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维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河北省丰润县、李维新>

## [李维新：中共河北省丰润县委书记]

　　（毛主席：）

　　仅将河北省丰润县镇压反革命情况，和近日召开的专门讨论镇反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给你。

　　全县共有老区363村，人307,318口；半老区72村，人70,896口；新区125村，人114,679口。共560村，人492,893口。

　　3月初旬开始至5月15日止，共逮捕反革命犯314名，经省批准死刑已杀掉94名。先后在处决犯人时召开群众大会26次，到会群众17万余人，当场控诉者50余人。两个月收到群众检举控诉信件1,525件，亲到政府控诉的204起，当堂对质的人80名。并召开区、村干部会议35次，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委扩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各1次（450人）贯彻了政策。

　　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县、区、村各级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把镇压反革命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县、区报告员都深入到农村作报告。七区副书记美文同志，一天有计划的开三个村的群众大会。党员、团员、村干部、宣传员、教员、学生等，都通过大会讲话、小会座谈、黑板报、人力广播、演剧、漫画、读报等方式进行宣传，各村刷写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运动开始，县委领导上首先克服了思想上的不大胆，纠正麻痹思想，树立了敌情观念，推动运动逐步开展。广大群众由于过去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的情绪，开始不相信我们，试探着看我们的态度。真看到我们杀反革命之后，进而拥护，说：“政府早就该这样办。”由不敢具名控诉进行到具名盖章，由不敢控诉进而到法庭对质。如六区商各庄被害家属唐玉润说：“我早就知道王俊奎（杀人犯）在北京，就是怕说了不顶事，这回政府给我作主了。”遂亲到北京协助政府将该犯逮捕。村干部、群众凑盘费到东北、天津、北京、唐山等地协助政府逮捕反革命犯的就有17起。村干部因不满意过去我们对反革命的“宽大无边”，工作情绪不高，躺倒不起，现在已积极起来。如三区萧家庄村长、治安员过去工作消极，知道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后，主动检举该村恶霸地主王福恒，经逮捕后立即广播给全村说：“咱们这才真翻了身。”并发动群众控告王犯。白沫子村干部，过去不敢工作，区干部到村就没人给找房号饭，现完成了二年的公量尾欠，抗旱植棉也超过了任务，三区12万斤的尾欠，一区拖下下的10万斤附加粮，10来天也完成了。4月份税收工作，由于商人预交，提前10天完成，县计划18万斤，实征23万多斤。抗旱种棉，几乎完全挑水点种，完成7.8万多万亩。超过1949年5倍，超过1950年2万多亩。

　　人民阶级觉悟提高，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去年全县约50余村闹清算村干部。固然我们村干部个别的有毛病，但其中有坏分子挑拨离间，企图借机夺取政权也是有的。今年这情况是极个别的了。群众反映：“这一镇压反革命，地主也不敢反攻了，过日子可积极了，快好好种地吧！”处决犯人时，连续出现本村民枪决本村犯人。六区杨官林村反攻地主吴门氏被处决后，尸首没人给抬。烈属张国利说：“政府可给咱们报仇了！咱们抗属和村干是一码事，得很好团结起来，别受反革命分子挑拨，别再上他们的当。”东马庄犯人家属起尸车将进庄时，群众讽刺地说：“穆国藩来了，快跑敌情吧！”犯人老婆哭着叨念说：“我打算和你一起死去。”群众说：“那口棺材能盛三人，你快死吧，满盛的下！”

　　七区几个集日，群众总是拥挤不开，互相议论说：“为啥还不到咱们这边杀反革命犯来呀？”该村主动的搭好台子，好多日子前就等着处决反革命犯。召集30个村的群众大会，连下通知4个钟头即到齐。在各个公审控诉大会上，苦主连续不断的控诉，惨不忍闻。三区詹官屯陈老大娘，听到处决杀他儿子的反革命犯罗善芳的消息，带着病，天未亮就到会场；十区处决反革命犯高亚东时，被害家属王大嫂，手指该犯一字一泪控诉杀他丈夫后母子的孤苦惨情，群众无不下泪，一致喊出：“要求政府为死者报仇！”四区处决反革命犯杨申后，一医生说：“这小子早就该杀，解放前可字号啦，见面非叫三爷不行。”特别是十一区处决宋犯后，会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群众都说：“这才叫大快人心，宋继泽这小子死了可去了我们心里病！”皂神庄李某，解放前因宋匪继续打枪，吓的害了精神病，这次亲见该犯伏法，几年的魔症立时好了。

　　敌人反动气焰下降，去年春十一区（新区）一个月内破线9次，今年半年全县只有1次，其它案件也减少很多。新区因是“和平土改”，地主在政治上没有被彻底打垮，群众虽分了房子，不敢搬人，今年则搬进去。三区瓦房庄地主张会山，将土地改革时藏起的骡子、胶车，主动交给农民处理；五区大孟各庄顽伙冯启安向政府登记后订了立功宣誓四条；四区曹坨子曹九如（当过顽伙）要求挖河去立功赎罪。在立功赎罪口号下，经犯人自报互报，全县起出头大、小枪9枝，子弹800余发。总之，自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敌人气焰下降，作到了敌人孤立，朋友同情，群众拥护。

　　工作中仍存在的问题是：政策贯彻得不普遍深入，运动发展不平衡。二区、六区因工作落后了一步，有些明显反革命犯还没捕起来，有的群众认为已杀掉的还不如未捕的罪恶大，猜疑：“没捕的及没杀的反革命犯和我们有亲戚！”村干部有的借机受贿，如二区小令公庄干部于振苍、于万祥在4月时，向该村还乡顽伪分子于振彪讨要物资，经人调解给了人民带200万元，后经区发觉纠正，此外，在县、区领导思想上已表现有“左”的空气，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如单听杀掉反革命后的好反映，究竟另方面反映如何则不了解，如一商人沈德普说：“现在可别说啥啦！”一60多岁的老太太看到处决犯人后说：“这玩意儿得死多少人哪？”有的顽伪、党、团、特分子已畏罪潜逃。

　　我们于6月7日召开了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重点是贯彻中央三次公安会议精神。会议之初，代表态度可分三种情况，党员、村干部、苦主发言积极，恐怕我们不能继续杀下去，有这样的想法，即凡是经他们检举政府已捕起者，都得统统杀掉，以免出狱再报复。如于林庄村长说：“咱们打算革命就得将反革命弄清了（杀光）。”边各寨治安员听说该村吴绍堂判缓刑，立即跑到公安局说：“不将他立即执行真不对头啦，他的罪恶你们不知道吗？”张官庄代表张春（村支委）说：“缓刑是为舍呢？坏人多杀几个有啥关系呢？”里堡寨代表高树勳（村支委）说：“我看缓刑不如早杀他，省着糟蹋小米。”商各庄康玉润（苦主）说：“用不着他们生产，咱们少歇两个响，啥都有了。”“怪不得这截没有杀人，政策真是变了！”工商界、教育界代表不爱发言，有顾虑，怕说差了，人说他们立场不稳，有时候挤着说一句，也是抱着“左比右了强”的想法；也有的代表认为我们政策是一阵一阵的，怕说不好，摸不清咱们态度，说多了倒伤人。三区孙庄子60多岁的代表徐老大爷说：“台湾如果解放了，你们再看，咱们一个也不能杀了，现在西藏解放了，政策就变了一下。”

　　针对以上不同思想动态，由专署公安处陈处长作了详细讲解，最有较的是通过举例，如俘虏政策、政治上、经济上对人民的好处等，表明态度，对血债纍纍不杀不能平民愤恨者，仍要坚决迅速杀掉。

　　会前准备了成熟力量（计35名县负责干部），到各小组启发诱导，说明利害，通过讨论公安局提出的14名案犯（杀、缓、关、放的均有）的具体事实，交代了政策，如苦主杨张氏说：“我听到报告中有一个缓期执行，立时就轟轟的魂不附体，饭都吃不下。经过代表们讨论，知道了罪大恶极的不缓，我才放心了。』

　　16个字的政策是广大人民最关心的大事情，会议集中力量着重解放了这一个大问题，充分的发扬了民主，到会代表都认真负责地向政府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在大会发言时，用具体材料要求政府把一个判成缓刑的反革命犯改为死刑（已通过作为悬案）。代表一致认为比上几次开的好，说话真顶事，一商界代表说：“人民（命）关天大事，交咱们讨论，是从来没有的事。”经过这次会议，我们认为必须向全体代表肯定一条，即我们过去已杀掉的反革命犯都是对的，以去掉有的代表特别是少数干部的想法，认为“过去的是否有应该缓刑的？为啥现在提缓刑？以前不提是否算错了呢？”绝大多数代表经讨论政策后，认为缓期执行这个方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认为这次会开的好，收效大，代表情绪高，既未伤害群众的饱满情绪，又能较顺利的贯彻了政策。

　　 1951年6月14日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