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井泉向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的综合报告

　　<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 [李井泉：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川西行政公署主任]

　　（兹将李井泉同志的综合报告摘报如下：）

　　公粮五月八日前已完成百分之四十，估计五月底完成百分之五十不成问题，并有几个县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以上，如罗江、德阳、新都、夹江等县。经验证明关键在于农民的发动和形成组织力量；在於对乡保人员的控制与坚决剿匪；在於对士绅知识份子的团结，而又能对地主抵抗拖延者给以恰当的斗争。但农民发动和加以适当的组织是最基本的，否则不能持久，不能经受波折。目前除少数几个县外其他县在这方面做的不够，需要补做。当前各地欠粮、隐瞒最多的确是地主。温江地主欠粮估总公粮中百分之四十左右，温江地主自报土地七万多亩，瞒地约十二亩。地主之寄居乡村者还好办，在成都市或当军官者则较困难（川西各县在成都市地主约一万户，欠粮约八千万斤），派农民代表到城市，许多找不到门路，见不到地主。因此突击成都地主公粮是一件大事，现已在成都由各县派农民及士绅代表召开各县欠粮地主会议（已开，温江县六百馀户只到二百馀户），进行说理并规定条件办理，估计从各方面努力可能大部完成。起义军官中刘文辉已交一部，潘文华已交大部（在此土地不多），刘元瑄自报七千多亩，拟先交六十万斤，均在成都谈定交纳。征粮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亦开始发展，据已得材料，有几个县扣人很多，数十人到百馀人不等，成都亦扣十馀人（其中几个误扣，如黄润琴）。负担而据调查眉山分区几个县百分之六八到百分之八十不等，绵阳、新都已调整者均在百分之七、八十，一部份县未调整者均在调整中。目前农民欠粮小春後均可交齐，干部思想上障碍亦不大，估计公粮僵局可打开，特别农民发动起来和形成力量，可能会更顺利些。但是农民交粮多交大米，不愿交谷子，虽用尽一切方法处置，仍有多馀，且已发生粮热。有产生部份粮食霉烂严重危险。现拟增加收杂粮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多收白洋现金（据说亦不很多）。农民如万一不愿交谷者，拟采用打存条交政府，以後凭条交粮办法处置，因为此地不会产生夏委旱灾，粮食保存农民手中，不会有拖欠落空的危险。

　　关于公债据我回来检查，公债配额确有不合理处。其中工商业认购四十八万分，其他认购五十八万分；主要负担放在殷实富户身上，殷实富户则以重庆比例比较，不少发生叫喊过重，现已要取调整。以实收九十万分为原则，半富户减至四十万份，潘文华已减为一万分，他与我谈邓交多少，他交多少；刘文辉家未再去谈，但他老婆昨日又找统战部谈，拟按重庆商定数主动减；估计殷实富户二千多户，购四十万分问题不大。此次公债群众中动员力量很大，但在评议中，有三个区有严重缺点，群众评议中采取斗争形式，有的甚至当场喊“血债要用公债还”。其中确反映了群众愤恨的真情，但词句过於激烈，许多人受不起，怕到会，缺乏说理。在分配公债中，有少数轻重不一现象。昨日发现一户，因请求减少未允，而服毒自杀，已严格查究中。这一方面是情况掌握不实，没有主动照顾；另一方面群众评议中亦有盲目性，且旧保甲人员催收毛病亦少，此事我们已严格注意。为照顾公粮税收先收，决将公债稍缓收。

　　关于税收主要是配额问题，工商家均按旧习惯与重庆比，即三与一之比。此次未规定配额已叫得很厉害，本日有人透露，如此次税重，工商业拟在端阳节罢市。我们考虑按重庆三成都一（二千万斤）比是比较合理，但须按重庆米价则政府收入不吃亏，故拟在定分中以人民币计算，以补米价低之不足，则实收稍高於重庆配额之三分之一。估计可行得通。

　　部队整编复员问题，已开九五军、二十四军整编会议，均赞同了合编方案（唯伍培英、刘元琮不赞成分编於两个师内）。黄隐表示对编入国防军出乎意外，他们均提出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三个条件。但他们提先遣散一部後编，我们考虑恐其放走特务坏人，故仍采取编後遣散一部方针。他们也关心公粮公债问题，九五军未提意见，二十四军几个人提出了意见，公粮已允其按百分之五十交。公债五个主要军官共一万五千分，允其少买，求得整编中少出问题。九五、二十四军军官想保留官职，如在公粮公债中给以照顾，官职保留，估计合编中问题不大。

　　成都工商业问题：关于投机性、奢侈性的已倒闭或无法支持者不少，如银行解放前七十余家，已倒六十余家，奢侈业不少呈请停业。再则销路不旺者如卷烟只开十分之一，织布机二万多台，只开三千多台，丝织前一时全部停，最近大部恢复。正当的工商业虽有困难，但尚能勉强维持，这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帮助，如对纱厂绵花已供给二七万斤，财政处与后勤部共订货价值五七亿，收购成品已发出九五亿，银行已贷出款一八亿，使一部份工商业解决了部份困难；另一方面工商业本身亦有部份转向人民需要方面的经营，如中国国货公司奢侈品只占百分之五，民需用品增至百分之五十。五家私营银行均按正当经营方法继续维持俭用，且感觉没有过去投机竞争的麻烦。现在问题，确如邓政委谈的还是三方面，工会工作同志对工人应当采取主动与资方协商解决如何克服困难的问题认识不明确，因此工人虽不提增高工资，但按不合今天困难情况的旧例仍未能说服打破（如纱厂打牙祭，吃饭三个菜、一个汤，某些福利事业不应该的要求，如买口琴、风琴、扭秧歌缝衣服等），增加了资方成本的负担。对政府方面则主要是要求增加筹码，提高黄金比价，要求公债、税收不要太重，收购成品、增加订货等，这些问题已部份解决。其中运输问题，对公路局养路费太高提出抗议（这一问题，不是此间局部问题，因运费是西南总局规定）。在资方方面则主要是节省成本、改善经营方式问题，如启明电灯公司二月份最高工资约五市石，四月份增至八市石左右，裕华纱厂十六个职员，设十六个厨房，不少工商企业用人太多，且均为亲属，又不愿辞退，这就不能不打工人的主意。启明公司以一千多元一度买都江电费，卖出收三千元，引起全市不满，影响裕华纱厂全厂电费开支占百之三八，上述问题正由市负责分类召开不同性质的会议，在可能条件下加以适当解决。

　　杀人问题，全区经批准枪决匪首，经地方系统批的一二五人，经军队系统批的六五人，共一九零人。现尚关押、和管训俘匪首要及次要份子和投案自新需管训者，及特务逮捕及管训者共约八千人，其中自首的匪首及次要份子有二千多，特务逮捕及管管训五百馀人，其中又以匪势较凶县及成都市为最多，急需处置。估计其中俘匪属於封建恶霸、惯匪、反动军官及武装特务需处决约有二百至三百人，其馀分别情况管训，讨保释放，免监狱有人满之患，已派负责干部分赴各地处置，此类未释放之犯人，多为战场上捉来，军队转交地方因干部太少顾不及详细清理，因而堆积起来（公粮扣押的没有这多）。这是一件大事，处置不好，均违背党的政策，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因之处置须仔细慎重。今天主要是划清界线，并且要严格规定杀人捉人制度。坚决杀一批反革命首恶份子主要是领导上掌握的问题（区党委批准），在县团以下主要的反对乱杀乱扣押，如扣抗粮地主必须规定由县决定，严格区分性质规定制度。我们正拟颁布一个处置犯人及扣人杀人上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西南工作》 第7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 （党内刊物发至县团）， 195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