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 （此稿未经彭真同志审阅，如有错误，由记录人负责）

　　同志们！这个会开得很好，在我们党的会议中不算准备得最好的也算是准备的最好的一个，会议还没有开始，决议草案就准备好了，决议是从头到尾毛主席起草的， 又经他亲自修改了好几次。说到这次肃反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今后也可能比这次做的还好，但无论如何反革命没有这样多了。毛主席说：这次俘虏比朝鲜俘虏还多，歼灭的敌人比朝鲜前线还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又说：这个决议在一个月以前还写不出来的。因为决议是反映我们的工作的，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工作内容。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已经罗部长报告传达了，我现在讲的也不过是重复毛主席的精神，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杀人问题。到会的各地同志对大会决议表示一致拥护，有的同志用十六个字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适时，方针正确，完全拥护，坚决执行。但是不是还有问题呢？还有。就是大家以为今后再杀十万还不能满足要求，好象土改中分浮财一样，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其实，这个决议最要紧的就是杀人权的控制问题，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修改，整个的精神就变了。我们为什么要严格控制数字，为什么一千两千都要争一争，同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在双十指示以前分配十万数字，那时大家的情绪就好像证收公粮一样，那时十万看的很多，这时就看不到眼里。为什么那时非放手不可，这时又非收住不可，是否如下边个别同志所想的中央一左一右呢？显然不是的。其原因就是情况变化了。毛主席常说：当前情况为我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了，其中有很多重要指示，但主要的一条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毛主席指导工作历来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如过去湖南农民运动时这个说糟得很，那个说好得很，毛主席就到湖南做了实地考察，他说实在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他如兴国调查等许多调查报告，延安时有调查研究决定，都指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什么？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和从什么原则出发，这就是唯物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万变不离其宗。

　　如果从这里出发，我们考虑一下目前情况是什么呢？一是我们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如主席所说:俘虏比朝鲜还多，杀反革命比前线还多，全国反革命的气焰镇压下去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撒出来了，过去农民怕地主，现在地主怕人民了，军队、政府、公安机关的威 信在这次运动中建立起来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这是伟大的胜利，整个运动是正常的，健康的，一般没有发生什么偏差。这是总的一方面，但有没有另外一方面？还有。杀人数目很多已超过千分之一，老区连过去杀的一算也超过了千分之一，逮捕总数恐怕要超过一百万，算是已经差不多了，这一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当 然也还差一点的）。如果再加一点，就容易加坏了。同时现在应足够地估计，群众未起来之时怕反革命，群众已起来之后杀气腾腾，群众在高潮之下容易有左的情绪，干部当然反映群众情绪的，反映在干部脑子里有一部份有点热了，热了就容易出问题，容易出偏差，这时如果我们不收一下，就会出问题。

　　还有运动发展已到新的阶段，已牵涉到中层内层，这和从前大不一样。前一时期主要杀的是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头子、反动会门首领，这几种一般不易搞错，至多将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因为这些是浮在社会表面的。但一涉及中层内层问题就不同了，这里主要是过去的党派关系、潜伏的特务间谍，在八个方面如果重的搞轻了还好些，如果轻的搞重了就不好了，搞错了一个大民主人士可能会影响全国，所以这时头脑不冷静下来是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继续反右呢？还是要防左呢？双十指示以后一个时期，我们一直是反右纠右，到今天我看右倾现象已经完全克服，主席的历次指示中，虽未写明防 左，实际上包含着防左的精神。主席看过所有的镇反电报，许多地区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随时注意运动的发展，领导上是处于完全自觉的，完全有科学预见的，完 全没有盲目性。过去右的偏向右的危险已经克服，剩下的是左的危险，右的偏向极少，所以目前主要的是要防止左的偏向，虽然还没有严重的偏向发生，但运动已表 示不大好控制，如中南说十五万，一汇报变成了二十万，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假设中央的电报迟发一个月恐怕会要出一些乱子，所以有左必纠，无右防左。少奇同志报告讲了，右了好办，左了就不好办。因为那里右了，杀得不够可以再杀，如果左了人头落地，是无法承认错误的，承认错误也无济于事，影响会很坏，会将很大一个胜利最后一不小心搞坏了。过去我们整风审干开始本来是很好的，但后边出了点偏向，于是就使成绩受到了影响，甚至有的人提起整风审干坦白等名词都觉得不好了。所以这次肃反运动如果最后搞不好，就等于脸上抹黑，有些不满意我们的人会到处破坏我们的影响，会使我们的群众威信受到相当损失。再讲到过去苏区杀“AB团”，开始也是对的，以后就错了，当时有些群众以前“麻木不仁”，以后则“特务如麻”，反映在干部脑子里来也是如此，所以就难免搞错，但一错就不好办，如过去自己把自己人杀了，今天算不算烈士？你自己把人杀了今天还要上烈士塔，这就很不好讲。这次运动就不同，主席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完全有预见性，毫无盲目性。领导上最大的英明还是看火候。我们这次开会也是一样，原说六月十五号开，主席说：正象在军事紧急的时候要开紧急会议，会议非马上开不可。因为实际上大捕大杀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从情况出发，可以看清运动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应将杀人捕人切实 掌握，必须收住，今天是宁右勿左。一个人迟杀几天顶多是损失点囚粮而已，此外别无损失，应判死刑的因民愤不大而判以死刑缓刑，叫他去劳动生产更无损失，主动在我，什么时候要杀还可杀，所以要坚决收起，今天一收就不会出乱子。过去我们有些粗，所谓粗就是将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今后不是一个不杀而是要精细的杀，如此则十万人的数目很恰当，可以满足。所以思想上要防左，要将捕杀严格控制起来。

　　第一个控制是将杀人权控制到一定比例数以内。用尺子一量心里有数。否则你说多他说少，干部说多群众说少，就不好办。已达比例者停止大捕停止大杀，但并非一个不杀不捕，现行犯要捕，罪恶大民愤大者还是杀一点，问题是要严格控制。二是将杀人权收回到省里，收回到今天在座同志们手里。同志们想，是将杀人权分散下面好掌握呢？还是收在你们手里好掌握?我们开了会，研究了主席的指示，体会了会议的精神，收回到你们手里就会精细了，一个一个审查，放在下面，下面脑子是热的就要出偏差，真正能管住的是这一条。捕人权收回到专署，因捕人不同一些，捕错了还可以放。至于有些组织不纯的地方更应注意这一条，因为肃反掌握在我们干部手里，只要没有逼供信就不会杀错，但如果组 织不纯那就危险得很，所以主席指示杀人权一律收回到省，这一条不管什么人反对，都必须坚持。其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这又是一条防线。罗部长讲得好，可杀可不杀的都不杀，不可杀的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条：对那些民愤不大，危害人民利益严重，但不是最严重的，就判死刑缓刑，主席说 这有很大好处，就是保存劳动力。将来建设中是很需要劳动力的，现在我们说中国人多那时就会不够用，保持这七十万劳动大军，叫他挖河他挖河，叫他筑路他筑 路，又不闹待遇又不闹劳动保险，那里有这样便宜的无代价的劳动力？反革命的威风已经打下去了，留下这一批有极大好处，将来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一条，就是八个方面的控制，八个方面都是我们自己内部，党是自己，军队是自己，政权是统战内部，有如从肉里挑刺，很容易伤肉，伤着党内军内不消说是 伤了自己人，伤到民主人士，人家就会有“兔死狐悲”之感，会弄成很不正常的空气，影响整个统一战线的团结，伤到工商界影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界影 响同小资产阶级的团结，假如我们错杀了某一个教授，就会影响全世界。这是运动深入到城市后发生的新问题，所以在八个方面就是完全该杀的也只杀十之一、二。 主席想了多少天，规定下这几条，这就能保证我们杀几十万反革命不犯错误，使运动从头到尾不犯错误，使群众、民主人士从头到尾地拥护，运动彻头彻尾的胜利。 这样恐怕就要成为全世界肃反斗争中最完整的一次。我们对敌人的斗争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对反革命有杀、关管、放，所以消灭反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不要只靠一杀解决问题。

　　二、发动群众和宣传问题。上面讲到这次运动胜利是伟大的、正常的、健康的。但并不是没有缺点了，缺点有两个：一是将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二是宣传不够发动群众不够我们镇压反革命有两个任务，一是杀反革命，二是教育群众。用这两条检查我们的工作，第一个任务在此期间我们完成了。但发挥杀反革命的使用价值， 每杀一人教育群众则不够，当然我们作了很多宣传工作，如大张旗鼓、登报、广播、展览、开代表会、座谈会、控诉会?等。但为了督促我们自己，应该说做的很不够。今后要利用十万人做充分教育，实践我们过去不够的地方。在清理犯人时，确定杀、放，还是公安内部负责，党委调人参加清案也要派可靠的，不能将公安内部的秘密暴露出去，但当案件已清准备起诉，就可请大家参加做宣传，请民主人士参加，使他们成为宣传队，北京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有时我们讲了人家不相信，民主人士亲眼看到了说该杀，他们就相信了。杀人名单过去没有公布，那时也是 对的，今后十万人，城市杀多少，名单要公布，判刑要公布，特别是要详细公布罪状。总之要杀得精，每人宣传，每批控诉，开各种会议做宣传。主席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这样我们的公安队伍就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万万人民，全体人民都起来对付反革命，工作就好做了。所以宣传深入与否，就是要不要群众帮助的问题，要不要群众做我们的手脚，做我们的耳目。大家都做防奸工作，公安机关则成为领导几万万人民防奸肃特的核心。所以这次运动中确实打破了我们的神秘主义关门主义，因而 大大影响了群众。过去公安部门招学生人家不愿来，很多人不懂得革命特务与反革命特务的本质不同，就连许多干部还有的不愿戴警察帽子，现在不同了，群众在喊公安机关万岁，派出所长万岁了。群众联系了，就要保持下去巩固下去。毛主席指示必须建立一定的组织形式，以发动群众做防奸工作。党有小组、支部、军队有 班、排、连、营，没有这些就无法组织起来，群众防奸组织也是同样，名称可统一为“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数不要多，三至九人，就是选择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担任此项工作，通过他们又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群众防奸的组织形式。运动中很多地方已有类似组织，有的叫公安委员会，有的叫治安委员会，这也是这次运动的一个创造，现在把名称统一一下，普遍推广起来。但新区要在土改之后才能建立，城市则在肃反运动之后建立，这样就没有危险。要规定一点职权，它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捕人，但不能自己捕人（现行犯当然可以），做那些？不做那些？应规定一个条例。这是我们依靠群众动员群众一系列的问题。

　　三、中层和内层问题。过去我们包下了一批旧人员，还吸收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其中绝大部份是好的，可以改造的，这一点必须肯定。否则漆黑一团就会搞乱了。一般说真正的坏人不过2-3%，至多4-5%，但的确是很复杂的，政府财经部门都很复杂，公安部门领导骨干纯洁一些，但如包括警察在内亦很不纯，所以必须清理一下，特别是公安部门，把坏人搞进来那是很大的危险。

　　清理的办法，可以整风方式搞自动坦白运动（忠诚、说老实话都是一样），开始要学习惩治反革命文件。首长做报告效力很大。然后可以号召坦白，但不必在大会上坦白，群众大会压力就是个“逼”，很厉害，故可不要。向组长、科长、局长、或到公安机关坦白，或书面坦白，都可以。各地经验证明，有两三个礼拜可到高潮，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可以搞完，北京革 大、西南一级机关的办法都可采用。经过这个运动一般的问题可以发现，剩下的再慢慢搞。真正的反革命特务，看文件搞坦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还要采取两个 办法：一是捕一批真正反革命有证据的；二是嫌疑分子要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调开（公安机关属于要害部门），或集中管训。以后再逐个审查。整个运动开始应有重点的进行，一般可先从首脑机关、公安系统开始。

　　现在审干与过去不大相同，在延安时民主人士还很少，他们也不多管事，现在有了各民主党派，他是政府委员、政府副主席，你把他的党员抓了他还不知道，那就不好。因此，政府当中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要民主人士参加，要和他们商量。要由党组织领导，实际上由公安机关负责，党委领导。我们的一切讲话、分析问题，要按共同纲领办事，按政府法令办事。另外，我们现在工作很忙，不能象延安时可以放下工作专门进行整风，但领导机关必须分出一部份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还有被斗户、被镇压户、留用人员、反动党团员不要一开会就讲，以免引起反感，实际上要按工作要依靠老干部、党团员做骨干，但不要形成老干部整新干部，工农分子整知 识分子，党员整非党员，外来干部整本地干部，否则会搞得我们很孤立。

　　这个会议，由於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开得很好。过去我们是有很大成绩的，还没有发现以什么严重偏向，但是有偏一定要纠。毛主席讲，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所以我们有偏必纠，自然纠偏也应以说服办法撑腰态度去纠，道理要讲清楚，但收的原则一定要遵守。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去办，只要我们收得很好，就会使运动彻头彻尾的圆满正确，使这次全国规模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彻头彻尾的胜利。这个会议是个关键，讲这么几点，请同志们考虑。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