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伯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陈伯达>

## （一）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这种先进分子第一个杰出的代表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便是他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他在中国和东方的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发展，因而指导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注一）但是要正确地运用他们的理论到中国来，使之变成大众的力量，而战无不胜，这就必须经常清除思想上的障碍物，进行思想上的战斗，而且是猛烈的战斗。三十年来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和党外的各种反动思潮及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例如，反对国家主义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及其调和派，反对陈独秀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翼对于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各种改良主义幻想，反对党内几次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再版的陈独秀主义的错误，等等。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连串的斗争中，表现出他是传播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的伟大能手。他所进行的这一连串的斗争，壮大了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的中国，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大师，和他们同样，极端注视革命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他所从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和群众的革命运动分离开来。他随时随地联系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如毛泽东同志所常说的），去考察、吸引和集中中国革命各种实践的经验。这就进一步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无限的、生动的革命威力。

　　毛泽东同志正是依靠中国革命群众的创造力，依靠中国革命各方面复杂的经验，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得那种企图破坏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胡说，不能不在群众面前一一宣告破产。

　　一九二二年列宁发表的名文“论战斗唯物论的意义”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极有成效，以致现在东方各国（日本、印度和中国）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历来都因消极冷淡与沉眠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内发生停顿腐败情形的数万万人民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与新阶级奋起斗争的事实，日益鲜明地证实着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奋起斗争及其最近伟大胜利的事实，正是极鲜明地证实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大规模的突出的胜利，证实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对于全世界乃是毫无例外的普遍的万能的科学，证实着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把这个科学应用到中国的条件来，并发展了它，其所达到的成功乃是非常光辉的。

## （二）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

　　近百年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在东方，中国曾经是许多矛盾的焦点。

　　第一，中国曾经是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插手到中国来，并把它当成一块最大的肥肉去争夺。

　　一九一六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指出：“在世界已分割完结的财政资本时代，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当然是特别的紧张。”“帝国主义之瓜分中国，还刚才开始。日美等国间为夺取中国的斗争，日益紧张起来。”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经指出：“中国是在民族方面稠密的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上极重要的出售商品和输出资本的市场。……帝国主义就必须从民族的中国之活的身体上开刀，把它分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省份，以保持他们的旧有阵地，或者最低限度维持这些阵地的一部分。……”（注二）

　　由于各帝国主义都以中国为其宰割的对象，所以帝国主义曾经在许多场合形成过统一战线，用以反对中国的革命（例如：一九○○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屠杀义和团的爱国群众；一九二七年各帝国主义联合反对中国大革命），或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可是，又由帝国主义间各有占取最大利益的垄断野心，所以就形成了它们彼此之间深刻的矛盾，形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相互间的斗争”。

　　这就是说，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使它们在中国的阵线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

　　第二，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斗争，影响到中国旧统治阶级——封建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复杂化和激化，并演化为军阀间的不断的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说：“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国内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他们中间的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注三）

　　这就是说，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分别为不同的帝国主义服务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势力，使它们的统治营垒的内部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

　　第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深重的灾难。但是，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总是前仆后继，此伏彼起，没有中断过。如说有什么中断的话，也只在一些很短的时间。又因为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每次斗争中所动员起来的人们，总是数量很巨大的。

　　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都打过仗。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向任何反革命王朝屈服过。中国曾经是一个处在长期革命中的国家。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联合的力量。

　　由上述种种可知：近代中国表现出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主要地说来，其一是各帝国主义相互间激烈争夺的焦点，又其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斗争的焦点。

　　显然，只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而使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锁链首先在中国被突破。中国人民是有赢得这胜利的力量的。但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有当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够组织成为真正能够赢得胜利的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其特出的战斗性，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几重残酷的压迫，即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中国工业虽然很薄弱，但却很集中，近代产业工人在有五百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内做工的，占很大的数目。这些原因，就使得处在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了很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自己坚强的政党——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各革命阶级的领袖。

　　在这样长期革命的大国中，有这样坚强的革命工人阶级成为极其广大而富有充分战斗性的农民的领袖，成为一切革命力量的领袖；而在国际范围内，这是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处在社会主义已首先在俄国胜利的时代，中国革命有了很好的国际援助；这些就是说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买办阶级的胜利，乃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出：

　　“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要采取深刻地人民的和鲜明地民族的性质，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拚命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上的基础本身。”（注四）

　　事情的经历就正是如此。

　　当然，不可能设想，革命在这个曾经成为各帝国主义争夺焦点和在年代上有很长久的封建制度的大国，是能够轻易取得胜利的。不，这是不可能轻易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所写的一篇论文里曾经形容了这种取得胜利的过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注五）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进行是极其残酷、复杂而曲折的。这样，就极大地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极大地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这种丰富的革命经验，也就又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非常宝贵的财富；这种丰富的革命经验，也就不可免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中国这种丰富的革命经验，就是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上面，集中表现为毛泽东思想。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曾经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

　　“在这里，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

　　“你们应当找出全世界先进无产者与往往生活在中世纪条件下的东方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的这种联系之独特形式。”

　　列宁下面又继续指出：

　　“任务就在于唤醒劳动群众求取独立和组织的革命积极性，不论他们是处在那种水平上，就在于把较为先进的国家的共产党员所享用的真正共产主义学说译成每种人民的语言，就在于实现那些应当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并且在总的斗争中与其他各国无产者打成一片。

　　这就是你们在任何一册共产主义书本中都找不到解决然而在俄国已经开始的总的斗争中可以找到解决的一些任务。你们必须提出任务，并用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注六）

　　大家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在他们一系列的著作中，业已在基本原则上，解决了列宁在这里所提出的任务，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并作了特出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任务是继续列宁斯大林的工作，不断地考察中国的经验，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会贯通起来，把先进国家的共产党员所用的真正共产主义学说译成中国人民的语言，根据中国的条件补充了它，转化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激发起几万万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总斗争汇合起来，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先进的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结果就在中国伟大的土地上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 （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中国革命当成孤立的问题去看待，而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去看待它，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全局去看待它。

　　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已在苏联首先胜利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即列宁主义的时代。这是因为中国的革命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为了批驳当时国民党的戴季陶主义，分析了世界分裂为两大营垒的局面：

　　“……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很清楚的，是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世界局面，分别为一个是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总运动的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的营垒，而另一个则是为一切反革命势力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营垒。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戴季陶派，实际上是准备蒋介石反革命的喉舌，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国民党联俄和联共，妄想“独立”在两大营垒的中间，实现所谓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他们这种企图是完全要破产的。中间阶级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向左走，联俄联共，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相汇合；或者向右走，反苏反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除此而外，是没有“独立”的余地的。大家知道：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不久就随着蒋介石的反革命而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

　　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我们党的倡导，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建立起来。但国民党顽固派又重新弹起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滥调，在实际上乃是用以掩饰并坚持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类专政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则重新出现了一种企图使无产阶级变成大资产阶级尾巴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谬论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无产阶级，使中国广大的人民，使我们的党，在这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复杂局面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方向，毛泽东同志于是写了一本重要的战斗著作，即“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个战斗的新著作里面，毛泽东同志更具体地和极深刻地发展了上述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毛泽东同志引述了斯大林的文章，并根据了中国革命长期再积累的经验，重新提出并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基本方向——也即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明了：“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他接着写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一个根本的估计，根本的分析。由这个分析，便能够很自然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引出一个极端明确的结论，这结论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这个结论同时也就说明了下列各点：

　　第一：“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与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

　　第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世界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

　　第三：“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与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

　　第四：“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

　　上述种种论点，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自此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中又继续发挥了上述的论点。世界的和中国的十年以来的事变，都把毛泽东同志上述的论点一一证实了。

　　当然，这些论点的发挥也就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并清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满足于落后的孤立小天地的民族偏见。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特别是运用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个基本观点，来考察中国革命，分析中国革命，从而发展了这一个基本观点，指导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道路。

## （四）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

　　毛泽东同志根据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世界历史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中国历史的根本变化，指出了在这种变化之前的中国革命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变化之后的中国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从党建立后的第一个革命时期内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起，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一直坚持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和新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经常特别强调要鉴戒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所造成革命失败的罪恶结果。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要熟读列宁的“两个策略”这个伟大思想的著作。毛泽东同志把列宁这个著作，作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关于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是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一九二六年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文章说到民族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时候，就这样说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原故。……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注七）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注八）

　　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革命，规定为下列简单明确的公式：“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有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又叫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人民民主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在长期反革命的过程中，最后形成了官僚资本的垄断集团，于是这种革命性质也就加进了反官僚资本这一个新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把反官僚资本这个新东西加进到这个公式里面去，就成为这样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公式里面所说的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指农民。这个革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们的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而无产阶级乃是领导的力量。

　　由这个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当然也是这样的阶级基础。这个革命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叫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又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中心问题，又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曾经这样提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注九）在一九四九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名文中，他又指出：“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同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农民的问题，又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谁要是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假如它在这样的国度里面，一般地能够发生的话——不与农民成立一定的关系，不在事实上援助农民运动，就能够在这些落后的国度里面实行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斯大林曾经几次指出：“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注一○）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正是遵循了列宁斯大林这种看法。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党派的争论的主要分歧，便是农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著作上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

　　领导农民革命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领导农民革命、害怕农民革命和反对农民革命。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把极其广大而又极其散漫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量，才谈得上工农的联盟，并才谈得上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到自己方面来，也才谈得上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革命时期，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就是说，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只是资产阶级的。农民问题是不在陈独秀的计算之内的。（参看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指出：从陈独秀起，所有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和曲解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都是和农民问题相联系的。或者是直接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当然也就直接否认了农民革命；这就是第一次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用“左”的形式，在实际上否认联合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必要，从而在实际上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就是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

　　毫无疑问：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联盟，一方面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另方面则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注一一）

　　当然，如果按照机会主义断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向去做，那末，正如过去的一些历史事实所告诉我们的，就只有使革命失败，使革命挫折；就没有中国革命的现在，也没有中国革命的将来。

## （五）从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到全国的革命胜利

　　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是经过了不断地夺取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而后取得胜利的。从一九二七年以后，这种阵地的夺取并不是从大城市开始的，而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到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这是毛泽东同志坚持的工作路线。事实早已证明：这个路线完全胜利了，因为它是正确的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

　　这个路线是根据于最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情况的科学分析。

　　中国革命的敌人曾经很多并且曾经是很强大的。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间，斯大林即已说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太多，太强，内有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外有帝国主义者。”（注一二）

　　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敌人的情况，即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势力而与人民为敌的大资产阶级这样的情况，因而引出了下面一系列的问题：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时间内不能聚积与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与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与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异常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特殊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队伍要准备蓄积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与强大敌人在力量不够时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渐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注一三）

　　用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引到全国胜利的路线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怕开始只是几个小块的，但坚持下去，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注一四）    为什么有长期建立根据地这样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又能变成现实性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了旧中国下列的各种条件：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与停顿在中世纪式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与几万万旧制度下的农民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与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正规军队与杂牌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与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与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与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革命的民众。”（注一五）

　　毛泽东同志曾经特别注意指出了由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的买办封建统治营垒内部的分裂和战争。他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可能，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之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注一六）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同志把列宁斯大林论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运用到半殖民地中国，经过了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规定了革命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革命有利用敌人弱点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性和建立长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这一系列完整的结论。显然，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的结论的意义，对于中国革命说来，是非常重大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做过这样的回忆：“当着一九二七年的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井岗山的同志们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了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注一七）

　　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力量向井岗山的进军，这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给了极勇敢的攻击。这个攻击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正是在人民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革命根据地鼓励了全民族的希望，并跟着而来的，就是许多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投降主义的陈独秀派马上对于革命感到了完全的绝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他所领导的向反革命攻击的勇敢的进军。他们原来否认农民革命这一点，即有了和托洛茨基派合流的基础。他们不久就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因而被逐出党外。托洛茨基陈独秀派极力赞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无耻到称颂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为“统一战争”，公开宣称自己“和反动合而为一”。他们用了最恶毒的话辱骂毛泽东同志和革命。这一小撮堕落为反革命的卑鄙至极的东西，一直替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做了最下贱的工作。

　　另方面，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则犯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急性病。他们痛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并愤怒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但是不耐烦做长期艰苦而精细的革命斗争，不耐烦长期坚持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出现了革命速胜论。他们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梦想革命可以很迅速地在一天早上就完全胜利，或者可以很迅速地在一天早上就取得包括多少城市的胜利。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有过三次曾经在党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损失。特别是继李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冒险主义之后，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位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冒险主义给革命的损失最大。但又正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挽救了由这种冒险主义所造成的危险局面。

　　革命根据地是经过武装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的。因此，关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和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观点的争论，实际上就又是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争论。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伟大贡献之一，乃是在中国革命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把中国革命的游击战争提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来理解它。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种特殊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注一八）

　　“左”倾机会主义者忽视长期坚持农村根据地，也就一定忽视游击战争，忽视积小胜为大胜的道路，不承认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乃是主要的战争形式，梦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阵地战的决战。这种错误的战略所造成的恶果，就是引到根据地的丧失。而在这样时候，即在他们的速胜论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丧失许多根据地之后，他们就转陷于悲观的情绪里面去。

　　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是在一定条件下，“化整为零”，“分兵以发动群众”；在另一条件下，“化零为整”，“集中以应付敌人”。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战争的主要战略，是尽可能地、大量地发展游击战争，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力量的成长，把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例如在十年内战后期。在这时期，这种正规战争还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另一条件下，根据敌情的变化，又把正规战争转变为游击战争。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在这时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又由于新的条件，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游击战争又转变为正规战争。例如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以及在抗美反蒋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后期，正规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这一切战略上的变化，同时就伴随了革命根据地的变化，即由小块的根据地到大块根据地的变化，到包括一些城市在根据地内的变化，到在半个中国胜利的变化，到在全国胜利的变化。

　　当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即提出必须建立完全近代化的军队，用以保卫我们的祖国。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美帝国主义对于我国领土台湾的掠夺和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两年前所指示的建立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必要。中国人民在组成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胜利地并肩反抗美国侵略的同时，正在努力建立完全现代化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极其生动地、极其光辉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并步步地和胜利地证明了这辩证法。但机会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总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正规战争”，在生活中阉割了辩证法，因此，生活给他们碰到的，就尽都是苦头。

## （六）又联合又斗争的广泛统一战线

　　中国本来是一个农业国，近代曾经是处在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极端动荡的半殖民地，如前面所说，这是在东方成为许多矛盾焦点的国度。这样，就使得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可能充分利用各种矛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各个击败人民的敌人。

　　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发生过两种错误的东西。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例如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抗日战争初期有的同志所犯的右倾错误，他们主张无原则的统一战线，企图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叫做“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例如在十年内战时期中三次发生的，否认任何统一战线，企图使无产阶级和雇农贫农处于孤立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叫做“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显然，否认中国革命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性，这乃是很错误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间，斯大林就中国问题驳斥托洛茨基派的时候，指出列宁主义在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必须严格区别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和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前一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和后一类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前一类的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后一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注一九）

　　这也就是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中，有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种统一战线中，必须不致模糊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面目，必须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无产阶级必须在统一战线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这种原则也是列宁斯大林所已规定了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这些观点，并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完整的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对于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叫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其所以需要又联合又斗争，原因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左”倾关门主义看不见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从而否认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右倾机会主义也看不见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从而否认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就是对于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这两种机会主义在各个时候的危险性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革命史证明：当着对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时候，“左”倾关门主义乃是党的主要危险；但当着统一战线变成事实的时候，右倾投降主义就时常成为党的主要危险了。例如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甚至否认了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把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小党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在野派都认为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事变曾引起了中国内部阶级间政治关系的新变化，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左”倾错误在这样的时候乃是主要的危险，因为它阻碍了党和广大人民间的联系，并阻碍了党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以利于革命的可能性。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事实之后，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以陈绍禹同志为代表，就转而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个右倾错误在这样的时候乃是主要的危险，因为它阻碍了党和统一战线中的反动力量及反动倾向的斗争，有使无产阶级丧失独立的危险。

　　在抗日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甚至包括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他们是和共产党进行过十年残酷战争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所以有包括他们的必要，是因为他们当时拥有庞大的军队，而美帝国主义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争夺远东霸权的矛盾。在形成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同志根据阶级的分析，指出了这种统一战线内部存在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而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与转变、孤立右翼集团的政策，也即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但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却起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抹杀了统一战线中有阶级的区别，提出了“不分左中右”来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相对立，甚至抹杀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而把国共两党都认为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见陈绍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右倾的意见在实际上是保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顽固势力。

　　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否认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间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而在实际上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并在军事上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在实际上，这乃是要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合并于国民党军队，任令蒋介石去并吞，完全适合于蒋介石后来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的反革命要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与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注二○）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时，曾经指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在于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种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注二一）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和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所提出的原则及由此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为了引到一个总的大目标，即引到抗日战争的结局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而这些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对于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结局，则是带决定性的问题。

　　但是，右倾的观点及其政策，首先就是放弃了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因此，发展阵地也无从说起了。因此，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就不可免地引到一个完全和毛泽东同志相反的结论。例如，当时陈绍禹同志在“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中曾经对于抗日的前途作过这样的估计：“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这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这种意见就是说，抗日胜利了之后依然只能是最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而不能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天下。这种结论正是右倾分子当时一连串的右倾观点及其错误政策在逻辑上所不可避免地引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恰恰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的非常有害的和可耻的结论，而中国人民的战斗生活早已推翻了这种可耻的结论。恰恰和右倾分子所说的话相反：蒋介石只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而永远照耀中国人民前进的真正不朽的民族英雄，乃是无数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的战士们。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实际情形太隔膜的，完全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形的，不是别人，正是右倾分子自己。

　　犯右倾错误的同志要以片面的消极的让步去希望保持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团结。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和右倾的同志相反，是以积极的斗争的政策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毛泽东同志说：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注二二）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所发生的国内事变，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真理。我们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坚决地以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两面政策，去对付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又抗日又准备投降、又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结果就放手地发动了人民大众，团结了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稳定了动摇者，孤立了顽固派，打退了蒋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因此也就坚持了抗日战争，维持了抗日的统一战线，直至最后。

　　右倾分子完全不了解：我们在抗日时期中和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乃是建立在人民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蒋介石是被迫来这样做的。如果没有人民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决不会和我们建立什么统一战线。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右倾分子完全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在被迫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之后，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装，随时随地都企图利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机会来进攻我们，随时随地都企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武装力量。因此，我们也就只得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去和蒋介石国民党这种反革命的进攻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右倾分子在两个基本方面的错误，指出了这个抗日的联合，主要的是武装力量的联合，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当蒋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向人民的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进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任令蒋介石放肆下去，而必须进行正义的、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武装自卫的斗争，而在事实上，当蒋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举行三次武装进攻的反共高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这种反革命的进攻所屈服，而是相反，把它坚决地打退了，这就保卫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争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关于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问题，除了右倾的观点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以外，还有一种“左”倾的观点，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毛泽东同志不但批评了右倾的观点，同时也批评了“左”倾的观点。正是因为要防备当时可能发生的过“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则，即“有理”的条件，“有利”的条件，“有节”（斗争适可而止）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注二三）

　　这种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顽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曾经说明过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注二四）。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得非常成功的革命艺术，也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艺术。在抗日战争当中，由于毛泽东同志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极大限度地孤立了顽固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发展了进步势力，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使共产党和人民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稳步地、毫无慌乱地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战争，推翻了中国这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最后的反革命王朝，成就了百年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为中间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采取了争取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同志说明了这样的情况：

　　“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达到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注二五）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可能性，是联合的政策；对于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是批评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种斗争形式的批评政策。这是和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形式有区别的批评的政策，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当权派。但这也是一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要坚定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态度。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受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压迫，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被赶走之后又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样，就存在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问题依然是：对于它的革命可能性，是联合的政策；对于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是批评的和斗争的政策。

　　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当然，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明的：在经济上的统一战线，也必须有又联合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是联合的政策；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投机操纵和破坏政府法令与经济计划的行为，则又是斗争的政策。

　　几年来的事实，继续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经济上的种种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正确；而且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规模宏大的人民运动，更可看出这种正确。

　　几年来的事实，继续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它企图在统一战线中牺牲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和领导的地位，因而不可免地要牺牲人民的胜利。同样地也继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在必需和可能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的时候，转而企图孤立自己，因而有利于敌人。

## （七）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著作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是确定的与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与最高理想的方向。我们每个人入党之时，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与为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这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们的无知的与卑劣的敌视、诬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与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与毫不含糊的。”

　　这一段话完全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将来。这是世界历史的规律同样地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见这个将来，或者是对于这个将来看得非常渺茫或非常暗淡。他们既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应是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就认为革命的果实只应落在资产阶级的身上。例如，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写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从右方面直接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左”倾机会主义者相反，抹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或者认为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或者是认为革命胜利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基本任务，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左”倾急性病从“左”方面直接否认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从而在实质上否认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

　　也正如其他的许多问题一样，“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能够相互过渡的。如前面所述，当抗日战争初期，即当着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力求在一切工作步骤上准备使抗日战争的结果成为人民胜利的结果的时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就作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断定，认为抗日胜利的“前途”是属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并不是属于人民的。这一个断定，很清楚地乃是一并否认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前途与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后不断地驳斥了那些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的“左”倾思潮。他认为必须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经过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注二六）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与急性病。”（注二七）

　　毛泽东同志又说：“每个共产党员须知，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注二八）

　　因此，从全部革命运动的发展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注二九）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和过渡的可能呢？从阶级来说，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党来说，这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注三○）

　　如上所述，混淆民主革命的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乃是完全错误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是说，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不能够包括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如果这样想，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时写道：

　　“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不容否认：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会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注三一）    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正是根据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个根本点来作这样的论断的。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和经济，业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在政治上有关于社会主义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地位，在人民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已经规定了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在经济上有关于社会主义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企业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共同纲领也把这点明白规定了。在共同纲领上是这样写的：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不错，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但是我们这个前提已经有了。我们这个道路已经打开了。这还需要种种准备和斗争的过程，但是我们的前进是完全可靠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的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注三二）

　　右倾机会主义企图把共产主义这一种伟大的理想只作为博物馆里面的装饰品，“左”倾机会主义则企图剥夺共产主义这一种伟大的理想的丰富的生动的血肉。毛泽东同志则照顾中国历史一切必经的道路，把共产主义的原则严肃性和到达于共产主义目标的政策灵活性结合起来，因此，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会是空想的，不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是完全能够到达的，完全不能抵抗的，完全富有生命的。

## （八）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日益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

　　怎样使党的一切正确路线能够贯彻执行下去，能够变成群众的路线呢？怎样使党所指出的和所奋斗的各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性呢？集中的问题便是关于党本身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到：如果没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塞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注三三）

　　如果没有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革命党。列宁的名言：“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斯大林在“联共党（布）历史”的结束语上说：“只有精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党，才能确有把握地向前进展，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毛泽东同志完全认为：我们的党要真正能够完全胜任担负一系列的伟大历史任务，要真正能够把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引到又一个胜利，首先就必须在党内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注三四）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什么是我们队伍整齐、脚步一致的基础呢？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怎样能够使我们成为精兵呢？怎样能够使我们的武器变成好武器呢？这就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同志说：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注三五）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去和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作斗争，从思想上来建设我们的党，来巩固我们的党。

　　毛泽东同志极其明确地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党性联系起来，认为这二者是一致的东西。他指出：

　　“没有科学态度或没有完全的科学态度，即是说：没有或不完全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注三六）

　　毛泽东同志极其概括地指出了党内发生过而为党所必须大力反对的两种主观主义的思潮：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同志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它们从不同的两极出发，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片面性。“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注三七）在这种片面性的共同点的基础上，就使彼此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的实际问题上互相联系起来，获得一致的观点。

　　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思潮乃是党内一切犯过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的基础，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完全分歧，因此，是我们党内正确的思想和不正确的思想之间的斗争问题中的最本质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和各种机会主义做有效的斗争，就必须在这最本质的思想问题上击败机会主义。

　　小资产阶级乃是这两种主观主义的社会基础。这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潮对于我们其所以是严重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层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注三八）因此，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即不放松对主观主义思潮的斗争。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即已具体的提出：第一，必须“教育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地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注三九）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更综合了长期的经验，针对这两种主观主义，写出了他的杰出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后来所发动的在我们党史上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正是从这些思想引出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党的问题所给的很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了这两种从不同的两极表现出来而又可以合流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并由此指出了克服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注四○）

　　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样方向前进，就是到达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斯大林以下的名言，时常被毛泽东同志用以说明自己的思想：“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教条主义的错误，恰是前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恰是后一种。而要克服前一种错误，又克服后一种错误，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不断地研究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

　　根据我们党的领导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向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向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注四一）

　　怎样能够不断地把群众的意见和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而又到群众中去呢？这就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经验主义者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因此，只能停留在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的状态中；教条主义者抛弃群众的意见和群众的新经验，因此就谈不上研究，谈不上把群众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意见；这些就注定了他们的领导的错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工作的失败。

　　我们三十年来的党史，就是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和那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方面斗争的历史，又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战胜错误领导、从而克服革命的挫折和困难，终于把革命引到伟大胜利的历史。

　　这种正确领导在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和那在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

　　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除了表现其在思想上的片面性外，又表现其在政治生活上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思想上脱离党内外的群众，而宗派主义则在政治生活上和组织上脱离党内外的群众。二者是互为表里的。这种宗派主义曾经在一个长时期中造成了很大的恶果。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严厉地攻击过小团体主义，指出了它“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所谓“小团体主义”也即宗派主义。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说道：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统治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统一团结。对外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与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注四二）

　　举起这个反宗派主义的旗帜，团结了全党，又发展了党和群众的正确关系，便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党的问题所给的很突出的又一个贡献。显然，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正确了，又在党内关系和群众关系上都正确了，那么，我们的胜利便是不可抵抗的。

　　怎样能够大量地和最有效地克服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呢？我们的历史条件既然使我们党内所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是很大量的，那么，要克服他们的种种错误，巩固党的统一，就必须是采取既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而不能是自由主义的或粗率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对于党的问题所给的很突出的第三个贡献，就是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我们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即整风运动的形式，学习运动的形式。这种运动的形式，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把我们党内历史的问题，把我们党内错误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文献和党的文件，提交给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在党的干部中和党员群众中组织充分的学习和讨论，采取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方式，把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引到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的道路。使他们在党的帮助下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种运动的宗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出，就是：

　　“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一个人发了盲肠炎，医生把他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注四三）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曾经反复说过的“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就是说，对待党内错误的思想，既要严肃，反对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又要谨慎，反对采取粗暴的态度。这样做是对于我们党很有益的，并且是很成功的，这些已由我们党在一九四二年发动整风运动以来的一切历史所证明了。

　　人们都能够看出：整风运动极大规模地而又极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党的面貌：其一是我们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因此很大地提高了，其二是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达到了从来所没有的大团结。这两方面，保证了并保证着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能够在各方面贯彻下去，而使我们能够打败一个敌人又一个敌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团结全党的大会，是总结党在抗日战争中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所达到的成果和准备全国人民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团结全国人民的方针和纲领，以便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六年来的历史事变，证明了大会所决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全国大革命的胜利完全实现了。这个大会是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举行的，而全党干部又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运动，所以能够胜利地执行大会所给予的历史任务。

　　整风运动所牺牲掉的东西，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这二者的表现形式——党八股。但所得到的，便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准备了、并在政治上领导了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伟大人民革命的胜利。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的党已经是能够胜任担负一切历史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追随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我们的党已经是布尔塞维克化的革命党。

　　我们继续前进和将来事业能够胜利的可靠性，主要地也就在这里。

## （九）结束语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近五万万人口大国中的胜利。这个革命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内所举行的另一种典型的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集中地表现出中国这一个典型的革命，集中地表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革命中的极其生动的力量。

　　列宁曾经写道：

　　“我们并不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局部说来，在英国是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是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是与俄国不同的。”（注四四）

　　“联共党（布）历史”的结束语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这个“结束语”又指出：

　　“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其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

　　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正是列宁斯大林这样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到东方的国家中来，这种东方国家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大的不同，所以就需要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勇敢和创造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被人反对；但毛泽东思想也因此取得了胜利。

　　关于在农村中举行长期革命战争，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结论，关于由建设和坚持许多小块根据地的革命政权而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发展，逐步扩大，到夺取全国政权的结论，都是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几年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所获得的明确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新结论。这个新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被中国革命所证明了，因为它也正在被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生活所证明着。这是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不可抵抗，辩证法的不可抵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开幕词”上说：

　　“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这个东方革命的集中的经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就世界的斗争全局来说，这个意义是具普遍性的意义。

　　【注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注二】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谈话”。

　　【注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注四】同注二。

　　【注五】“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注六】列宁：“在东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注七】“新民主主义论”。

　　【注八】同注七。

　　【注九】“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注一○】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注一一】“论人民民主专政”。

　　【注一二】同注二。

　　【注一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注一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注一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注一六】同注三。

　　【注一七】同注一五

　　【注一八】同注一三。

　　【注一九】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注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注二一】“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注二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注二三】同注二二。

　　【注二四】“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注二五】同注二二。

　　【注二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注二七】“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注二八】同注一三。

　　【注二九】同注一三。

　　【注三○】同注一三。

　　【注三一】同注一三。

　　【注三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注三三】“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注三四】“整顿党的作风”。

　　【注三五】同注二○。

　　【注三六】“改造我们的学习”。

　　【注三七】同注三四。

　　【注三八】“反对党八股”。

　　【注三九】“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注四○】同注三四。

　　【注四一】“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注四二】同注三四。

　　【注四三】同注三四。

　　【注四四】列宁：“我们的纲领”。

　　来源：195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