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润生 “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 [此为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1951年4月9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谨将全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情况，报告如下。

## 执行工作计划的经过与收获

　　自二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之后，在10月份根据会议的各项决议与文件——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李雪峰主任关于“为完成今冬明春土地改革计划而斗争”的报告、邓副主席总结报告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做了全区性的动员与部署。并在同时间内，开始了典型试验，从那时至今天，工作已经继续了整整半年了。全区除了河南省春耕地较少，播种季节较晚，土地改革工作还可继续进行到麦收时期外，其他各省都在4月中旬告一段落，不违农时，转入春耕生产任务了。

　　按不同的截止期分别结算，这一工作季度，已按军政委员会原订计划在5000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内计河南1200余万，湖北850万，湖南1400万，江西900万，广东380余万，广西210万，广州市郊18万。最后结算还可能有些增减。进行土地改革的县份是196个县，较原计划多59个县，但因大多不是在全县范围完整地完成，所以实际差数并不大。在去年11月间，各省曾纷纷提出扩大计划的要求，数字增至7000万，当时没有做正式的批准。按实际情况看来完成了5000万人口地区的工作，已经不算太慢了。如硬在春耕前再行急赶，或者在春耕时期草率进行，那样土地改革与春耕生产会两受其害，是不适宜的。所以就适时停止下来了。

　　在工作中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是经历了一些小的曲折道路的。从去年10月至11月中旬，是典型试验时期，曾发现了脱离群众的“和平分田”倾向，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即有所转变。从11月下半月至12月中旬是重点推行时期，在工作中又发现了急性分田倾向，局部地区政策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出了一些混乱现象，即时强调了依靠群众稳步前进方针，又得到克服，换来了工作的大进展。12月中旬至现在，是全面展开时期，大偏差没有发生，只在某些地方一度发生工作上的自满与草率情形，经过继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大多数的指示，提出重视划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果实工作的指示，运动才进一步扩大深入下去。

　　此次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实为我区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在5000万人口地区，进行了分配土地运动。在1000万人口地区结合填发土地证进行了复查运动。在将近3000万人口地区，进行了清匪反恶霸退押退租运动，综计全区约有9000万人卷入了斗争。结合这些工作，又普遍地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几项运动结合进行的结果，就引起了农村面貌的巨大改变：

　　在土地改革区，消灭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伟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农民的土地与生产资料要求依法获得满足。大约少则占耕地面积30％，多则50％以上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为劳动农民所有（河南每人分地2亩至3亩，湘鄂1亩至2亩5分）。此外还得到一批生产资料，粮食一项，每个缺粮的贫雇农，少则分得20斤，多则分得100斤。在这些地方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取得劳动改造的机会。

　　运动中检举与法办了一批恶霸，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广大乡村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丰富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战果。民气伸张，反革命气焰下降，地方太平，革命秩序趋于巩固。“过去对政府宽大无边是怨声载道，现在对政府镇反措施是誉声载道”（北京土改参观团报告）。“这就像个革命样子了”、“这次翻身才算靠得住了”、“像五月荒旱落了一场透雨，人心大快”。到处可以听到农民这般舆论。

　　群众一边分田，一边准备生产，情绪高涨。纷纷积肥、修堤、打坝、挖塘、增购耕牛农具。仅湖南一省，去冬动工挖修水塘29万8000余个，堤坝2万2500座，渠沟合4139公里，山圳1940条，受益田亩750万亩。超过原计划8％。各省修水利工程，质量合格，而工时较前减少一半。农民说：“一想到脚底下是自己的田，就精神百倍，前几天出了气，今后要出力了”。

　　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上升，相伴而来的是农民购买力的逐步增长。本年土地改革区，主要是利用果实补购点农具和必要的肥料，各乡或多或少，皆有所买进。如江西吉安县沧湾乡用大部果实买了牛78头，农具303件，水车20架。去年土地改革区据河南若干乡的调查，农民购买力较49年少则增8％，多则增至20％。只农具一项就增添到超过战前所有20％（大农具）或45％（小农具）。直接服务于农民需要的商业手工业，如豆腐房、粉房、轧花房、弹花房、染房、油盐店、布行、铁匠炉等大多恢复或接近战前水平。合作社也都兴办起来。估计第三个年头，如风调雨顺，农民土产出售顺利，购买力出现更大的增长，是无疑问的。

　　经过运动，已有近2万个乡的农民协会得到改造，纯洁了组织成份，改进了组织生活，涌现出大批农民领袖。占人口25％至40％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下了民主建政的基础。经过诉苦反封建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农民思想起了重大变化，懂得了“土地主人是农民”，“农民的穷根子是封建”。对于反封建与反帝、保家与卫国的关系，获得一种朴素而真诚的了解。湖北农民说：“我们在乡里当了家，毛主席才能稳坐北京”，河南农民说：“地主条条道路通蒋介石杜鲁门，我们条条道路通毛主席斯大林”，表现在行动上，是从“斗地主挖蒋根挖美根”。进而踊跃参军抗美援朝去“把守大门打垮地主后台”。经过运动，农民知识也开阔了“地球是圆的，俺脚底下就是美国。”从前不晓得现在晓得了。农村许多坏风习，如赌钱，吸大烟，骤然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正当的文化娱乐。“土地能分到，文化可分不到”，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开始从文化上改造与提高自己，买书识字、凑钱办学，文化高潮的来临，已经看到迹象了。

　　虽然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可以说还包含着一些极其严重的缺点，但从全局出发加以估计，可以肯定：几千万人民的斗争结束，成绩是它的主要方面，缺点是它的次要方面。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制度，几个月内把它推翻了，新制度新文化开始生长建立了，“这个成绩是一座大山，错误只不过是其中几块乱石”（北京参观团员报告），这种估计是正确的。

## 在工作中所了解到的社会环境

　　几个月的实际工作，驳倒了一些错误见解，并使所有干部取得一个共同了解：土地改革工作确实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南方特殊”，“在北方要强调斗争，在南方必须强调和平”，这种论调是不对的。从事实上得到的结论是：地无分南北，封建制度的构成，从基本方面看实无二致。本区内不同地区，占人口5％左右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少则30％（老红色区土地分散些），多则至80％（一般可分土地占50％）；贫雇农占户口之50％至60％，占土地多则15％，少的只有4％；贫苦农民终年劳动所得，有60％至80％无代价地转入地主之手。“虽系鱼米之乡，贫苦人民同样难得温饱”，“农民每年在土地上的再生产，是靠生活水准反复再降低的方法来维持”，“贫困程度日增，生产水准日降”（引自京津参观团的报告）。地主获得了经济特权，就获得了政治、文化特权，每个乡里都存在着恶霸统治。例如在天津参观团所到过的湖南益阳月塘乡，全乡30户地主中，有13户大地主是带有恶霸行为。并且其中3户是伪保长、乡长、乡干事。4户当过国民党伪连长、营长、专员。5户是圈子头、反动党团分子，就是说他们都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有3句流言是群众用以形容当地一个恶霸叫吴国桢的：“天见吴国桢日月不明，地见吴国桢草木不生，人见吴国桢九死一生”。这些人解放前横行乡闾，一身集人间罪恶之大成；解放后，仍然勾结匪特，肆意破坏。希望这些人自动执行法令，交出土地，实无异与虎谋皮。这就是说，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农民土地问题，同样是一个严重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离开了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抽象地空谈改变封建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大局胜利，地主阶级已发生分化，群众敢分田，土改好办”，实际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完全的。地主从可能分化到实际分化，群众从敢于要地到自己起来要地，乃是一个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结果，并不能坐待其出现。江南各省，地主阶级富有摧残革命的经验，此次运动中，湖南地主还以“小心民国16年”，江西地主还以“小心民国24年”去威胁农民。大约有80％以上的地主，都有分散土地财产的行为，并有什么“混关五字诀”拖、拉、赖、钻、嚷。此外破坏农具、土地和林木，摄照地契记变天账，传播谣言，挑拨宗族斗争，并利用流氓破坏政策，甚至杀人行凶，组织暴乱等事件，则到处多有发现。一般说，地主阶级中只有少部于开始不敢抵抗；大部是先抵抗而后被迫放弃抵抗；另有少部则是始终坚决抵抗。必须首先着重打落这种抵抗，才能促成有利于革命的分化。但作为一个阶级去消灭它，还须经过若干回合的斗争，“一战定天下”还是不可能的。

　　农民群众对于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是普遍的，革命情绪基本上是高涨的。一经发动，特别是在经过几次斗争锻炼之后，他们对敌人的斗争是非常勇敢又非常坚决的，他们蕴藏着无穷智慧，能够掌握政策战胜敌人，是应当坚决相信的。但由于一年来，几次群众运动都是一起即停，除少数地区外，一般都没有系统地发动过群众，基础并不扎实，农民群众还没有冲破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因而在此次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期，农民还是顾虑多端：有的慑于恶霸地主统治，“不怕老蒋怕小蒋”。有的怕政府宽大无边，“我们打虎，你们放虎”。有的受落后的宗族地域观念支配，还讲“卖命也不能卖姓”、“好人护三村”。有的虽乐于“日后有福享”但苦于“眼前没饭吃”，“无米难过土改关”，能“翻得起心，翻不起身”。一旦敢于斗争了，还须学会如何去斗争。总之，使农民从一个自在阶级走上自为阶级，不经过系统的斗争锻炼、没有一番艰苦的发动工作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戒骄戒躁，过高估计过去工作基础，是会走弯路的。

## 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贯彻政策法令

　　在试点时期，由于对上述各点认识不清，因而出现了“和平分田”的错误。法令宣传，变成对群众的思想束缚，领导者所讲的一套秩序、步骤、计划，变成对群众行动的束缚。地主嚣张破坏，群众束手无策。满心为群众，而群众怨言纷纷。农民批评我们：“土改是半斤，不土改是八两”，地主却说：“这种土改还划得来”。当时看的很明白：缺乏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就是许多好法令、好方法都失去了效用的原因。如果再缺下去，土地改革工作将会遭到全盘性的失败。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总结了一百个乡的经验之后，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团结中农，开展农民运动以贯彻土地改革政策的方针。经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下达于各地之后，干部欢迎，群众拥护，从干部“运动群众”，进到真正的群众运动。打倒恶霸、退租、退押，执行政府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打击地主破坏，发动了贫雇农民，划清了敌我阵线，树立起群众政治优势，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创造下顺利分田的条件。

　　放手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这是当时着重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并不放松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预防偏向。当时曾强调指明：放手即是放手发动群众执行政策，必须划清政策界线，放反封建之手，而不是放反资本之手；放广大贫雇中农之手，而不是放少数流氓分子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而不是放乱打乱杀之手。批评了不要群众的不放手，又批评了不要政策的错放手。因而使土地改革法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实施。但因运动是几千万群众的斗争行动，本不是先划定时间学会一切公式，然后即可按公式做好一切，而是在前进中学习怎样前进的。所以虽然强调指出要防止偏向纠正偏向，但当时已预料到，事后也证实了，在运动起来之后，还是发生了若干偏向。其中比较主要的几项：

　　一是个别的（从对象说）但是比较普遍的（从地区说）吊打甚至非刑拷打风气。以第一批2000多个乡较为严重。有的是群众性报复，从前受了恶霸分子的残害，诉苦之后，气愤不过，出以吊打。有的，出于少数分子的个人蛮干，对地主的狡猾抵赖，看不过去，又不善于集合群策群力以求制服地主，因而采取了此种不正确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当地无人领导，群众自发仿效。有的，出于异己分子，乘机捣乱，破坏政策。有的是得到干部示意，有的是背着干部暗吊暗打。情形不一，但其危险则同，妨害了群众的充分发动，脱离了大多数。

　　二是有些地区发生侵犯工商业现象：据各城市调查工商业者约有70％以上占有土地，其中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又为数甚多。有些集镇上的商店，还直接置地收租，放高利贷，盘剥农民。解放后一年中，且有一大批地主，变卖粮食土地，隐匿城市，逃避土地改革。由于在去春的减租退押运动中，城市地主，大部未执行法令。又由于城市政府与人民团体不曾及早主动处理这一问题，因而就引起农民“城市是地主防空洞”的简单看法，在一个时期内就发生了农民进城直接捉人追退欠押欠租的情形，并有个别查封地主兼营商店作坊事件发生。以致一度引起了部份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误会与波动。

　　三是对地主区别对待不够。有些地方，对不法地主，重罪轻办，轻罪重办了。退租退押中，大地主少退，中小者反而多退了。某些地方，在破坏分子挑动下，起了宗派纠纷，把有点不良行为的地主，当恶霸加以惩办了。

　　偏向的害处，人们都明白。必须坚决纠正，也都毫无疑义。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呢？当时却议论纷纷，我们确定地采取了以下方针，和具体办法，事后证明它还是正确的。

　　（一）必须在运动前进中纠正偏向，必须在纠正偏向时保护运动前进，纠正偏向的结果应该是推进运动而不是停止运动，是提高群众积极性而不是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大家都是按邓子恢副主席所做指示进行了工作，就是：“手必须放，偏必须纠，群众必须发动，封建必须打倒”。

　　（二）倡导正确做法以克服错误做法，针对当时需要：

　　提倡合法形式斗争以纠正非刑拷打。领导群众开展对地主的讲理讲法斗争，注意发动受蒙蔽的群众，揭发地主罪行，以理战胜敌人，依法解决问题。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法庭数量要多（一般是一区一个），手续要简，办事要快，主动受理案件，惩办那些不适宜于由群众直接处理的不法分子，以支援农民斗争。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以防侵犯工商业，军政委员会宣布了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本城乡互助原则，划清政策界线，既要保护工商，又要依法满足农民要求。劝告工商业者主动解决自己的问题。坚决割断其与封建制度的联系。对恶霸与不法地主，认真检举法办。农民要依照一定手续进城办事。有了纠纷要经过城乡联络处，实行调处。各地照办结果，偏向得以预防或停止，农商称便。武汉3月以来，调处争议2000余件，一般尚称妥善。

　　重申区别对待地主的规定：犯罪分子，必须法办；守法的，依法对待；自动执行法令的，政治上加以照顾。劝告农民不要挖地主底财，以防吊打风气之再起。但对地主分散隐藏的四大财物，则应允许农民依法实行追查，务使农民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

　　（三）必须以教育说服方式，引导农民自觉纠正偏向，而不宜用强迫命令方式去纠偏。具体办法就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民小组会，结合具体事例，组织讨论，用好坏对比方法，发扬好的，批驳坏的，群众掌握政策，做到自动纠正偏向自动防止偏向。至于对待那种乘机破坏的异己分子，则不容姑息，必须采取命令制裁的办法。错误并非来自群众，而系出于领导干部个人的左倾蛮干行为，更应严格实行制止。

　　（四）必须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建设好农民协会，以保证政策法令的正确贯彻与实施。第一、要强调采用个别串连访苦方式，去建立与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使农民协会的根子扎正，成分纯洁，实权由贫苦的劳动农民掌握起来，而不致为异己分子所篡夺。作到放手而不乱。第二、要强调实施农民协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凡关系农民大众利益的重大事件，都须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小组会的二层讨论通过，防止少数代替多数的不民主作风。凡事都取决于大多数劳动农民和群众，就能够办的合情合理，再加上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政策教育，自然可以做到合法。运动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各项政策自然就可以贯彻实行。

　　采用了上述一系列办法，慢则半月，快则数日，就使各项错误，基本上获得改正。后期有个别地区，仍然有所重复，虽是残余现象，亦仍须注意坚决纠正。但这却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别的偏向发生了，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上述各点也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普遍而完全地做好的，所以新的偏向，还不免要发生的。近来好多地方，又发生了草率求成，先紧后松，忽视地主新的破坏与抵抗，放松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工作与运动进展脱节的情形。在划阶级中发生了多划地主，少划贫雇，提升富农与小土地出租者为地主的现象。有些城市解决问题不主动不普遍，对满足农民一点注意不够（一般只退到退租退押的30％左右），对抵抗分子非法行为放任不管，办事迟缓又引起农民新的不满。所有这些不加纠正是危险的。必须当作现今纠正偏向的重点所在。前已发出指示，并在报纸上连续公布了典型范例。以便干部和群众仿行。

　　经过农民运动贯彻政策，有领导方针又有群众行动，既要放手又要坚持政策，这就是五个月工作中体验到的一条根本经验。

## 运动的过程、步骤与发展方式

　　综合一年来乡村工作的经验：土地改革工作，必须分三大阶段来逐步前进。在土地改革前须普遍的进行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这是第一阶段。正式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没收、分配，这是第二阶段。填发土地证，并在若干地区进行复查，这是第三阶段。每段至少各需一季时间。合起来就是时间三季，工作三段。

　　第一阶段任务，是摧毁地主政治统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为土地改革铺平道路。这一段斗争的严重意义，邓副主席在他11月18日广播“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已作了透彻的说明。河南检查了去年43县地区土地改革，第一批11个县这一阶段做的好，群众情绪高涨，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民政权巩固，只有13％多则19％的乡村，带有夹生现象。第二批若干县份这一段做的不很充分，则有30％至50％的乡，出现夹生，出现所谓“小变天”，地主仍然当道，反革命分子照旧活动，群众被压，田分了而生产劲头不足。从全区经验看，去冬纠正了“和平分田”错误之后，群众第一要求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反恶霸、退租退押，群众说：“不打倒恶霸，分了田是替地主保存财产”，“看见他们心里发慌”。这可以证明，从前缺了课，现在必须补，不补就成了“和平分田”，补的不适当又容易混乱了整个步骤。因此，以提早进行为好。

　　第二段，是进一步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进一步发动农民的大多数，全面实施土地改革法。这一段第一步要宣传法令，反对地主破坏，重整农民队伍。有些地方还须查减查退查翻身。第二步划阶级，要切实做到判明敌人，划出朋友，团结自己。须坚决斗争地主中的抵抗分子，切实团结中农，保护富农经济和小量土地出租者。进一步开展群众中的反封建的基本思想教育与具体政策教育，以巩固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决心。第三步转到没收、征收、实行分配。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制度，并从此奠定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对地主隐瞒土地与财产的行为做斗争。并须掌握满足贫雇、照顾中农和着眼于生产利益两条原则，进行分配果实和生产资料，造成农民的大团结。做好这几步后，可即转入第四步，总结全部斗争，教育农民发展生产。这就是第二段的大体步骤。这些步骤，必须走了一步再走一步，绝不可采用不分步骤“一锅煮”、“双管齐下”的错误办法。去冬某些地方不划清阶级就实行没收、征收，形成既不彻底而又混乱的局面，就是明显的教训，必须记取。

　　第三段，发土地证结合复查夹生乡，是土地改革的全面结束，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段？因为工作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土地改革时间短，生产季节来的快，准有一部地区（各地材料差不多是20％左右乡村），在那里土地改革法执行不彻底，甚至假分田、错划成份、错没收等情事是免不了的，有些错误是在工作未结束前看不清，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清的。分了田随即发土地证，就会将各种错误固定起来，影响了生产的进行。可以先发一种临时执照，而将土地证发放时间推迟一下，中间隔一个生产季节，放在下个冬季，结合发土地证，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冬学教育，总结翻身，巩固胜利，清理遗留问题。并选择若干不彻底村加以复查，重新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反攻，满足群众本应依法满足的要求。河南今年约有千万人口地区结合发土地证进行了这种复查运动，收获很大，从各方面看，都是利多而害少的。

　　运动必须采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发展方式。不这样做必犯错误。去冬有些地方，凭着干部数量多，就采取了全面动手、限期完成的办法，实际结果是一种干部突击运动，积极分子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群众，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农民久受封建统治，不习惯于革命的团体生活，有了模样，又经过切身体验，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才会步步增高。此次各土地改革区，把乡村分为三批，大体按一、三、九比例，由少而多增加，布置工作时，分为点、附点、面，按不同的情况，同时加以布置，先后相差一两步接续前进，使运动的展开，和群众组织与觉悟水平的提高，两相适应，这样就能充分地发挥群众的自动性和创造性，有了好经验便于推广，有了错误，也易于修正，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快而且稳的要求，是成功的。

　　我们讲运动过程，讲运动的发展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离开这个目的就不免又掉到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错误中去。这种错误，我们已经犯过一次，今后当不容再犯。

## 干部与领导

　　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近十万干部中，有90％以上是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干部，不到10％是老干部。经过半年的考验，在上级领导与人民的监督鼓舞之下，在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空气当中，都得到了很大进步，人民是满意他们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能领导群众，坚决向反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生活上与贫雇农共食共居，日以继夜，不避饥寒风雨，怀着满腔热情，艰苦奋斗”，“几乎是把全部生命交给了工作”，“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不懂就学，有错就改”，这些都是良好的品质，应该注意保贵。“所谓上好、中少、下糟是不对的”（引号内录京津参观团报告）。但又必须明白他们有缺点的，思想上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和工作不很得法，这两条几乎是大多数人的通病，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而在工作中一再重复，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任其自流不加改正也是不对的。然而要求他们第一天学了上级的一切指示，第二天就变成永不犯错误的工作能手，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拿着上级的指示去领导群众时，又要提高群众又要迁就群众，既不能跑在前边，也不能落在后面，不放手要右倾，放了手又不免出偏差，做到得法二字实非易事。实际上无例外都是经历着：不断工作，不断出错，不断纠正，不断进步这样一个过程。因此，领导机关教育干部也只能根据这个规律去进行，即是更多注意采用不断总结他们自身经验的方法去教育他们，而不是多用那种行政制裁方法去管制他们。单纯管制就会滞息了他们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是有害的。所以除了在用指示、用电话、用电报、用报纸、用广播台以及派员检查及时抓紧指导工作外，有一个方法是我们特别强调使用的，就是开会总结工作，加强实战教育。下边同志称之为“战地整训”。这样的会，5个月来已普遍开过3次，效果是很好的。教导他们分析经验，弄清是非，划清界线，让他们放心做工作，大家积极性日益提高，工作就日有进步。只有对那些有意做坏事的分子，丧失立场的分子，或者多次教育，已明了何是何非，仍坚持不改错误的分子，才分别情况，采用惩处办法。教育干部要结合实际斗争，提拔干部也是如此，尤其对农民干部的提拔，不经过斗争考验，只开训练班是不能成功的。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一批老干部得到提高，一批新知识分子干部得到改造，一批农民干部得到提拔，做了工作又培育了干部，给今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应该看做是一个重大收获。在此期间，我们曾收到了不少信件，听到过不少责难，内容不外是说下层干部不好“你们姑息错误”，有的所举事实与看法都对，有的所举事实对而看法有偏，有的事实与看法都有偏，有的是因为本身犯法而藉机叫嚷，以他人之错掩饰自己之错。所以对于这些提意见的人，除查明其所述事实真象，即时处理外，并按以上所述使用与教育干部政策原则，向他们做了解释，这种解释工作今后还须反复进行，因为在这方面发生疑难的人为数还是不少的。本兼听则明之旨，我们是很愿意倾听来自各方的各种意见，并愿意彼此竭诚相见商讨有关问题的。

　　这一次的土地改革，除了固定于当地的工作干部外，还得到了各方面的增援，北京、天津、汉口本区各省会各民主党派、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都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去参加土地改革，对工作、对参加者本人帮助都是很大的。各城市人民政府与人民团体多方努力，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团结与教育职工、工商业者、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援助农民斗争，也得到了很大成绩，保证了人民的城市与人民的乡村间的真正合作，加强了各个革命阶级之间的亲密团结，壮大了土地改革的阵营，孤立了封建势力，形成一个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大进军。这些都是土地改革中新的经验和重大收获，今后还应该发扬巩固起来。

## 今后计划

　　全区连去春以前完成的1700万人口地区，加上此次完成的5000万人口地区，合计有6700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约计还有7000万人口地区的工作，须于今后完成。按时间与力量，1952年春前在5000万人口地区完成，下余2000千万地区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尚须推后进行外，其余则在1952年冬完成。这样就是在先后3年内完成了全区土地改革，大体确定这样一个计划，估计是有把握完成，而不致发生过急过慢错误的。

　　已完成的必须继续加以巩固，做完了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未完成的要加紧准备，以为过去有了经验，今后即可一帆风顺的想法是错误的。任务还极其繁重，松一口气的思想必须纠正。

　　从现时起就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第一、不误农时，组织生产，这是全区的总任务。停止土地改革，必须了解为是暂时停止全面的分配土地，而不是停止群众运动。因此，已土地改革区，必须做好结束工作，要针对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各个阶层中做工作：大力支援新得地的贫农尤其雇农，使他们能有力进行生产；从实际上团结中农，使他们敢于放手发展生产；稳定富农，使他们安心生产；用适当的管制加训导的办法，迫使地主进行劳动，不荒土地（确有困难者，按本会春耕工作指示说明办法给以照顾）。执行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纠正某些被错划的阶级成份，组织果实的使用，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加强农民协会组织，防止地主反攻。未土地改革区，须继续在不误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减租退押，以解决群众生产困难。不论何处，皆应切实组织群众为不荒芜一亩土地及预防和克服春荒、夏荒、水旱灾荒而斗争，力争再一个丰收年。

　　第二、非土地改革区加紧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一是，在秋天以前，普遍而又深入地开展一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务须在这个阶段，把封建政治统治打倒，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得到初步的发动，培养出一批农民干部。而在广东等地并须结合这一斗争，把当地干部加以整训，端正其立场、作风与思想，认真完成土地改革的群众准备和领导准备。其二是，各省须分别在春秋二季，抽调一批业已有了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干部加以集中的系统的训练，用总结工作经验为主的方法，使他们知识系统化，以便转移至新土地改革区，充当区与乡工作组的领导干部。

　　第三、已土地改革区，应转向生产、教育、和民主三大工作。在秋天以前，是整顿与提高农民协会组织，调整生产关系，继续抗美援朝思想教育，提倡适合农民习惯的互助拨工，举办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运动，结合生产，检查土地改革，发动那些未经发动起来的群众（如部分妇女、中农、小部份贫雇农），打击那些仍然有复辟活动的封建势力。在秋、冬发放土地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冬学运动，进行深入一步的反封建反帝教育，复查夹生村，有准备地消灭某些与反革命相勾结的秘密封建组织，选举与健全农民代表会，及其他青年、妇女、民兵组织，以巩固乡村政权。进而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注意保留已土地改革区的领导力量，而不宜过多过快地调走在原地工作的干部。

　　最后，我们在工作中还碰到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大多是中央与本会尚无具体规定，而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不解决的，其中重要是山林的分配问题，划阶级中关于地主富农、债利生活者、小土地出租者、农村工商家等成份确定上若干问题。这两项问题业已提出专案说明，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这个报告，实不足以充分说明工作的全部情况，和几千万人民斗争的丰富经验，还希望各位同志多予补充和指正。

　　来源：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上册），195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