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关于3、4月份工作向毛主席并中央的综合报告

　　<邓小平>

　　3、4月份西南全区主要集中于剿匪与征粮；在城市则是学习管理，并逐步解决城市中一系列的困难问题。

　　我从中央回来后，西南军区召集了各省、区负责同志，讨论缩减军队人数及军队编制与教育问题。同时利用机会，开了中央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干部整风和农村在完成征粮后的工作步骤问题。西南财委对于调整工商业的任务，也已放在主要的日程上。

　　（一）西南土匪以3月底达到最高峰。贵州发展到11万人，共计277000余人（2月底为20万人）。4月底减到24万余人（实际不到此数）。我们剿匪工作已见成效，计2月份消灭29000人，3月份消灭49000余人，4月份消灭78000余人，3个月共计157000余人。除贵州仍很严重，云南正在发展外；四川、西康大部地区，500人以上的股匪已经不多。主要交通线业已打通，城乡开始交流，货币开始下乡。部队剿匪思想和战术，3月份纳入正轨，4月份收效良好。3月以前，各地不辨首恶，误解宽大政策，怕犯左倾错误的偏向，大大的脱离了群众。在中央局多次批评和中央指示之后，大致已获纠正。全区经过批准，杀了匪首约1000人，群众才认为我们真正要剿匪，才敢于同我们接近，供给情报，参加剿匪。加上部队整饬了纪律，才在群众的配合下，得到现有的胜利。有些地方，同时存在乱杀人的现象。有些县、区干部，认为报到上面反正不杀，不如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亦应严格纠正。必须认真执行杀人必须经过批准，和法庭判决的规定，才能少出乱子。现在川、康土匪改变由集中到分散，由公开到隐蔽，采取此起彼伏、乘隙而动的方式。其行动也较前灵活而飘忽，故不容我们丝毫松懈。必须认识：组织武装斗争是今后反动封建势力反抗我们的主要形式。只有在群众真正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时候；特别在土改之后，才能根绝匪患。有些地方，曾在剿匪中组织防匪自卫；并在剿匪的前提下，逐步的实行枪换肩。但目前绝不能提出收缴民枪的口号，而且首先将农村坏分子的枪，收来交给农协这种办法，在个别地方已收到成效，应在全区予以发扬。部队在剿匪中很积极，人人感觉剿匪比打大仗要艰苦的多。由于我们这一时期对部队的困难注意不够，剿匪部队的体力大为削弱，医药条件很差，鞋子不够换，现已提起注意。

　　（二）全区公粮只征起40％几，税收只征起11％、12％，公债已缴款60％以上，完成公债任务无大困难。公粮自3月间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都作了一些调整。有些区域，司令官到了前线；特别是4月份剿匪收成效，故4月下旬起，四川各地征粮均有起色，全省估计已近50％。贵州因闹土匪，4月份完全停征。现仅龙里一县达到80％（全省只征起20％）。云南因布置较晚，土匪开始活跃，又因干部思想常有抵触，故收粮甚少。各地征粮过程，大体上都是开始时由于农民踊跃缴粮，情况良好，一到地主缴粮，就僵持起来。新区地主对于拖赖公粮历有经验，我们干部对此大都采取拘押、吊打、侮辱等错误的办法，结果弄的更僵。这套法宝现无效果，于是干部束手无策；在僵持2个月，不能进一步。此经验证明：凡是善于运用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提高了群众认识，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同时又能对于某些不合理部分，作了适时调整的，都能很快见效。据多方了解，西南粮食不缺，只要消灭股匪和办理妥善，是可以征起的。这次与各地负责同志面商，大家都认为不应考虑减免，而应坚持完成。必须打破地主抵赖手法，否则一切事难办；但应多告诉干部一些方法。对于不合理者，只作个别调整或略予减少，或允其缓交一部。照今天看来，征粮工作还须3个月才能大体告一段落。必须坚持完成，否则财政困难无法渡过。税收情况比公粮还差。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确已引起重视，都照中央指示配调了干部。惟因这一时期土匪活跃，工商死滞，使税源大大减少。特别是干部还未配齐，经验缺乏。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故还须经过短期才能生效。由于公粮、税收成绩不好，公粮变款尤感困难，使财政开支异常拮据。5月份全靠中财委帮助，可免强过去。如今后收入不大大增加，牵连各种问题很多。我们正考虑在收入少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和节约开支的问题。

　　（三）在中央局会议上，确定凡公粮达到70％以上的地区（县、区、乡），除以一部分力量继续完成征收并加强仓库管理外；即应将工作重心转到剿匪、生产。注意领导和解决生产有关的各种问题，组织防匪自卫，有方法的实行枪换肩（即先将地主当权派恶霸分子的枪转到农民手中）。建立和健全县、区、县农民代表会议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逐步的消灭保甲制度，和进行干部整风。并在这些基础上，准备今冬、明春的减租运动。在农村斗争的策略、步骤上，确定当前的主要打击对象，应集中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部分。对于这一部分，必须坚决镇压。而对于那些没有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即使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只要他们守法，即应使之暂时中立起来，而不应放入主要打击对象之列。我们不少同志，对于那些在剿匪火线上，捉来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头子，暨首恶分子不敢严办处死，怕犯所谓左倾错误。反之在征收公粮中，大捕其人。这是本末倒置，正予以纠正。

　　（四）城市中调整工商业与救济失业问题，正在着手研究和解决。西南工商业的困难，除与全国相同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因土匪而来的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加之西南各地工业管理之坏，冗员之多，成本之高，为全国其他各地所少见。例如天津1吨铁成本1400斤米（9石多），重庆1吨铁成本要25石米（3750斤）。如不改善，是扶植不起来的。所以，我们一面要从公私、劳资两方面，作适当的调整；一面强调私资必须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最近我们对重庆几个主要行业，如航运、燃料等等的困难，已予初步解决；纱厂正解决中。机器业则比较难于解决，拟在修建铁路计划中，向他们订一批货；但品质太坏，价格太高，正研究中。各城市普遍困难，而一时很少办法解决的，是小工厂、作坊的倒闭（如重庆一百几十家烟厂只剩几家）；许多奢侈、迷信品等类商店的转业；码头、黄包车、建筑等业工人的失业等等。重庆失业工人估计约有5万，贵阳失业工人约1万（占三分之一），成都估计有1、2万，主要也在这些行业。估计剿匪胜利、交通恢复后，可以恢复一些；但为数不会大，必须从指导转业与另谋出路中加以解决。

　　（五）西南减少军队至XX万的工作，此次军区会议业已布置，大家认为能够办到。至于留下的XX万人的编制、教育等项工作，须在股匪大体肃清之后才能做。一般不列入今年军事工作的中心，因为今年各项工作太拥挤了。

　　（六）整风问题，中央局拟有指示，已电请中央批准，不赘。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