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北京市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同志们：）

　　今天要讲的问题第一是去年工作情况，第二是生产、建设、教育方针和政策，第三是我们北京市全党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

　　去年总方针是消灭敌人，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刚进城时报纸社论就讲过这一点，4月间又提出恢复、改组与发展生产。这一总的方针是中央批准了的，后来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也强调了生产，但是没有抓紧做。消灭反革命力量是一个大问题，政权最根本的因素是常备军，北京是和平接管的，当时还有些人担心那么多反动军队怎么办，现在用不着担心了，反动军队已经完全消化在人民解放军里了，已经完全解决了。现在警察中还有2/3左右是旧的，但已经过改造，其中最坏的已经清洗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队伍，现在的警察已经基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反动的，这是政权的第二个因素。北京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5000警察，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当然有一些警察改造的还不太好。

　　反动的国家机构应该彻底粉碎。这个道理马克思在1848年还不懂，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才弄明确，狼牙安在人嘴里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宣言中有重要的修改，国家机构必需粉碎重建，这是第三个重要的问题。但北京因为是和平接管过来的，反动残余作风有些还存在，譬如公安局有个旧人员和人合股办商店，赚了算他的，赔了就搬人家家具，这完全是旧派头。

　　第四敌人的地下组织被我们摧毁了，几百部电台，几十枝枪，八九千宪兵特务都被我们解决了。因为国民党是不仅仅依靠常备军、警察而且还依靠特务，在马克思的时代，特务没有这样发达，如果马克思现在写国家组织，一定会加上特务。敌人的地下组织不摧毁，北京就不能建立与巩固人民的政权。摧毁特务组织其实比摧毁政权机构还重要。

　　有人说北京抓人太多了，但问题第一在于办错了没有？第二如果不是在北京可不可以再放一些？这也许可以，但是北京要这样就太冒险了，人民政府的重要人员，党内党外的首长那么多人都在首都，我们不能拿这些人来做试验。北京市也出了些事情，但没有大乱子。假若不这样做，几百部电台哪会不出问题？所以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又没有抓错，抓了还是劳动改造，又没有都杀头。

　　其次讲生产。因为国家是根本的，没有国家就谈不上生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讲过：“政权解决了，土地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些开明士绅也说现在的土改只是群众组织的问题了。所以我先讲国家机构再讲生产。

　　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我们开始接管时是原封不动，原职原薪，不打乱机构，以免混乱，这些步骤的目的在抓辫子，现在看起来我们做的是对的。去年我们就讲过，公营企业中有政治性质的反动统治和纯粹业务性质两种不同机构。企业里反动的官僚机构中有一部分人专压迫工人，有一部分人拿干薪水，这些是必须粉碎的，至于业务机构的那一部分则根据德——就是对人民事业的忠心，才在职位薪资上加以调整。现在看起来这方针也是对的，但缺点是有些地方做的决心不够，工资方面则表现平均主义（国民党的上层分子靠贪污而不指望薪水），我们至今没有完全改革。中学教员不许兼课，有名的教员留不住上青岛了。真正有本事的人的工资是应该提高的。我们应该做到按劳取酬。

　　其次是民主管理，这在4月间就提出来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问题，这是工厂管理上的一个革命，是根本不同于反动管理的。关于工厂的民主管理有的工厂做了，有些成绩，有的工厂则不感兴趣，对于农村一套家长制与国民党官僚式的管理则感到兴趣，这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要有计划（中央与市领导的都是国营企业），这也是与国民党管理工厂不同的。国营企业要有计划，因为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而社会经济则必须有计划，这一点在共同纲领中载明，连资本家、开明士绅都承认了。工厂要有计划，全市也要有计划。提出生产计划以后，有些单位是做了，有的则一直消极抵抗，将来对这批人要在报纸上登一登，表扬表扬。

　　一年来我们对生产的处理是否对呢？起初是原职原薪，其次是改造官僚机构，提出民主化管理运动和生产计划，而明确指出方向是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这是原则的方针，是正确的，问题是缺乏检查，有些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搞生产很枯燥，好像用功的小孩子读书一样，不如扭秧歌舒服，去年我们有一时期被一些类似秧歌似的热闹场面迷惑而放松了生产。

　　私营企业刚进城时是防止“左”的偏向，这一点基本上做得不错，不然，北京微弱的工商业早给搞光了。其次召开资本家会议，说明社会是由我们工人阶级领导，工厂的行政则归他们领导，工会等组织不能归他们领导。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和工人交换过意见，大家都同意了，并在报上也发表过。再就是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使双方有所遵循，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基本上中止了混乱现象。这件工作在北京来说是比较早的，缺点是有些主观，总想订一套完整的，但拖了很久总搞不好，还不如建筑业有几条订几条起的作用大，这也是一条经验。在城乡贸易方面，我们开过工业展览会，另外我们用订货、加工等方式辅助私营工业，并号召他们减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些都是对的，缺点是方向的指导还不够。

　　教育方面，改造了旧的，打倒了反动的教育，建立了新的，特别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北京市的各个系统办了各色各样的训练班，一年内输出了四五万知识分子，使北京市的人民在思想上有基本的改变，大家都知道要为人民服务，进行了劳动创造世界，猴子变人的启蒙教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

　　关于土地改革，在未进城前曾冒失地决定了要分地，但经过仔细考虑后又订了郊区土地改革的方针，没收一切地富的土地归市所有，但分给农民使用，这是对的，全国现在都在这样做。并决定只分地富的土地、房屋和牲口，其他浮财一概不动，这也是对的，现在全国也都这样做了。有人说不动浮财就没有劲，其实现在还不是都有劲了。至于地财等不拿出来将来怎么办？将来地富吃不上饭了，放高利贷不行就得拿出来投到工商业上去。现在郊区土改工作已进行了多一半，争取在春耕以前要做完。

　　第二部分讲今年各方面工作中的问题。

　　先讲政权建设，去年开始实行军管制，后来又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今年的问题有四个：

　　第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政权的基本形式。苏联是苏维埃的制度，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别的机构都是派生出来的。我们第一届代表会议开的比较迟了一点，第二届代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对全国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共产党、毛主席要领导全国人民，而这就是全国人民的组织。集中群众意见就要靠组织形式，军队有军队的组织，青年有青年的组织，全国47500万人民的组织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这个就无所谓民主，忽视了这个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北京市人民通过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北京，全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国家。过去我们发表一些东西，人家都说是中共的意见，但这次人民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以后就很快的成为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不去运用代表会是很笨的。北京的税收本来不轻，但经过代表会议讨论之后就能顺利的征收。推销公债本来也计划召开代表会议讨论，但因为1950年概算一直没有搞出来，因此没有及时开，所以公债的推销费点劲。人民对于代表会议是很重视的，非党人士也很重视，我们若干党员倒不重视，以后我们对人民代表会议应有充分认识。

　　代表会议的第二个问题是光有一个市代表会议还不行，它不能很好的联系群众，还需要一个区人民代表会议。我们一进城成立街政府是错误的，但区是否成为一级还得研究，莫斯科有区政权一级。中央和市委每天都收到市民告状和建议的信，这是甚么原故，就是因为没有区代表会议，人家没有地方说话去。

　　区代表会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冬防、防疫、下水道等。这样区委很快可以把自己意见变成群众意见，群众的意见可以很快地反映出来。此外还可以检查和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群众的批评逐渐发扬起来之后，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现在我们准备先开一两个区代表会议来试试，中央已经批准了，等这次市代表会议开过后就开，各区都可以去试验研究，郊区的代表会也没有问题，一定要开的。

　　第三个问题是有代表会一定要有协商委员会，用以事先来解决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有些不需要的形式，繁琐的规则要改，这是很有害的形式主义，它会限制工人和农民的发言。我们暂时不要学这一套，因为人民的水平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硬学就会像小孩子穿大人衣服，总是不合适的。资产阶级爱他那一套形式，似乎非有不可，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迷信，我们党内要破除迷信。凡是一切不适合劳动人民的东西统统不要，这是阶级观点的分歧。

　　第五是时间，会前准备不够，会议拖得很长的现象不好，但又要防止不论需要与否非在一定时期内开完的偏向。如果真有内容，就不必一定要限制太死，而应实事求是。

　　政权里的第二个问题是派出所。派出所基本上已经改造了，但我们派去的干部还太少。派出所是联系群众最多的地方，我们要十分重视。忽视了这个，不管你别的工作做得多好，还是不行的。我们要朝着派出所里的干部全是忠实的党员，紧密团结联系群众，成为群众核心，居民的领袖的方向去做。做到这样，就完全不需要像现在一万六七千公安人员了。但现在就恰是派出所里我们党员干部最少。将来区街如何联系，请各区同志考虑，总之，我们要做到使派出所成为人民政府的代表，群众的代表。

　　第三是税局，税局1000多干部中，很少是党员，大部分是旧人员，虽然其中也有些进步分子。税局是很重要在北京市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没有它，我们就吃不上饭，而且它与群众的接触最多，任务又是要钱。但干部的质量低，我们考虑考虑是否可以从失业的店员中抽一部分出来加以训练，学生也可以有一部分。

　　第四是作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勤务，首长、各局局长、各区区长都是人民的勤务，我们若以人民勤务的标准来检查一下各部门，你说一个二老爷也没有，恐怕就不见得，因为旧人员已经习惯了那一套，但我们的人少，旧人员一大批，于是就很难免不受他们的感染。我们的工作中文牍主义在增长着，而且的确还有一些人做了官，官架子很大，群众见了很威风，很害怕，连个别党的机关都有这种现象。我们的党、工会、青年团等千万不要变成衙门，不然就会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党是要死亡的。我们要使人民进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感到很亲切，做到这个地步的政权人员才够格。旧人员不够就改，改不了就要洗刷，我们不能容许旧的作风来危害了我们的政权。以“人民的勤务”五个字来测量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还要苦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不要有享乐思想。

　　下面是关于生产的问题。

　　革命胜利以后，生产是发展了呢还是退缩了呢？国民党帝国主义讲我们不会管生产，我们是不会的，但革命胜利后，生产力是迅速上涨的。

　　从生产力来看，石景山钢铁厂产量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了73%，农业机器厂产量增加了11.26倍，汽车修配厂效率增加了四倍半，被服厂过去每工三四套，现在六七套，最高的到十几套；北京机器厂开工数月产量等于过去的3倍，其他的不论是人民造纸厂人民印刷厂都发展了，由此证明工厂到我们手里，基本趋势是迅速地提高了生产，苏联如此，我们也如此。

　　生产规范（模）也发展了，中央管的8个工厂，工人数字增加了26.6%，不能完全统计的原因是国民党时候有些数字不能算出来。市营企业的工厂工人增加了39.6%（原8800人，现12300人），私营工厂工人增加了47%（原24150人，现29000人）。财委会计划今年还要把私营工厂增加些。公营企业中邮政局和电讯局的工人是减少了，减少的是闲人，用不着的人。去年工业用电增加了12.8%。

　　衰落的工业有两种，一种是人民不需要的，如金银、香烛、西装等业；一种是又贵又不好，生产技术落后的东西，这两种总是要垮的，垮了很好。

　　今年的政策与方向就是还按照去年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用很大力量把国营生产搞好，现在计划把上海机器搬一部分到北京来，这样，发展就更快了。市营企业的投资，今年准备6400万斤小米，相当于原有资金的两倍，贷款还不计算在内，公营企业的比重增大了，好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增加了。

　　管理工厂一定要有精密的计算，不能像对待政治问题一样靠估计。生产计划与工厂的扩大与否，都要根据科学的计算。有一个资本家派了两个儿子到外国去学经营面粉厂，他们买一部机器时要计算100斤麦子出多少斤面，有多少利，一部机器需要多少人，能用多少年等许多问题，哪里能像我们的同志一样，“听说”那里有一部机器就把它买来了。人家非常厉害，而我们同志却非常厚道，但这种厚道却是对人民的残酷，这是错误。所以第一要订生产计划，不能订一年订半年，不能订半年订几个月。计划一定要具体到每天每一个人。第二一定要民主管理。第三一定要订立集体合同，公营工厂大部分没有订集体合同，订合同要注意生产标准，不要订的太低，如感到太低，则想办法以改良机器、提高技术，开展新记录运动来提高。工资要按劳取酬，不能干不干二斤半，超额应该有奖，义务劳动不要，自动的也不要。有钱可以买公债，可以捐给国家，为甚么要义务劳动呢？义务劳动在开始时是起了作用的，但多了就要脱离群众，多数人不能办的事情不要办。订集体合同时不要企图一下订的很完全，那是不现实的，有几个问题订几个，有几条商议好了订几条，能订几个部门订几个部门，到最后还不是就完全了，你看苏联还不是一条条订立起来的。按照生产计划，按照集体合同来进行生产，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缺一不可。总的方面今年市委要加强对所有工厂的领导。

　　私营企业方面也准备发展一下。

　　政策方面要讲的有以下诸问题。第一增强私营企业生产方向和技术改进的领导，这在去年已经提出来，但做的不够。第二加强对人民有利的工业的扶植。第三有条件的发动生产竞赛，这是一个新的带原则性问题。多发展了生产就增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容易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但有好多好处，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国家的财富，改善工人生活，而且我们对私营工厂的态度亦因此而明确起来。但生产竞赛要有几种条件：第一是对人民有利的工业。第二工人要参加工厂管理，这样可以加强工人阶级对企业的领导，工人的劳动不会完全被资本家拿去。第三要订集体合同，工资要累进奖励。

　　在对内外贸易和投机商人的方针照旧。关于投机商人我们整了几个最凶的以后，其他的一些也开始不安了。商人总是要投机的，我们要与他们进行长期不断的斗争，但又不要搞的人心不安，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还需要与他们合作来发展生产，因此我们各区、各局、市委的同志们必须掌握这微妙的关系，又要资本家剥削一些，又不准他们剥削太多，我们必须善于观察动向，譬如最近搞税收公债就有资金逃往香港的，我们应注意这动向，对资本家的斗争是方针与战略的问题。

　　机关生产主要在解决学生和干部家属生活问题，中学大学学生有一部分吃得太苦了，影响发育很不好，但改善生活靠多征税多发助学金是不行的，所以要大力组织生产，主要的是种菜。

　　关于教育与市政建设，只讲一个方针问题。市委研究了过去北京的教育与市政建设，发现一切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内城有42个医院，外城只有3个，下水道也多在富庶区，外城只有臭水沟，下雨就流到老百姓院里。我们的方针应该反过来，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系统的理论。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原则上不增加，要发展工人、店员、劳动人民的补习教育，500万斤小米并不算多，没有哪二条法律规定不许为劳动人民教育花这么多钱。技术教育也要搞。

　　三海护城河要挖，好铲除蚊子窝，外城的龙须沟也要挖，好拿4000万斤小米去修理。有钱人借口反对是不行的。

　　医院要扩大传染病院和诊疗所，自来水计划增加三四十万人用水，主要的是供给劳动人民用，在这方面要投资1000斤小米。道路原来计划修17条路，还可以计划多修几条劳动人民走的路。

　　关于党务，我只讲要进一步依靠工人阶级就要首先提高工人觉悟，其他党务工作，刘仁同志另作报告。

　　最后讲中心任务是什么？生产这句话讲得很多了，讲的多了不要紧，应该讲一万次，一万次不够就该讲一万零一次，一切要为生产服务，道路、文艺等都是如此。要我们的党员团员工人和200万市民一齐抓住这个口号。有人说我们被生产迷惑住了，对的，我们被生产迷惑住了，生产就是我们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