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一川关于减租退押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

　　<中共云南省委秘书长、于一川>

　　在云南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 （一）目前群众运动情况的特点和我们的指导方针

　　一、最近时期，减租退押运动，已获得了很大成绩，主要的是：全省范围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惩办了一批万恶的反革命分子，大大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提高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和斗争勇气。

　　结合镇压反革命，在约200万人口的地区开始展开了减租退押运动。这一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气势是猛烈的，在运动中，农民获得了约折合1亿斤米的果实，这样就从政治上、经济上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就大有助于春荒的解决，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

　　在镇压反革命与减租退押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在全省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群众革命的新高潮，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要求我们加以领导，有些则自动起来捉匪捉霸，长期逍遥法外的匪首、惯匪，被群众捉到了不少。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则已开始发生新的分化：一部分坚决反革命分子，感到自己末日来临，拼命进行报复和垂死挣扎，放火放毒、暗杀、造谣，种种恶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运动开展较为深入的地方，则采取主动退却的办法，设法派人打入群众内部，篡夺运动的领导，藉以避重就轻，保存自己；另外一部分中小地主，则在群众的声势下面，表示愿意低头，依法办事；富农表示愿意中立，城市工商业者，曾一度发生震动，经教育解释，并实际纠正执行政策上的缺点后，表示愿意依法减租退押；游民阶层也大为活跃起来，想在运动中充当领袖，混水摸鱼抓一把。总之，目前全省是处于一个新的情况下面，各社会阶层都在这一群众高潮的形势下面，作自己的打算，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有利的形势。

　　二、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观条件（即干部条件）是不够成熟的，最近时期，虽然有些干部开始深入下去，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整个讲来，无论在运动的指导上，政策界限上，工作方法上，都还没有创造出完整的一套来。一部分老干部有经验是很好的，但不懂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加以运用，而是生吞活剥的搬运，过去已经肯定是错误了的东西，也还在加以重复；大批新知识分子干部，则不只缺乏工作经验，而且很多人地富思想没有解决；党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不纯。由于主观条件的这些弱点，所以过去一段运动中，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主要的是：

　　第一、深入充分发动群众的观念不明确，不了解党在运动中的领导职务在于争取群众大多数，树立党的领导。而单纯任务观点，满足于表面的轰轰烈烈，不去认真发动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群众。

　　第二、政策界限不明确，没有把斗争火力集中到当前主要的敌人身上去，对于大地主及一部分有恶霸行为的中等地主打的并不重，甚至没有打到，相反却过重地损害了工商业，打击了小土地出租者、富农、甚至中农。

　　第三、不懂得充分发扬合法斗争的威力，相当普遍地发生了非刑吊打等现象，以至在若干地区运动形成僵局。

　　三、以上说明，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运动的客观条件是成熟了的，主观条件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这就是我们目前情况的特点。在镇压反革命与重点减租退押的影响下，农民情绪是高涨的，迫切地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农民的队伍是没有形成的，农民中还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这是一种自发性的高涨，这种高涨，当然是极为可贵的，列宁说过：“自发性是觉悟性的萌芽”；问题是谁来加以领导。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下，可能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党的领导，由党一开始即领导，或者是群众起来之后去加强领导，把群众的自发性提高到觉悟性；另一种形式是地主阶级派人来领导，目的是避重就轻，牺牲别人，保存自己；再一种则是游民利用群众的热情，出头来领导，抓一把。这样三种情况，就会出现两种结果：党的领导，引导农民走向胜利；地主或游民的领导，把农民引向失败。在目前情况下，这三种情况都是存在着的，所以当前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加强我们自己，勇敢地、放手大胆地领导群众前进，把农民运动的领导，完全掌握在党的手中来，即是使农民运动，按照党的政策道路前进。

　　以上就是我们情况的特点和问题的中心。

　　四、根据以上情况的特点，我们对于当前农民运动的指导方针应该是：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加强党的领导职务，开展有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减租退押运动，为土地改革打下巩固的基础。分开讲就是：

　　第一、必须明确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所谓放手，应该是：“放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之手，不放少数干部积极分子之手；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不放乱打乱杀之手。”因此，正确的放手，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去反对封建，而不是其他。目前我们的手不是已经放开或放的过火了，而是没有放开，或放的不正确；有些老干部想放手，也放开了一些，但放的不大正确，同时出点乱子就害怕，怕纠偏，结果还是放不开；新干部中，许多人有地富思想，对地主阶级的态度是“恨也得恨，不恨也得恨”，对于群众是代替包办，当然也是放不开手。因此我们当前的问题，主要还是放手，要解决放手的思想和放手的方法问题。

　　第二、必须明确政策界线，放手让群众执行政策。不要把放手与政策对立起来。必须树立政策观念，“按毛主席的办法办事”，“跟着毛主席走”，这就是群众中的政策观念。必须懂得政策是指导群众行动的出发点，是群众行动和工作经验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说：“任何经验，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经验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无论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线分明的政策。”政策分明与放手发动群众完全是一致的，群众要求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党的政策就是群众要求的集中表现。要经过干部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执行政策，这就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政策。不要把政策装在干部的口袋里。从征粮、镇压反革命以至减租退押许多事实证明：只是少数干部掌握政策，不是群众执行政策，则政策一定执行得不好。

　　第三、必须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下，坚持稳步前进：稳步前进不仅是从主观条件上考虑，而且是从群众觉悟上去考虑。群众的觉悟是有一定过程的；党的政策的执行，是根据群众觉悟的逐步提高而逐步实现的。稳步前进不是不放手，不是收缩运动；而是为了确定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了放得更好。为此，全省范围大体上应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已经或即将开展的地区，其条件是：股匪肃清、群众情绪高涨，县领导骨干纯洁。二是积极准备开展的地区，即是未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地区，这就要积极准备条件，一旦条件具备，即可开展，三是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区，现在肯定不开展减租退押群众运动。老的游击区，困难多些，故更应慎重些。为做到稳步开展，划分以上三种地区，应实行逐级批准制。

## （二）运动中若干政策问题

　　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要求：

　　第一、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当权派；树立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真正是农民把政权拿过来（而不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拿过来）。不管政权的形式是否完备，要农民实际上当了权。

　　第二、经济上严重地痛击地主阶级，满足农民特别是无租佃关系的贫雇农的一部分经济要求。

　　第三、运动中组成一支依靠贫雇，团结中农的队伍（一定是这样的明确，决不能是依靠中农团结贫雇的队伍）。群众的队伍决定将来是正确地土改还是和平土改。没有这样的队伍，下一步就不能实行土改。形成这样的队伍，是工作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工作的开端。队伍组成的规律是不纯到纯。贫雇骨干也是逐步的树立起来的。

　　凡未做到上述三点的地方，即须进行复查，而不能急于土改。

　　二、政策的范围问题：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惩治违法，这一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武装的各方面的斗争。运动的主流是减租退押。因为，所有这些斗争内容中，以减租退押的阶级界线比较清楚。但以减租退押为主流而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并不是机械地去划分阶段。从什么问题开始，则看具体情况。现在，运动中实际上不提减租退押，也不算账，只看钱多少开口就罚的办法并不好，因为这不能提高农民觉悟。我们同志，不要把党的要求与农民的要求混为一谈；不要把党降低为农民的水平。我们要建立工农联盟，不仅要使农民现在得到利益，而且将来要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在斗争中逐步提高农民的觉悟。

　　减租，退押，清匪追赃，反霸赔偿，违法处罚的政策范围，就是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和省人民政府的五项禁令。这是适合当前大多数群众要求所规定的政策。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斗争，来执行这些政策，而不是超越这些政策，并在这些政策范围内，适当解决无租佃关系的贫雇农的要求。为此，必须明确下列各点：

　　第一、打击面要窄些，要集中在大地主、恶霸地主和一部分当权的违法的中等地主为主要对象。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实际代表着整个地主阶级，这样做就可达到政治上彻底打垮和经济上严重痛击地主阶级。群众合情合理，地主理屈词穷，就是执行政策的标准。

　　第二、对一般守法的中小地主和有租佃关系的富农，要实行减租退押，但此外不再处罚。这是为了分化地主阶级，也是为了照顾群众的觉悟水平。

　　第三、对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如属于农民成份者，只从政治上处理，不作经济上的清算。否则就有许多理由侵犯中农。

　　第四、对一般的狗腿子，不能列为恶霸去斗争，应采取争取，利用，教育，改造的方针。

　　第五、土地改革法规定应没收和征收的东西（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和家具等）不动，不抵作赔偿农民，命令地主保管不得损害。

　　三、保护工商业，是党在土改运动中肯定的政策，不得有任何动摇。为此，必须明确注意下述有关工商业的问题：

　　第一、工厂、作坊、商店、行商、马帮等工商业必须保护不得侵犯。

　　第二、对地主而兼营工商业者的方针是保护其工商业，割其封建尾巴。只办和必须办减租退押，其它则说服农民予以原谅。退押如确有困难者，可分期缓退。其退押手续可通过城乡连络委员会在城市办理，或由其在乡家属办理，本人不一定下乡。其为群众痛恨之恶霸分子，是否应交群众斗争，由城乡连络委员会视情况决定；赔偿群众时，应以不影响其工商业继续经营为原则；要没收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其政治上属于反革命分子者，则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处理。

　　第三、工商业中之劳资纠纷，农会概不受理，应交劳动局办理。

　　四、知识分子的工作，应十分重视。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改造。不能在运动中破坏这一政策。为此：

　　第一、城市知识分子，属于地主、恶霸家庭出身者，不令其本人下乡交群众斗争；其在乡人口照乡村办理。

　　第二、对地主恶霸家中的乡村知识分子，要争取其同情农民运动或保守中立；有反抗行为者，只在政治上打击，不侮辱其知识分子本身。

　　第三、乡村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应允许其参加农会。

　　第四、在知识分子中之反革命分子，照镇压反革命条例办理。

　　五、对小土地出租者要略宽，不得以地主论。他们减租、退押的账要算，但要看具体情况少退缓退或不退。更绝不许对这些人作其它清算。已打击了的酌情退还一部或全部。

　　六、农民内部的租佃关系，由农协调解处理，以双方无意见为原则。严禁运动中损害中农，已损害了的要原物退还。

　　七、可以实行减租退押之少数民族杂居区，仍应贯彻稳步前进的方针。为此：

　　第一、必须在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群众同意和自己起来行动之下进行。

　　第二、处理汉人地主恶霸时，应尽量吸收少数民族参加；处理必须处理的少数民族恶霸时，必须是少数民族自己起来进行，汉人在取得他们同意下参加。

　　第三、处理少数民族的恶霸时，一般宜采用群众控诉、法庭判处的方式。要注意民族风习，不得侮辱。在须要进行群众斗争（尤其是联合斗争）时，各方面要更加细密地进行组织和准备。

　　八、华侨及其家属之减租退押，要予照顾。其家庭系地主者，依法减租退押外，不许节外生枝；确有困难者要适当照顾。其家庭系小土地出租者，则需更好地照顾。

　　九、对游民要慎重，不要在主观上扩大游民层。对待游民要采取控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控制其可能依靠反动力量一面，利用其革命性，最后参加劳动改造之。

　　十、镇压反革命活动：

　　仍强调结合群众运动继续贯彻这一工作，必须大张旗鼓，加强宣传。应广泛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的方式，去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展开这一工作。交群众斗争者不得发展非法行动，该处死者由政府执行，不得当场乱打乱杀。

　　十一、关于分配果实的一些原则问题：

　　第一、减租退押果实，除佃富农外，应各归原主。其余清匪追赃，反霸赔偿，违法罚款，在必要的照顾苦主下，主要应分给贫雇农，特别是照顾无租佃关系的贫雇农。

　　第二、以乡为调剂单位，以村为具体分配单位。

　　第三、民主讨论，少数人不得把持，要分得公道。因此，主要应在农民代表会上讨论确定，积极分子会不能包办确定。

　　第四、村干部、积极分子与群众同样分得一份，不得多分，也不要少分。

　　第五、为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要分得迅速、及时，不得积压果实。为了一次不可能分好，应分批及时分配，可能一次比一次分得公平。

　　第六、分果实后，即时号召和组织投入生产，不得浪费（农民缺口粮买粮食吃也是为了生产，不能算作浪费）。

　　第七、军用品、古器、名贵艺术品、历史文物等，不得分配，应妥管上缴。

## （三）组织工作的方法问题

　　一、点面结合问题：

　　目前运动在重点突破已没多大问题，而关键则在于由点到面的发展。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很快，解决这问题不能是在重点突破之后，这是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应当在运动一开始，在布置工作时就做面的布置，使运动一开始就是点面结合的。否则是来不及的。点面结合的基本方法就是运用农代会。在领导上则须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在一定地区发动群众，当然是从重点突破开始，所以必须布置一个重点和若干附点；同时就可召开农代会交给宣传任务，进行面的酝酿，使重点工作开始时，面的工作也就开始。

　　第二、重点已突破，已取得经验，再召开农代会，进一步交代政策，诉苦酝酿。传达经验，扩大重点突破的影响。代表经过审查后，可以给予组织任务——成立或整顿农协，以准备行动。

　　第三、紧接着即是面向外推，点向外跳，必要时点的干部可抽出向外扩展，也可以组织点的积极分子同干部一起向外开展。但由点到面应遵守波浪发展的原则，否则易为不纯分子所掌握。同时，一区一乡的开展也要遵守批准的原则，这是为了更好地考虑主客观条件和加强党的领导。

　　二、农民代表会问题：

　　农代会不同于积极分子会。积极分子会的代表性较小，而农代会的代表性是广泛的；积极分子会没有权力，而农代会是有权力的合法组织。因此，一定要重视农代会。县、区、乡农代会要常开，其任务各有不同：县代表会主要任务是交代政策；区代表会主要是交流经验和具体确定本区内的进行步骤；乡代表会的任务则是具体组织斗争。必须把权力交给农代会，必须剥夺农民协会的独立权力，使之成为执行农代会决议的机关。这样，运动才不致为不纯的分子所操纵。不管有无工作基础，农民代表都要经过宣布代表资格由群众选举、领导上审查和批准。这样，即使有少数代表不纯也不要紧。每次农代会不要解决问题太多，只去解决一两个问题；经常开，把召开农代会去解决问题作为一种制度。开农代会要民主，不要由干部包办；农民代表来开会就是来发表意见，决不是来听“训”。因此，不应是干部先讲一遍，而是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加以集中之后，作成决议。干部有的可以被选为代表，有的则为列席。每次会议时间不要太长（县不超过3天，乡以当天回家吃饭为宜），人数不要太多，（乡以30人左右为宜）。代表开始无任期，随时逐步深入再由短期的任期至正规的任期。最基本的关键还是民主，否则什么都做不好。形式上举了手并不见得是负责的表示；在每一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才是最负责，因为这才能产生主人翁之感。这样的代表，回去后就能真正起作用。

　　运用农代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问题：是依靠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是干部去“运动群众”还是群众自己运动的问题。是否真正有系统、有计划地应用农代会去联系群众、领导群众，这是发动群众的基本思想问题。代表作用是：一、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二、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形式；三、监督干部的机关；四、国家的政权制度。但我们干部中，当自己没有经验时，是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因为这是与“我去解放人民”的思想是基本抵触的。但我们必须解决这问题，才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三、根据以上精神和原则，在普通十几万人口，四五个区，两三个骨干和四五十个一般干部的一个县内具体地实行点面结合，可采取如下的方法：

　　第一步：县委领导骨干每人带十几个干部，进行二三个乡的老老实实的深入工作，目的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取得经验，训练这批干部。

　　第二步：发现问题，了解情况后，放手撒开干部，进行宣传工作，以实际例子宣传政策，扩大点的影响；宣传农代会和代表条件，酝酿和选举代表。通过行政下命令或通知，召开农代会，经过慎重审查后，有三分之二的代表纯洁就不怕。会议主要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党的基本政策；结合农民诉苦去激发农民的情绪；纲领式地、口号式地交代政策（要干什么，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办）；交给代表以宣传、串连的任务（暂不给组织任务）。这时，决定于真正找到贫雇去串连酝酿，和群众情绪是否已高涨。如具备这条件，领导骨干和干部即随之下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

　　第三步：结合面的酝酿，再搞几个重点。只要已突破一个乡，创造了展开的典型，就首先在一个区内展开：县委亲自动手召开区农代会，进一步交代政策，和给以组织任务。（不要把区作为一级指挥机关，应把它作为一个联络站，县委要直接掌握和指挥到群众）。

　　第四步：以原来酝酿、联络、串连的为基础，召开乡农代会，酝酿斗争，成立或改造基层组织。

　　尤其在干部少而弱之下，必须加强交通联络，县委每天掌握各乡情况，及时予以指导。对干部则使之成为领导与群众联系的传令员，这样易于提高，也可避免只叫他们蹲在乡里做了这件忘记了那件和包办代替。必须认真地在运动中培养干部——一批知识分子和一批农民干部。积极分子向外开展工作，大体上不能出区，否则就丧失了其与群众有天然联系的优点，而表现为作用不大。

　　这样，是全面展开，但也是一层一层地展开，推开别的区时，也要采取这方法——召开农代会，系统地运用农代会，否则点面结合是空的。点的大小没有一定的限制，一个乡，一个区，一个县，都可以成为点；基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农代会，则是一样的。

　　地委的任务，则在于自己弄通之后，亲自总结经验，亲自教会一个县去贯彻这方法；在于培养骨干——不管有无经验，只要纯洁，就可作为对象。

　　至于如何加强运动领导，克服某些自流现象，可采取下述步骤：

　　已经全面进行，但很乱的地区，要先同干部说通，召集工作队整训，具体交代政策，结合整理组织，确定那些人可当工作队员，那些人不能再做群众工作；召开县的农代会，直接提出问题（但不是批评群众），与群众商量如何贯彻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

　　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则积极准备条件，一旦成熟即行展开。同样应召开农代会进行酝酿准备。群众已在进行但主观条件不够的，可自上而下地进行清匪反霸的工作，从中去创造条件。

　　照上面这些办法和步骤进行，当然还可能出若干偏差；但基本上是群众运动。

　　四、整顿基层农协问题：

　　现在是大部分地区都有农协，但大部分基层农协不纯，故必须在运动中整顿之，为此：

　　第一、必须通过农代会去整顿。由干部手工业式的一村一村关门整顿好再开展斗争，不仅太慢，赶不上农民要求；事实上包办代替也整不好。因此，必须在运动中让群众自己来整顿：经过积极分子的串连（而不要经过农协）去组织农代会，第一步先剥夺这些农协的权力，使权力交给农代会；第二步经过农代会去整顿农协；第三步再由经过整顿的农协委员会领导下整理会员。这样由农民代表去执行权力，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己的行动。

　　第二、必须明确农民组织的职权和任务：各级农民代表会是权力机关，各级农协委员会是执行机关，农协小组是农民一切问题具体酝酿和教育的单位。现在把农协委员会变成权力机关的做法是不对的，这必形成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代替。

　　第三、以自然村为斗争单位是有毛病的，应以乡为基层单位。乡太大，对组织斗争和培养积极分子都不方便；应建议政府在运动中重新划乡，减租退押运动结束后正式建立之。乡的大小标准是便于实行民主，使每乡的代表会不超过30人，每人代表15户左右，故平坝每乡人口3000左右，山地1000至2000为宜。自然村不设脱离生产干部。

　　第四、必须重视培养积极分子。检查一个乡的群众队伍，主要看其积极分子层有多大，觉悟有多高。每村如果只有三五个，则只能说是勇敢分子。要注意培养群众领袖，但不要过早忙于确定；因为真正的群众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经过考验才渐渐形成的。为补代表会的不足，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是需要的，应由县委办，一次解决问题不要太多，主要是结合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每次解决一两个，时间至多三五天。工作队开会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的方法，更可以经常采用。

## （四）斗争方法问题

　　必须肯定：合法斗争是当前群众斗争唯一正确的方法；非法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已是当权的，有政权，有武装。乱打乱杀是不对的，非法的。在农民中不是提倡非法观念，而要养成守法观念。斗争中真正出于群众义愤的打两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乱打乱杀，如出于群众，则须劝说“以不非刑拷打为有利”；如出于干部，则坚决命令制止。尤其严禁死后挖心、开脑等行为。

　　合法斗争主要表现：一是说理说法，二是人民法庭。在说理说法斗争中，教育群众与群众对地主面对面的斗争是两回事情：串连、诉苦等，目的是启发群众觉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开斗争大会主要不是诉苦而是说理，找人证物证，与地主讲理讲法，使农民理直气壮，地主理屈词穷。诉苦是可以的，但不是人人诉苦，只要找典型的，有阶级性、代表性的一两个去诉，目的是配合说理斗争。不要把斗争大会上的诉苦与群众小组会上的诉苦混淆起来。与敌人斗争时，可以显示一下群众力量（如口号、示威等），壮群众声势，灭地主威风。光说理说法，有的地主可以屈服，但有的则不一定低头认罪；非要他低头不可时，每每易成僵局。故讲完理之后，低头不低头不要紧，还有人民法庭去判决。如果没有人民法庭，斗争是空的，乱棍打死就不好办。人民法庭是高级的斗争，是人民力量的最高表现。为此，要重视这一武器。现在公审大会式的人民法庭，在大公审时是可以的；但只有这种方式不够。可以设区的分庭，正式开庭让群众打官司。这样就不一定也不需要经常开群众大会；尤其农忙时，经常开大会是不适宜的。

　　现在，打破地主顽抗不赔的僵局确是必要的。僵局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群众发动得不深入，落后部分未发动，所以材料未能掌握，其次则是未能从策略上分别对待。因此必须：一、深入地发动群众，尤其重视发动最落后部分的群众；二、从落后群众中、从敌人中掌握地主的材料；三、依靠人民法庭。

## （五）领导上的若干问题

　　一、由于干部缺乏，领导方法上主要是县委直接与群众见面：亲自与农民代表交代政策、亲自布置、检查。工作队应当只起传令员的作用。县委的这两种领导方法都是不对的：一是只蹲机关不下去；一是只蹲一个村子不出来。必须明确：领导的任务依靠县委，而不是依靠工作队。不要把区当作一级领导机关。

　　二、必须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在稳步前进中抓紧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对若干老干部，主要是从政策上划清界线，帮助他总结新的经验；对大部分的新干部中，主要是解决其地富思想，使其由对地主阶级没有恨到“恨也得恨，不恨也得恨”，进一步到情感上真正的恨，重点的方法则是让他们到群众中去认识群众和认识地主。

　　三、切实加强上下级的联系，交流经验。基本问题解决之后，重要的就是总结具体成熟的经验。省委主要通过报纸、电报、广播等去指导工作；地委也要创造指导工作的武器（如通报等）。

　　四、严格请示报告和批准制度，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这样巨大的运动中，党要掌握全部领导职务，没有这一条是可怕的。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