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久论厂矿企业中民主改革的补课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长、刘子久>

## [刘子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书记处书记]

## 我们为什么要在厂矿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补课呢？

　　从武汉、青岛、郑州、济南、太原等地的国营、私营企业的情况及进行民主改革的经验与收获看来，民主改革这一课，在国营企业方面，是把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在私营企业方面，是把旧民主主义的企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企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或步骤，是我们在工厂企业中，顺利地进行建立党的组织、团的组织、工会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工作的先决条件。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工矿企业中对于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统治与管理，除了依靠他们的反动的政权力量（如反动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外，还要依靠一种反动社会力量。在工矿企业中，这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在武汉叫“头佬”、上海叫“纳摩温”、青岛叫做“把头”的一类人，名称虽不同，实质上是一样。这些“头佬”、“纳摩温”或“把头”往往同时就是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中统、军统等）、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九宫道、甘珠尔瓦道等）。封建帮派（青帮、红帮等）与伪工会等反动组织，在工矿企业中的组织者、头子与骨干，他们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代，这些封建把头在工矿企业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那个时候的保、甲长在农村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对于工矿企业中的这些反动的封建的社会力量，在解放的时候，为了不打乱原有的生产机构，便于接收，我们采用了原封不动一律包下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解放后两年以来，在个别地方、厂矿与部门中，我们曾经自上而下地运用行政的力量与方式进行过一些调整。但一般说来，绝大多数都未曾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进行过系统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的改革，像武汉、青岛、济南、郑州、太原等地现在所进行的那样。

　　经过今年四、五月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之后，那些浮在上面突出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多半已被逮捕或杀掉；但是那些在过去直到现在仍然骑到工人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仗势欺人，敲诈勒索的封建把头，多半还依然未动。这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在各地工矿企业中，不断地制造政治性的事故，散放谣言、挑拨工人之间的团结，讽刺与打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与积极分子，有的还假装积极混入到我们的党、青年团与工会组织中来，当了“党员”“团员”与工会“干部”，有的甚至还被“选为劳动模范”！工人群众称这些封建把头为“石头”、“土皇上”、“遮盖太阳的云雾”、“三开”（即国民党时候“吃得开”，日本人时候“吃得开”，共产党来了还是“吃得开”）、“三红”（国民党、日本时候是“红人”，共产党来了还是“红人”）。这些封建把头是我们在工矿企业内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布置与进行各种工作的“绊脚石”。这些人的罪恶活动，根据武汉第一纱厂总结报告中所归纳的主要的有下列七条：

　　（一）监视工人，勾结厂外军警，镇压罢工（解放前）；

　　（二）开除、罚工、打骂工人、克扣工资、敲诈勒索、贪污受贿；

　　（三）仗势欺人、调戏女工、强奸女工、霸占工人妻女、强迫打胎；

　　（四）在特务分子指示下，结拜厂内外的坏分子；

　　（五）造谣破坏，威胁工人；

　　（六）挑拨离间、播弄是非、破坏团结、破坏生产、破坏工作；

　　（七）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和落后群众，打击积极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群众罢工、怠工。

　　这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在解放之后，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他们过去那些剥削和压迫工人群众的特权，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已采取了合法的隐蔽的形式。但他们欺压工人群众，看不起工人群众，已习惯成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现状是不满的，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是持敌视态度的。

　　以上这些就是在工矿企业中长期存在而在这次民主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实际情况。

　　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既是如此必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才提出实行民主改革补课呢？因为像民主改革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

　　一、解放后两年来广大工人群众已从事实上看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的胜利与正确的措施（其中对于工人群众影响最大的是物价稳定、劳动保险与市政建设等）。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已有了极高的威信，广大工人职员群众认为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走就没有错。

　　二、在各个城市及工矿区被解放后，经过了各种各样宣传教育与运动，如：学习社会发展史、宣传抗美援朝、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评奖劳动模范等，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大大提高，在工人群众中已涌现出了一批在政治上积极、在生产与学习上努力的积极分子，可作为我们开展这一运动的骨干。

　　三、经过解放后二年多的摸索与学习，我们在工矿企业中的干部（包括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在内）已初步地了解了一些生产情况，懂得了一些生产知识，不像在解放初期那样两眼漆黑了。

　　四、对于敌人情况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材料，有了一些了解。

　　五、经过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把那些压在工人群众头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或杀掉之后，广大工人群众已经跃跃欲试，提出“要趁热打铁，翻身要翻得彻底”。同时，那些反动封建把头也已开始恐慌、动摇、分化。

　　六、在工矿企业中，经过解放后两年来的工作，我们已初步地建立了党、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

　　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提出民主补课的条件。

## 民主改革的要求与目的

　　民主改革的要求与目的，就是在有组织、有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工矿企业中有意识地建立与培养并用以统治工人群众的把头制度，按照生产的需要与群众的要求，采用民主的方式，加以彻底的改革。在去掉阻碍工人群众团结进步的把头制度与破坏分子之后，对于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在工人群众身上所造成的各种思想包袱（如强迫加入反动党团及其他各种反动组织）与各种不团结的现象，采用忠诚老实、坦白、检讨、交代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加以解决，借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然后在工人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建立各种有利于生产建设与生活改善的组织与制度，为顺利地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实行经济核算制、迎接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

## 实行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政策、步骤与办法

　　一、民主改革运动的政策，根据邓子恢同志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反封建不反资本（按在国营企业中应当是既反封建又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斗首要不斗一般，在经济上重点清算，分别处理。”

　　二、民主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如果不把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也算在内的话，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民主斗争。采用回忆、对比诉苦的方式，对于那些“不问能力问来历”，不参加劳动或者不大参加劳动，天天骑在工人头上进行封建压迫、剥削的“把头”、“头佬”、“纳摩温”、反动会道门头子、帮派头子、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等，在群众大会上（多半是车间工人群众大会，有的也在全厂大会或小组会议上），进行说理斗争。然后，按他们过去罪恶的大小、生产技术、解放后的劳动态度与低头认错的程度分别予以处理：降职、降薪、调动工作、群众管制、停止工会会籍，也有个别罪恶太多、民愤太大的，群众要求送法院法办或开除厂籍的。这是民主改革补课中，在发动群众问题上最重要的一段，工人群众把这种斗争会称为真正的“翻身会”、“解放会”、“见太阳会”。在这一方面，武汉的第一纱厂、申新纱厂、济南的成大纱厂、山东造纸厂与第四机器厂的经验都好。这些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详细地讲明政策，解除顾虑，为群众撑腰，放手发动群众。因为在这个时候工人群众最大的顾虑，就是怕他们对这些“把头”进行斗争、提了意见之后，领导方面不给他们撑腰作主，不加处理，事后这些“把头”找他们的麻烦，给他们“穿小鞋”。

　　第二步是民主团结。采用忠诚老实、坦白、检讨、交代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卸掉工人、职员在思想上的各种包袱（如被迫加入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帮派、伪军警等）；消除工人与工人之间、职员与工人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即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主要是行政、工会的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这部门工人与那部门工人之间，这地区工人与那地区的工人之间的隔阂，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在发动群众问题上，这是一个方式更细致，范围更广泛的阶段。在这一方面要作好，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领导干部，主要是行政方面与工会的领导干部，首先进行自我检讨，放手让群众对领导干部提意见。经验证明：放手让群众提意见的结果，工人很少提出过高的要求，大多数意见对领导干部的帮助很大。

　　第三步是民主建设。广大工人、职员群众在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的基础上，真正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生产建设与生活改善的各种组织与制度的建设工作。在这一方面，各地已经进行过而获有显著成绩的是：生产上的责任制、合同制、检查制，工会委员会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改选，劳动保险卡片的登记或复查等。只要前两阶段作得彻底，没有偏差，这一系列的初步的建设工作，一般的在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讲明政策、办法之后，放手让群众自下而上地讨论，充分地发表意见，不要包办代替（不是不要领导），不要强调组织保证。这次许多工会基层组织，经过民主改革、民主团结之后的改选，都没有实行什么“组织保证”，但改选结果都和我们所预期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好些。在反掉那些过去甚至今天仍然骑在工人群众头上的把头、坏蛋分子，“搬掉石头”后，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对于各种问题的处理都非常认真负责，一点也不马虎。济南山东造纸厂的工人给领导干部提意见，发现有个别干部在纸上画着玩，不好好地听与记录时，马上就提出抗议：“领导干部应当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对于选举认真，对于每一个候选人的历史、劳动态度、群众关系、立场作风等都是认真地反复地讨论、审查。如武汉申新纱厂的工会委员会改选时，领导方面提出了五十四名候选人，经过群众讨论审查之后，就有十名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而被抹掉了。工人群众不仅对于自己的工会关心，对于发展党、巩固党也都非常关心。对于那些历史上有问题或作风不好、脱离群众的党员，他们也一再地向党的领导机关提意见，认为某某人不能留在党内作党员，应当开除党籍。并说：“过去领导干部不睁眼，随便发展党，使那些坏分子得以混进党的组织里来。今后发展新党员时应当问一问咱们，征求一下咱们的意见。”在经过民主改革之后，大批的新的积极分子热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加入青年团。这说明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不仅为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实行经济核算制、迎接伟大的生产建设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我们在工矿企业中的整党、建党和整顿青年团的组织、建设青年团的工作也清除了障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来源：1951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 论厂矿企业中民主改革的补课问题(下)

## 刘子久

## 民主补课能否搞好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能放手发动工人群众

　　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这一课，是否能够补好，关键就是看领导干部在发动工人群众方面是否能够放手。为了在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方面不致发生偏差，应当注意下列几点已经行之有效，并且屡试不爽的经验：

　　第一，要明确地、详细地、反复地向工人、职员群众和他们的家属讲明党与人民政府对于民主改革补课的政策和办法，使他们心中有数，分清敌我，辨明是非，打消顾虑，以鼓励群众，动摇敌人，达到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

　　第二，要及时地、认真地执行政策，要言行一致，说到那里做到那里，根据被斗争对象的罪恶的大小、生产技术的好坏、解放后的劳动态度、低头认错、坦白、检讨的程度以及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见，及时地处理几个。这种实际行动，对于发动群众、动摇与分化敌人有着重大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在这一方面，武汉、青岛、济南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访贤（真正的积极分子）、访苦（受压迫的人），用个别串连（即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去发现、培养与组织积极

　　（分子），扎正根子，形成运动中的领导骨干与核心。这种积极分子一般的要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一）长年劳动，生产积极；

　　（二）立场坚定，大公无私；

　　（三）作风民主，联系群众；

　　（四）历史清楚，常受把头的压迫。

　　第四，建立以党委或支部为核心，包括行政、工会、青年团中经过审查的干部所组成的统一的公开的领导机关。如果工会委员会的领导成份太复杂，在群众中影响太坏的，应由上级工会组织召开会员大会宣布它是非法的，成立工会筹备改组委员会一类的临时机构，借以表明态度，说明政策。同时，还要通过以积极分子为主的职工代表会议，与广大职工群众建立联系。

　　第五，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重点突破、取得经验。这一点在开始阶段尤其是重要。武汉、青岛、济南等地，凡是做得好的地方，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第六，要打好第一仗。在一个厂矿或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也像作战一样，第一仗打的好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第一仗要特别慎重。所谓慎重不是束手束脚、不敢放手、由领导上来包办代替，而是要慎重地选择斗争对象，在斗争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等方面要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解释、酝酿与准备，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好。因为，民主改革运动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就是在一个厂里，也要一连串地打几仗才能解决问题。因此，第一仗的胜利与否，对于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打击敌人的气焰以至动摇、分化、瓦解敌人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第七，要从实际出发。在斗争的对象与方式和运动发展的步骤等方面，由于企业的性质，工人群众的斗争历史等条件的不同，不能也不应该一般化，而是应该“因地制宜”，“缺什么补什么”。

　　第八，要适可而止，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使运动转入新的阶段。比如民主斗争进行到了一定的程度，即应及时地转入民主团结；民主团结进行到了一定程度时，即应及时地转入以生产为中心的民主建设。这样使群众的情绪经常饱满，不致因为运动的某一阶段发展得过度拖得过久而松劲。

　　第九，要注意从运动中不断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对于问题的认识由直接到间接，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比如回忆诉苦到封建把头的罪恶时，就应进一步很自然地联系到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制度。又如回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时，就应进一步很自然地联系到共产党、人民政府、新民主主义以至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

## 工矿企业中各方面对民主改革的态度

　　那些过去受过直到现在仍然受着那些封建把头的压迫、剥削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于反对把头的斗争是极端拥护，热烈要求。他们老早就想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吐一吐若干年来自己肚子里的苦水，出出气。有些工厂在这种反对把头的诉苦会上，发言的人数达到参加会议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有一部分工人、职员群众、曾经被迫加入过反动组织，但没有作过对不起工人群众的事情的，希望找一个机会来一个忠诚、老实运动，借以卸下敌人给他们加上的这个思想包袱。

　　还有一部分工人、职员曾经借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势力，作过一些危害工人的勾当，但不十分严重，在经过了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工人群众一致起来要求斗争他们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天天惶惶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是民主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斗争对象，他们有点像在土地改革中有罪恶但不十分大的地主一样，也有“早斗早安、晚斗晚安、不斗不安”之势。

　　工厂中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除个别同志开始时由于情况不明、没有经验、怕捣乱、怕影响生产，有点顾虑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想去掉这块绊脚石。湖南杨梅山煤矿的一个工人对于领导上的这种顾虑解答得很好：“这一点（按指搞乱与妨碍生产）请行政方面放心吧！即使妨碍一点当前生产，小小地乱一下（不能大乱）那也是一时的，将要一本万利的。”在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方面也认为：“民主改革是对工人七分有利，对资方三分有利。”只有极个别罪恶大的反动分子，对于民主改革才抱坚决地对抗态度。

　　根据上述各有关方面对于民主改革的态度的分析来看，这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只要是我们能够把政策掌握得稳，是完全能够达到“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的。

## “这样才像个当家作主的样子！”

　　凡是经过放手、认真发动群众，实行了民主改革的工厂、铁路或矿山，工人群众的新的劳动态度树立起来了，劳动纪律加强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些工厂在实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在连续一个月的时间内，占用生产时间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但以前完不成的生产任务，现在反而按时超额完成了。工人和职员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都改善了。党和工会的干部到车间去时，工人群众见了也再不像过去那样冷冷淡淡，带理不理的样子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在各种会议上一提到毛主席，大家就都自动地热情地鼓起掌来。工会的工作好作了，工会干部的“换班”思想（即不愿干工会工作，希望换班的思想）没有了。工会召开群众大会时再也不要像过去那样必须以演戏、放映电影作号召，就能作到按时到齐，会不开完不走了。生产上的责任制、检查制很快地建立起来了；政治性的事故大为减少甚至绝迹了。过去劳动保险卡片登记时曾经虚报工龄、厂龄、直系供养亲属，隐瞒家庭成份、个人历史的，也都自动坦白并要求改正了；有的厂子这种坦白、更正的地方，竟达于卡片登记人数的半数以上。工厂内工人、职员群众的文艺活动大大地活跃了，工人、职员自动地编了许多有关民主改革的剧本、快板、相声。济南的成大纱厂的俱乐部由三十余人经常参加活动，一下子发展到二百八十余人经常参加活动。有些工厂职工业余补习学校的学员在民主改革后发展了一倍。一句话，经过民主补课之后，许多工厂中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焕然一新了。这些事实，说明了一条真理——如果群众不经过发动，他们的阶级觉悟没有提高，那么，什么好的办法都有流于形式主义的危险。在这次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发现了不少假的积极分子、假“党员”、假“青年团员”、甚至个别假“劳动模范”。在经过民主改革，工人群众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彻底翻身之后，再不说“过去吃得开的人现在还吃得开”；而是说：“过去吃得开的人现在吃不开了！”再不说“当家不作主”；而是说：“这才像个当家作主的样子了！”

　　来源：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