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瑞卿关于在中央公安部及全国公安系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罗瑞卿>

## 中央批示：

　　（一）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日关于在中央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三）将这个报告一直印发到县级和团级，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四）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队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已于今年五月间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我们就在机关内部传达了中央精简节约的决定和主席的指示，并初步的分析在机关一部分人员中存在和滋长着贪污腐化的倾向和严重的铺张浪费的情况，开始了领导方面和主管部门的检查。十一月中旬，本部机关党代表大会上，又做了厉行节约、开展反贪污反浪费的群众运动的动员。近半个月来，本部机关在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学习运动中，特别在掌管总务、特费、审讯、劳改等部门中，展开了反贪污腐化反铺张浪费的强制性的运动。这个运动，正在逐步全面展开。以下是这个期间初步检查的情况和我们准备采取的措施：

　　（一）从已经暴露、揭发和检查出来的材料看，贪污腐化的现象，在公安部内是相当严重的。一九五零年秋天，本部机关虽然曾经进行过一次节约的检查运动，但这种倾向并没有停止，在某些方面还在继续发展。一九五零年发生的两起卷款潜逃的事件：一是生产人员杨占鳌，一九四二年党员，卷款二千三百万元潜至上海、苏州等地，改名换姓，过了三个月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日子，才被捕回法办；一个是新生公学事务长张世杰，卷款五百余万元和自行车一部，于一九五零年五月潜逃，至今五月才被捕回法办。个别腐化分子，采用各种形式实行贪污。少数政治上落后的分子，衷心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软化和利诱。在本部机关总务部门，这种情形就特别严重。例如，行政处供给科科员苏庆有（党员），私人和私商合伙做生意，冒充商人，欺骗政府，私自结婚即花六百余万元。该科副科长史哲甫（一九四零年党员），当下级揭发他接受私商礼物时，就不以为耻的认为“这是我的面子，科长有优先权”。本部机关被服厂解增年和防空司令部管理员结伙舞弊，互相利用，贪污承做该部蚊帐五十顶，工人讽刺他为“解大爷”。搞生产和采购的人员，没有接受过商人“礼物”的很少，互请吃饭、看戏等，成为合法的活动。行政处支部参加学习的党员八十五人，暴露了有各种错误的有三十人，其中有大小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行为的十八人（一九四零年以前的党员七人，“八.一五”以后的六人），足以说明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和严重性。这些人不是在和商人接触中鬼魂胡搞，就是利用会计制度不严和上级官僚主义的空子，造成经济手续不清、公私不分和建立所谓科股的“小家务”，从而少数人得以从中滥行开支，浑水摸鱼。在某些业务部门特别是有权使用特费和有职业掩护的侦察据点的部门，类似的贪污行为，或报假账、改条子、冒领、冒报和其他变相贪污，均有发现。一局审讯处处长姚仑（一九三六年的党员）贪污没收犯人手表、钢笔，发展了相当严重的自私自利享乐腐化倾向。三局劳改处处长陈福生（一九三一年的党员，红军干部，过去犯过大错误），擅自处理没收财物，在干部中瓜分没收特务分子的手表二十五只，搞小单位生产，他发展了相当严重的腐化倾向，除瓜分手表外，尚有严重的贪污嫌疑。这两个处长，均在党代表大会上受到群众严厉批评，现在正由党委审查处理。一局原侦察科长曹纯之，生活腐化，每月要特费三十多万元供个人零星小吃，已撤职停止工作。

　　（二）铺张浪费现象，是和贪污腐化现象血肉相连的，它掩护和繁殖了贪污腐化倾向。公安部这方面也很严重，而且带有相当普遍性。突出的例子，如三局劳改队的砖窑，由于领导上不负责任，致烧毁砖六十六万块，被雨水浸垮砖坯二十余万块，三项合计损失三亿六千余万元。机关修建房屋，因主管人员审核检查不严，缺乏经验，计划不周，设计不完善和施工不合规格等原因，几乎大部返工，有的拆拆盖盖，反复数次，致遭一亿四千万元的巨大损失。机关招待事务上有严重的铺张浪费，专业会议会餐一桌要花四十万，三、四次公安会议的用费即超出二亿多元，名为照顾影响，实际上是造成极其恶劣的作风和影响。最严重的是总务生产人员竟有会餐一桌达七十五万元者。办公用具、水、电、汽油，也是月月超支。特费开支方面，铺张浪费现象也很严重。

　　（三）贪污浪费现象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是一部分干部人员中长期存在着不爱学习不问政治的倾向。在检查中发现少数典型的落后分子，人民挖苦他：没有事时摆过五关（吹斗争历史），有了事时败走麦城（不工作，或作不了工作）。因而这些人对于城市中产阶级、商人的各种形式的各方面的影响和引诱，逐渐丧失阶级的警惕性和抵抗力。个别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已经腐烂到快要变质。在和资本家、商人接触中，感到资本家有钱阔气，“自愧不如”。这种人在敌对阶级引诱腐蚀前面发生的蜕化投降情绪，值得我们十分警惕。除了一些人经受不了外部影响之外，在我们内部虽然没有留用人员，但有大批的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新干部，他们身上保有浓厚的剥削阶级影响，对于若干不自觉的党员甚至老党员也起了一定作用。领导上对于真正情况，虽然是有警惕的，对于若干贪污浪费现象，虽然作了一些批评和斗争，但不够深刻。而在各级骨干中，则并不是都有这种警惕的。所以，在处理过去贪污案件中，没有能够在警惕资产阶级腐蚀这一条要害问题上，深刻地普遍地有系统地教育干部，也没有认真动员群众起来同贪污浪费现象作坚决斗争，因而就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完全了解情况，缺乏适时检查，对机关政治生活督促不严不力，也是这种不良现象得以存在和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当严重的，不少事情在下面已经熟透了，而领导上还是新闻。这方面我们决心彻底清算一下。

　　（四）现在已经坦白或已被揭发的犯有错误的人，开始有了些觉悟。陈福生反省说：“不是党的挽救，我又要犯一次大错误”。行政处长宋德贵（一九三六年的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反省说：“北京的好馆子，我都上过，好菜我都吃过，真有些腐化了，不是党这个教育，我这个共产党员很危险了”。这些人的坦白和反省，很大地教育和警惕了所有同志和领导人员。内部空气开始有了改变。一些贪污分子已经低了头，浪费现象正被大刀阔斧地在检查、减少和肃清，并已开始看出提倡节约后所发生的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但是，现在运动才开始展开，也只触动了问题的一部分。党组遵照中央十二月×日的指示，觉得在机关党代表大会学习运动的基础上，从现在开始，以一个月至四十天的时间，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再进行一次深入的动员，以掀起浓厚的群众舆论。除由领导上进行严格的深入的检查外，并号召有错误的人坦白错误，号召并动员党内外群众起来揭发检举贪污浪费现象，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搞彻底，使全体人员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都懂得贪污是犯法的可耻的，浪费也是犯法的可耻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也会受到惩办的，使贪污分子无容身之地，使浪费现象得以完全克服，使各级领导知所警惕。对于被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则区别大中小分别处理。大贪污分子严加惩办直至枪决。中小贪污分子坦白反省以后，则给以轻一点的刑事、行政处罚，或给以批评教育，但以后不得再犯。对于浪费现象，亦作严格检查，找出原因，取得教训，订立制度，以防止重复发生。对于浪费现象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一般经过教育以后免于处分，但以后再犯，则必须严加处分。通过这个运动来有效地揭发批判和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从而加强机关的政治学习和健全各种工作制度，使机关生活、作风更加健康化。

　　（五）我们深深感到公安部门有党和国家给予的镇压反革命的权利，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担了重大的责任，严格地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持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以至生活上的纯洁和健康，都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可是已经发现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利用特权，违法乱纪，而在全国公安系统内特别在大中城市公安局内，又有相当严重的留用人员和旧警察成份；因此，像沈阳市某公安派出所全体人员都沾染有大小不同的贪污，像天津市公安局发现的某警察的老婆所谓“梁太太”和“少将”特情人员向人民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以及像北京所揭发的贪污案件中公安人员的犯案数目仅次于财经系统、占第二位等，绝不是个别的现象，也绝不是沈阳、天津、北京仅有的现象。此次开编制会议，我就听到说：中南公安部和上海公安局已经发现有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情形，而且绝不会只是中南、上海、沈阳、天津、北京、中央公安部有此情形，所有公安部门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贪污浪费情形。这虽然尚没有细致的调查，但这种看法是不会错的，值得我们严加警惕。除政府财经系统、军队后勤系统外，公安系统的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因为公安部门不仅有特权，还有秘密，而且政治上是不够强的，有些地方政治上很弱，大批的秘密工作人员经常的得不到党组织的监督，又经常而且必须在一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和敌对阶级和坏人接触，如果缺乏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于某些人员随时都存在着被腐蚀的危险。某些公安工作的人员，以为手上有权，如果要贪污、讹诈，也有特殊的便利条件。因此，在全国公安系统内普遍地无例外地坚决执行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在总务部门和有没收、特费、劳改生产、机关生产的地方，尤其需要迅速彻底进行。我们拟根据中央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初步检查和经验，介绍给全国各地公安部门，并号召和督促他们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我们一样加以认真的检查。我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工作检查组，一、二日内即行出发。此次前往各地的工作检查组，除检查四次公安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外，我们还交代他们，要认真检查各地公安部门内的贪污、浪费的情况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工作。

　　以上报告和意见，妥否请指示。

　　来源：《建设》1951年12月19日第1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