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东新给毛泽东的镇反工作报告

　　<成都县委书记、杨东新>

　　（毛主席：）

　　我县位于成都市西北郊区之外，人口153000余。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封建反革命势力特别强大。最著名的匪首恶霸有所谓“大王”、“国王”、“皇帝”、“军师”、“霸王”、“蛮王”、“饿蟒”、“老爷”等绰号。他们不仅掌握着政权，操纵袍哥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而且拥有大量的武装勾结美蒋特务，对农民进行各种残害、压榨、掠夺和霸占。如我县大恶霸匪首曾次金，绰号“曾大王”，系全县封建袍哥“大成总社”社长，匪青年党成都县筹委，任太平乡伪乡长10余年。解放前夕，在王匪陵基“游干班”受训，并被委为匪“反共救国军”团长，经常握有武装二、三百人。其最忠实的帮凶有号称“四大金刚”的4个伪保长；有所谓掌管军权的“红旗管事”；有所谓“镖手”、“打手”、贴心爪牙“小霸王”；有专门杀人振人的刽子手；有所谓办理外交的“外交管事”；有秘密勾结的特务；有总揽经济大权的“大老师”。历年来曾敲诈勒索大米4万余担，掠占水田300余亩，估奸妇女、残害人命30余人。解放后，勾结本县著名恶霸匪首开会，阴谋暴乱，并以人员武器暗中支持华阳县龙潭寺等地的暴乱。后在我大军清剿下，向我伪自新，缴出一小部武器，但在该乡仍秘密组织“十人团”，造谣破坏，威吓农民，分散隐藏其财产及各种武器。又如大恶霸匪首余安民，绰号“余大王”，曾任蒋匪军师长专员，保安司令等职。三八年居住青苏乡，建造公馆3处，老百姓喻之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另外还有“冷宫”。因其强奸妇女闻名，老百姓又叫他“余脚猪”。彼在该乡与其心腹爪牙所谓“青苏国王”伪乡长熊记华，二人狼狈为奸，依持一批恶霸保长和袍哥，握有武装二、三百人，前后杀害无辜人民10余人。解放前夕，收罗胡匪宗南残部及其原有的武装，组织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余自任司令，熊任高级参谋。解放后，彼等隐藏武器，造谣破坏，暗中支使其“兄弟伙”袭击我军政人员。另一个大恶霸匪首系“土皇帝”刘熙黎及其幕后支持人钟远洲，统治于我县北部仁义乡。钟匪系袍哥头子，人称“太老爷”占有水田数百亩，有儿子10个，绰号“十蛮牛”，均系袍哥大爷，管事，经常勾结匪众，欺压人民。彼与新繁巨匪“何天王”、“沈打滚”，郫县匪首郭绍成、业道信及川西巨匪冷开泰等，有密切勾结。“土皇帝”刘熙黎，即是在其一手培植下当了该乡伪乡长的。刘任伪乡长以来，苛捐杂税样样都有，贪污大米在数万石以上。估拉壮丁，强奸妇女等罪行不知有多少，仅知彼直接杀害的人有14个。解放后钟、刘二匪勾结外县和本县的巨匪秘密开会，组织暴乱。去年2月间，刘率匪众200余人，在该乡公开暴乱，被我击溃后，刘向我假自新，交出武器一部，隐藏一部，并仍造谣破坏，威吓群众。此外如天回乡的“四大家族”，金泉乡的所谓“李大爷”、“冷饿蟒”，崇义乡的“老横”、“天王”，安靖乡的“野狗”、“么毛猴”，清溪乡的“刘老子”、“二皇帝”，复兴乡的“肥猪行户”、“小霸王”等，均系罪大恶极，人人痛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首，恶霸。

　　解放后，因我县距成都市较近，除边沿三个乡发生局部暴乱，其余各乡只有小股匪特窜扰，未发生公开暴乱，以后有一部小匪协从向我悔过自新，大部匪首、惯匪和特务则采假自新而继续破坏。我们当时对此地封建反革命势力认识不足，对自新份子缺乏严格控制，一律采取了“宽大”、释放的办法，因而匪特反革命份子的气焰仍很嚣张，群众顾虑很大，对我不满。如当时老百姓说：“人民政府啥子也好，就是太宽大了”。有的匪特份子更乘机造谣说：“人民政府看到抢人的土匪不但不杀，还给了一双鞋子，20元银元。”金泉乡匪首冷步云向公安局伪装自新后，在土桥茶馆里骂道：“他妈的，你们以为不得了罗，公安局王局长老子三天要见一面！”谁也不敢开腔，认为革命是“改朝换代”。如土桥农民说：“人民政府还是换汤不换药，歪人还是歪人，受气的还是受气。”又如天回乡匪首恶霸杨金山，在缴枪假自新时，威吓群众说：“我虽然缴了枪，铁锹总还有一把嘛！”（意即还可以打人）在这种情形下，老百姓不敢接近我工作人员，亦不敢公开检举。太平乡惯匪黄占云，曾在外抡人，回村后群众不敢检举，有一次黄打老婆，农民代表干涉了他，他便持刀在某地连等3夜，拟暗杀农民代表未遂。该乡恶霸地主孙吉安，勾结匪特威吓农民说：“人善怕人欺，马善怕人骑，龟儿子农民代表要查老子的黑田，现在老子硬起腰杆来了，那个敢来惹我？”去年夏天，县上办了一期自新份子训练班，也引起群众的误会与恐慌。有的说：“蒋政府时代办的乡保人员训练班，出去就是乡保长，现在人民政府也办训练班，叫那些歪人学习，出来后照样办事！”匪特份子黄南郁也说：“人民政府讲的是宽大政策，我已经坦白了，政府要委我当情报员，区长，局长都和我有联系，以后还要请求去革大学习。”群众听了这些话后，都很害怕。去年10月份以前，虽然镇压了26名匪犯（惯匪18名，匪首5名，特务3名），但由于镇压的多系惯匪，不够及时，农村形势并未改变。如天回乡农民说：“犁湾未损，湾木又生。”意即虽然枪毙了几个匪人，但农村封建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

　　去年10月份以后，进入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的斗争，对反霸与镇压反革命，区党委和地委都有适时的指示，县委曾数次研究，并直接领导，首先在几个乡取得了反霸经验。即召开大会小会，各界座谈会，反霸控诉大会，和反霸的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尽情控诉恶霸、匪首的罪行，然后分别在各乡召开万人以上的公审大会，由乡村农协会，代表全体人民提起公诉，继由直接受害群众，一一当庭向恶霸控诉，最后审问宣判、执行枪决，秩序尚好，人人称快。公审大恶覇曾次金时，农民黄车臣一面从红布包内取出了他父亲的骨头，一面指着曾犯说：“曾次金，曾大王啊！这是不是你图财害命打死我父亲的骨石，你说，你好恶毒啊！是不是？……”曾犯低头不语，黄车臣忍不住的痛哭起来。台下高呼：“打倒大恶霸曾次金！”“要恶霸曾次金赔偿群众的损失！”等口号。当枪毙曾次金后，群众又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等口号。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中旬，共处决匪、霸、特务等76人，一般说做到了稳和准，提高了群众觉悟，但不够及时，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未被摧毁，群众顾虑尚多。反动的一贯道造谣说：“杀人拉命债，举手都有一分罪。”使一部份群众不敢参加斗争，另外农村少数反动地主不怕，如说：“我不是恶霸，不退押也杀不了头”有的把银元和手枪丢在河里，拒绝退押，威吓农民，收买农会干部，致农会组织不纯。

　　今年2月中旬以后，我们看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和你对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批示，区党委和地委也一再指示和督促，县委又进行了讨论，并在2月20号召开了县农代大会，由全体代表检举出农村的匪霸反革命份子300余人，经县委严格审查名单，立即扣捕了150余人，会后经农民代表与工作人员在农村宣传，群众继续控告，又陆续逮捕了500余人，法庭的工作人员大部下乡受理案件，并组织两个分庭，轮回开庭公审。县委则分工到各区乡，直接帮助指导，审查材料，报请地委、区党委批示。凡批准处死的罪犯，均经过了群众控诉，法庭公审、判决等步骤，而且都是分批、分地，召开万人以上的大会执行。万福乡一个老太婆在大会控诉恶霸邓敬之时说：“邓恶霸，邓敬之，你好狠心啊！强奸了我的女儿还不算，活活把她打死，你振得我们好惨啊！……”并在台上高呼道：“枪毙恶霸邓敬文！”“毛主席万岁！”。崇义乡公审匪首张玉彬时，其女人上庭控诉，证明其为匪作恶的罪行，张的母亲也到法庭前控诉，要求枪毙。从2月下旬到4月初为止，又镇压了匪霸反革命罪犯311人，加四大运动初期镇压的76人共387人。其中匪首73人，惯匪114人，恶霸131人，特务75人，反动党团头子7人，反动会门头子8人。连四大运动之前镇压的匪犯26人共413人，根据我们最近的检查，以上所镇压之匪霸革命份子，均符合稳、准、狠的原则。已镇压的反革命份子：家庭属地主成份者126人，占镇压总数的30％强；属富农成份者39人，占镇压总数的10％弱；家庭属游民成份者110人，占总数的26％强；家庭属商人成份者27人，占总数的6％，其余尚未确定成份。其中任过伪正副乡长者17人，伪保长67人，伪乡队副25人，伪保队副17人，伪官吏及职员18人，伪军官28人。现尚关押554人，管训57人，正在清理中。

　　经过以上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曾次金、余安民、熊记华、刘熙黎、钟远洲等为首的恶霸、匪首、特务等反革命份子，均已被镇压，所余少数爪牙，亦已被关押起来，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农民把镇反运动称之为“毛主席给他们撑腰杆”，并把毛主席称之为“天星下凡”。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杀的是“对红心”，杀的都对。有的说：“这才真正见青天了”。天回乡农民林永昌说：“减租”退押得到了果实，清匪反霸惩办了坏人，提起好处来真是“两个春官睡一头，说不完的说不完！”今年3月间，仁义乡大恶霸钟远洲被枪毙后，农民张春武说：“枪毙了钟远洲，等于解放一个小台湾。”青苏乡一个许老太婆，因为镇压了恶霸，解除了她多年的积恨，对毛主席特别感激，有一次看见了毛主席的像片，就长长的作了一个揖。金泉乡农民杨三泉说：“毛主席真是青天大老爷，他再不来的话，鹅子石都要飞起来打人，现在把这些坏家伙除了，走夜路、睡觉都不提心吊胆了。”农民妇女杨泽甫说：“共产党来得太迟了，要是早能来的话，我们要少受罪，也会早参加青年团。”（因她现在已过年岁）。三河乡商人刘克远说：“镇压反革命不只农民得到了好处，连我们商人也都粘光。解放前我们三河乡的歪人遍街买吃，买了不给钱，向他们要账，还得捱趸打，我们卖了怕亏本，不卖怕得罪人，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啊，反了恶霸，歪人没有了，我们商人卖东西讲公平交易，不卖谁也不得估买，加上物价稳定。生意就是月月有钱赚了。”万福乡教员说：“像这样的镇压好比久旱逢甘雨，硬是安逸。”原来由匪霸开设的烟馆，赌场，现在没有了，袍哥也不“关火”了。如万福乡吴道洪原系袍哥“大爷”，镇反后，有人叫他“吴大爷”，他很惊慌的说：“啥子啊！那里的吴大爷，你叫我的奶名好了。”农会中清洗了一批反革命份子，也较过去纯洁了。党与人民政府的信誉大大提高。

　　镇反运动的后期，由于我们控制不严，群众自动捕捉了一些人（其中有少数人是不捕也可以的），工作有些简单粗糙，对恶霸、匪首的赔偿、追赃有些混乱，现正结合土改清理中。谨致

　　最亲切的布礼

　　 川西区成都县委书记杨东新	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