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富治、阎红彦、魏思文关于川东区执行中央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初步情况的报告

　　<谢富治、阎红彦、魏思文>

## 西南局批示：

　　川东区党委对於执行中央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初步情况报告，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其中抓住打通处长以上干部思想和解决放手发动群众，为群众撑腰这两个主要关键，特别是严厉批评压制民主的现象和处置，规定出发扬民主保障党内外群众在三反中的民主权利的办法改变整党计划，把三反作为整党整风先行步骤，以及县以下把三反与土改复查工作结合进行的作法是适当的和完全必要的。望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望未写报告的同样写这样的报告给西南局并中央。

　　 十二月廿七日

## 关于川东区执行中央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初步情况的报告

　　（一）我们於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三日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有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到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与西南局会议的精神，大家一致拥护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并作了初步的检查与反省。本月十六日行署也召开了协商会议，着重地讨论了如何在全区展开反贪污浪费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问题。同时区党委又找来各地委书记阅读和讨论了中央十二月一日的指示。在区党委一级的机关即从月初开始用了半月时间，普遍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党员大会、干部会议，对所有干部进行了反覆的动员，各单位均组织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使三反运动与正在进行中的整党整风相结合（西南局指示整党整风结合一起），预计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目前动员学习的阶段已基本结束，有的单位已开始揭发贪污浪费的行为，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普遍高涨（因群众早就不满意此种情况）。估计这一运动在中央与西南局正确领导与不断的督促以及群众对贪污浪费不满的情况下，是能够展开的。仅区党委一级机关在学习文件中初步暴露的十分有限的贪污浪费的就有如下材料：

　　首先是贪污腐败方面：

　　甲、仅据政府系统的商业、税务、粮食、邮电四个部门的初步了解：已发现贪污的九八九人，共贪污十四亿七千四百万元之巨。其中粮食系统四八二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贪污达八亿七千五百万元；税务系统四零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贪污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元；商业、邮电系统一零六人，贪污达二亿三千三百万元。以粮食和税务系统贪污人数为最多。

　　乙、在粮食系统初步发现的四八二名贪污分子中；留用人员占百分之四十九，新招收人员占百分之廿七，临时参加征收工作的占百分之廿三，老干部占百分之零·六二。

　　邮电系统卅九人完全是留用人员，其中十五个是县、区的局长。

　　丙、贪污的方法，计有：勾结私商盗窃公款、收税不发税票、多收少报、缓期上解税款借用取利、受贿减税，盗卖印花、虚报损失、大秤进小秤出、伪造印截单据、虚报冒领、利用职权进行投机、出卖商情、敲诈勒索、武装走私、接收物资不报、变卖公家财产、互相包庇集体贪污等十七种之多。仅江津专区公安处检查科长张庆禄勾通私商盗卖公物达四千万元之巨：盐务分局从局长到一般人员（共五十三人），无一不贪污，共达六千万元；荣昌县百货公司经理何孟奇勾结私商进行舞弊，损失国家财富一亿二千万元之多。

　　丁、贪污行为在税务系统是继续发展的，已发现四零一名中：一九五零年有一二七人；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有二七四人。估计在别的系统也不例外。这种情况，证明：现在必须将反贪污的运动，大张旗鼓、像镇压反革命一样的进行、扭转风气，挽救干部。不采取严肃的斗争和严厉的惩办，就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对我党的侵蚀。

　　其次是浪费方面：

　　据财委、商业、税务、粮食、邮电等部门初步统计，约浪费九十八亿四千九百万元以上。军区直属单位浪费即达十亿元，究其原因：

　　甲、计划不周，经营不善，造成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如我区土产、百货两公司因积压商品而受损失的达廿五亿元以上；工商厅修电厂地基未测就动工，後又迁移，致失廿多亿元；江北育苗场因经营不善，死去六十多万株，损失四千万元。

　　乙、不爱护公物，随便破坏：军区步校损坏家俱一千多件，军区卫生部今年损坏医疗器材一千多件平均每天三件，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耗。这是干部“重财不重物”不知爱护国家物资的表现，我们也须同样进行这方面的检查。

　　丙、铺张成风，举一、二例说明：仅汽车一项，军区二年来超支汽油四千一百加仑；行署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九月份超支汽车油八二零加仑。会议请客一项，军区一九五一年十个月内共开各种会十一次，超支一亿二千万元以上。

　　对於铺张浪费，干部往往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最危险的是干部思想上对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军区有些同志说：“现在不是大别山时代了，应该享受了。”行署有的厅长在重庆住医院每月用二十八条国际牌香烟；有的厅长给自己小孩做床，请人画图化费二十余万元。这具体表现了我们有些干部失去了清醒，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掩没了自己。因之也就产生了像南川县七区区长刘天正那样严重的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的行为，该员於一九五零年二月五日动工历时九十八天，筑成大楼两座，（此半行字看不到）一百多，用工六七、三零五个，这一切都是动用民力，不支分文，严重的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群众春耕，群众极为不满。

　　仅仅这点初步材料，就够惊人。我们已下定决心开展三反运动，结合整党整风把所有干部和党员提高一步，使三反收到效果，“打下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的经常同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基础。

　　（二）这个运动的初步过程是曲折的。第一次动员後，许多干部满不在乎，认为西南或川东问题并不严重。第二次动员在以许多事实批驳了这些不正确的意见之後，多数干部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但经过一周的学习运动仍未展开，只有那些普遍干部、青年团员在那里检查多用一张纸一支笔的小事。经过检查才发现关键在於解决打通处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解决放手发动群众与群众撑腰的民主问题。因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特别是浪费与官僚主义，主要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们在内）较严重；如果他们不积极、不坚决、不带头（正如中央指示的层层带头），是搞不起来的；而恰恰这些领导干部因为自己有了痛处，计较个人面子的得失，而不够关心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利益与个人进步的伟大运动。同时那些历来表现艰苦朴素的干部有意见不敢提，怕领导上不撑腰，怕报复，并有个别干部在背後舆论说：“根据个人多年的经验，还是不讲少讲为妙。”的确也是如此，如行署有个单位，有个干部开始讲了一点材料，该单位领导干部马上找他谈话，警告他不要乱讲。

　　根据以上障碍运动前进的两个主要关键，又作了第三次的动员，号召干部不要计较个人面子的得失，而妨害了党与国家大事，应该起来带头领导这一运动。对党内不民主的现象除了严厉批评外，并规定了一些办法：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员对任何干部党员一直到区党委都有提出批评与揭发的权利，压制民主或采取报复的应受党纪处罚，党员可以越级控告、检举，并提自动检查坦白的重者减轻，轻者免除处罚。艰苦朴素的干部、勇於揭发别人的干部应受到表扬。经过了这一系列工作後运动才逐步展开。

　　我们时刻警惕自满情绪的产生，估计运动到了中期和後期，还会产生新的障碍，还需不断工作。

　　这个运动与整党整风结合起来是一个最好最有力的办法。它充实了整党整风现实的具体内容而提高党员；结合八条标准审查党员，又给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个有力武器。我们开始是先以学党员八条标准入手，结果与当前的运动结合不起来。後来（整行看不到）查，才改为党员与群众一起先搞三反，作为整风整党的先行步骤，然後再转入进一步提高党员和清理审查组织问题达到纯洁党的目的。

　　（三）县以下目前普遍彻底地搞有困难，只能作一般和有重点去搞（城市可以彻底地搞）。因全区有一半地区正进行土改，一半地区也要复查，几乎全部县以下的干部与大部分地委级的干部都分散在农村工作。土改与复查又必须在明春完成；三反这一运动又是意义重大，必须普及到全区每一个角落，我们解决的办法是：

　　（1）地委、专署一级机关，除下乡参加土改者外，在家的人一律以十天半月时间进行三反；然後抽出专门人领导企业、公安部门彻底地搞好三反运动，因企业机关很少人下乡参加土改。

　　（2）县委级机关凡在家的机关人员用一周到十天时间进行三反，然後转到公安、企业部门彻底地搞。

　　（3）区乡干部除利用土改空隙的两三天时间，结合村干部进行一般的检查外，主要是结合在土改中去提高群众的增产积极性，克服村干部中的贪污果实、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

　　来源：《西南工作》第七十五期  195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