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开整风运动，整顿干部作风!——饶漱石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会七一纪念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饶漱石>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已经二十九周年了。二十九年以来，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与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成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因此，今天我们来庆祝党的生日，是特别感到兴奋和愉快的。

　　在革命战争胜利后，今天放在我党与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便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必须认识，这是一个与争取战争胜利同样艰巨的任务。因此，为了要顺利地完成这一新的任务，我们党就必须在胜利之后，及时地整顿与加强我们的队伍，整顿与改善干部的工作作风，以便更加密切我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为彻底消灭敌人的残余势力及争取在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奋斗。我党中央决定要在今年夏秋冬三季来一次全党整风，而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其原因即在于此。

　　关于我党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决议，以及毛主席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传达。今天我就来谈一谈关于整顿党的工作作风问题。

## 一、一年来华东地区党的基本情况

　　就华东地区党内情况来说，渡江一年来，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曾经和华东人民一起，完成了许多光荣的任务:我们解放了整个华东大陆，并且基本上肃清了除闽浙部份地区以外境内的土匪活动；我们完成了对广大新区成乡的接管工作，并初步改造了新区的基层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成了和正在继续完成着公粮、税收、支前等项艰巨任务，并且基本上战胜了去年包括四个省区，一千六百万人口的严重灾荒；我们组织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并进一步提高了其政治文化水平；我们进行了粉碎敌人封锁轰炸的巨大努力，克服了许多财政经济工作中的困难。这一切以及其他的成绩和胜利，都是与我们全体干部和党员奋不顾身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华东今天已有四十几万干部，一百六十三万党员。其中绝大部份都是好的，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已经有成千成万的干部和党员英勇地牺牲在战斗与工作的岗位上，还有许多的同志因公积劳成疾。这种为革命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值得全党学习和表扬的。应该指出，这是我们华东地区党的情况的主要和基本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胜利发展的迅速，新解放地区的广大，环境异常复杂，任务极其繁重，老的有经验的干部在数量上不多，新的干部大批吸收进来，又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教育和改造，再加上华东局在这个时期的领导尚存在若干缺点，因而在工作中伴着胜利与成绩而俱来的，就是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和部份干部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同志们!我们的成绩和努力已经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和感谢，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和发扬。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已经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故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纠正。下面，我就来根据若干事实，揭发我们在工作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及部份干部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但我这里所举的事例，可能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今天的报告只是作为一个开端，其目的在于引起同志们的警惕、检讨和纠正。

## 二、反对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若干领导机关和若干工作部门中。由于官僚主义是旧的没落的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与工作作风的反映，因而它的危害也就特别的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各种不良倾向滋生发展的温床。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才能有效地克服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不良的倾向。现在我就来分析一下官僚主义在我们工作中各方面的表现。

　　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就是当规定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或在执行上级所规定的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同时在计划规定以后，便以为万事大吉，不进行经常的系统的认真的检查工作。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缺乏对人民事业高度的责任心，便是这种官僚主义的特点。不幸，我们在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

　　让我举上海区航务局的造船计划为例吧。去年上海解放后，因煤粮运输及支前任务重大，一时感到船只供不应求，航务局经上级决定，在上海建造大枇各式船只，建造费达一亿余斤粮食，规模是不小的。至今年五月止，已经造好的船只有一百九十五艘。现在据交通部的检查，这一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是在制定这个造船计划时，没有很好了解当时上海船只的实际情况。其次，由于领导上不懂造船业务，盲目信任留用人员，工作上粗枝大叶，事先既缺乏详细周密的计划!事后又不进行深入的检查工作，以致所造成的船只大部不合标准。在一百九十五条船只中各厂所造性能不一。有的漏水，有的耗油过多，有的因驾驶间装置过高，不能通过内河桥梁，有的因机器与船身不称，因而开动时震动甚烈，影响船只寿命。除了这些工程上的缺点外，其他工料上的浪费也很严重。

　　再看看我们在公粮的调运与保管方面的例子吧。中央财经委员会为了平稳物价，保证上海及华东灾区的粮食供应，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度。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这一措施不但对于保证华东的粮食供应而且对于平稳全国的物价，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在执行这个任务上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可惜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在组织和领导这一巨大工作中，同样犯了粗枝大叶、官僚主义的错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事前对上海各籼仓库的容量、条件及其他情形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估计可以储存的数量，并迅速据实上报，以便上级及时停运过多粮食来沪；而是只凭主观愿望，盲目接运，以致最后发现许多仓库设备不合储粮标准，同时粮食的堆装也大大超过限度。再加上对运到粮食的米质及其所含的水分，事前没有进行化验，入仓后又未加以检查。以致到今年四月中旬，库中粮食大枇发热。当时上海库存粮食四亿六千余万斤，发热的就有一亿四千四百余万斤之多，约占总存粮的百分之卅一；个别仓库发热粮食竟达总数百分之六十，且一般均已接近变色变质的危险程度。到了那个时候才急忙组织抢救，积极进行护粮。经抢救后虽绝大部份粮食得以脱险，但人民国家财产所遭受的损失很大。

　　这里还不能不联带的指出另一种标本的官僚主义，这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我们的队伍里虽然不很多，但这种现象还是有的，故值得我们警惕。例如上海石油公司由于领导上的不负责任，致自去年八月至今，前后由于油轮沉没及被盗窃而损失的汽油即达十八万四千六百余公升。当严重情况已经陆续发现时，该公司领导人还不立即严加检讨，追查责任，并研究克服办法，而仅以高桥储油所所长报告“可能被窃”为理由敷衍了事。这是何等不负责任的态度!无怪该公司在今年二、三月间又连续发生了油池油轮发火和爆炸事件。我们对这种对人民事业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必须使他对国家损失，负担必要的责任。

　　官僚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就是工作没有中心，不善于依靠群众，整日陷于事务主义的繁忙或忙于命令主义的空喊空叫。即“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雷厉风行的官僚主义”。它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不同。这种官僚主义者的特征是在他主观上确实想把工作搞好，忠勇奋发，不辞劳苦。他们或者每天像毛驴子推磨一样弄得头昏眼花；或者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东奔西跑，弄得焦头烂额。可是结果却是费力不讨好，却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主观主义或平均主义的毛病，不懂得区别事情的轻重缓急，主要与次要；不懂得抓住最中心的环节，并集中主要力量去突击这个中心环节，使其他的次要环节得以迎刃而解。而是枝节繁琐，忙于事务主义的应付，或者是简单轻率，忙于空喊空叫，因而形成一种没有头脑的领导。第二、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不善于领导组织推动组织，不善于采取科学分工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不是领导与群众结合，而是领导与群众脱节。像这样的领导，当然是不可能把工作搞好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华东却是相当普遍的。

　　官僚主义的再一种表现，就是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就是会议多，文件多，组织重叠，手续繁琐。一定的会议是必要与不可少的；但会议必须有内容，有准备。每一次会议，都要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这样的会议，对于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推动工作，教育干部，都是必要的。可是，我们现在有许多会议流于形式。会议愈多，工作愈是深入不下去，兼职多的干部，更是成天在那里开会，很少时间来做实际工作。例如中纺九厂的工会主任，在一个月中要参加五十次会议。同样，一定的文件，也是必要与不可少的。但计划、指示、决议、表格等必须要能真正起着指导和推动工作的作用，因此，应当重质不重量。而我们现在有许多文件和表格，是官样文章，不会实际需要的。例如:苏南吴江县从一月至四月共收到上级文件，计县委一百二十七件，县府七一七件。请问这么多的文件，除了把下面的工作搞乱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再就组织重叠，手续繁琐来说，这是国民党官僚机关的公文手续搬到我们的工作中来的一种形式主义和文牘主义的表现。举一个例子:上海忸讯局有一个市民申请装置一架电话机的公事，经过了四十八道手续，拖延了八个半月之久，才把电话机子装上。这种往返“踢皮球”及“公文旅行”，就是官僚主义办事迟缓的基本原因。

　　以外，还有一种官僚主义，表现在爱报喜，怕报忧，以及害怕批评与压制批评。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缺乏民主精神与虚心学习态度，往往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他只欢喜表扬，而害怕批评；一听到批评就立即怒形于色，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采取报复手段。这种固步自封，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只有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无形中划出了一条鸿沟，造成上下脱节，内外不调的孤悬状态。例如:本年五月间上海新闻日报发表批评华东贸易部所属企业机关之稿件，新闻日报这种爱护人民政府贸易机关的热忱，本来是值得感激的。可是，被批评的企业机关之一——百货公司的某负责人却缺乏虚心接受批评的精神，反而抓住个别辞句，与新闻日报馆采访主任争执，坚要该报更正，经反复交涉，始进行检讨。又例如皖北日报社会服务栏全年接到对党政机关及干部的批评稿件凡三二八篇，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未得到必要的答复。这种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或限制发表，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和报复的态度，显然是与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相容的。必须克服这种“深闭固拒”的官僚主义，我党与人民的建设事业，才能够大踏步的前进。

　　以上就是我们若干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所表现的官僚主义的几种主要形态。下面我还要来谈一谈我们在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

## 三、纠正工作中的命令主义

　　命令主义实质上是官僚主义在执行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统治人民的作风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我们进入新区以后，由于环境的复杂，任务的繁重和新成份的大量增加，就更便于这种国民党统治作风的传染。由于命令主义是直接与群众见面的东西，因而群众对它的反感也就最深，它对我党与群众的关系的危害也就特别大。它在我们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使群众看不到我党方针与政策的正确面貌，而只看到工作干部命令主义蛮不讲理的不正确作风。因此，如果不坚决地克服命令主义，就必将使我党脱离群众，就必将使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命令主义在财粮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吧!很明白的，我们的财粮工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国民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向人民进行反复宣传教育，说清楚这个道理，广大人民是会拥护政府的公粮、税收政策的。可惜我们很多工作人员，不懂得这个粗浅的道理，有的任务一来，就不择手段，抄袭了国民党的老办法，采取了蛮不讲理，强迫命令的作风。例如:各省在征粮工作中，曾经不少地区发生过逐级加派以及乱打、乱抓、乱罚、甚至逼死人等严重现象。

　　在税收与公债工作中也发生了上述类似的情况。当上海进行检查第四期营业税的时候，税收干部强调查账。于是查账人员为了要完成任务，在查账中甚至有故意找岔子的现象，找到问题，税局有时不加考虑即行重罚。在推销公债运动中，也有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去逼销公债的。例如在苏北扬州一个城市即有二十几个商人，因交不出公债，而受到斗争。

　　在农村领导生产救灾运动中，因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而脱离群众的现象，也是不少的。生产救灾工作明明是对群众直接有利的，因而也是容易获得群众拥护的事情。可是，有的地方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干部不懂得依靠群众，不懂得采取群众路线，不懂得事事与群众讨论商量，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结果反而把事情搞坏。例如武进县百丈区动员群众堤堤防水，因为采取了强迫群众派伕和雇伕等命令主义的方法，竟至群众为匪特所煽动，造成数千群众的骚动事件。

　　命令主义的作风，在公安工作干部中也表现得严重，值得全党警惕。因为公安机关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一方面对危害人民利益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与土匪特务应当坚决执行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对人民的利益与民主权利，应当坚决采取保护的方针。这是人民公安机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局基本性质不同的所在。可惜，我们人民公安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在执行保卫人民民主权利与捍卫人民利益的工作中，一方面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无原则的宽大，另方面对一般普通案件又犯了严重的命令主义和乱打、乱抓、乱罚、甚至乱杀的错误倾向。例如上海一个分局的检讨，有百分之八十的刑事警察打过人；又另一个分局的检讨，有百分之九十的刑事罪犯挨过打。其他各地区的公安机关中，随便打人、抓人、罚款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例如皖北阜阳专区十个县中，就有八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打过人。这种现象是十分严重而必须迅速加以纠正的。只有彻底肃清过去国民党对人民蛮横无理，擅作威福，乱打、乱抓、乱罚、乱杀的恶劣作风，才不致玷污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在其他各种工作中，命令主义的作风，同样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希望各地各工作部门的同志，认真注意，严加检讨。

　　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干部命令主义作风特别严重的地方，群众就开始离开我们，我们的干部就逐步陷于孤立，我们的工作就难于做通，我们的困难就越发严重，匪特和反动分子就得以乘间伺隙，造谣破坏，挑拨离间，甚至煽动群众对我们进行骚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痛苦经验教训，必须引起全党警惕。

## 四、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基本胜利，在我党个别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一种食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这些同志在工作中斤斤计较个人的地位和待遇，而不计较自己对党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和努力。他们看不起新党员新干部，看不起群众和党外人士。他们轻视党的纪律和政府的法令。

　　抱着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他们不了解今天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全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和我党与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因此任何个人是不应当骄傲自满的。他们不了解“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谦虚谨慎，更好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巩固目前的胜利，才能取得将来更伟大的胜利。

　　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同志，必须牢牢记住这条道理，即:如果我们不克服闭门幽居称王称霸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我们便有脱离群众使人民革命事业遭受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克服个人主义与腐化堕落的思想，我们便有从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而最后为人民所抛弃的危险。

　　总的说来，上述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和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虽然绝对不能代表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但今天在我们华东地区党内，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严重现象。所以，必须引起我们特别警惕和注意。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决定，迅速开展整风运动，并须从整风运动中，坚决克服上述各种不良作风。

## 五、开展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的胜利旗帜下迈进!

　　关于如何根据中央整风指示原则，及如何针对目前华东地区党内的主要缺点，来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华东局已有专门的指示，故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着重地指出下列几点:

　　(一)这次整风是在革命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得到迅速胜利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得到迅速的胜利，由于各项工作极其繁重而复杂，及大批新干部吸收进来，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教育，因此今天我们党内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在较高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方面，主要是官僚主义。在中下级工作机关与工作干部方面，主要是命令主义；在部份老干部方面，主要是生长着一种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情绪；在与党外人士合作方面，主要是忽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因此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也就是要克服目前党内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及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等等恶劣作风，以加强我党和城乡全体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便于顺利地进行新区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工作，和城市中的调整工商业工作。

　　(二)整风的基本方法，应当是由上而下地逐级召集干部整风会议，或囫办整风训练班，并在会议中或训练班中，学习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报告和其他少数指定文件，总结当地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的基本环节就是要把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应当把对文件和报告的学习研究与对当前实际工作的检查密切地结合起来!，应当把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由下而上的检讨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但检查和总结过去工作的目的，在于纠正过去的错误及改进今后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算旧账。整风的重点应放在各级干部方面。因为把负责干部作风首先整好，不但可以经过他们逐级深入整风运动，而且也易于消除一般干部对整风的顾虑。

　　(三)一切形式的整风运动，都要求有健全的组织领导。不管是整风会议或整风训练班，在具体领导主要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并须注意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以防止包办代替或放任自流。

　　同志们!这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土改与建党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冬开始的土地改革能否顺利完成，目前我党在思想上、作风上所存在的某些不纯状态能否顺利克服，均以此次整风运动有无成绩或成绩大小为主要关键。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加强整风运动的领导，必须为保证整风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努力。

　　同志们!我们过去一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确实不少。我们不要害怕公开揭发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应当坚决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观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于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论联合政府)

　　同志们!我们过去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学习正确的工作作风，纠正了各种错误的偏向。因此，我们能够击败国内外敌人，取得今天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我们今后在毛主席胜利的旗帜下，继续团结全国人民，执行我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学习正确的工作作风，并坚决纠正各种错误的偏向，我们必将取得全国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必将取得建设新中国的更伟大胜利!(完)

　　来源：1950年8月2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