给盖住了，生怕群众听多了）。这里并不是说不要自上而下地交代政策，相反，必须把政策清楚地交给群众；不是说不要干部学习政策，也不是说我们所有干部都真正地懂得政策了，相反，必须使所有干部熟习政策；而是说：只自上而下地主观地灌政策，没有自下而上根据群众的具体要求去生动地执行政策，政策就不可能很好贯彻下去。干部学习了政策，如果只主观地由干部去掌握政策，这是没有的；还必须到群众中去考验政策。有了好的政策，不结合群众的具体要求，而是干部强迫命令去“贯彻”，那是行不通的。只有深入发现了群众的具体要求，结合群众的具体要求，去进行政策教育，把政策交给群众，才能更具体地由群众去掌握和贯彻政策。所以，也不是说：政策与群众矛盾，而是说：必须把政策交给群众，以政策去支持群众斗争，这就是让群众来掌握政策。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拿这指示去检查我们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去检查只强调主观地由干部去掌握政策，而忽略了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政策，问题就很明白了。

　　团结中农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应强调团结中农，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团结中农，也不是说我们团结中农团结得够了；相反，坚决地巩固地团结中农，是肯定的；而是说：全省两个月来，团结中农是注意了，问题是对树立贫雇领导骨干强调得极为不够，使运动软弱无力。而且，团结中农只是由干部去团结，不是在发动贫雇、依靠贫雇、树立贫雇领导骨干的前提下去团结中农。结果是很明白的：贫雇农没有发动起来，中农也并没有团结好。农民的阶级优势只是空谈。现在好多地方农会中未树立贫雇领导骨干，主要是领导上注意不够。有些地方贫雇骨干未树立起来之前，中农由于旧的影响未能消除，每每受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以至看不起贫雇农（如地主叫“产评高了”他就容易接受）。此一情况是我们工作不够所致，我们不能怪中农。当贫雇农起来了，贫雇领导骨干树立起来，由贫雇农去坚决团结中农，中农也就很自然的与贫雇农团结在一起，群众运动的阵容力量是会日益坚强有力，地主富农的影响也不容易为中农所接受，所以，团结中农，只有坚决的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树立贫雇领导骨干；只有这一条，没有其他办法。忽视了这一条，不但中农永远不可能团结好，而且，群众运动软弱无力，将犯严重的错误。为此，我们目前特别要注意发动贫雇。减租中发动贫雇是有一定困难的，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为了发动贫雇，必须对他们进行深入的革命前途的教育，告诉他们：明年就要土改，在土改中即可得到土地。只要艰苦深入地启发其阶级觉悟，农村中受剥削最重、苦痛最深的贫雇农，是一定起来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斗争的骨干的。但在斗争中，要适当地解决他们目前的困难，这样，他们将更加坚决更加积极。解决办法是：把地主富农租种的公田拿出来给他们租种，佃富农减租退押的果实调剂出一部分去照顾无租佃关系的贫雇农（但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果实坚决不许侵犯），以及反霸斗争中的果实的照顾等，各地要很好研究这一问题，只要认真深入群众，与群众商量，这问题是能够适当地解决的。

　　工作不切实深入群众，总结经验也是不深刻、甚至是错误的，或者不是群众运动的经验，而只是自上而下的所谓经验。真正的群众运动的经验总结不出来，这样的经验有什么用处呢？以上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没有充分走群众路线。

　　走群众路线，就必须先了解群众的情况，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之外），紧紧地同群众联系在一起，与群众一道前进（而不是走在群众前头远远的，也不是走在群众的后头）。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是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现在，我们好多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就是企图在群众中不适当地去起作用。不但是企图去多起一点作用，而且企图去起很多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不起作用和少起作用）。这些同志主观上虽很努力，可是思想方法上太坏了。其结果是群众发动不起来。

　　没有经验是个苦恼；有了经验能结合具体情况去正确运用也很好；如果有了经验而不能结合具体情况去运用，会发生偏向。如宜良西山营的工作干部没有经验，因此，他就不会企图去起更多的作用，他就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积极分子学习，遇事与群众商量；紧要关头（如群众害怕“交际花”去各方活动，怕政府不给撑腰时），给群众轻轻地撑一下腰，去坚定群众信心。站在群众之中一步一步诱导群众前进，我们几个青年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在1926年——27年做农民运动，我当一个区农协主席，我们也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可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却莫名其妙。既没有文件、指示，上级也不派人下来，也没有什么总结。我们到处开农民大会，成立农民协会，讲减租减息。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找农民请教。农民说：“种田大批（押金）太重了，能否出个布告取消”。我们就出布告，各地方就搞起来了：“不准收大批，不然就送到区农协去”！押金取消了，又问农民该做什么，农民说：“地主整我们整得厉害，一丘田同他的田连起来，他栽上树，几年你的禾长不起来了，就要把田卖给他。能不能出布告砍树；但是果树不砍”。又出布告。有些地主不砍，农民限他3天，还是不砍；农民纠合一二十人去砍了，送到地主家里去，还向他要工钱。这样一来，田里遮阳的树都砍了。第三件事也是问农民，“利息太重了，3分呢！要减息”；减息之后，农民要匀佃。这样，做了一年多，我们就做了4件事。今天看起来，前3件做对了；后一件有毛病，匀佃侵犯中农。为什么做对了呢？就是深入群众，倾听了群众的意见，遇事与群众商量，同群众有联系；群众敢于同我们说话。但是这个群众路线还是朴素的，不高，所以匀佃出了毛病。这说明倾听群众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一点经验的人，最怕“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狭隘经验主义即从此来。郭存厚的马列主义自觉并非那样高，也还是朴素的，由于出身的阶级本质好，自然有好多事情是做对了；但他的好处就是深入群众，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够倾听和尊重群众的意见，有批判地采纳了群众的意见。高家庄是从匀佃做起的，但是做对了，只要走群众路线，又不违犯政策，这叫做对了。为什么好多地方匀佃不对，就是干部强迫命令去做。一个村子工作不在于从什么问题做起，只要能真正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有的地方很少租佃关系，群众要求从减息开始，也是如此。

　　现在群众运动中，少了一点——充分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路线去贯彻政策；又多了一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扭转这一情况的关键在于真正的深入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这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易解决，只有强调深入群众，强调倾听和尊重群众的意见，遇事与群众商量；只要有了这种劲头，才能打掉不相信群众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把群众运动转入正轨。当然，可能有些干部因此忘记了综合、分析群众的意见，忘记了怎样集中起来予以提高，因而可能产生偏向：一是尾巴主义；二是不细致（组织工作，教育工作）；三是不讲政策（“群众说那样就那样”）。但是不要怕，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只要领导上清醒，运动中可能产生些偏差，但不会太大的，产生了也可以及时纠正的。发现群众运动中的偏差，就要同群众研究（而不能强迫命令），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去纠正。当然，干部的偏向，说不服时是要命令纠正的。如果怕出偏差而不去强调解决当前这一中心关键问题，束手束脚，群众未动就怕群众动，那才会发生严重的偏差，以至严重的历史错误。

　　解决了坚决地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问题之后，就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的保证，否则，放开了收不拢，工作深入不下去，群众会消沉下去的。要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前提下去切实解决典型试验，点与面相结合，实行带推跳的工作；群众说理与斗法相结合，人民法庭审判恶霸与制裁一般不法地主相结合；农民代表会，小型代表会群众大会、小会相结合，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群众行动与群众教育相结合等问题，川北、川西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很好学习，但必须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前提下去运用，否则也会发生偏差和错误。

　　在力量使用上，要实事求是。力量少就少做些，不要普遍做，不要分兵把口，想一下子把云南全省的群众发动起来是不可能的。要有重点，通过重点去吸取经验推广起来。干部不够就更要运用农代会，更要点面结合，用带推跳的办法去推进工作。玉溪从郭井点带了78个积极分子暂时脱离生产结合骨干开展高桥点的工作的经验很好。各地委回去要研究：减租退押以至1951年的土地改革，先进行那几个县；县里先进行那几个区；县、区要确定重点，再不要停留在一般的指导上了。

　　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加强具体斗争的指导，多提供积极的经验，就是提倡典型。不要把典型神秘化。典型就是在平平常常的工作中去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过程，有分析，有综合，也就是有具体，有原则的生动的有指导意义的总结）；就是在平平常常的工作中如何走群众路线的经验。这些时来，各地虽然系统的总结经验不多，但已有一些东西是说明了走群众路线的，至少是在一件事情上走了群众路线而做好了的。如罗次碧城镇评产挤黑，大理区宾川从剿匪一直到发动群众和洱源农代会的经验的介绍，都说明了走群众路线比较自然。呈贡高家庄的赵荣华，从匀佃开始到突破评产挤黑，本事也在于走了群众路线。玉溪郭井、高桥两个重点利用小型农代和带动大批积极分子去开展工作；宜良西山营工作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宜良四区三乡的积极分子会议的群众路线，极乐村、西山村的回汉人民联合反对汉族恶霸的斗争等，都提供了一些经验。典型需要我们随时注意去发现，去培养，去帮助其提高，我们各级领导上，必须善于运用典型去指导工作。这就是我所说的积极的指导。

　　还要弄清楚这一个观念：加速发动群众并不等于强迫命令去完成任务。加速发动了群众，当然使任务易于完成。如果用强迫命令去追求完成任务，群众未发动起来，煮了夹生饭；则不但群众运动没有加速；反而只会走弯路而拖慢了。深入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遇事与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意见，去加以分析综合，去正确地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乃是目前发动群众中的基本问题。关键则在于领导和干部的思想问题，因此，征粮结束后，各地要把干部集结一下，进行几天整训，总结工作，提高思想。最近宜良四区通过检查工作，研究典型，从解决群众路线问题为中心去解决思想、作风、政策等问题的整训干部的办法，是可以经常采用的。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