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子恢在中南党政机关干部会上关于镇压反革命学习总结报告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

## 一  什么叫做反革命

　　我们镇压反革命工作，已经进行了半年。但有些同志对于什么叫做反革命，什么叫做反革命分子，还弄不清楚。还把所有反动党团员、旧人员，都当做反革命分子，这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今天这个报告，首先要来讲一讲什么叫做反革命？什么叫做革命？把这个界线区别清楚，在今天对同志们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什么叫做革命、什么叫做反革命？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常常自称为革命，而我们今天又把国民党与蒋介石匪帮称为反革命。究竟谁是真革命，谁是反革命，这点很容易把人弄糊涂。因此要判别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绝不应看他口头自吹，而应该看他的实际行动。因为革命与反革命，都是一种政治行动与政治斗争，而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物，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因此，要区别革命与反革命，首先就要弄清双方所支持与实施的经济制度是革命制度还是反革命制度？依照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看法，凡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实施之后，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而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就叫做革命制度；反之，如果那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把它保持或者实施之后，社会生产力不仅不能发展，反而向后倒退，因而使大多数人民生活日趋困苦者，这就叫做反革命制度。如果大家认为这种看法公允正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凡反对反革命制度，拥护与支持革命制度的行为，就叫做革命行为；反之，凡破坏与反抗革命制度而坚持反革命制度的行为，就叫做反革命行为。凡为推翻反革命制度，实现革命制度而奋斗的人，就叫做革命分子；反之，想方设法维护反革命制度，百般阻止革命制度实施而又有破坏罪行的人，就叫做反革命分子。在革命的经济制度下面，生活得到改善，因而支持革命制度的阶级，叫做革命阶级；反之，在反革命经济制度下，享有生活特权，因而发财致富，而在革命制度之下，却被剥夺了生活特权，因而仇恨这种制度的阶级，就叫做反革命阶级。凡代表革命阶级利益，以推翻反革命制度，争取革命制度实现，作为自己行动纲领的政党、派别与团体，叫做革命派、革命政党、革命团体；反之，那些代表反革命阶级利益，维护反革命制度，阻挠革命制度之实现，作为自己行动纲领的政党、派别、团体，就叫做反革命派、反革命政党、反革命团体。这就是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标准。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旧中国所遗留的全套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官僚资本垄断制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这一切都是反革命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享受经济特权与生活富裕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都是反革命阶级。代表这些反革命阶级利益，为维护这些反革命制度坚决反对革命的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其一切特务组织、群众团体，都叫做反革命派、反革命政党、反革命团体。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正是由于这些反革命政党、反革命阶级，维护了这些反革命制度，便长期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弄得旧中国农村破产、城市萧条、工商凋敝、教育不振、天灾人祸、四民交困。这是旧中国民贫国弱、外侮频仍的根本原因。这是国民党二十余年反动统治的历史罪恶。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所正在施行的共同纲领上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如土地改革制度、保护工商业制度、劳动保护制度、金融制度、新海关制度、税收制度、对外贸易制度等，这一切都是革命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生活日趋改善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阶级。代表这些阶级利益，为实现这种新制度作为自己奋斗纲领的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是革命政党、革命派、革命团体。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些新经济制度实施之后，仅仅两年时间，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不论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贸易等都在日益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日趋改善，国家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种繁荣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正是新经济制度革命性、优越性的实际表现。拿目前实施新制度的优良效果，与过去国民党保持旧制度的惨痛历史相比较，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不是很明显的吗？谁也不能自封为革命，谁也不能把反革命帽子往别人头上乱戴，谁也不能随便相信人家口头瞎吹，而要看各人自己的实际行动与行动的实际效果。这就是毛主席所提倡的实践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

　　革命与反革命区别弄清楚了。我现在要进一步来说一说反革命制度、反革命行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党派与反革命阶级的从属关系。大家知道，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所豢养的一批爪牙、狗腿子，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敌人，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反革命阶级。这些阶级为什么要反革命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与中国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发生根本矛盾。譬如我上面所说的旧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资本垄断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制度，这些反革命制度长期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大众，是一条锁链，对整个国家民族是一种灾难，即对这些反革命阶级本身最后也要家破家亡，同归于尽。这种悲惨状态，早已为百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尽管如此，这些反革命阶级，却仍然坚决维护这些反革命制度，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是因为这些反革命阶级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这些反革命制度上面，尽管前途如何可怕，但他们眼前却依靠此旧制度取得经济特权。他们维持了这些旧制度，就仍然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任意剥削人民，强取豪夺，敲骨吸髓，从而发财致富，穷奢极欲。如果此旧制度被推翻，实行新制度，尽管新制度如何合理，如何有利于人民大众，将来如何发展，但对他们眼前来说，土地财产被没收，生活特权被剥夺，他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去剥削人民，再不能享受那种豪华生活，如果他们不从事劳动，且将无以为生。这就是说，新制度违反了他们根本的阶级利益。因此，所有反革命阶级中人，对于新制度、新社会就怀恨在心，对于旧制度、旧社会则恋恋不舍，因而想方设法来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抵抗新制度，抵抗不了，则设法拖延或假装应付。公开不能活动，则秘密活动，搞特务、搞地下军、搞暗杀。一旦有机会则企图变天复辟。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维护旧制度，为了恢复他们的阶级利益。一切反革命行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党派活动，都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这是物质生活的条件决定了他们要这样做，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非走上这条路不可。现在的问题不是希望他们不要反革命，这是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把革命贯彻到底。如果我们不要革命，不想把革命制度贯彻到底，如果我们仍然愿意忍受他们的剥削与压迫，让他们仍然保持着经济特权，仍然过着豪华生活，那么人家当然可以不来反对你的革命。但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再忍受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如果我们硬要将革命制度贯彻到底，那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反革命，我们就只有坚决去镇压反革命。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阶级恶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

　　有人问：是否所有反革命阶级中人都有反革命行为，都是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也不能这样说。反革命阶级中也有个别好人，有些人看得比较远一点，因而不来抵抗革命；也有一些人软弱无力，因而不敢抵抗革命；还有一些人有正义感，从反革命阶级中分化出来，同情革命，赞助革命；也有一些人思想前进毅然背叛原来的阶级而投身革命。因此，在这些反革命阶级中也出现了一些守法分子，出现了一些开明人士，甚至也出现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这是事实。但应该知道，这只是个别现象，是就这些阶级中的个别人物来说的。如就这些反革命阶级的一般人来说，那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半年来各地在土地改革中地主的普遍破坏与反抗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这些阶级中的青年子弟，本身未直接参加可耻的剥削行为，而又受过前进思想教育的，其中大部人是可以争取改造，吸引他们来参加革命。但应把他们与他们的父兄区别开来，不能因为他们革命，因而他们的父兄也就是革命的了。总之，我们应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从阶级观点出发去分析事物、分析人。对反革命阶级，应随时提高警惕性，不要因为这些阶级中出现了个别好人，便模糊了自己对整个反革命阶级的认识，而麻痹了自己，这是极端有害的。

　　有些人说：革命已经在全国胜利了，人民政府已经做了许多好事情，人民向心，天下已定，为什么反革命阶级中人还要死心塌地与革命为敌，难道他们硬要自找死路吗？这种情况在一般人看来是想不通的，但事实上反革命阶级中却确确实实存在有这一批顽固不化的坚决分子，成为反革命的核心骨干人物，这自然也有他的客观原因，第一，是由于他们长期过着剥削生活，丧尽天良，养成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教条，就是他们的人生观。总要对自己有利，什么坏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第二，他们长期处于统治地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自视为“天之骄子”，“人莫予毒”，把劳动人民看做天生“贱骨头”，只能供他们驱使，做他们牛马，现在看到这些“贱骨头”居然翻起身来，敢与他们对抗，实在心里不服，眼睛看不惯，因此死也不甘心失败，硬要显显身手与人民为敌；第三，这些人一向主观主义，不承认事实，他们自信心很强，对人民力量永远估计不足，不相信自己会失败，不相信革命会从此成功，因此总想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第四，他们背后尚有蒋介石匪帮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与鼓励，他们之间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在帝国主义未被人民打倒以前，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不会罢手的；最后也有一些人历史罪恶太大，血债太多，他不相信人民会饶恕他，人民也确实难于原谅他们，这些人是要反革命到底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无立功表现，而怙恶不悛分子，是只有镇压没有宽大的，对这些人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不叫一家哭，结果就是一路哭。

　　有些人说：难道革命阶级中就不会有反革命行为与反革命分子吗？这当然也会有的。工人当中也出现了特务，农民当中有地主的狗腿子，其他小资产阶级与民族阶级中也有一些坏蛋，这是事实。但应该知道，这也是个别现象。这些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在新的经济制度下，摆脱了旧枷锁，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亲身体验，会促进他们拥护新制度的决心，没有理由、没有需要来反对革命，难道他们不愿意自己生活过得好一些吗？就是这些阶级中的某些人做了一些反革命行为，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些是受人胁迫，有些是被人欺骗，有些也可能因对某些事情不满，而中了反革命的离间计，这些原因一经查清楚，加以解决，仍是可以争取回头，可以教育改造的。因为这些人的根本利益是与革命相符合的，他们不需要反革命，也不会真心反革命，只有当他们干反革命勾当太久了，长期依靠反革命吃饭，而不是靠自己劳动吃饭，因而基本上已改变了原来的阶级性，只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但这种人已不属于革命阶级了。因此我们在镇压反革命中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要分清敌我，提高阶级警觉，对反革命罪行处理也要查明经济背景，查明动机，分别处理，不要敌我不分，马马虎虎。

　　有一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就是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来源大半依靠掠夺、盗窃、诈骗、勒索或接受别人津贴。“有乳就是娘”是这个阶层的本质，因此他们最容易受反革命阶级所收买和利用来当爪牙当打手当特务，干反革命勾当（当然也不是所有都如此）。本来，这个阶层的许多人是出身劳动人民，只因破产失业而变为游民，鬼混度日，但混久了就丧失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对这个阶层我们也要提高警惕，但不能把他们与反革命阶级一样对待，我们对这个阶层的政策是给他们生活出路，要他守法，要他劳动，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工人、农民中也有一些人暂时失业破产，因生活不够而偶有偷窃为匪行为，这些人，不能当流氓看待。相反的工人中有少数人只挂个工人名义，而实际上自己不劳动，靠门子吃饭，靠当把头剥削人，或靠特务津贴为生，这些人却不能当工人看待。

　　最后，有人提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不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和中间路线，这是说，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是不会维持很久的，因为这个立场正是政治上动摇的表现，最后归宿不是倒向革命，就是倒向反革命。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采取中间立场者仍大有人在，这些人中间一小部分有倒向反革命的危险，但大部分则有倒向革命的极大可能，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尽最大可能去争取他们倒向革命。如果认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等于放弃自己争取的责任，这对人民革命事业是极端不利的。

## 二  为什么要镇压反革命

　　有人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党一种报复行为。过去国民党杀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杀国民党，两党冤冤相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镇压反革命，决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三个目的：

　　第一、是要在经济上彻底摧毁反革命的旧制度，确立革命的新制度。前面说过，革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改革经济制度。今天革命胜利了，人民当然就可动手来废除旧制度，这就必然而且已经遇到反革命阶级的反抗与破坏，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镇压政策来对付这些反革命行为与反革命分子，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实施，否则一切都是纸上空谈。去年十二月以前，各地和平土地改革的失败，就是最明显的教训。如果当时我们不克服和平土地改革现象，不采取严厉手段来镇压当时地主阶级的破坏与抵抗，那么我们的土地改革便不会有今天这种成绩，不仅土地改革如此，一切经济设施都应如此。为了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对那些守法分子，我们当然宽大对待，但对那些反抗破坏的反革命行为与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坚决镇压。

　　第二、是要在政治上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统治基础，而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基础。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几百万反动武装被我们消灭了、土匪剿完了，反革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垮台了，保甲制度取消了。总之，反革命一切公开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可不可以说，反革命的统治基础已经摧毁了呢？显然还没有，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地区、乡村间政权虽已改变了形式、改换了人，但实际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地主恶霸手里。在那里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地主还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优势，农民还不敢说话，说话也不算数，地主还能够用各种方式控制农民，控制乡村政权与农民团体；在城市也存在着同样情况，官僚资本的企业虽然没收过来了，城市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公开的敌人不存在了。但实际检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者与官僚资产阶级所赖以统治城市统治工厂的下层封建基础，还没有完全扫除，有些还原封不动。这些下层封建基础在农村中，是恶霸、土匪、特务三位一体在城市、在工厂中，则是封建把头、帮会头子、特务三位一体。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如果不加以扫除，他就仍然控制着工人、控制着市民，仍然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威胁人民，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人民就不敢大胆起来，甚至不敢接近我们，过年过节还依然给他们送礼。这也就是说，反革命统治的下层社会基础，仍然或多或少保持着，而人民政权的下层基础却极不牢靠，甚至毫无基础。大家想想，这对革命是何等危险！怎么办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坚决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加以镇压，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发动群众，来把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加以扫除，加以肃清，使人民真正从封建残余统治之下完全解放出来，所谓上解放下也解放，乡村解放、城市也解放，工厂解放、码头解放、街道也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反革命的下层统治基础。而建立起人民的普遍优势，打下人民政权的巩固基础。如果说我们过去靠军队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去打倒公开的、集中的、浮在上层的敌人；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形式去扫除分散的、隐蔽的，但却牢牢控制着城乡下层群众，而数量上又大得多的敌人。只有武装斗争，而没有镇压反革命斗争，我们就只能打倒公开的、集中的、浮在上层的敌人，而不能扫除分散的、隐蔽的、控制着下层群众的敌人，这样敌人就不能彻底打倒，革命胜利就不能巩固，所以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成为武装斗争结束后人民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成为解放战争胜利后，人民又一次伟大的斗争，就成为保证革命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所必不可少的极重要步骤。

　　第三、要在组织上消灭反革命的骨于，而建立起革命的组织核心。无论什么组织，政党也好、群众团体也好，都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普通群众；一种是骨干人物。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骨干人物。中国的反革命组织种类很多，除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之外，还有各种系统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保密局、伪国防部二厅，这些特务又利用旧社会各种封建组织，如一贯道、大刀会、青帮、红帮、甚至十姊妹、二十四兄弟作为自己的外围。这些党派、组织，早已为我解散、特务组织亦大部摧毁，但这些党派的领导人物及职业特务，除了一部分悔悟回头，一部分被捕杀外，大部分仍公开或秘密存在。这就是反革命组织的核心，如果让他们继续存在与自由活动，则一种组织解散了，他们仍会利用另一种组织去威胁、欺骗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你把这个地下军搞掉了，他会在别的地方再搞一个地下军；你把大刀会取缔了，他会再搞一个小刀会。因此我们要彻底消灭反革命组织基础，除了充分发动群众起来与反革命阶级及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使广大工人、农民及所有革命群众完全脱离地主、恶霸、匪首、旧把头、帮会头子等支配，再不受他们欺骗威胁之外，必须把这些反革命骨干人物加以逮捕、监禁、管制，不准他们自由活动，其中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无立功表现，而又怙恶不悛分子则处以死刑。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组织基础。也只有在坚决镇压反革命过程中，发现与培养一批与反革命坚决斗争的积极分子，作为革命的核心人物，才能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基础。依靠这些组织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革命胜利才能逐步巩固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镇压反革命政策，要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这个方针的道理。

　　有人问：“为什么解放了两年，对镇压反革命工作过去不强调，而今天却这样强调，这样突出”？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在解放初期，政权初建，社会敉安，情况不明，当然要放松一些。不放松就可能搞乱，这是对革命事业不利的。

　　第二、在解放初期，领导上也是有意识地放松一下。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使分化敌人，缩小打击面，孤立最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样做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二年来确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回头，有的登记悔过，有的还立了功，这就使反革命势力大大地缩小了。另一方面则以此来教育广大群众，从事实上使大家认识人民政府不是“不教而诛”，而是“仁至义尽”；而反革命分子，则继续作恶，至死不变，所以今天来镇压反革命，人民就一致拥护，再没有人替反革命叫喊了。

　　第三、和时局变化也有关系。自从朝鲜战争发生，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反革命以为蒋匪就可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便气焰嚣张，大肆活动，到处疯狂破坏，有的地方甚至还组织了“接管机关”。加之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日趋尖锐，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也随着猖狂起来，想尽方法来抵抗和破坏土地改革。反革命这样猖狂活动，当然我们就非下决心坚决镇压不可，这就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全国汇合起来形成革命高潮的缘故。

　　第四、全国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干部有太平麻痹、盲目乐观思想，对胜利后还要和分散、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以为几百万匪军都被我们消灭了，几个反革命分子还搞得出什么名堂来，各地在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偏向，就是这样产生起来的。这也是今天强调镇压反革命的一个原因。不这样强调，干部思想就转不过来。我们高级领导机关有没有缺点呢？有的。主要缺点就是对下情了解不够，犯了官僚主义，下面干部思想麻痹“右倾”，不敢杀反革命，我们却长期以防左为主，结果牛头不对马嘴，这就是我们要自我检讨的。

## 三、靠谁来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要行政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而群众力量则是镇压反革命的主要依靠。

　　中南各地镇压反革命工作，大体上都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行政镇压反革命为主；结合群众告密、控诉等。第二个阶段则转入以群众镇压反革命为主，通过大张旗鼓、召开大小诉苦会、控诉会、代表会、公审会、展览会等，充分发动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而行政则坚决支持之。事实证明，开始以行政镇压反革命为主，是需要的，也收到很大效果。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表明人民政府对镇压反革命的坚决态度；二来可以扫除群众发动的障碍，开辟群众镇压反革命的道路。一年来，我之宽大无边，的确引起群众怀疑，有些人甚至气愤的说：“这不像个革命样子”，“不像是毛主席的队伍”，因而群众离开了政府，不敢向政府告密，更不敢直接起来检举、控诉反革命。后来政府把反革命分子抓了一批，关了一批，杀了一批，群众看明了政府态度，明了了政府政策，敢于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参加了控诉、检举、监视、帮助捉拿、举行公审……等，这样，广大群众参加到镇压反革命斗争中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各地发展了起来。

　　第二阶段，即大规模群众镇压反革命阶段，是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阶段。上面说过，反革命是以反革命阶级为背景的，我们只有依靠革命阶级，发动了群众，以阶级对阶级，以群众对群众，以组织对组织，才能达到彻底肃清反革命。也只有依靠阶级，发动群众，把反革命所依靠的阶级基础，也就是反革命所依托的外壳打掉，我们才能把反革命中较厉害的、较有组织性、较有训练的特务组织肃清。因为这些特务组织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各个反动阶层，而特务活动，则常常隐藏在各种封建努力里面。把这些外壳打掉，反革命特务自然容易暴露出来，为我所扑灭。有人说：“反革命要杀尽革命不可能；但我们革命要杀尽反革命，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说法，精神是好的，就是说依靠革命阶级雄厚的阶级基础、革命势力，是可以完全肃清反革命势力。但应该知道，我们肃清反革命，并不是杀尽反革命，而是用分化、瓦解、教育、改造及镇压等各种办法，最后达到肃清他的目的。

　　要发动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就要走群众路线。因而就要服从群众运动的规律。这里有两条主要的规律必须遵循：

　　第一，要从群众的要求、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要从我们的要求与需要出发。这就要善于迁就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如武昌第一纱厂，开始工会干部要群众诉日寇、美帝之苦，群众发动不起来；以后深入群众，才知道群众要诉周三毛之苦，才根据群众要求，把周三毛逮捕起来，开会控诉周三毛，群众就一轰而起了。

　　第二，要从群众觉悟水准出发，而不要从我们的水准出发。这就要善于等待群众觉悟，不能嫌群众“落后”。只有耐心等待群众觉悟，同时又耐心对群众进行教育，这样才能逐步去提高群众的觉悟。这就是群众运动两条最基本的规律。一切革命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镇压反革命也不能例外。凡杀一个人都要是“国人皆曰可杀”之人，都要经过群众讨论，征求多数群众的意见。这样，杀了一个人，对敌人才能作到“杀一儆百”之效。而对群众才能提高其革命情绪和镇压反革命积极性。只有广大群众觉悟起来了，大家认识反革命，不怕反革命，大家敢与反革命作斗争，反革命才能彻底肃清。就使还有个别反革命分子未肃清也不足为患。而最后也一定会肃清。我们有许多同志，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得走群众路线，甚至不要群众，只迷信自己的侦察工作，迷信“福尔摩斯”万能（当然侦察工与作“福尔摩斯”也是需要的），这种神秘主义、关门主义，必须改变；否则反革命是没有法子肃清的。

　　所谓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路线，必须首长负责、群众发动与专门机关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所以需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就是为了有领导、有计划地来发动群众、来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进行镇压反革命。所以需要发动群众，就是因为群众起来之后，我们的耳目才无穷无尽，反革命虽然是隐蔽的，可以瞒过政府与公安机关，但瞒不了群众。总要群众觉悟与警惕性提高，反革命一举一动，就会为群众所发觉、所检举，而难于漏网。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群众积极分子中布置自己的侦察网，通过他们从群众中收集材料，从群众中来查明自己的材料是否确实、是否可靠。有些公安工作同志不相信群众，不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布置自己的侦察网，不从群众中收集材料，而只相信自己的侦察材料，相信自己的“福尔摩斯”，不从群众中来考验自己的“福尔摩斯”是否忠实可靠，这种狭隘的关门主义与神秘主义是与群众路线相对立的，必须加以克服，而坚定地、正确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但这并不是说镇压反革命不要专门机关了，相反地群众发动，必须与专门机关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从群众中收集来的材料，往往是零碎的、彼此不相联系的，有些也可能不实不尽，也有些材料非群众一般常识所能识破，而需要用科学方法才能侦破。因此从群众中收集起来的材料，必须由公安部门这个专门机关把他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加以推理，而后再加以判断。有些材料还要用科学方法加以处理。这样所得材料，才比较确实可靠。因此首长负责、群众发动、专门机关，就成为镇压反革命中走群众路线三位一体而不可或缺的东西了。有这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再加之重证据不重口供，侦察为主、审讯为辅，严禁非刑拷打、严禁逼供信等严肃方法，镇压反革命工作就可以做到不漏网一个反革命，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目的。

## 四、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

　　我们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方针，仍然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有人说我们的方针变了，这是不对的。过去没有变，今天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这个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是不能变的。

　　在执行这个方针的具体政策上，仍然是分别对待，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种政策也是不变的。因为反革命分子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罪恶大，有的罪恶小；有的愿意回头改过，有的则怙恶不悛；有的是反革命坚决人物，有的则是被欺骗、被收买、被利用；有的不但悔了过，还有立功表现；有的虽悔了过但无立功表现。反革命分子的这种不同情况，就需要我们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去分化敌人，瓦解敌人，改造多数，消灭少数，达到最后完全肃清反革命的目的。

　　对首恶必办的镇压政策，也不是统统杀掉，而是分别罪恶轻重，采取“杀、关、管”三种办法。这就是对少数罪大恶极，群众痛恨，无立功表现而又怙恶不悛的分子，处以死刑。次要者判处徒刑、再次要者交群众管制，要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对于判处徒刑者，不论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都采取劳动改造办法，实行强迫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认识罪过，改造思想，并学得一技之长，有所收益，以便今天可以靠此改善生活，将来释放后自己能独立营生。在劳动改造过程中表现确已悔悟有进步者，还可予以缩短刑期。

　　这就是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具体政策，有人说，反革命不能改造，应该统统杀掉，这是不对的。对少数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是“教育万能”，而是“教育无能”，不杀掉他就是纵容他继续作恶，为害人民。但这种反革命坚决分子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是可以劳动改造的，这种办法在老解放区已多年行之有效。认为所有反革命分子都不能改造，这种想法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革命利益不合，因为把这批人改造过来，不仅起子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也可以增加社会的劳动力。

　　总之，我们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方针与政策是一个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这个方针与政策是不能被曲解的，必须完整地正确地执行，否则就会增加敌人的抵抗，就会达不到分化敌人孤立敌人的目的，而因此也就会增加革命事业本来可以避免的许多困难。过去在镇压反革命中犯过“宽大无边”的偏向，今天是否会反过来再犯一个“镇压无边”的偏向，是可能的，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一经发现此偏向，必须及时加以纠正，否则对革命事业同样是极端有害的。因此我们对反革命要提高警惕，但必须分清情况，区别对待。譬如，一般反动党团员和留用人员就不应把他都当成反革命分子看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是无所谓的。因此许多人参加反动党团，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环境、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应付一下。反动的国民党由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与实际行动，遭受了人民的厌恶，他无法吸引人民自愿入党入团，因此只能采取强迫入党入团的办法，甚至采取强迫集体入党集体入团的办法，一方面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以此控制一部分群众，使他们沾上污点，被迫与革命势力隔绝开来，而不得不跟着它走上反革命道路，这就是国民党当时最毒辣的“隔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参加反动党团的，当然不是出于自愿，我们也就决不能把他们与反革命分子一样看待。因此我们今天的登记条例，对于一般反动党团员也就规定不必登记，只对区分部以上负责人要向公安机关登记。其实这些人也不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也要分别处理。其中无罪恶或罪恶不大者，只要向人民政府真诚坦白，一般也是既往不咎，其中虽有罪恶，但有立功表现者，则看功罪大小分别处理，功过相抵者，免予追究，罪大功小，将功折罪，罪小功大，计功受奖，其既有罪恶，又无立功表现，但能亲自投案向人民政府毫无保留的真诚坦白悔过者，亦准予从宽处理。

## 五、镇压反革命与统一战线

　　有人认为：“既然镇压反革命，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了”。也有人认为：“既然镇压反革命，就一定会妨碍统一战线”。还有人认为：“既然镇压反革命，统一战线就只有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些想法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

　　统一战线是四大阶级的合作。合作的纲领是共同纲领。共同纲领里明确规定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条文。这就是说，镇压反革命是符合四大阶级利益的，是四大阶级所一致拥护的。因此也就需要四大阶级的亲密合作。上面说过，镇压反革命是目前革命的四大阶级对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对反革命斗争越尖锐，就越要四大阶级的紧密合作。统一战线决不是利用敌人的策略，而是四大阶级根据对敌斗争所需要的内部相互关系，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镇压反革命就不需要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更需要加强统一战线。

　　镇压反革命也不是缩小统一战线，恰恰相反，会更加扩大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暂时还保持中间立场。他们主观上希望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以为在这个斗争之间还有宽裕的中间余地。他们一时还不会明白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没有什么中间余地，中间立场，只是一个动摇的立场，最后不是倒向革命，就要倒向反革命。我们必须争取这些人倒向革命。镇压反革命要使斗争尖锐起来，这些人就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倒向革命还是倒向反革命。各地事实证明，他们大部分是倒向革命的。很明显，大部分中间分子被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统一战线就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镇压反革命也不是破坏统一战线，恰恰相反，会更加巩固统一战线。首先就广大人民来说，过去我们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特务到处活动，谣言有市场，许多人对党和人民政府怀抱不满和疑虑。现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群众欢声载道，这不是更加巩固了统一战线吗？其次，就统一战线人士来说，一部分朋友过去敌我不分，思想糊涂；现在斗争尖锐，敌我界线分明，一点糊涂不得，便要力求进步。过去一部分人容易轻信谣言，受人挑拨，甚至暗中受人利用、自己助长了或参加了反革命罪行还不知道；现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来，特务罪行被揭露出来，就懂得提高警惕，不受挑拨了。这不是更加巩固了统一战线吗？再次，就民主党派来说，过去组织比较松懈，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从内部进行破坏；现在，镇压反革命，暴露了这一弱点。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就提高警惕，整顿组织，把坏分子清洗出去，这不是也更巩固了统一战线吗？

　　由此可见，镇压反革命，和统一战线并不是对立的。认为镇压反革命就不需要统一战线或者缩小和破坏统一战线，是错误的。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会把镇压反革命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呢？这是因为这些同志在思想上对统一战线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的抵触；现在镇压反革命一来，就觉得很合自己的口胃，以为统一战线不再需要了。这是不懂得统一战线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不仅在革命过程中需要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今天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的建设事业，同样需要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基本政策。有些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发生思想抵触，乃是因为他不是从革命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比如有的同志说：“过去革命你不来，现在成功你来了，还要做我的上司”，心里就不高兴。这种想法正是反映自己的个人打算，反映他参加革命不是无条件为革命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与享受。又比如有些同志总觉得自己先参加革命就光荣，人家后参加革命就不光荣，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要知道后参加革命者，有的是因为思想前进的慢一些，也有的是由于没有机会。以参加革命之先后来决定光荣与不光荣是错误的，是拒绝人参加革命的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还有些同志认为只有自己对革命忠实，后来者都是投机，这种想法更是荒谬。不想想这样大的中国，如果只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几十万老干部是革命的，其他的人都是投机的、假革命的，那，革命还能有希望吗？中国还能建设成功吗？古人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就是说到处都有好人，到处都有革命人物，问题在于革命的先进分子如何去发现他、团结他、帮助他。先进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后进者成为革命干部，并使他们能够后来居上。而不应自己包办革命，关起革命之门，把许多革命后进排斥于革命大门之外，因为这样做，不是希望革命成功而是希望革命失败的做法。再退一步说：就使有些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带有投机思想；但人家总是来投革命之机，而不是投反革命之机，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投机思想是不好的，但经过革命教育，并不是永远不能改造的。抗战初期，有不少同志，也带有这种动机。但今天这些动机不纯的同志，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干部，变成了革命骨干。由此可见，看不起别人，不愿和别人合作共事，实质上是一种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革命能改造人，看不见革命的远大前途的机会主义思想。

　　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无产阶级，要负起责任去领导其他阶级，团结其他阶级，不是不要其他阶级。今天人民政府的一切制度政策，不只对无产阶级有利，对四大阶级都有利，也要由四大阶级通力合作来贯彻执行，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行不通的。有些同志总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总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敌人看待。这是一种教条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国资产阶级和西欧资产阶级不同。西欧大资产阶级一贯反苏反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证明，它虽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革命力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事实上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参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大革命初期，他们参加了反军阀斗争；土地革命后期，他们参加了反内战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是抗日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是反蒋的。这样的阶级，为什么不可以作为革命的朋友，为什么不愿意同他进行统一战线，而总想把他当作敌人看待？难道不要革命胜利，硬要革命失败才甘心么？这是何等有害的思想！

　　因此，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加强统一战线，必须同时进行。坚决镇压反革命，正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也正是为了争取对反革命斗争的胜利。在目前镇压反革命过程中对统一战线工作，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第一、吸收各党派、各阶级、各民主人士共同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参加反革命案件的审查和处理，不要包办，而要协商，共同负责，共同执行。

　　第二、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内部纯洁问题，由各民主党派自己处理。有问题，共同协商。

　　第三、对镇压反革命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要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一部分人的怀疑和顾虑。

　　第四、对思想糊涂，敌我不分的人，要加强教育，帮助其进步。

## 六、在镇压反革命中各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 第一、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

　　前面说过，镇压反革命，是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的一场恶战，凡是革命者要同情革命，不要同情反革命。要同情农民，不要同情地主。要同情工人，不要同情封建把头。谁革命，谁不革命？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就看他对这个问题态度如何。由于每个同志都从旧社会出身，都与旧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因此这个斗争对每个同志来说是一种“过关”。每个人都要经得起考验，要过好这一关，不仅新干部要过关，老干部也要过关。在过关中要站得起来，不要躺下去。这就是革命对每个同志的考验。在这个考验面前，大家要在理智上权衡利弊，是革命事业重要，还是私人感情重要？是照顾眼前亲友要紧，还是照顾自己前途要紧？是取得旧关系少数人信任好呢？还是取得广大人民信任好呢？其次，要在感情上分清敌我，人是有感情的，案情牵连到自己亲友时，当然免不了影响自己的感情，这个时候就要求自己有清醒的头脑，要从旧关系旧感情中摆脱出来，要分清敌我，分清阶级，不要把自己限在旧圈子里弄糊涂了。再次，要在方法上实事求是，一切问题，要查明事实弄清是非再说，事情没有弄情楚就不要说话。不要道听途说，不要轻易听信人言。

## 第二、要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观点和态度

　　什么“人道主义”、“人才主义”、“温情主义”这些旧观点，要用革命观点和阶级观点重新加以估价。对革命阶级讲人道、讲人才、讲温情是对的，对敌人讲人道、讲人才、讲温情就错了。对反革命分子讲人道，就是对革命人民不人道。人才用在革命方面就能办好事，反之，如果人才用到反革命方面，那越有才能就越凶恶、越狡猾、越不利。反革命越愚蠢，越没有才能对革命就越有利。蒋介石不就是因为他志大才疏而对革命有利吗？温情主义也是这样，对人民讲温情是好的，对敌人讲温情是犯罪。“宁叫一家哭，不叫一路哭”，大家要有这种革命的温情主义，把温情寄托在广大人民身上，而不要寄托在少数敌人身上。

　　此外有些人对镇压反革命采取怀疑、观望、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因为镇压反革命是除暴安良，是光明正大的好事情，没有怀疑的必要。中间立场也是不对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对有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这样重大的事情还不关心，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关心的呢？

## 第三、对家属亲友应采取的态度

　　现在正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高潮时期，地主要被斗争，反革命要被镇压，帝国主义分子要被打倒，假若自己家属亲朋有这种情形，怎样办呢，我有几句话奉告大家，就是：

　　（一）不要同情家庭。要劝他们向人民低头，遵守政府法令，真正做到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如果劝不听，硬要乱说乱动，就要受到制裁，就要有大义灭亲的精神。

　　（二）不要轻信人言。亲友中发生了问题要来诉苦求援，决不要轻易相信，而要信任党和人民政府，信任人民群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

　　（三）不要包庇袒护。如果自己亲友是地主，或有反革命嫌疑，决不可包庇，当防空洞，包庇也包庇不了。随便替人担保更不应该。谁能担保自己的地主家庭不抵抗，不破坏土地改革呢？

　　（四）不要干涉地方。自己亲友发生了问题，自有适当的机关处理。自己无权干涉、干涉了反要受累。如果确有冤枉，可以据实报告上级查明处理。

　　（五）不要埋怨政府。革命不是绣花，对个别问题可能处理得不适当。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以革命为重，不要以亲友为重。不要埋怨，不要消极。不要闹情绪。

## 第四、出身不纯的同志应有的态度

　　我们许多人都是从旧社会出身，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历史不纯、甚至政治不纯，这是不足为怪的。这种不纯，是旧社会的环境造成的。在旧社会里长大，一定要受旧社会各种坏思想、坏习惯、坏作风的影响。不仅新干部如此，老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对于这些同志我也有一句话奉告就是要“老老实实”。具体一点说，就是：

　　（一）不要假装清白。本来出身不清白，硬要假装清白，那只有越装越假，越装越不清白。

　　（二）不要掩盖污点。过去做了坏事是污点，但有什么办法呢？已经做出来了，只好承认污点，然后加以擦洗。脸上有了污点不用水洗，却用粉搽，污点是永远搽不掉的。

　　（三）不要怕丢人。揭露自己的污点，在旧社会是丢人，但在新社会却是对革命忠诚的具体表现。向革命说老实话，这是忠诚的起码条件。

　　（四）不要怀疑顾虑。即有政治不纯，能够真诚坦白、毫无保留，并愿悔改者，一定宽大处理。

　　（五）不要玩弄小聪明。企图逃过这一关，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里需要大家从几个根本问题上想一想：首先要想一下“你是要长期干革命，还是干几个月或几年就算了”？如果只干几个月，那是容易逃过这一关，如果长期干下去，就要另作打算。其次，要想想：“你是否认为革命只有两三年光景就会失败”？“如果革命从此长期胜利下去，永远不败，你又怎么办”？如果你认为革命从此长期胜利下去，那么，你过去做的事今天不说，将来总要说，“还是今天说好，还是将来说好呢”？“如果你自己不说，是否认为别人知道的也不会说呢”？今天全国统一，所有材料、档案、人证、物证俱全，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万一别人说了出来怎么办”？“还是自己说好，还是别人说好呢”？

　　总而言之，这是对自己的考验。看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是一条心，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个人前途和革命前途的关系问题，只能自己选择，自己下决心，别人是爱莫能助的，组织上也是不能勉强的。我希望大家跟着历史前进，不要落伍掉队！

## 第五、怎样帮助出身不纯的同志？

　　先要确定对这些同志的方针。是团结争取，还是一脚踢开？是教育改造，还是置之不理？是同志看待，还是敌人看待？

　　革命事业需要四大阶级亲密团结，需要党和非党真诚合作、需要老干部和新干部同德同心，因此，我们的方针当然是团结争取而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改造而不是置之不理，是当同志看待而不是当敌人看待。争取团结改造这些出身不纯的同志，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做，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就实际情况来说，也应如此，今天，全国机关干部近二百万人，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参加工作者，占了十分之八、九，新干部人数这样多，工作这样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工作是有能力的，思想是前进的，虽然作风不很好，但是可以改造的；有些同志历史没有弄清楚，也是可以弄清的；有些人可能有政治问题，但是极少数，只要帮助他进步，大多数也是可以争取回头的。革命是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大事业，靠少数人是办不了事的。工作是多的，生活是苦的，事情需要大家来办，革命需要大家来革。为什么不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呢？因此，必须确定这个方针，而不是其他的方针，有些老干部对这个方针思想还有些抵触，是不对的，必须改正过来。

　　方针确定了就要研究帮助这些人的态度。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曾经提到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他指出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第二种是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第三种是深恶痛绝，声色俱厉；第四种是治病救人，与人为善。他说第一种是敌人的态度，而不是同志的态度。第二种是自由主义者的态度。自由主义者，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没有热情，所以采取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对人民事业负责任，就不能采取这种态度。第三种态度，动机是好的，方法是错的，效果也是坏的。有好的动机，而没有正确的方法，只能达到相反的结果。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动机和效果的一致，因此也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只有第四种治病救人，与人为善，才是正确的态度。确立这个态度，就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热情对待，耐心说服，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争取任何微小的进步，对有历史或其他问题者，应帮助其自觉，解除其顾虑，应采取自觉自愿不追不逼的方针，绝不可强迫命令，态度粗暴，反而引起反作用。只有采取这个态度，才能达到争取团结改造的目的。

　　最后还要提高警惕。我们机关里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干部，但也有极少数坏分子，钻进来，长期潜伏，从事破坏活动。现在查明，自从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就已布置了潜伏工作，派遣特务散布各地，假装进步混入革命内部来进行破坏，各地破获的特务间谍案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大家要提高警惕，但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团结了大多数，使大多数人进步，把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然后才能暴露他、肃清他，切不可不分黑白，将我作敌，乱搞一起，反而混乱了自己的阵营。就是对这些少数坏分子，只要他真城坦白，真心悔过，我们也一定宽大处理，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并不是为了诱骗人，而是因为机关与一般社会有基本区别。在一般社会中对那些直接祸害群众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严加镇压，则群众是不服的，也不会起来；但在机关中则这种直接受害的群众就没有了，采取更宽大一点的政策，与群众发动关系也不大。因此，在机关方面，对于镇压反革命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教育与学习问题，要在学习当中提高每个人的政治自觉，再在别人帮助之下，把问题弄清楚，把帽子脱掉，包袱放下来，更加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斗争。

　　来源：1951年5月23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