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自己,分化敌人中的两个具体问题   <四川、徐亚云> ## (一)农民收藏地主的财物问题   地主为了保存其封建财产,通过各种手段,把可以用作退还农民押金或充作破坏违法处罚赔偿的物资,以及土地改革中应该没收分给农民的东西,早作准备部份地已分散或隐藏在农民家中,并藉以分化农民,破坏农民内部的团结。关于这一部份物资的清出问题,有两种做法,也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   一种做法是农民对自己弟兄进行耐心地艰苦地教育工作,分清敌我,提高其阶级觉悟,解除其思想顾虑,给以保证;并结合内部的检举批评,从而使这部份人,割断了对地主阶级的联系,转而是群众斗争了地主,壮大了农民内部力量,团结了自己。在一期土地改革中长寿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动员口号是:“我们农民替地主藏东西,是受了地主的骗,上了地主的当,自己交出东西的还是好会员。”再通过这个总的动员口号,更深入地又做了一些工作,在新市乡三保有廿户农民交出地主衣服三百多件,在松柏乡二保有十三户,七保二户,三保四户都交出地主分藏的东西,交出后都表现愉快。再如最近在涪陵县土地改革中,则提出:“检举有功,自报无过”“藏地主东西,全家耻辱”。并提出四大保证:一是经济上照样分果实;二是政治上不受污辱岐视;三是组织上仍可参加农会;四是大家一条心,打击地主的报复。这样作的结果,农民纷纷把分藏的地主东西交了出来,农民并转而参加了对地主阶级的控诉斗争,部份农民已成了积极分子,这种做法是好的。   另一种做法则是对这些一时还有顾虑,觉悟还不够,还未敢大胆拿出分藏东西的农民,加以敌视,并以对付地主斗争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并随便加上“地主狗腿子”的帽子,使这些农民受不了,越发死活不敢说出来,搞僵了农民自己。还有一种是在农民身上挖地主的“防空洞”,把斗争锋芒转到农民内部来,农民恐惧或被追逼而自杀的,已发生多起。   (两种方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如何把前一种总结提高,实属必要。目前农民替地主分藏东西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如邻水县袁驿乡第九村有廿二户农民报出替地主藏东西,邻水县丰禾乡有七十多户农民报出替地主藏东西,秀山红岩乡一个村有四十二户报出替地主藏东西,大竹城东乡铁佛村已报出价值五百万元的地主物资,垫江五区文兴、龙杠两乡一一零名村干部中有卅二名报出替地主藏东西的。)   替地主藏东西,把地主狗腿子及别具用心的人要与不觉悟的农民在处理上区别开来。别具用心的人不说,地主狗腿子则是依靠地主吃饭,替地主说话,并帮助地主抵抗农民运动,忠实地为地主服务;对这些人则不作为内部问题去处理,但亦应区别於对地主的处理方法。农民其所以还替地主藏东西,是地主阶级几千年来残酷统治压迫农民的结果,解放后,直到今天,他们对自己力量还未信任,对党与政府的政策还不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得踏实,他还不敢靠到农民自己的一边来。因之采取耐心教育说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但结合检举批评,也是必要的,只有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才是根本解决问题之道。这样他就自然会拿出东西,他也会自我检讨,别人批评了他,他也能衷心接受。这工作做好了,团结了自己,就更有力量去打击敌人。 ## (二)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与谈判方法的运用问题   用“斗争”去打垮地主阶级是群众运动中最普通也是最基本最有力的方法,“谈判”本身虽然也舍有斗争意义,但他不是对地方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在运动中,谈判是必要的,在一定情况下,他为结合斗争而出现,对运动并起到某种辅助作用。地主阶级是不甘心自己阶级的消灭的,破坏运动的更大罪行不说,他们在减租退押中,不退押金,甚至把可以充作退押的东西破坏了,到土地改革前後,便不惜破坏林木,破坏房屋、农具,还破坏农民原有的财产,尽情地破坏农民运动,根据惩治不法地主条例,农民要地主把这些东西交出来,赔出来,有时还要求法庭处以必要的罚款,是非常必要的。在斗争开展到一定程度时,地主阶级内部即动摇分化,一部分低头投降农民,在具体处理上述的经济赔偿问题时,受降谈判即开始了,正因为他要在一定情况下才能出现这种受降谈判,故斗争与谈判的结合问题,在做法上就有多种,其效果也各有不同:   一种是先斗後谈,斗谈紧紧结合,这就是对一些顽抗的大地主(一般中、小地主问题不大)与恶霸地主,集中力量坚决给以斗争,在斗争顽抗的大地主与恶霸地主到一定程度时,中、小地主开始投降,地主阶级中有要求投降谈判时,农民即一面进行受降谈判,一面对不投降的连续给以斗争,并斗谈结合,分别对待,合川县工作在经过批判重整旗鼓後,地主中的最坏的已遭到镇压,原想反抗的大地主目前已基本低头投降,据五个区的赔偿总数统计,已收到数折谷二万老石以上,这种经济上的收获正是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的实际结果。   另一种是开始时小斗重谈或先谈後斗,再发展成为较正常的斗谈结合。像某些地区的做法,对地主方面先开上几天地主会,集中训练指明前途,规劝投降,地主阶级中即先分化出一部份,这时即对准孤立的顽抗大地主与恶霸地主坚决进行斗争,打不垮不止,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了一部份地主,打击到明显的最坏的地主,使斗争不易搞乱,共缺点可能是偏重在经济上的处理,对政治上面对面斗争开展不足,当群众发动还未到一定程度,群众威力未得到足够的显示时,分别对待容易为干部所包办、真假投降很难搞清,运动很可能有夹生现象。   第三种是专门不谈,不会分别对待,不会运用谈判,一股经的斗下去,出於有代表性的大地主与恶霸地主反动顽强,在部份受到镇压一死(自杀)了之,宁死不降的情况下,斗争锋芒一转移,即形成打击面过宽,中小地主摸不到个底,越发恐慌不安,群众又急於要他们投降,消极吊打就跟着出现,自杀数增多,斗争形成僵局。凡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开农民会总结经验教训,懂得分别对待,与开一些被镇压家属与地主家属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的,局面常常也能转变过来,赔偿也有成绩;反之,不仅要拖长运动的时间,并也影响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使运动动荡不定,难以持续。   除以上几种情况与做法外,至专谈不斗或服从於单纯经济观点的斗争,则运动的效果是难以想像的,我个人认为第一种做法比较好。   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最有力的方法,谈判应是服从於斗争的。但不管对这个方法怎样运用,在运动之初必须先把自己队伍整理起来,在运动中并不断充实新的血液、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发挥组织的领导作用,只有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了中农,在农村中以贫雇农为主的领导优势形成起来,才是打垮地主阶级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解决。   来源:《西南工作》第六十四期,195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