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子恢在中南第一次司法会议上的讲话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

## [邓子恢：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各位同志：这次中南区第一次司法会议，已经开了好几天了，我因工作忙，未能出席。昨天徐部长把一般情况汇报了一下，知道同志们在思想上工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今天趁此机会，特来讲一讲下列三个问题：（一）人民政权为什么需要司法工作？（二）司法部门目前应做什么事情？（三）关于司法干部问题。

## 一、人民政权为什么需要司法工作？

　　要讲清这个问题，首先，应了解国家的性质。国家是什么？同志们看过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当能知道其大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自从社会上有了阶级，便不可避免的要发生阶级斗争，在这种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中，就产生了国家。其作用就是获得了政权的阶级，拿着政权这个武器，强制别的阶级，以达到经济上剥削别的阶级，或取消别阶级的剥削，而保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制另一个阶级最有力的工具。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四大阶级联盟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要用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来压服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以达到在经济上收回过去被帝国主义侵略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的财产和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建立起对四大阶级有利的新的经济制度。一切国家的力量，如军队、警察、法律、法庭、监狱、教育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所谓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物，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了经济，政治就是无的放矢；而离开了政治力量，任何经济制度也不能确立与巩固。这是我们必须懂得的道理。

　　其次，我们要了解国家政权采用哪些形式来执行它的任务？一般说来，共有3种：第一种是用强力，如军队、警察、监狱等，利用这些显著的强制力量，来压服敌对的阶级，使他们不敢反抗和破坏，而不能不服从；第二种是法律、法庭及财经机关等，规定一定的章程、制度、法律、法令等，使大家照章办事，有所遵循，违反的加以惩处；第三种是文化教育，即通过报纸、学校、广播、出版、戏剧等，从思想上提高本阶级觉悟，征服对方，使他们服服帖帖，不仅不敢反抗，而且不想反抗。

　　这3种形式在运用上各有不同，当两个阶级正处于尖锐斗争，革命未取得胜利以前，是以第一种方式为主。即以军事力量，不断斗争，达到消灭敌人，取得胜利。这个时期，司法工作只能起些配合作用，所有经济政治上的要求，都是纲领式大纲式或口号式的，不可能也不需要复杂的法律条文。在司法机构方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组织和周密的程序与手续，这个时期，一般是强调非法斗争，强调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群众大多数的意见，就是法令，群众创造法律，这在那个时期是对的，是需要这样做的。但是到了阶级力量对比已经起了基本变化，像今天革命已经胜利了，敌人的抵抗已被打垮了，虽然他们还有少数武装分散隐蔽，但大局已经确定了，我们已建立起绝对的优势，这个时候我们的斗争方式已经不是军事为主，不是非法斗争，而要着重于合法斗争，即上述第二种方式。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来实现各种法令，只有法律条文而没有群众力量来支持，再好的法律条文也是空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今天的形势已不同于打仗时期，不能只强调群众的直接行动，而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制度，让大家遵守。这种法律制度，也不能再是纲领式大纲式的，必须在各方面都有具体细密的规定，例如民法、刑法、土地法、工商业法、税收法等等。一方面把胜利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写在条文上，制成法律，用法律形式把它登记起来，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也给反革命阶级以明确遵循的道路，减少他们有意无意的反抗，减少革命建设的麻烦与阻力。只要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就可以给他们一定的出路，别人已经举起手，缴枪投降了，我们还要架起机关枪扫射，那是最蠢不过的。因此，司法工作就日益重要起来了，这是每一个胜利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重要步骤。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过去国民党反动政权如此，今天我们人民政府也应该如此。

　　从此可见在胜利以后，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健全，就成为巩固革命胜利，巩固人民胜利果实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不制定明确的法律法令，或者有法律法令，而没有保证执行的司法机关，与执行法律法令的司法手续与制度，其结果会使胜利的革命阶级的利益，长期陷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同时也使被打败的反革命阶级无所遵循，引起恐慌与不安，因而发生不必要的反抗与骚乱，这对革命都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许多老干部不懂这个道理，仍然停留于革命初期的思想状态，认为司法工作可有可无，不安心做司法工作，或者机械地了解群众创造法令，反对立法条文。群众创造法令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们现有的法令都是群众创造出来的，但是群众用什么方式创造法令，这在革命初期与胜利的今天，就应大有不同。在革命初期，那时革命力量还很小，反革命势力仍占统治地位，那时社会上现行法律显然是反革命的法律，不可能有革命的法律，因此那时采取直接的群众行动来创造革命法令是对的，那时强调非法斗争，反对合法观点，也是对的，不如此就无法发动群众，无法取得胜利。但是同志们，这种观点、这种行动如果仍然保留到今天，那就错了。今天革命已经胜利了，如果我们仍然没有法律法令，没有一定的法律手续与制度，仍然由群众直接行动来代替法律，代替司法机关，乱没收，乱派粮，乱罚款，以至乱抓，乱扣，乱打，乱杀，其结果不但使反动阶级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生活与生命无保证，因而恐慌不安，甚至铤而走险，引起反抗与骚乱。而且会使我们革命阶层的基本群众也不表同情，觉得太乱，太过火，甚至使它们动摇惶惑，使社会不能安定下来，这对革命是何等的危害！

　　因此我们今天就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必须制定法律法令，规定哪些应该没收，哪些应该保护，哪些债务应该废除，哪些应该偿还；税要怎样收，公粮按什么标准出，什么样情形应该处罚，什么样情形不应该干涉……，此外必须迅速建立司法机构，制定司法手续，规定哪些机关才有杀人权，哪些机关有逮捕权，罚款权，以及杀人，捕人，罚款要经过哪些手续，违反者应该受到什么处分……，这些法律制度明确了，并且照这样做了，一般反动阶级才不致惶惶不安，人民大众才会进一步团结一致，人民政权和革命胜利才能得到保持与巩固。

　　所以我们的老干部，今天必须克服过时的非法斗争观点，今天的政权是人民的，法律也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必须遵守，决不应自己立了法，自己又来破坏它。我们必须提倡合法斗争，研究并执行合法斗争的方式与手续。必须克服忽视司法工作及重政策不重法律的观点，须知法律就是政策的具体化，政策是大纲式的，在执行时必须用法律条文加以具体规定，使之变成法令，同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去贯彻执行。必须克服抽象的阶级观点，阶级观点是对的，但不能离开法律之外，再去强调阶级观点。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法令，每一条都是代表四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表示了法律的阶级性，我们对于这样的法律，必须忠实执行和严格遵守，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再按照阶级区别，加以不同处理：如对地主犯罪处分重些，工农犯罪处分轻一些，否则反要违背阶级利益。现在有些地主倒研究法律条文，而我们的干部却不加注意，这是要犯错误的。与此相反，在旧人员中，则必须克服只重法律不重政策的观点，改变法律超阶级性的观点，法律究竟是呆板的，如果不知根据政策灵活使用法令，也一定要犯错误。尤其重要的，旧人员必须改变以为国民党不好，它的六法并不错的糊涂观点，六法当中固然有些可作参考，但必须认识整个六法是为地主与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必须根本的加以废除。

## 二、司法部门目前应做什么事情？

　　司法部门目前应做什么事情，我想提出几点：

　　第一、是制定一些单行法规。立法权限虽然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可以根据中央政府政策共同纲领与现有法令、并根据地方具体情形，并配合各部门，制定必要的单行法规，请示中央政府批准。例如公私债务房产等问题，就可以根据中央总的原则，规定些具体处理办法。此外，对于司法程序，特别是关于捕人押人的手续权限，要赶快加以规定，现在乱杀的现象虽是停止了，但乱抓、乱押的情形还很严重，湖南有几个县关了千多人，这种惊人的数字，表现了我们干部对政策的执行还存在很大偏差，同时表现了我们干部对司法手续如何的马虎，其恶果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我们现在来制定法律程序，实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

　　第二，是迅速建立与健全司法机构，包括司法科、法院监狱、看守所、人民法庭，一切应有的都应当迅速建立。据这次会议汇报全中南区应有616个司法单位（监所在外），现在只建立了323个，司法部在这次会议后应立即起草命令，由军政委员会发布，要各级政府限期成立司法机关，规定编制系统，并制定条文程序，以及训练干部，使司法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对监狱看守所的房屋要严格规定，凡被机关部队占用的一律限期腾出来，损毁了的赶快加以修理，倒塌了的加以重建。监所的各种设备也要加以适当的注意。在建立这些机构时要有步骤，但至少必须先搭起架子，然后逐步加以充实。再不能藉口干部缺乏等任何理由加以延缓了。

　　第三，是迅速清理积压案犯。这一工作单靠司法公安机关还不够，要配合行政，通过县长和群众团体，调一批人组织清理委员会，突击一个月或半个月，除罪大恶极须处极刑的应呈请上级批准处决外，留下被处徒刑非关不可的就加以监禁，但必须审慎处理。对于一般没有多大罪行或根本不应该羁押的，都应该从速教育释放。今天解决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为监狱与囚粮问题着想，而是因为关系着整个的政策问题，我们必须提高注意，这是目前异常迫切的工作，要抓紧处理，否则就会酿成脱离群众，丧失威信，引起混乱的严重后果。

　　第四，是要树立人民司法的新制度、新作风、新精神。首先关于审讯工作，我们要确定下列原则：（一）重证据不重口供，要掌握材料，材料必须确实，并加以辩证的分析。（二）要与群众结合，深入调查研究，不要单纯在材料上打圈子。过去旧司法人员只知在状子上看问题，那是靠不住的。（三）确立陪审制度，邀集群众代表陪审，听取他们的意见，须注意不要犯形式主义。（四）判决与调解结合，不要偏重调解，也不要偏重判决，须看具体情况以判决结合调解，或任采其中一个方式。其次关于刑罚的使用，应寓教于惩。对犯人施以刑罚，一方面是惩戒犯罪者本身，使其转变恶习，不至再犯新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激起人民对犯罪的愤怒，领导社会舆论，同犯罪行为作积极斗争，以期预防别人再犯，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这就是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统一。为达到这个任务，对每一罪犯科刑，要十分慎重恰当，有分寸，有轻重，不要把无罪当有罪办，小罪当大罪办，也不要大罪当小罪办，如果判刑不公，过重或过轻，或有冤屈，都会适得其反，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过去国民党那种“只准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及“专打小苍蝇，不打大老虎”的现象，我们要坚决反对。再次，关于监所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除重大罪犯被处死刑者外，对一般犯人，主要是教育改造。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犯人只采取两种办法，非杀即放，现在不能再如此，必须就每一犯人犯罪情况，分别加以惩处，并分别加以教育，使他们对犯罪有深刻的认识。（二）尤其重要的是劳动改造，对这些犯人除教育外，要在劳动过程中使他们了解劳动的伟大与艰苦，从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三）要达到上述改造犯人的目的，先决条件就要看管严密，不让他们逃跑；另一方面又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注意他们的卫生，给他们生活上必要的方便，使他们能安心的工作生产，因此囚粮必须解决，原则上应实报实销，不能包干，这是改造犯人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最后，关于树立司法人员革命作风，我想提出四个口号，供大家研究：（一）要奉公守法，不能循私罔法；（二）要清廉朴素，不能贪污腐化；（三）要亲民爱民，不能欺压群众；（四）要明察是非，不能混淆黑白。

## 三、关于司法干部问题

　　这是本届会议，大家感到最困难，最大的问题，我想对干部来源提出三个方向：

　　（一）配备一定数量老干部，作人民司法机关的骨干：今天要司法机关能掌握政策，能树立优良作风，没有一定数量的老干部是不行的。老干部的长处是：立场坚定，政策明确，生活朴素、能走群众路线，较少官僚作风；缺点是：一般对业务不熟悉，有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经验主义根深蒂固，这问题最为严重。必须迅速改变。配备老干部，主要是要求各级政府限期配齐。一般行政干部、部队干部都可以调充，荣誉军人也可挑选一部分作监狱长、看守长一类工作。配齐后，由中南司法部及省府司法厅分别加以轮训，轮训期间不要长，除上课外，可采取汇报讨论等方式，训练完毕仍派回原地工作。今后司法干部非经上级司法机关批准，不得随便调动。原属司法干部除个别因工作关系确难调动外，原则上应一律调回司法部门分配工作。

　　（二）大批培养新干部：这主要是指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长处是思想纯洁，富于热情，有些文化水平，虽然多数出身于地主阶级，但他们本身并未直接参加剥削，一般对新事物都能很快接受，因此对他们加以吸收和培养是必要的。这些青年的共同缺点就是经验少，既无业务经验，又无社会经验，所以对于他们一开始不能要求过高，要慢慢培养教育，使成为新的骨干。

　　（三）大胆选用旧司法人员：这些人的长处，在于业务熟悉，社会经验丰富，文化程度较高，这是司法工作很重要的条件。他们的短处则在官僚习气重，不能接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差，尤其是不了解政策，不重视政策，对法律认识不正确，对阶级观点非常模糊，有些则是地主思想，这些缺点，只要对他们加以改造，还是可以补救的。在目前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为了迅速建立起我们的司法机构，以及帮助社会适当的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对于这一批旧司法人员应注意吸收和量才任用。当然任用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才能；第二要思想比较前进；第三要过去无大劣迹。总要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可大胆使用，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克服旧观点和旧作风。同时老干部也要吸收他们的长处，要承认过去我们的司法工作还很简陋，不要自以为是，高傲自满。在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操之过急。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能抱着幸灾乐祸，隔岸观火和嫉恶如仇的态度，而要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症下药，帮助他们自我改造，逐渐进步。

　　此外，司法干部的基本来源，是从群众中来，应在群众运动过程中去挑选群众领袖与群众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因此今天人民法庭制度，必须大胆实行，从这些人民法庭中来发现与培养大批司法干部。在群众已经起来地区，还应实行法官民选制度，由群众选出法官，上面再加以训练。这样司法干部就有无穷无尽的来源。而这些干部从群众中来，又向群众中去，为群众办事。

　　同志们，今天的司法工作是革命任务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必须在短时期内把这一工作建立和充实起来，借以巩固与保持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一任务需要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者大家努力，群策群力，共底于成。

　　来源：转载于1950年5月17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