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卜盛光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   <中南公安部长、卜盛光>   (主席、各位委员:)   我将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后半年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向委员们报告:   一、中南地区潜在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的,过去一个时期,反革命的活动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些反革命的活动,是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特务为骨干,结合反动恶霸地主、封建会道门首领及野心不死的反动党团分子和反动的匪伪军官,及一贯作恶现在仍不改悔的匪伪行政官吏等进行组织土匪、组织“地下军”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革命组织,进行窃取国家机密,架设秘密电台,供给敌人情报,散发反动传单,传播荒谬谣言,制造暴乱事件,抢劫人民财产,暗害干部、群众,刺杀我军政首长,袭击区村人民政权,破坏交通、厂矿,焚毁仓库物资等反革命破坏活动。尤其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反革命分子更喜形于色。他们以为“翻身的日子到了”,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许多过去潜伏不动的反革命分子又开始活动起来,有的反动官吏则将保存的军官服装、符号、领章都重新整理,偷偷试穿试佩,照一照镜子,有的将埋藏已久的电台也取出试通,积极收听美蒋广播,打听其动态,准备匪军到时,重整旗鼓;会道门则加紧制造刀、矛,积极练武,谣言与暴乱事件激增,工矿、交通遭到破坏,干部、群众遭到杀害者也更为严重,据不完整的材料统计,我区去年被反革命分子所杀害的干部即达5千余人,其中由于反革命分子打入内部实行暗杀而被害的干部则有860人。如湖南桃源八区区干队由于被土匪特务掌握,中共县委宣传部长等十余周志均惨遭杀害;工矿企业部门半年来发生特务匪徒破坏事件259起,物资的损失,仅据所知的材料,价值即在千亿元以上;至于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损失则无法统计,仅零陵特务纵火事件,即使三千多人民无家可归,损失达159亿元之多;区村政权遭受袭击者有200余次,特务放毒事件418起。许多反革命分子准备迎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反攻大陆”,甚至把接收我机关、工厂的名单都准备好了,从各地破获许多反动地下军案件中,了解他们竟已组织起地下政权,秘密委派专员、县长,企图时机一到,就直接从事颠覆人民政权的勾当。他们除杀害了很多人民群众以外,并且加紧筹划刺杀我军政首长。武汉破获的特务地下军头子胡孑民即曾图谋刺杀中南军政委员会张难先副主席。类似案件,各省市均破获很多。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区进行如此疯狂的破坏活动,一方面是由于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存在,并在我区还有其一定的反动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着片面宽大的右倾偏向,没有很好贯彻共同纲领第七条所规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过份的强调了宽大,忽视了镇压,致使许多罪大恶极、怙恶不悛及解放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我们去年五月以后进行的清理积案工作,实际上许多地方都形成无原则的大批释放,或重罪轻判,甚至有的匪首被我几擒几纵,仍不改悔,而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就使反革命分子无所畏惧,以为我们宽大可欺,大肆活动起来,有的匪首鼓动其匪众说:“我是首恶必办,政府还不杀,你们是胁从不问,更不用怕了,干吧!”“捉着了还不是管几天饭,住几天训练班就又回来了。”还有的土匪特务多次被捉住,还埋怨我们招待不如前次周到,被释放的特务土匪,回去又向人民实行报复。有的匪首说:“政府没杀我,这条命是占便宜得来的,干吧!死了也合算。”等等。这种情况在我区是发现很多的。如广西博白县某村农民协会主席捉一匪首送交上级处理,该匪被释放后,即将此农民协会主席全家杀光;柳州有一农民协会会员全家42口被释放回去的匪徒杀掉了41口。又如活动于广西灵山一带之特务匪首李基,被我捕获后将其宽大释放,不到一月,又组织党羽杀害群众百余人,烧毁民房千余间。也有的特务匪徒是经过我们宽大优待,仍旧野心不死,勾结匪帮,图谋破坏。如蒋介石匪帮鄂西北游击司令田西垣,在我大军南下解放武汉前夕,假藉立功赎罪名义,纠合匪徒,企图保持反动实力,图谋不轨,解放以后,经我揭发制止教育宽待仍不改悔,并假藉为找工作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且又暗自接受白匪崇禧委令密充匪华中反共地下军第三纵队司令,从事反革命活动。又如匪国防部二厅武汉潜伏台台长熊祥松,武汉解放后被我破获,诡称自愿立功赎罪、经多次教育,也毫无改悔,又密与匪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取得联系,收集我重要军事情报,供给台湾匪帮。类似上述例证,各地均有很多,由于这些宽大无边的结果,致使反革命活动凶焰更加高涨,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因此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不满政府,他们说:“人民政府样样都好,就是随便释放特务、土匪不好。”老红色区域的农民说:“这不大像毛主席领导的政府。”湘西群众说:“如此宽大,土匪永无肃清之日。”有的人讲:“坏人宽大,好人害怕。”甚至有的气愤地说:“再宽大,我也当土匪去了。”有的被害家属将被土匪、特务杀害的亲属抬到县政府门口,抗议政府的“宽大无边”。这些埋怨与不满,确是由于我们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不够,产生了右倾偏向。因此,我们为了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坚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实行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才能使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和保障。   二、自从去年秋季以来,我们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结合抗美援朝、士地改革的伟大运动,在全区广泛的展开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斗争。各地分别召开会议,开始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并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严肃而慎重的规定了镇压的范围与政策,强调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确定了捕人杀人的批准手续和权限。捕人的审查批准权在县人民政府,杀人权掌握在各省、市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专员,以防止乱打乱杀,或错捕错杀。为了便于掌握更有秩序、更准确的打击敌人,我们对处理一切案犯的机关又明确的分了工,规定一切政治性的反革命案件,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武装土匪案件由军事法庭处理,恶霸、地主及一切破坏土地改革案件则经过人民法庭处理。为了更正确的执行这一任务,各级政府均作了详细的计划和布置,派了大批干部分赴各地帮助和检查。几个月来由于全体党、政、军、民的努力,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收获是很大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0月以后的4个月的材料,即破获特务、土匪、地下军等各种反革命案件4千3百71起,关押与管制了大批的职业特务、惯匪、恶霸、地下军及组织暴动残害人民生命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并处决了一部分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重要反革命首恶分子。其中如广西恭城暴动事件的祸首钟祖培,是伪国大代表、匪恭城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曾啸聚匪众2千余人,攻入我县城,杀害我干部群众300余人,其屠杀人民的野蛮残酷手段则难于形容,如挖眼、剖腹、砍掉四肢、汽油浇身然后烧死,妇女被轮奸后强迫裸体游街然后打死。血债累累的特务、匪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刘彤轩,他是从事镇压革命活动的专家,我豫、鄂两省革命干部与群众被其亲自指挥杀害者,在千人以上,解放以后,伪装自新,仍然勾结土匪特务进行破坏活动。著名的竹沟惨案主谋犯之一孙志诚,原系匪联防自卫团司令,杀死我干部战士200余人,现仍潜入我区,组织特务进行破坏。湖北大匪首恶霸蔡神生,也是匪绥靖总队特务,曾杀害农民群众500余,烧房300余间。河南匪南阳专员褚怀礼,解放前曾活埋我方城县长刘毅然同志及干部群众100余人,甚至13岁小孩也不能幸免,解放后打入起义部队,从事特务活动。中统南京站长、军统华中区长、武汉办事处长蔡立民,捕杀我干部战士400余人,武汉解放后仍潜伏活动。还有中统特务朱文俊又是汉口封建把头,一贯镇压工运,武汉解放后逃至重庆充当军统特务组长,后又潜返湖南,图谋刺杀中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副主席。阴谋破坏湖北张公堤,企图淹没我武汉军民的中统特务库伦,爆炸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军管会的凶犯陈正,是匪内调局华南办事处的组长。组织上饶县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冯东浩,他是匪保密局的特务,又是特务地下军的高级参谋,除积极发展其反动势力,组织暴乱,杀我干部群众外,经常来往于香港与美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机关供送情报。   上面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各地类似这样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为数是不少的。但是解放以来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以致到最近才交付法办。   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结合人民公安部队和全区人民,已将盘据在我区的数十万武装土匪基本肃清。这些胜利,使各方面的工作和社会秩序,均呈现出新的气象,反革命分子在遭受我有力的打击之下,除部分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匪徒,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仍然进行破坏活动外,其反动阵营已经混乱恐慌,分化瓦解。许多土匪特务的组织,被我打垮,反动分子向我投降、自新、登记、悔过者也日益增多,如去年10月广西降匪占歼匪总数的25%,而12月则增至60%,南宁一个乡在25天内自新土匪即达575名,交出长短枪577枝,邕宁七塘枪决了匪首以后7天之中即有300多土匪投降,许多匪首因遭受我严重的打击亦纷纷被迫投降,土匪家属劝子劝夫归降和特务匪特投降自新者,各地均有很多。过去有些被管制的特务匪徒分子很不老实,现在也较老实了。有的不法地主也低头认罪,要求守法,大大的减少了土地改革中的抵抗。有的反动分子说:“感谢政府过去管制得严,否则胡作非为,保不住脑袋。”有的地主公开承认自己罪恶,报告隐瞒的田地及分散的财产要求分配,有的向群众提出约法三章,保证不造谣、不破坏、安心生产。盗匪案件、反动谣言均较前减少,社会秩序更趋安定,政府威信大大提高。到处群众反映:“共产党睁开了眼睛”,“这才像个革命的样子”。河南汝南城关工人编快板说:“抓得好,抓得巧,政府计划好,生产竞赛安心了,就是抓得太晚了”。有的地方杀了匪首、特务、恶霸之后,群众有的唱太平戏,有的摆酒相贺,有的在县长所乘马上贴“青天县长”的标语,有的自动检举土匪特务,送情报带路捉匪,或相率上山捉特务。湘西群众万人自动组织起来上山剿匪,河南匪首陈子亮藏于地洞内数月也被群众搜出,广西朗墟处决了3个匪首后,全村自动起来搜捕散匪,不到3天即捉匪130多名,邕宁覃湾一个老百姓跑40里路向军队报告匪情,并说:“现在怕什么,捉着土匪不会一律宽大了。”江西广丰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自动参加捉匪。由此,人民的斗争和生产情绪普遍提高,热烈参军或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社会各阶层均纷纷表示拥护,咸称政府措施正确适时,干部在不断的斗争和考验中取得了许多可贵的经验,提高了政策和业务水平,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大为提高。以上这些情况,就是我们严厉镇压反革命以来的初步成果,充分的说明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南最高领导机关这一措施的正确适时,完全符合于人民要求,使整个社会秩序趋向安定。   三、在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中,也还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必须克服的缺点:   1、首先必须克服自满自足的新的麻痺思想,我们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还作得不够,有些反革命分子漏网潜逃或伪装起来,没有受到惩罚,仍在继续作恶,或等待时机企图再起。继湖南零陵特务纵火案之后,各地又到处发现类似事件,仅武汉3月下半月约10天中即发现特务纵火案11起,其阴谋手段愈来愈多,如有在猫尾巴上捆上浇满汽油的棉花燃着后,纵其狂奔,以图引起火灾;还有女特务化装学生,来汉投考学校,在旅馆房间中遍洒汽油,纵火焚烧;其他各地诸如以美女勾引、物资利诱、腐蚀干部,实行暗害等阴谋仍不断发生,还有的特务制造谣言说:“人民政府这次实行镇压,凡是在国民党政府作过事的都要捉起来”,企图引起一部分人的恐慌,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甚至有的企图以此威胁一部分人上山为匪。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又不断驱使特务、匪徒潜返大陆整顿组织,指使潜伏特务转移隐蔽,逃避风头,或乘隙实行报复,破坏工厂、矿山,杀害人民群众,以制造大陆上的混乱状态。在这种阴谋指使下,曾发现有农民积极分子全家被杀的,厂矿物资遭受破坏者亦时有发现。凡此均足以说明:敌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必然会更加疯狂的进行其垂死的挣扎。但我们也还有某些地方对此情况不够深刻了解,看见逮捕与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后,就以为这一下反革命搞得差不多了,可以“松口气了”,这是一种有害的麻痺思想,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使镇压反革命工作继续深入的开展下去,达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的目的。   2、必须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过去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作得不够的,许多反革命的血腥罪行揭发不够,某些罪大恶极分子没有通过公审,如阴谋破坏湖北张公堤的特务库伦,没有通过公审,处决后许多人还不了解为什么杀他,军统特务鲁亮,曾捕杀我干部群众50余人,武汉解放前亲自以麻袋装着活人,投入长江20余袋,解放后拒抗登记,继续进行破坏,这样滔天罪恶的案犯,处决时亦未进行公审,被害家属至今还不知道冤仇已报,人民的义愤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张。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所发现的各种疑虑没有得到及时的解除,使有些人对镇压反革命工作不够深刻了解,如有的怀疑:“是不是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作过伪军政工作的都要抓起来?”还有的说:“杀这些人是不是太不仁慈?”“是不是还有冤枉的?”还有的害怕牵连自己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始终都是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仍然没有变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尤其是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我们又有了更明确的量刑标准,可以保证更准确的打击敌人,那些该杀的,我们一定坚决的为民除害,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过去那些残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杀他,对他过于仁慈,他才气焰嚣张,使许多人民的生命遭受损害。而一切好人,则人民政府都是绝对负责保护的,我们镇压反革命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护好人。至于那些可杀可不杀或可捕可不捕的,我们均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我们处理每件案子,均经慎重的调查研究,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这样是可以保证不牵连无辜者,不致错杀好人的。今后必须纠正过去某些地方存在着的不敢宣传或害怕震动而忽视宣传工作的现象,应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动员各阶层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为彻底肃清反革命而斗争。   3、加强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克服某些个别干部在工作中所存在的粗糙、不够细致的工作作风,如个别的刑讯逼供和错捕错放及对坏人的管制工作不够严格形成放任自流,以致造成反革命分子钻我空隙流窜潜逃,继续从事破坏,这些现象均应速予纠正。   4、目前各地关押的许多案犯,尚来不及进行很好的清理,有些罪大恶极应及时处决的,还末处决;应该判处徒刑的,尚未及时判处;也有应该及时释放的,也还没有迅速清理释放或交付群众管制。以致影响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和工作的开展。同时有些地方因监狱房屋不够,或管理不严,越狱逃跑的现象亦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清理积案与监狱建设的工作已成为当前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工作。   5、必须注意加强各机关、团体、工矿、企业、民兵、农民协会内部的保卫工作。敌人曾以各种手段打入我内部,实行破坏,如有的机关已发现匪党的县党部书记长潜入充当茶役,伪县长充当汽车司机,匪副师长混入工厂充当工头,进行破坏活动。又如江西某县有一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打死我4名干部后而自杀。此类现象,各地均有发现,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清除那些混入人民政权内部的特务匪徒分子,纯洁队伍实为今后的重要任务。   6、关于反动党、团及反动封建会道门的处理工作,我们还未有系统的进行,许多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至今仍未向人民低头交出自己的组织和证件;甚至有的还在原封不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发展反动党、团员。关于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在我区甚为普遍,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取缔工作。那些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大都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特务有密切的勾结,现在还在秘密的发展其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必须加以警惕和注意,以求更进一步地摧毁反革命活动基础,保障社会与人民的安全。   7、为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更高威力,必须继续加强人民司法、检察、公安机关的工作和加强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的建设,这是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一支专门队伍,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现在这个队伍还不够健全,必须继续加强其工作,提高其业务,以便更有力的打击敌人,从而达到保卫人民政权,保卫生产建设,保卫人民永久利益的目的。   以上就是半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简要情况,我们缺点还很多,请各位加以批评和指正。   来源:1951年4月17日《长江日报》,转载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并出版:《镇压反革命》,北京:1951年10月26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