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芝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河北省灵寿县、梁芝田>

## [梁芝田：中共河北省灵寿县委书记]

　　（毛主席：）

　　灵寿是1938年开辟的老区。人口151,589人。全县三次较大的群众运动（即1943年春夏两季的反特斗争，1946年的反奸清算斗争，和1947年五月的土改复查）中，共处决了175名反革命分子。又1946、1947两年中，在群众协助下，连续破获了北霍营先天道徒的暴动案，牛城村企图组织暴动暗杀村干部的特务组织“民意救国团”和以反革命分子杨东来为首的专以指引敌机进行轰炸的“八一三公道团”等案。曾给反革命分子以很大打击，大大的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划清了敌我界线，对敌人的警惕性提高了。

　　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贯彻前，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着“灵寿是老区，与敌人又经过三次较大的斗争，该杀的杀了，该关的关了，再不会出什么问题了”；“有特务亦不敢活动了”。领导上对反革命活动，曾严重地存在着宽大无边的错误。地主反攻，自1948年以来发生过23件，就没引起注意，拖延至1950年10月才着手处理。1948年石家庄解放俘虏了的反革命分子中，其中5名是灵寿县伪国民党部负责的特务头子，包括伪书记长及代理书记长各一名，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但这些罪犯积压到1950年才依法处决。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中，认为灵寿一贯道的组织，只占5个村，道徒70余名，同时没有反动事实，应以取缔大佛教为重点。在实际取缔工作中，发现18村都有一贯道的组织，道徒219名。这些现象不能说不是我们的麻痹思想与执行政策上的宽大无边所致。

　　自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我们就在区书联席会议上，县党代会议上，县区扩大干部会议上，传达贯彻了政策，检查了以往我们在认识上的麻痹思想，和政策执行上宽大无边的错误。并由公安、司法抽出得力干部，在县委的领导下，组成联合办公室，进行积压案犯的清理，和协同区村重新分析研究已往曾发生过的反革命活动，确定逮捕对象，并布置了立即动员起来注意掌握反革命分子活动情况等工作。同时全县各个传授站、宣传网、读报组、广播台、民校等各宣传机构均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村村在墙上书写“惩治反革命条例”，掀起了镇反高潮，截止六月中旬共捕获反革命分子87名，已处死刑者18名，徒刑者15名，上报死刑未批者27名（批准未执行者4名），释放回村管制者4名，保释回家者3名，未结者13名，审清未报者9名。

　　我们每逢在逮捕或是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时候，都要利用这个场合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事实。随即在县的小报上把他们的罪恶登载出来，在全县民校普遍教育。取缔一贯道期间，曾召开了4千人的群众控诉大会（内有道徒道首百余人参加）会场上组织了三个展览棚，陈列着一贯道的道经、道具，欺骗群众破坏工作的罪证及连环图，并设专人进行讲解。这样一来揭露了一贯道的内幕，引起了群众对他的憎恨，不少的道徒，也认识到是上了道首康福臣、董六十的当，对一贯道的控诉会上，道徒赵偶妮说：“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们（指道首）让我跪香、拿钱，我父亲就能上了天，这就是一贯道的‘超霸灵’，又叫我们拿‘道德费’、‘公德费’，说越拿钱多了，行的善越大。我被他们欺骗的信服过甚了，将纺线的钱，卖鞋赚的钱，又卖了些烂铁，都交了他们。这光景就是一贯道给弄的不能过了。”群众道徒经过了控诉，一致要求政府依法处决。当场道徒赵偶妮、高玉贵、李多妮等100余人，宣誓退道，最后全县219名道徒，除三人不在家外，均先后退出了一贯道的反动组织。处决反革命杀人犯罗玉晨等10名罪犯时，曾组织了五处控诉大会，到会者达2.4万余人，报名控诉的达数百人。因时间所限亲自到台上控诉者达50余人。托里村50多岁的老太太×段姐，听说处决反革命犯王克元时，奔跑十里地赴会控诉。他大声哭着说：“我是王三巴的母亲，我的儿子是被这个坏蛋亲手杀死的，先刺了九刀，又砍了头子。”说到这里，老太太手指王犯大声高呼：“你知道还有今天？你奉敬敌人，杀死我儿子，我现在要求人民政府杀了他给我报仇。”当老大娘哭诉其儿子死的惨伤，使他光景难过的时候，顿时会场哭成一片。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要求政府枪决王克元，给王三巴报仇”。当场群众王振远手持刀子要求政府千刀万剐反革命分子。

　　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充分发动了群众，都自动的起来积极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自二月至六月十五号，群众协助政府已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80名（其中包括未捕者147名）共收到控诉书1200余份，其中群众对反革命犯罗喜爱一人的控诉书就有51份，又有57名群众代表亲自到政府口头控诉。不少的村干群众在运动中表现的非常积极，胡庄支部书记郝二旦等三人，自带路费自动到石家庄考查反革命杀人犯王文远、罗玉辰的下落，张麦寿亲自到山西榆次考查反革命犯尹贵英的下落，报告政府将该犯捕获。此外尚有群众25人自动要求准予他们到外县捕捉反革命分子。

　　逮捕与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后，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干部工作情绪提高了。特别是地主反攻时期，翻身农民在生产情绪上受了很大影响，胡庄罗黑棍分到地主的三亩地，不敢上粪，怕国民党真的来了，自己白下了本钱。处决了9个反攻地主后，农民罗黑棍，由不上粪，今年三亩地共上了粪98小车。过去群众不敢买分到地主的地，现在只要谁卖就买谁的！对各种工作的推动亦是很显然的，今年植棉中全县原分配任务5.3万亩。党代会议上，在下透雨的情况保证下，能完成6万亩，种棉开始仍未落雨，全县农民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推动下，担水点播完成76,158亩的植棉任务，胡庄村过去连村干会就开不成，谁也不愿出头工作，现在什么工作都变好了，今年9,581斤的夏征任务一天就完成了。东关村长受地主的贿赂，中队长、公安员不同意。因此，闹起了意见，什么工作也不干了，杀了地主，处分了村长，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情绪，现在样样任务均可提前完成。全县过去由于反革命分子活动，使工作消沉的30余村庄，现在都变成了生气勃勃一切工作都能顺利完成的村庄。

　　经过镇压反革命工作，社会秩序稳定了，破坏案件减少了。去年共发生206件，其中偷盗者143件，破坏生产者15件，破线者7件。今年发生偷盗者31件（一般是小案件）破坏生产者3件，破线的现象没有了。并有些顽伪还乡人员，及国民党党团特务人员纷纷要求悔过自新，主动找村干部要求帮助工作，如城内还乡人员刘振华在村干部的准许下，参加剧团、读报、屋顶广播，干的很费力气。东关还乡人员高赃货，自动到政府供出城内特务分子马三万，及国民党员麻振昌等五名。县师范教员马景铃（国民党上层分子）时常到校长屋里征求校长意见。有些地主过去曾夺了农民的土地，现在主动地将财物全部退给农民，并亲自找村干或政府赎罪。如东关地主雷庆隆，岗北地主表九思。塔上国民党员牛老清亲自找到公安协助员说：“我是个国民党员，做的坏事也不大，若有事就有事，没事我也就放心了，不然我什么活也做不下去。”这都说明了大小反革命分子都在考虑怎样使自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我们在镇反工作中，虽做出了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宣传工作还不够深入普遍，城镇主村做的多做的好，山沟附属村宣传的少、做的不好，那里群众还存在着糊涂观念。（二）对稳、准、狠精神的掌握上，情绪上是偏于“狠”，急于求成，够杀就感到满足了，因之没有经过处决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发现更多的侦察线索。（三）工作进行到现在，干部中产生着满于成绩，天下又太平了的情绪，和主张不慎重衡量轻重而杀下去的情绪，这都是对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了解不够的原因。我们将经过这一段镇压反革命工作总结进行教育和讨论纠正。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