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现在是三十年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奋斗历史可以分作四个段落来叙述，即：(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三)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一九四五年——)。以下是这个三十年历史的一个简单的轮廓。

## 一  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并且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的薄弱的工业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中国工人阶级生长的过程，同时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国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过程。

　　一八四○年，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进行了有名的鸦片战争。从这以后，接着发生了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和一九一四年日本对于中国山东半岛的掠夺。外国侵略者经过这些战争和其他方法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勒索了中国的“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并且划分“势力范围”，进而操纵中国的内政，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压迫着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阻止着中国的政治不能进步。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对中国的封建经济起了解体的作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在几十年间的发展是极其微弱的。中国的封建末期的反动统治者，对于各阶层劳动人民实行着野蛮的统治。地主阶级占有农业土地的大部分和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对于农民享有种种超经济的特权。高利贷者、商人、买办和封建官僚，与地主在一起掠夺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业的一部分属于帝国主义者，一部分属于中国的官僚，属于中国资本家的一部分也受着前两部分的压迫和排挤。封建官僚政府在一九○○年的战争失败以后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并倚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来压迫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历届军阀政府，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由表面的统一变为公开的分裂，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之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无论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和以后，各派的封建统治者都拒绝作任何实质的社会改革。因此，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上述情形下，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自由。

　　实现这个严重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十年后爆发的创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八六四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十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不能解决、甚至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并且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决心，但是因为受旧的落后的生产方法所限制，看不到斗争的前途，所以也不能担任领导这个革命到胜利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阶级来担任领导责任，这个阶级要能够提出正确的和完全的斗争纲领，并且能够在国内和国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坚持不屈的斗争。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约三百万左右)，但是它和农民不同，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又和资产阶级不同，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具有坚决的斗争意志。

　　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开始表现出来。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曾进行了有效的反对封建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传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这样，就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一九年当作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并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这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着重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学说，并且着重地指出了中国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的事实。

　　在这里，应当特别回忆的，就是列宁本人，早在一九○○年，特别是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就已经注意中国问题，并写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论文；而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间，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紧张的年代里，列宁和斯大林又都对东方的民族问题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正是这些指示，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出发点。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年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专门报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列宁的这些古典的文件，规定了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轨道，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曾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的党的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在一九二○年又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于同年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任党的湖南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最发展的省份之一。

　　党的第一次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最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一九二二年五月，党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订了党的宣言，在宣言中规定了党的纲领，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样，党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宣言的缺点，是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号召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这个缺点，后来就在党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领导工作中，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集团发展成为严重的路线错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党在成立以后的两年中间，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于党的有效的活动，全国工人斗争处在很大的高涨中。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有三十多万工人进行了一百多次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并且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罢工胜利之后，都组织了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的工会。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在迅速的发展中，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就迅速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但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重的打击。当时统治着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阀首领吴佩孚，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在京汉铁路以及其他许多铁路工人实行罢工反抗后，吴佩孚就在二月七日在汉口、长辛店等地对工人实行屠杀，工人死难者约四十人，伤数百人，被称为“二七惨案”。

　　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一方面，表示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之下，年轻的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事实教训了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与几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此以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同盟会，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中的主要组织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在一九一一年革命被出卖以后，这个联盟中的许多力量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继续受了多次的失败。孙中山曾经依靠广东的军阀作反对北京反动政府的活动，但是又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了出来，其内部更加涣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苏联对中国和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政策，“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逐渐地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的郑重的注意，使他们倾向于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的革命政策。

　　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党内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企图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使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首先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并以无产阶级为中坚力量来掌握政权，用这个政权来保障国家在以后的发展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认为第一次革命应该让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只能得着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为“二次革命论”。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大会拒绝采取右倾的和左倾的错误意见，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第三次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却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意见，反对了错误意见。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就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援助，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规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办法。这次大会事实上成了革命高涨的起点。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了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和全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广东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学校，举行了讨伐广东反动派的作战，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恢复了工人运动，并且开始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为群众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同年三月，孙中山病故。全国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革命家的哀悼，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因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而爆发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租界举行了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被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以后数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继续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的示威游行，并继续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枪杀。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在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了多次的反帝示威游行，并罢工、罢课、罢市，抵制英货日货。香港工人在总罢工之后，工人都回到广州，因而封锁了香港使之变成死港。香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学生和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又被英国水兵在广州沙面开枪射击，死伤大批游行示威的群众，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这些运动中，全国人民一致地提出了惩凶、赔偿、谢罪和收回租界、撤退外国军队等要求。在运动中，北京的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政府都投降帝国主义，压迫人民运动，只有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香港和广州的罢工，一直延长了十六个月之久。

　　因五月三十日流血的游行示威得名的“五卅”运动，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并准备了全国的大革命。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迅速地统一了广东全省，并且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举行北伐战争，以推翻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的封建统治。北伐军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共产党人、革命的国民党人努力奋斗之下，得到伟大的胜利，使反动军阀的军队迅速崩溃。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占领汉口。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大发展，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达到二百八十万，组织到农民协会中的农民达到九百五十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五卅”运动前的九百多人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多人。

　　但是这个猛烈发展的革命的基础，却是不巩固的。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共产党人领导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战争的根本任务，一直抱着消极的软弱的态度。群众斗争特别是许多地方的农民斗争已经起来了，但是陈独秀却没有坚决的积极的政策去满足群众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土地要求，也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去改造当时仍在反动分子手中的政权机关，建立群众的武装力量和扩大可靠的革命军队。革命在广大的北伐军中已经有了威信，但是党对北伐军的工作却没有正确的方针。共产党人虽然在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但是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忽视掌握军队，真正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军队只占极小的部分，军事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介石在权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组织了反共反苏的阴谋，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借口打击共产党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但陈独秀却向蒋介石的这种进攻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满足了蒋介石的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反动要求。到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就以南昌的总司令部为中心与汉口的国民党左派的中心相对抗。

　　在一九二七年初，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及其斗争的坚决性，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极感恐惧。地主阶级在乡村中受到农民运动的威胁，大批跑到城市，散布各种指责农民的谣言，使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并借此而反对共产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紧急关头，陈独秀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不敢采取坚决的步骤去支持与继续发展群众运动，不敢依靠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来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击退反动派。相反，他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也跟在反动派后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抑制群众运动，特别是抑制当时的农民运动，幻想用让步和妥协的方法来稳定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不离开革命的阵线，以便“挽救革命”。其结果是共产党愈让步，反动力量愈上升，而群众力量则因为共产党的动摇和抑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就迅速地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封建地主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也以蒋介石为它们的新的政治代表，要他从内部来击破轰轰烈烈但是缺乏经验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当时曾经有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后来的失败，因为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切合时宜和切中要害的警告了。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假手于反革命力量而进行干涉的严重危险，真正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和共产党人研究军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展开农村革命满足农民要求的极端重要，无产阶级起来掌握领导权的极端重要。以后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曾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所应取的策略连续地给了许多详尽的指导。如果斯大林同志的这些宝贵的意见唤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及时的警醒，那末，敌人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下子把革命打败。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表现了自己的伟大的革命天才。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认识了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却是党的历次大会包括第三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主持广东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努力于训练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里指出：分辨真正的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接着他就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资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类主要社会力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且得到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既反对了陈独秀的只看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而看不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张国焘的只看见工人而看不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了支持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湖南农民推翻地主统治的热烈斗争，写了党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农民指责农民的论点，强调地指出：只要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政策，那末，“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的重要价值是：(一)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二)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三)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四)着重地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因为这样，这个著作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件。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受到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支持，却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所压制，没有被党的主要领导所采取，因而没有能够挽救当时的革命。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预料，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英、美、日、法、意等国舰队就向南京开炮轰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之下，四月十二日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汉口的国民党左派虽然宣布了讨伐蒋介石，其内部的反动倾向也迅速增长。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间在汉口召集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同志虽然参加了，但完全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发言权。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斥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但是缺乏积极的办法。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接着，在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革命分子。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就是这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遭受了失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了极大的和极重要的教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了以下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一)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来担任；没有统一战线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统一战线不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是要失败的。(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取得了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了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了一切。这些教训，不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到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表明在中国的反革命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地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为了战胜已经侵略中国数十年之久的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封建主义，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而为要胜利地领导这一严重的斗争，就不能仅仅依靠革命的积极性，而必须同时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巨大的全国革命斗争，很多共产党人在这个斗争中表现了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但是除了毛泽东同志等少数人以外，却没有能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党的这个弱点，就使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掌握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革命指示，不能在复杂的紧急的变化迅速的革命斗争中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和资产阶级的叛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的不足，表示当时的党整个说来还处在幼稚的阶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正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中，党达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熟。

##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一九二七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迅速发展中遭到了强大的敌人从革命内部和外部的袭击，又因为自己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抵抗这些袭击，因而受了极严重的打击。党曾经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八月一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但他们没有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后来虽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力量，大部分却在广东东部与敌人作战中受到了失败。自此以后，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从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屠杀开始，到革命失败后，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很多的优秀领袖，很多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极野蛮的屠杀。全国突然转入黑暗，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加入了党但是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大批声明退党。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叛变了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造成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相反，由于比以前的反动统治者更加彻底地依靠帝国主义和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人民，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例如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因为他们知道把这些放在蒋介石手中和留在自己手中并无分别，但是在实质上，他们对于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上升，尤其显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配下，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和以前一样地循环不息。工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以前更为严重，尤其在城市中，国民党的统治比旧军阀的统治凶恶得多。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比以前受了更多的压迫。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总结当时的情势说：“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种情况，正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以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的统治虽然比以前的军阀统治更加凶恶，但也有它的弱点。蒋介石统治的根本弱点，就在它的脱离人民和它的内部冲突。为了镇压人民，蒋介石的反动国家机器是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它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中，因而使城市的人民斗争不容易有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蒋介石不可能在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中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的不断混战，加重了蒋介石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受过革命影响的农村中，农民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经验，这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的。如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没有正确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失败，那么，正确地完成前一个时期所没有完成的农民土地斗争的任务，就是复兴革命运动的希望所在。

　　在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已经建立了他的彻底反动的统治的情况下，党的任务，就是要向人民指出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指出恢复革命斗争的方法，并且领导人民加以实现。而为了这样，党就需要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纠正党的领导的错误，并且迅速收集革命的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和防御。这就是说，需要将党的组织一部分转入反革命比较薄弱而革命比较有基础的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争；一部分继续留在城市而转入地下，进行隐蔽的活动，以便保存干部和党的组织，保存和积蓄群众的革命力量；然后，配合这两支队伍的斗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争取革命运动的复兴。

　　党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反共以后，紧接着就在八月七日召集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集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更详细地检讨了陈独秀的错误。陈独秀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陈独秀分子在此时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并将巩固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分子由此走上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结合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道路，因此党就在一九二九年驱逐他们出党。

　　党在八月七日的会议上为了挽救革命，曾号召农民进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之后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湖南江西的农民、工人和北伐军各一部举行了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与敌人作战。此外，党还在中国的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许多起义，包括著名的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本身都失败了，但没有完全失败，在起义中所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还留下一部分。凡是对于这一部分武装部队实行了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得到了发展。因此，在党领导之下的革命武装，就在几个地方逐步地发展了起来。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部队，就构成了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即现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的来源。

　　但是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整个党的组织需要的是正确的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局部的武装斗争，暂时也只能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防御。因为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为革命仍在继续高涨，拒绝承认革命的失败，党在瞿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曾陷入“左”倾盲动主义，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因而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继续受到了不少的损失。

##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二)

## 胡乔木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第六次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民主革命，总的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并且规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项纲领。大会提出了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大会指出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但又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第六次大会的功绩。第六次大会的缺点是对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少正确的估计；而对于党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需要将党的工作的重点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这个关键问题，也没有必要的认识。党的领导工作，仍然掌握在“左”倾分子手中。第六次大会的这些缺点，曾经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大会。在第六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第六次大会所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随后就由毛泽东同志在实际上和理论上解决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退到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井岗山区城，在那里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并且着手领导农民分配土地。随后，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又由广东率领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领导当地农民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大了部队，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与井岗山的部队相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进行了多次的胜利斗争，以及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在平江起义的部队前来会合以后，以井岗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和巩固了起来。在这个期间，党所领导的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也有了发展，陆续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们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成了新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

　　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是可能的呢？为什么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所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一九三○年一月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论文中，给了理论上的答复。在第一篇论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主要条件是五个：第一，中国的特点，即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遗留；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第四，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在第二篇论文里，毛泽东同志详细地估计了中国红军战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同志认定：必须放手发展红军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之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找出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发展规律，即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中国革命在后来二十年间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不但制定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发展的总轨道，而且在各项具体政策方面，例如在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面，在对待中间阶级的政策方面，在战胜优势敌人的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工作方面，在农村环境和军事环境下的党的建设工作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创造。鉴于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力量，中农是坚决拥护革命的重要力量，富农的经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仍然需要保存，中小工商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需要保护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规定了和坚决地实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保护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鉴于战争和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又鉴于当时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和敌之脱离群众我之联系群众，因此，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规定了红军必须是党、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和其他一切地方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规定了红军必须在部队中建立强大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群众纪律，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当时的主要战争形式，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迂回和歼灭敌人，而这些基本原则和其他军事原则就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由于这一切，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的工作，已经奠定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基础。

　　到一九三○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约六万人，江西中央区的红军已有三万几千人。在一九三○年和稍后的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已发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和广东的海南岛。红军的迅速发展引起蒋介石的极大的震动。一九三○年底，蒋介石派了七个师共约十万人围攻中央区红军，结果被红军消灭一个整师和另半个师，蒋军前敌总指挥被俘。在红军胜利的影响下，一九三一年二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又派兵二十万人由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央红军举行第二次围攻，结果又被粉碎，被俘三万多人，缴枪二万多枝。同年七月，蒋介石又发起第三次围攻，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三十万人，分三路深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但是结果仍然被粉碎。与此同时，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据地后来转移到川北根据地的红军，和在贺龙同志领导之下的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经过这些胜利，红军的力量就继续发展，而新的革命形势，也就逐渐地接近于成熟了。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从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起就决心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一九二九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以来英美等国忙于内部事务，无暇与日本争夺中国，又看到蒋介石政府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并依赖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去进行反革命内部的内战和反对工农红军的内战，不敢抵抗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因此就决定首先侵略东北，然后逐步向中国本部扩张其侵略。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内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并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上海，一九三三年占领热河和察哈尔的北部，一九三五年占领河北的东部。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的要求。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在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要求蒋介石政府改变政策。蒋介石政府则坚持他的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加紧法西斯恐怖的政策。但是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开始发生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二年一月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反日运动的影响下，向进攻上海的日本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这个军队的领导者及其他一些国民党人又在福建成立反蒋联共的人民政府。冯玉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也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察哈尔的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日本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或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但是虽然如此，党的领导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却因为陷入了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至不但没有能够在日本进攻、红军胜利、人民抗日反蒋的有利形势下将革命推向前进，反而使革命受到了新的挫折。

　　虽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及其以后种种事变的教训，在党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党的领导机关仍然设在反革命中心的上海，党的领导仍然没有以红军战争为中心，仍然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抱着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不了解红军战争的意义和规律、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举行城市起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占据着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一九三○年六月至十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错误计划曾经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但是在红军中却因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决抵抗，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一九三○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城市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坏，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也在一九三三年搬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中及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如毛泽东同志等相汇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这样，由红军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高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复兴，就被破坏了。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刚刚出卖了上海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又以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组织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全面围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红军在这次反围攻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巨大的胜利。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以一百万兵力，举行对红军的第五次围攻，并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红军。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围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受了“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

　　一九三五年十月，即在长征开始的一年以后，中央红军终于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经历了二万五千华里的征途，越过了人迹罕到的雪山草地，达到陕西北部，与陕甘红军部队相会合。任弼时、贺龙两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和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与中央红军在陕甘地区相会合。在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中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曾经进行分裂和背叛党的活动，拒绝与中央红军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反而强迫部队向西康方面退缩，并非法地组织了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另一个中央。由于毛泽东同志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忍努力，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很快地就完全失败了，但是红军却因此受到了另一次很大的损失。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但是由于党内错误的领导，受到了许多的挫折，经过长征，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已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国全世界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相信了为着战胜当时在中国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非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可，非要停止反共的内战不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湘鄂边北上经过长征的红军紧接在会合以后，就共同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攻，大大地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的声势。随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的进攻，由北京学生在十二月九日举行的抗日救国大示威而开始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发展起来了，广大的人民在运动中一致地提出了党所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革命从新走向高潮。在这个时候，需要对日本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纠正在党内浓厚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这个工作，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所决定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八月一日所发表的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满足了这个要求。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有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斗争而其他部分可能由动摇而中立，指出了国民党营垒可能破裂和其中英美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而被迫参加抗日，指出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以后，总结党的任务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同志痛驳了党内“左”倾分子提出来的反对统一战线的一切论据。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且规定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不赞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资本家和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是保护的，它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但又代表着反帝反封建的各层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统一战线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统一战线的区别，是在有无坚强的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参加。毛泽东同志在比较两个时期的不同时说：“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他们不但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人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或失败主义，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这样，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就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预见了中国政治的后来的发展，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中共中央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迅速地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并迅速地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实现。红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东征进入山西，在取得许多胜利以后，在五月间，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首先实现了停战。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同志正确指导下，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继续向红军进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要求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他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此蒋介石被释放了，国内和平乃得实现。为了便于保持国内和平，并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决定暂时停止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由于国内和平实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实行新的进攻时，中国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内对于日本的进攻就实行了抵抗，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就爆发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的主张和努力，促成了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就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中央召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党在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政治路线，并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在革命脱离了危险而走向新的高涨的年份，为了总结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同志曾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在一九三六年秋，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总结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之一。但是这部书的意义远超于单纯的军事问题以外。它实际上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本身的规律。并且，由于它对于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根源，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和学习过程，以及战争的各种辩证规律，都作了根本性质的解剖，它就成了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在一九三七年夏，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他的著名的哲学的著作《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这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它是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思想、正确地行动和正确地学习的最好的教科书。它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根据无可辩驳的唯物论原理，揭露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在认识方法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不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而且对于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宝库，也作了光辉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动革命的新高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地依靠毛泽东同志的努力，党深刻地认识了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创造了革命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各种政权工作。在这个时期，党认识了自己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左”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并在与各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是主要的危害相反，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倾；“左”倾的错误曾使党和红军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因而推迟了革命的新的高涨。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各种艰难曲折锻炼出来并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党和军队，却构成了后来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由于上述一切，可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对于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和干部准备。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党渡过了极端严重的反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方面，敌人企图完全消灭我们党，我们党和敌人进行了极端艰苦、复杂和英勇的斗争；另一方面，党在克服了右倾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又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几次侵袭，使党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和他的异于寻常的忍耐性与遵守纪律的精神，充分圆满地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把党从极端危险的情况中挽救出来。这样，就使党在渡过了十年的反动时期以后，在内外敌人的侵袭和打击之下，在全国范围内用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保存了党的革命旗帜，并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和一部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党的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数万党员，积蓄了大量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关于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全国规模的抗日爱国战争和新的国共合作。

## 三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防北京以南的芦沟桥地方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八月十三日，日本军又攻击上海，上海守军亦进行抗击。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中国红军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向华北和华东前线参加抗日战争。

　　在当时，围绕着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情况如下：

　　在国际方面，存在着日本、苏联、英美三种不同的力量。第一种力量：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侵略者。日本所实行的灭亡全中国的方针，引起了中国全体爱国人民的反抗。日本不但侵略中国，并且向苏联一再挑战，企图在苏联没有准备的条件下袭击苏联，同时用这种姿态来引诱执行反苏政策的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它的让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夺取了英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威胁了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有矛盾。至于日本人民的革命势力，在战争中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援助中国人民的，但是力量太小，还不能发生严重的影响。第二种力量：苏联。苏联坚决地执行着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政策，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与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给中国以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苏联又坚决地执行着和平政策，警惕地不陷入英美帝国主义坐山观虎斗的圈套。但是在一九四五年消灭了希特勒德国以后，苏联就迅速向日本宣战。事实证明苏联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既合于苏联的利益，也合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第三种力量：英美。英美在此时既不同于日本，更不同于苏联。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日本夺取它们在东方的利益。但是它们一则希望把战争引向苏联以便自己坐山观虎斗；二则害怕中国人民力量的兴起，危害它们的利益；三则忙于应付西方由希特勒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力求缓和日本在东方对于它们的矛盾，害怕日本在东方对于它们的攻击。所以直到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发起攻击英美的时候，它们总是竭力与日本寻求妥协，或则希望日本和中国两败俱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上转入优势以后，美国是要求中国积极反攻日本了，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却是利用这种情势来独占中国，排挤中国人民的革命势力，以便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需要中国人民在其反对日本侵略的时候与之联合，同时又须警惕和反对他们的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

　　在国内方面，存在着人民、国民党和汉奸三种不同的力量。人民是坚决反对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在日本灭亡全中国的政策之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站在抗日方面，地主阶级中的若干人特别是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站到抗日方面来了。因此，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极为广大。汉奸是坚决依附日本，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的。日本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收买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败类充当汉奸，而国民党的长期反动政策也帮助了汉奸的产生，国民党内的汪精卫一派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投到日本方面去了。但是汉奸究竟为数很少，全国人民对于汉奸也是一致反对，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不能不在口头上加以反对。问题是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的主体，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基本上是英美买办集团，曾经在多年的反动中坚决地反对人民，反对抗日，并且一心一意地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这时起来抗日，第一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压迫，使他不能不起来抗日，否则全国人民和许多有组织的抗日力量都将自动起来抗日，他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全国的进攻直接地危害着他的政权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此时已无法调和；第三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英美自己不愿得罪日本，但愿中国和日本打着，拖住日本。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就表现他具有互相矛盾的反革命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抗日，也要其他势力积极抗日，在战争初期也曾表现了他的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并希望能够速胜；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人民，继续压迫人民，不愿人民起来抗日，特别不愿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势力动员人民起来抗日。他要包办抗日的领导，但他拒绝实行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极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特别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他曾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势力，而保存他自己的力量。为了这种目的，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他不相信倚靠中国的力量能使抗日胜利，因而他不倚靠而且不愿意倚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援助上。他希望很快地引起英美对于日本的干涉，由英美代他抗日，在后来尤其希望美国。但是后来的事实是，英美的干涉迟迟不来，英美并和日本不断地妥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不但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和敌后广大的人民结合，取得不断的胜利，有了极大的发展；全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大大地冲破了他所允许和限制的范围以外，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他自己的军队则在抗战中大部被击溃并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威信迅速低落。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他的失望和恐惧。从此以后，他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避战观战，保存力量，聚积力量，以待其他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后，坐收渔人之利，然后以保存和聚积起来的力量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这就是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政策。美国帝国主义除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一点有所不满以外，在实际上是完全赞成蒋介石这种立场和政策的，所以无论美国舆论曾经怎样不满蒋介石，美国政府却在抗日战争末期用一切方法援助蒋介石。

　　这样，蒋介石就既不同于汉奸，又不同于抗日的人民。抗日的人民要求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此，既需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定的联合，以便推动蒋介石部下的军队抗日，又需要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保卫人民力量，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动员起来争取胜利，不为蒋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所削弱和压倒，而能压倒蒋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显而易见，代表抗日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不能不警惕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估计了抗日战争中的复杂的政治情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论，无产阶级与参加抗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路线；实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要全国人民抗战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战争必然失败；只有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或“全面抗战”的路线，战争才能胜利。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集的会议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政策的指针。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决定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决定为抗日战争的利益所必要的人民民主民生权利而斗争，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低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他们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他们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主张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去迁就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拒绝中央正确的指示。他们这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活动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在皖南事变中造成了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毛泽东同志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使这种错误思想在没有发生更大危害的时候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克服。

　　为了彻底澄清党内外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了《论持久战》一书。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情况，指出了战争的必胜前途，但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中国必须依靠人民战争的方针才能取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线。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希望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幻想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曾经抵抗过日军，但是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军队迅速溃败，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就不能不退出广州和武汉。蒋介石从此把军队的主力集中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避免和日军作战。而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却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发展了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了一九四○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在三年作战中收复了县城一百五十座，毙伤俘日军和伪军四十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从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一线直到广东和海南岛，都有了共产党员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

　　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就陷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不能再向前进了，因为他们的后方暴露在强大游击队的攻击之下，他们不得不回头来攻击在他们后方的游击队。日本决定把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正面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而实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趋势作斗争。蒋介石的投降危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德国与英法间战争爆发时，达到了顶点。英美在这时更希望赶快牺牲中国来求得和日本妥协，使日本不和希特勒一起来反对英美，而为了使中国投降，就不能不加紧反对坚持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初，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侵占五个县城，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山西东南部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地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

　　严重的斗争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面。很明显，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谁能够赢得抗日的胜利，谁就能够赢得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既然证明了自己是抗日战争的真正的领导者，就必须同时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这个任务，由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担负起来了。《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出发，说明了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极大地帮助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为了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克服了右倾的偏向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纠正在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人民的进攻中所开始发生的某些“左”倾。党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在国民党不投降日军的条件下，保持与国民党不破裂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与国民党的斗争必须以不破裂为限度。对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更需要注意团结。因此，党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在统一战线内部反摩擦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原则，并且在所有解放区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

　　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强令原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万余人部队北渡长江，在一月七日以八万余人在中途加以包围袭击。新四军的部队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蒋介石在阴谋实现后，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事变被称为“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严厉地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有准备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并且使新四军的主力比事变以前更为巩固，在华东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前后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巨大努力，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孤立共产党，反而惊醒了和教育了许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们，因而孤立了蒋介石自己。

　　但是皖南事变还是中国人民的困难的开始。从一九四一年初，日本就已经把在中国的侵略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到敌后解放区战场上来，并且对解放区加紧了大规模的“扫荡”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毁灭。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投降了敌人成为伪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日寇指挥下担任向解放区进攻。蒋介石曾经密令他自己很多的军队投降日寇，然后在日寇指挥之下去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四一年七月，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向英美进攻；法西斯阵线在战争初期的进展，更加鼓励了国民党反动派投敌、通敌、包围解放区、反共、反人民的黑暗潮流。国民党反动派在此时用了一切的手段来削弱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在此种情形下，解放区的面积、人口、军队，都缩小了，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党不得不用更艰苦的努力来战胜这些困难。党领导解放区的机关学校和部队一律实行生产自给，精兵简政，借以减轻人民负担，并且着重领导人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害。与发展生产的运动同时，党又领导农民实行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为了在新条件下反对敌人，解放区大大地发展了民兵。解放区军民除了实行反“扫荡”的斗争以外，又派出武装工作队远出“敌后之敌后”，为恢复和扩大解放区而斗争。由于这些努力，一切困难都克服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且从一九四三年起又逐步地扩大了。

　　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或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和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这两种倾向表现的形式——党八股。毛泽东同志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在这个学习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学习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与共产党在艰苦奋斗中前进的同时，国民党的统治一天一天地走到了腐败的极点。国民党的首脑人员利用政治地位，并且特别利用抗日战争，通货膨胀等，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迅速地发展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脑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国民党的这种“官僚资本”，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没有抗日的政治自由，以至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不顾自己的腐败和孤立，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仍然调动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机警的处置之下，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粉碎了这一次反共高潮。显然，这时蒋介石还以为他的留在战争后方的数百万军队是他的靠山，他还不知道他的反动政策早已腐化了他的军队；这个真相，在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新进攻中就表现无余了。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帮在英勇的苏联军的进攻下灭亡的一年，同时却是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新进攻下再一次大溃败的一年。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已经愈来愈困难了，它急需把从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铁路线打通，因此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发起了对于正面战场的新进攻。因为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日寇在八个月中，迅速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人民损失惨重。在以苏联为中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发展的鼓舞之下，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再不能忍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斗争和民主党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成为爱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但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遇到了新的外国干涉。为人民所痛恨的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受到了已经在太平洋上得到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代表的暗中支持下，顽固地拒绝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以前是力图牺牲中国而与日本妥协的，现在却利用抗日战争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企图在战争结束以后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市场，并使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因此它就积极努力于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派了大批军官来训练和武装蒋介石的军队，派了大批专家渗入蒋介石的政府，另一方面，却装出公正的面孔来“调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但是美国政府就很快就暴露出它与蒋介石立场的一致。美国代表和蒋介石都企图用“邀请”某些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方法，来“完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和“民主化”，来取消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企图用这个诡计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拒绝美国和蒋介石的这个恶毒的提议以后，蒋介石竟要求组织一个由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解放区的军队；而美国代表赫尔利，则威胁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大会听了并且一致地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听了刘少奇同志《论党》的组织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第七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一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所形成的；一九四二年全党的整风运动，在第七次大会之前在党的干部中关于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大大地帮助了全党的思想的统一。第七次大会一致地通过了党的总纲，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第七次大会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为着迎接全国的胜利，大会特别要求全党及时地注意加强在城市中首先是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在战争中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共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有九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军)和二百二十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并且从一九四四年以来已经转入局部的反攻。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人民解放军对敌战斗大小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日伪军九十六万名，俘虏日伪军二十八万名，迫使日伪军投诚和反正十万名。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或控制之下。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存在，大会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严重警惕新的全国性内战的危险和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反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使中国抗日战争立即进入最后阶段。苏联军迅速歼灭了日寇的关东军而解放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积极消灭日伪军，解放了日伪军所占领的大量的中小城市。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和伪军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并且继续抵抗包围着日军的人民解放军，以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前往受降。美国的军队和空军、海军，这时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运往日伪军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在美军、日本侵略军、伪军的共同合作之下，蒋介石从新取得了在全国的“优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经验，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又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相联合而共同反对侵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这种复杂的形势，并且正确地利用了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因而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及时地纠正了党内的偏向，打退了国内的反动派，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依靠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打败的。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抗日战争又证明：英美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始终抱着敌视态度的，只有苏联，才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实援助者。苏联的援助，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同样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

## 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保存和聚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在依靠苏联和英美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以后，坐收渔人之利，然后举行反共战争，消灭共产党，建立它在全国的黑暗的独裁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外国援助国民党抗日的武器都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危机就立即威胁着全国人民。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则企图代替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控制中国广大的市场，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就要援助国民党去消灭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美国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大阻碍。国民党也要依赖美国的援助才能进行反共内战。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勾结起来，积极地准备着发动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他们认为：依靠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对于人民解放军所占的优势，依靠国民党统治区在人口和资源上对于解放区所占的优势，依靠美国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支援，他们是可以达到这个凶恶的和可耻的目的的。

　　反人民战争对于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在日本投降以后，已经利用“接收”的名义实行了空前的吞并掠夺，而利用战争的理由所实行的通货膨胀和各种税收、公债、经济统制，更使他们可以大规模地搜刮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血汗，以至他们的财富迅速积累到二百万万美元之多。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已使自己与全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得极端尖锐了。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全国各阶级人民，普遍地要求和平，借以恢复受了严重破坏的生产。人民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国民党不但不给他们这一切，反而决定把他们再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国民党为了得到美国援助而给予美国种种特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美国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双重压迫，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美国驻中国的军队和其他各种人员，给中国人民以各种侮辱损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继续用恐怖的方法迫害人民和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给农民的是强暴的征兵、征粮，在解放区是组织地主夺取农民所已经得到的土地。

　　国民党反动派所决定发动的内战虽然不可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中间虽然如此孤立，但是要求和平的人民在内战没有全面爆发以前，仍然希望用一切代价来取得和平，而不希望与国民党破裂。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中间，还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还存在着追求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内战阴谋，是早已洞悉的，并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为了最后挽救和平，并且为了充分地教育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仍然用了极大的努力和忍耐心来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亲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最后在十月十日公布了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准备忠实地实行自己所同意的协议的，并且已经着手付之实施了，但是在蒋介石方面，却只把这些协议看作是掩护发动战争的手腕。蒋介石以为在协议成立后，共产党的警戒必然松懈，乘机袭击，必然要获得很大的胜利。所以在协议公布后，蒋介石立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警惕，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被粉碎了。

　　但是战争还没有就此全面爆发。由于蒋介石的躲避抗日的军队还在西南和西北的远后方，一直在抗日最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却在华北华东和东北，这种情况，使蒋介石及其美国主人暂时还不利于进行全面的内战。在当时，他们还需要迅速地去接收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还要把数百万军队运到发动内战的前线上来，而这些事蒋介石单靠自己是办不到的。为了办到这些事，美帝国主义给了蒋介石最大的帮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受日本投降，阻止解放军去接受投降，并将日军的全部武器交给蒋介石，又用空军和海军运输了蒋介石上百万的军队到解放区的周围，以便发动对于解放区的进攻。为了办好这些事，他们需要时间。为了争取这段时间，蒋介石就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宣布了停战协议，并随即召集了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美国政府这时在口头上也主张停战。美国曾签字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这个公报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和平并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继续“调处”中国的内战。但是在事实上，马歇尔的任务却只是帮助蒋介石加速战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好了之后，蒋介石首先进攻在日本投降前后进入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北解放区的长春吉林一线以南至安东、以西至承德的广大地区。随后，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蒋介石就彻底撕毁了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指挥他的全部兵力，发起了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的进攻，连续占领了解放区的许多城市和广大乡村。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期间对于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广大而有效的教育，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从对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而觉悟到为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为要得到生存，就不能不打倒蒋介石，就不能不驱逐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另一方面领导了人民解放军以严重的努力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这是因为，敌人军事力量的优势，以及美国的援助，都只能起暂时的作用；而战争的正义性或反正义性，人民群众的向背，这才能起经常的作用；而在这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和平的正确的努力，优势是确定地属于人民解放军的。

　　为着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方面规定了坚决的方针，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为了歼灭敌人，就必须每一战役都有准备，都有把握，都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去包围敌人，全部歼灭敌人，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在这个方针之下，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战争初期退出了许多城市和地方，却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平均约每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师，以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并以俘虏来的士兵加以改造，补充了自己。这样，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在遭受了八个月的巨大兵力损失以后，即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就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在两个地区的“重点进攻”，即以山东和陕北两翼为其进攻的重点。但是人民解放军又以严重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陆续转入了反攻。因此，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便能够在晋冀鲁豫战场首先转入了进攻，进兵黄河以南直至长江北岸。接着，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其他战场上也发起了巨大的攻势作战，根本改变了各战场的形势。因此，蒋介石的进攻，只经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被完全打破了。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曾经被战争初期所得的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建议，结果使自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走上了死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张家口。同日下午，蒋介石就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下令召开分裂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这个伪“国民大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之下开幕了，通过了伪“宪法”。但是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预言，蒋介石的这个步骤只是“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在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撤返延安，随即派军队进攻，占领延安。从此，消灭了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使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把同情和希望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宣传，也随之而破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和广大的社会人士，都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和反动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全国学生举行了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示威运动，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学生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示威运动。各地工人农民，也进行了许多斗争反对国民党。这些都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孤立，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扩大和巩固了。中国人民在全国的胜利，无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满足农民长久以来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改革使解放区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了，解放区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援助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为着贯彻土地改革，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加强农村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党的整党运动，以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阶级觉悟，克服农村党内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为了准备新的胜利，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陕北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也就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对于党在战争转入进攻的时候所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经济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说明。鉴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经发生破坏工商业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曾经着重地从新解释了党在经济方面的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严格地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对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由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将在人民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严重的决定意义和伟大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份的存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并不可怕的。由于这次会议以及在这个期间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党为了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也成熟了。

　　战争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进展极为迅速。在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充分学会了攻城战术，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的辽沈战役胜利后，整个东北已获得了解放。这一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二千人，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接着，在南线，由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徐州附近进行的淮海战役，又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丧失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使南京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面前。差不多在同一期间，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又在北线举行了解放天津、北京的战役，攻克了张家口和天津，使北京得到了和平解放，并使国民党军损失了五十二万一千人。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就在基本上完成了解放。

##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三)

## 胡乔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召集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党的基本工作是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以便最后取得城市；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这次会议又指出：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这次会议曾经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讨论，后来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这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授意，蒋介石假装下野，由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出来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拒绝这个和平的要求，而且经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以后，起草好了一个和平协定的草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因而揭穿了它的假面具。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内先后解放了太原、杭州、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贵阳、桂林、重庆、成都等各大城市和广大地区，并用和平办法解放了湖南、新疆、西康、云南等地。一九五○年四月和五月，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在南方和西南各省，在一九五○年剿灭了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百六十万土匪。一九五○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向西藏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成立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样，除台湾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美国侵略者盘据外，全国都解放了。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共八百零七万多人，缴获各种炮五万四千四百多门，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多挺，坦克和装甲车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其他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中国各民族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各人民团体代表、各区域代表、各部队代表和特别邀请的民主人士共六百六十二人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选举产生出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决定了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光荣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奋斗，特别是中国人民二十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国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发表的时期已经完全不同。需要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条件下说明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呢？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了完满的答复。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解释这个公式的意义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要学习苏联的榜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现在就必须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这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东南欧国家的人民民主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毛泽东同志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倚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节制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其他的剥削阶级已经打倒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们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共同纲领》的总纲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有系统地规定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时期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特别作了详细的解说。《共同纲领》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在《共同纲领》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而这种领导，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国际友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印度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丹麦王国、瑞典王国、瑞士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芬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等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荷兰等国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方面，并且努力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直接参加之下，中苏两国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了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两国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大大地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大大地帮助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设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巨大的工作来恢复和改造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战争和灾荒所重重损害的经济。中央人民政府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迅速发挥了伟大的力量。依靠国家经济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有效地统一了和平衡了国家的财政，终止了十二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且有系统地进行了恢复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事业和贸易事业的巨大工作。为了开辟市场和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国内贸易上面，同时着手建立少数最切要的国防工业和动力工业。由于国家经济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正在逐步地被引向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轨道，为国家经济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逐步发展。而工商业的这种适合国家需要的改组或调整，乃是准备有计划的工业建设所必要的。

　　中央人民政府认定在全国施行土地改革，是改善全部经济状况、准备工业建设的主要条件之一。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年六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且在一九五○年冬天到一九五一年春天，领导了新解放区的农民，完成了在一亿三千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对待富农土地的问题上改变了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规定，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富农其余土地一律不动。这个新的政策，对于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是一项重要的保障。目前全国土地改革工作，连老解放区在内，已在二亿九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其余的地区也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土地改革工作，以及同时在全国进行的人民代表会议政权的建设工作，和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工作，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是不可能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党的巩固在目前和将来的一切革命事业中的决定意义。党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年份有了迅速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现在有党员五百八十万人。党决定在老区农村中一般地停止接收党员，而着重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党决定在党员中认真地进行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每个党员彻底了解依靠工人阶级的必要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并且按照严格的标准对党的组织作一次认真的整理。

　　中国人民在着手重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帝国主义新侵略的威胁。不甘心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失败的美帝国主义者，果然在一九五○年六月，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美国对于台湾的掠夺，事实上只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长期武装干涉的继续，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开端。美国的掠夺台湾，证明了美国对我国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发起的狂暴的武装干涉，乃是对我国的总的侵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干涉者所以要支持“朝鲜的蒋介石”——李承晚傀儡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原来就是为着模仿日本侵略者的老办法，先占领朝鲜，同时夺取台湾，而后占领东北。一九五○年十月，美国侵略军占领平壤，随即以大量陆军向北汹涌前进，直至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附近，严重威胁我国东北国境的安全。美国空军连续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农村，使我国同胞生命财产不断遭受损失。全国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支持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要求。这样，中国人民就以无比的热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年十月下旬在朝鲜前线开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结果，迅速转变了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所曾一度遭遇的危险局势，从朝鲜北部打退了美国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并给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伪军以严重损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一起，已经进行过五次战役，歼灭侵略军十九万三千余名，包括美国侵略军八万九千多人。遭受痛击的侵略军已被驱逐到朝鲜中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侵略军总司令著名美国战争贩子麦克阿瑟也因屡次战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撤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不顾侵略军的疯狂轰炸破坏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英勇地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引起了全中国、全朝鲜和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空前未有的爱国主义的高涨。中国的爱国人民，深信援助朝鲜、收复台湾、巩固国防的事业，不但是我国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而且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反对蒋介石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得到胜利一样，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也一定要得到胜利。

## 五  三十年的基本总结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为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布尔塞维克式的党来担任领导，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国曾经有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企图领导中国革命，并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们都在敌人的不同方法的进攻下面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比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所遇到的任何敌人的进攻更要凶恶严重得多，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胜利，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为模范而建立起来的新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作风，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由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才能有效地和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找到并且确立战胜强大敌人和建设新国家的正确道路。由于与人民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党才能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创造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依靠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来战胜曾经显然占优势的敌人。由于自我批评，党才能在历次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求得进步，并经常保持和改善与群众的联系。具有这种作风的党，乃是领导中国革命直至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党的正确的领导，首先决定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为要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达到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回顾和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道：

　　“第一阶段是幼年的党。在这个阶段的初期与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与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都不懂得或不丰富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受了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与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的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敌人与同盟者都在阴谋暗害我们的党，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来的。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十年内战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就使得我们党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红军战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党内不但重新涌出了大批的干部，而且使这些干部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与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党员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中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太缺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就使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的一切时间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党与革命在一个时间中是遭受过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间中，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然而这一切，是在党的遵义会议中所战胜了。及至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以后，党就彻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与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与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生动的叙述，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理论的严重意义。错误的理论，可以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而正确的理论，却在最困难的关头挽救党，使革命逐步地走向高潮。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但是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却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说：“在这里，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所提出的这个历史任务，并因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前进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作为革命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项基本经验。这两项经验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当党在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对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实行联合或斗争的问题时，党和革命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错误地对待这些问题时，党和革命就遭受挫折。

　　很明显，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例如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党把“中间营垒”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种“中间营垒”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又例如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应当“一切经过”与蒋介石之流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个反动的中央政权之下可以有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既不与反动政权破裂，而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拒绝了这些错误的观点，而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同盟者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仍然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和被排挤被损害的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前一个集团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虽曾站在抗日方面，但是与中国共产党并未正式缔结统一战线的组织和纲领，而且仍然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所以共产党人决不能“一切经过”他们，而必须实行统一战线中的高度的独立自主。后一个集团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力量，与工人阶级有矛盾，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也都有矛盾，因此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争取的，只要工人阶级有坚决的革命政策和适当的组织步骤，对他们有联合有斗争，他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依附工人阶级而尽其尚未完结的历史作用，并不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已经推翻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在这里，正确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又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分不开的。斯大林同志说：“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坏的人民举行起义，与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力谋瓦解旧政权的军队，或者至少部分地把它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一九○五年我们俄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中国，事情却不同了。在中国，不是那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即革命军队，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在于此。”(《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被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极端丰富地发展了。事实上，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的武装组织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进退，代表着中国革命的进退。在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党的全部主要骨干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其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许多过着和平生活的共产党人所不易想象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作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和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一样，也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例如教条主义者曾经不顾斯大林同志的启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四五年间坚持以准备城市起义为党的工作的重心。后来，在城市起义的思想造成了党的组织的严重破坏而为事实所粉碎以后，教条主义者又以阵地战的思想强加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结果是使红军被迫退出原有的根据地。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首先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代替在通常条件下的城市领导农村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方式，来指导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较敌人居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战争。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已经完全胜利，而由游击战发展起来的红军，终于在胜利中生长为胜任阵地战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正确的显然又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教条主义者。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同志又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在中国革命中的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援助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后，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端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就是中国革命所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的影响。中国革命从来不是孤立无援地进行的，而是在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不断启发、鼓励和援助之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始终一贯的伟大援助，特别是没有列宁斯大林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援助，没有苏联军在西方消灭希特勒，在东北歼灭日寇关东军的援助，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其他多方面的援助，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一种确信，给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种确信，就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世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必然要达到胜利。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曾描写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说：“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主要是在于：(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总轨道上去；(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筑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三十三年前斯大林的伟大的预言，已经变为伟大的现实。而且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的东方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堡垒，这个堡垒经过苏联与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连成一片。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帝国主义最后灭亡的日子快到了。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来源：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