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在西南区第一届司法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

　　会议开的很好，解决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些思想问题，会议对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了检讨，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明确思想，是为了发扬对的，避免不对。因为司法路线、思想基础是我们工作的起点。因此检讨不是为了责任问题，如过去宽大无边，对反革命镇压的不够，对反革命的危害熟视无赌，经过检讨认识了对反革命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几个司法部门（检察署、司法部、法院）是要和敌人斗争中保护国家人民利益，过去的责任，主要是各地领导机关的，如怕杀人，有好多领导同志是这样的，10月（去年）之后才纠正了。

　　为什么公布条例又大喊大叫？是因为宽大无边是压制了群众，直接影响了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这种倾向是普遍性的，但司法部门的同志，也应作检讨，实际上有些毛病是属于我们业务范围的。

　　过去老区的司法工作的经验主义和“六法”观点也存留在我们司法干部思想中，因而这就不完全是领导上的问题，必须弄清楚这种思想而不是追责任。

　　从西南看毛病何在呢？十月以前普遍宽大无边，以后逐渐纠正了，这一方面是中央指导唤醒我们，另外是敌人对我们的“指导”（大施破坏）如29厂的破坏损失了30亿，有几个特务系统在破坏，弄清楚了之后，才提醒了我们。但中央指示，敌人“教训”有些人还不警觉，思想上存在着是否有些违反道德，“国民党杀人，我们反对，我们也杀人”等等。当然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地主，或者其亲戚有牵连，而发生抵触，这些人若不亲身参加群众控诉是不容易转过来。他们对群众的呼吸脉搏摸不清，因此很难理解中央一再提出的反对宽大无边，而群众和敌人这两个老师教训了我们。凡镇压了反革命的地方群众才翻了身，有的地方租也减了，押也退了。群众不敢说话，工厂做了很多工作，工人也没有翻了身，因为这石板揭不掉， 群众就翻不了身。29厂第一次诉苦会受害者不敢说话，有一个工人诉苦时手足发抖，特务说：“讲吧！”“小心！”镇压反革命后，生产恢复到去年12月的记录（12月为最高记录，以后因特务破坏降低了）私营厂也是如此。这一系列事实说明不镇压反革命，群众是起不来。这问题摆在我们司法工作者面前，如果我们对敌人专政的话，才能使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云南某工厂镇压反革命之前，群众不敢起来，镇压反革命之后，群众说：“中国现在才解放了！”人民看解放是看他们自己解放了没有，因此应很勇敢的站在群众方面，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这说明中央的指示和条例是正确的。

　　现在又有一种“差不多”思想在发展着，事实上是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内有反动派存在，就有斗争，而不是中央指示了才有任务。司法工作者应当把对敌人的专政当作长期的任务，亦即司法工作者的长期业务。可能是民刑事案件有几万件，反革命案件只有一二十件；则一二十件为第一，因为我们第一件任务是对付敌人，即镇压反动，保护人民，这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当然人民内部的问题应该处理好，这对人民有很大教育意义，使人民从政治上思想走向积极的道路。但不应本末倒置，对敌人要严，对内部也要杀人的，但这是为了教育人民，对敌人的“仁慈”是错误的。因为你仁慈他不仁慈。29厂有个年青特务是孔祥熙的副官介绍的，进厂以后先计划破坏机器，没有成功，后又计划破坏别的东西，因为放哨和自己技术不行没有破坏了。因此他下决心学技术，准备把技术学好后再破坏，长期埋伏。

　　反革命是否可以教育，我们不否认有一部分动摇的，经过长期教育可以争取；但对坚决者来说是不可以的。如重庆大逮捕时，有的特务高喊：“国民党万岁！”“台湾万岁！”打死一个（不应该打死，打伤才好）另一个起来又喊，又是29厂逮捕一批特务之后还有特务把一个坦白份子杀掉灭口，这证明还有特务。在监狱内强调教育。想教育好是不可能的，跑的也不少，重庆关的犯人在狱中■组织，企图暴动。■■教育■的好吧！但这只能教育人民，敌人是不能教育过来的（并不反对给犯人上课）我们应该批评这种思想。因为从实际上证明，这是错误的。

　　又有人提是不是会“左”。路线是否对。有没有杀错，我们的回答是任何一种运动，如不注意是会“左”的，但现在是否“左”呢？不是，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有两个保证：（一）批准杀人权在专署以上，川西历来就由行署批准，不会出大毛病；（二）是人民过问，杀人判刑通过群众，摆开来让大家看，主要根据群众意见，人民利益。（不是完全听群众意见）过去伪司法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如此，不走群众路线，我们可以经过陪审、公审、控诉，经过人民各党各派，不会错的，可能有个别的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杀了的，贵州杀的8％以上是敌人团长以上的匪首，还关起敌中队长以上31000人，就不一定都处死刑，但还要征求群众意见，说服人民。

　　我们的毛病出在粗糙上，因群众要求即时办，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是轰轰烈烈规模宏大，不能和写文章或绣花一样，重庆市杀错了一人；某地出了8个人的布告，杀了9个人，这些缺点加强检查是必要的。凡属该杀的即杀了，该放的即放了，不能弄错，要总结一番，因为粗糙草率很不好，要同当地政府首长党委密切联系。越往后，越要注意，越要细致，如出布告是公安部门大体弄好之后，要司法部门过一道手续，可以麻胡了吧！不能的，还要负责任的，细致的搞，不能出问题，如有的地方布告上写罪状“一条国民党员，一条哥老，一条一贯道”这就容易使一般的国民党员知道■感到有被杀的可能，而造成混乱，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出布告是一件政治工作，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看布告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

　　在清理中如有人对某些条件发生怀疑，可以组织他们去调查，这可以帮助我们的不足。

　　过去曾批评司法部门慢，这是因为公安、检察提出某犯10条罪内有1条怀疑要调查弄清再说就慢了。以后遇见这类事情就商量一下，即使有7条8条就可以杀，把怀疑的去掉，我们可以的——不了解司法、公安、检察任务是一个，各个部门应该有不同的意见，研究批判一下有好处。

　　镇压不及时处理问题很慢，忙于次要的，忽略了主要的，这是认识不明确的原故，至此我们总的回答一个问题：错了没有？总的说来没有，个别粗糙。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杀了，但这是不是了不起的错误呢?不是的，我们主要依据群众意见，看杀了的那个不是血债累累，不但农村即城市亦是如此。群众发动的程度和觉悟程度不同，不是要怎办就怎办，而是批准权属于专署以上，不会出大的偏差，这是从组织上保证不会犯错误。另外教育人民包括公审、控诉、布告、各界■闻……等。这件工作做的不够，城市落后于农村，有好多是控诉中检举出来的，这可以发现敌人，教育人民，使运动更加深入，司法部门的同志回去，要和行政上研究这个问题。杀人不是不能见人的事，要大张旗鼓，发现有错误，大家调查，应把大张旗鼓作为我们的业务，一切和群众见面，听群众的话。

　　以下讲几个具体问题：

　　一、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从马、恩、列、斯理论上说，都认为是专政的工具，有的人过去坐过敌人的监狱，便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关人，这是无原则无立场的反动说法。不管他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因之应该树立人民的司法观点，几千年来对封建的司法观点印的很深，我们又没有新的一套，这问题在老区没有解决（比其它部门解决的少），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努力创造一套经验。如婚姻、租佃、贪污、烟毒等等。量刑标准主要依据政策和实际情况，因之要求我们要提高一步，充分运用很多经验。只有积累很多经验之后，中央才能根据经验拿出一套来，可能是经过群众不见得比依据条条更不好些，我想是要好些。作风上要密切结合群众，群众意见，应成为主要根据之一，但不是要怎办就怎办。

　　二、少数民族镇压反革命要宽些，因民族工作还没有做到那一步，须待那个民族自己起来，自己要求时才镇压反革命，如西康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自己要求剿匪，自己决定，才好办事，否则会认为是汉人杀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镇压反革命，必须是少数民族自己举手，公安司法部门应调查掌握材料，但办就要通过少数民族。各地都有民族代表会议，通过这个会议就不是汉人杀少数民族，这是否迁就？是迁就，等到他们觉悟起来，自己会要求的，要很慎重，要通过省的领导机关。

　　三、干部机构问题：现在应该逐步的加强，许多部门都不健全，不但司法部门。不健全不等于不能做事，可以集中力量做中心工作（如法庭工作）任何一个会议都提干部机构问题，都合理，但不可能有很多人，必须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慎重的选择一批人带起来，带二三年就好了，不能乱找，一批一批的逐渐来解决，满腔热望，希望一下解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各地政府应帮助找徒弟调查。

　　四、配合问题：各地均采取定期联系商量些问题，互相了解情况，做的更顺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