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镇压反革命：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目前正在进行三个伟大的斗争：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土地改革的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只有争取这三个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才能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才能为我们国家新的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抗美援朝是要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土地改革是要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广大农村的生产力，而镇压反革命则是争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巩固政权和巩固革命胜利、准备建设的必要条件。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什么必要要强调对于反革命的镇压呢？为什么中央人民政府要颁布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呢？我以为道理就是：第一、还有反革命，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多；第二、反革命要破坏我们，要企图推翻我们；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推翻，就有必要镇压反革命，这是一方面。其次，正因为反革命要企图破坏人民的胜利，同时许多反革命分子过去作恶多端，长期残害人民，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因此，镇压反革命就是广大人民的要求，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需要的，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我们就必须满足人民的要求。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说一些事例吧！首先看看反革命的情况：

　　同志们都知道北京、天津最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这就证明北京、天津还有反革命，还有反革命破坏，还需要这样作。全国各地是不是也有很多反革命分子呢？有。例如：解放以来，我们已逮捕了特务好几万，但是特务组、站以上的骨干分子还有很多，仅南京一地，散在社会上的职业特务分子即有好几十，反动党团区分部及分队以上的骨干分子，全国部分地区已登记的即有五十万。全部蒋介石匪帮的军队，除掉逃到台湾的一小部分以外，已经为我们全部歼灭了，但是大批反动军队里的反动军官仍然流散在各地，据说也有好几十万。当然，特务也好，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也好，特别是那些反动军队中的军官，他们不一定个个都是坚决的反革命，我们必须分清是非轻重，采取不同的对待，其中很多人是能够也应该教育，争取或者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的；可是其中也确有一些怙恶不悛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特务分子；他们是坚决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对于这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则不是什么教育、争取或者改造所能解决问题的。此外，封建会道门也是一个反对人民的很大的反动组织，其中广大的道徒，是被欺骗被陷害的，但有为数不少的反动头子则是一贯勾结反动派的坚决反革命。至于全国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每个区甚至每个乡都有，有些区乡还不只一个；城市中也有一批爬在人民身上以吸血为生的恶霸，如北京的“北霸天”和“阎王爷”这类，这是城市中的封建势力，其中不少人也是长期压迫人民敌视人民的坚决反革命。全国土匪，这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专门布置专门留下来同我们捣乱的，同我们进行拼死斗争的，现在虽然基本上被肃清了，但还留下了一点残余，大约近十万人。

　　以上不是说明反革命还有而且还有相当多吗？当然反革命残余所仅仅保留下来的一点基础已经很小，而且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切不可把反革命力量扩大化，但也要承认反革命还有这一点力量来进行破坏和捣乱，不可加以轻视，要肃清他们，还要经过严重的斗争。

　　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反革命，那些恶霸、土匪、特务分子，他们在反动统治时期即已作恶多端，解放以来继续进行破坏，给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生命造成很大的损失。拿北京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就有电车九十几辆被烧毁，石景山发电厂六号发电机被破坏，特务分子并曾阴谋炮击天安门，火烧东车站。全国范围内，损害更是惊人，西南行政区去年一年中，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一万名，公粮被抢二万万斤，工厂企业发生政治性的事故五百余起，损失人民币三百多个亿！广西宜山一个县，一年中人民被土匪杀害者一千○七名，被抢走耕牛二千余头，猪近三千头，被烧房子千余间，其他财物损失尚不在内。

　　反革命分子在今天还不是很少，还有一点残余的力量来进行破坏和捣乱，我这里只举了很少的几件事例，如果把各地事例都举出来，那是举不胜举的。这不是证明反革命正在破坏我们并企图推翻我们吗？这件事奇怪不奇怪呢？我看一点也不奇怪。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搞了二十多年，它依靠什么来维持它的统治呢？难道不就是依靠着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以及中国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遗留下来的黑暗势力吗？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刚刚被推翻，作为统治者的敌人被打倒了，残余的隐蔽的敌人还存在，三个敌人和为这三个敌人服务的各种反革命组织的残余势力，还是相当大量、普遍的存在，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必然的现象了。

　　同时，反革命要破坏我们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覆灭，而且他们愈是接近死亡就愈加要疯狂的挣扎。破坏得更毒辣也抵抗得更坚决。

　　因此，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不要巩固我们的胜利和政权，如果要，难道我们应该把反革命的残余势力保留起来吗？难道我们应该放纵反革命来危害国家和人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毫不犹豫的给那些坚决的反革命以坚决的镇压吗？

　　我们再来看看反革命分子在人民中所作的罪孽以及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吧！

　　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反革命，那些恶霸、土匪、特务分子，其中很多有长期罪恶的历史，而且是罪大恶极血债很多的。譬如北京已经枪决的军统特务李肃候，就曾在山东沂水县用机关枪杀死群众一千多。反革命特务王凤巢在冀中杀人四百多，并烧毁民房千多间，解放以后又潜伏北京作恶，又杀害数条人命。军统特务伪民政局兵役科长李效愚，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为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抓兵一万多人。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匪帮抓兵的惨剧，一万多人就是一万多个家庭，其中流的血和泪，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巨大啊！陕西商雒地区大匪霸周寿娃，曾充任蒋匪自卫队长，突击大队长等职，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三年中杀害善良人民五百余名，十多年中强奸民间妇女六百多人。解放以后仍继续作恶残害人民。

　　我这里也只说了两三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要把所有类似的例子都说出来，当然没有必要，同时也不是几个钟头可以说得完的。

　　同志们都知道，中国人民在解放之前经历过一段多么漫长的黑暗的岁月，反革命分子以各种残忍的迫害加之于人民的身上，因而也就在人民中种下了深刻的普遍的仇恨，人民含冤未报，把愤恨藏在心里，等待着有复仇的一天！苏南有许多群众，长期地保留着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的亲人的尸骨、血衣及反革命行凶的凶器，非常殷切地盼望着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给他们报仇雪恨。江阴县有位夏荣根，被断了一只手，也保藏了多年在控诉时取出。武进县卜弋区斗争特务恶霸柏锡范，苦主控诉，悲愤激昂，到会三万人个个掉了眼泪，一致高呼“严办这个王八蛋！”反革命作的恶太多了，他们的罪太重了！人民包括最和善的老太婆在内，都认为不能再宽容了，人人皆曰可杀。

　　人民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要求镇压反革命的首恶分子、怙恶不悛分子以及解放后或者经过宽大后还作恶的分子，不满意我们的宽大无边，难道不是需要的，不是合理的，不是正义的吗？人民政府重视并满足这个要求，为民除害，为人民报仇，难道不是需要的，不是合理的，不是正义的吗？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办呢？我们应该毫不迟疑的这样办！如果我们不这样办，把反革命保护起来，让他们踩在人民头上继续作恶，人民能够彻底翻身吗？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分子，是有明确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的，但我们过去有一个时期没有很好的贯彻，因而对反革命太宽大了，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继续了将近一年，在那个时候人民不满意我们，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说我们不像个革命的样子，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譬如江西农民说：“你们说是毛主席的队伍，我就怀疑，因为你们既不分田又不杀反革命。”人民的意见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不迅速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肃清反革命一切破坏活动，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更大的损失，而广大人民就要怀疑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能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率领人民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彻底战胜反革命。同志们！如果我们人民政府，脱离了群众，失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就是没有力量的，就经不起敌人一击的。还说得上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吗？

　　我们再看看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关系吧！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而且北京和全国各地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条重要的道理，要搞好抗美援朝，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就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事实是否是这样的呢。也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事例吧：

　　美帝国主义于去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仁川登陆逼近我国国门的时候，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为了配合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出卖祖国，曾经大肆嚣张地到处活动。譬如大量制造谣言，宣传“第三次大战”宣传原子弹，在群众中散布恐慌和恐美的情绪。譬如去年夏天以来，特务多次阴谋破坏铁道和机车，制造事故，妄想阻挠我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伟大的支援。譬如组织地下军，阴谋暴动，妄想配合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重新侵占中国大陆。如果我们不坚决镇压这批反革命分子，我们就不能顺利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就不能够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斗争。

　　农村中情况也是如此：当着恶霸及不法地主仍然逍遥法外，威胁着农民的时候，群众顾虑很大，不敢起来，农民对干部说：“谁敢和你们讲话呀！村里还藏着小蒋介石呢！”又说：“政府不杀反革命，分田我也不敢要！”江西若干地方在镇压反革命之前群众受反革命威胁，见了政府工作人员就躲避起来，例如遂川，井冈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有两个大恶霸，一个叫罗薄泉，一个叫萧家璧，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人民根本不敢说话，后来我们逮捕了罗薄泉、萧家壁并将他们公审枪决后，群众马上积极起来，那样的小县开了七万人的群众大会，许多人从百里以外赶来，真是盛况空前。如果我们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我们就不能胜利地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就不能广泛地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封建阶级的势力，巩固斗争胜利。

　　由此可见，坚决镇压反革命，这是为彻底打倒反革命阶级巩固革命胜利所必须的；这是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必须的；这是为满足人民的正义要求更进一步更深一步发动群众所必须的；这是为我国放心放手从事各项建设准备安全条件所必须的。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呢？我看是十分重要的。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只要是接触到并很好注意了这件事情的人，都会明白并且热烈的赞成。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参加了这项工作的人，就是北京许多老太婆在听了控诉大会录音广播时也流着眼泪痛骂反革命，而群众中若干眼盲耳聋的人，当他们知到了这种事，也表示热列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原故。

　　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实际斗争也充分证明，镇压反革命是办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凡是结合了群众运动坚决放手镇压了反革命的地区，敌人的气焰被打下去了，反革命阵线动摇了土匪肃清了，一般的反革命低头认罪，愿意悔改并与反革命断绝联系了。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觉悟提高，革命的积极性和生产的积极性大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好做，社会气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看一看下面的情况吧。

　　过去土匪最多的窝子如湘西、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成股土匪已基本肃清，地方趋向太平。湘西、广西以前走路要成群结队，像水浒传上所说，过景阳岗的样子相同，镇压反革命后，如今可放心走路了。湖南农民有句话，叫做：毛主席是弓，老百姓是箭，反革命像老虎，只要弓硬了，箭就能射死老虎。意思就是只要人民政府撑群众的腰，群众就敢于打倒反革命。不要说景阳岗的一只老虎，全国的反革命都能肃清！苏南太湖一带，往年腊月土匪到处抢劫，人民不敢走路，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去年腊月天下太平，可以“夜不闭户”了。

　　反革命分子恐慌动摇，走投无路。开封镇压反革命以后，有一个特务害怕得很，从城市逃到乡下，又从乡下逃到城市，叫家里人给他去买火车票，想往外面跑，问他买到什么地方的火车票？他一会说往东，一会又说往西，东、南、西、北都不保险，最后他摆了摆手说：随便买吧！票买好了一到车站，公安局早已等着他了，把他逮捕了。恶霸、匪首有跑好几个县还跑不出去，只好到政府来自首。特务、土匪自首投降者很多，浙江就有二千多土匪向我缴械投诚。许多地方当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后，若干反革命分子即跑出来自首、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交出反革命的组织以及交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武器、电台。

　　群众则抬起了头，情绪很高。福建的农民说：“土改分田是一次翻身，参加农会有讲话地位是二次翻身，铲除了小蒋介石又是一次翻身，三翻三中大喜欢！”各地群众积极行动，协助政府和军队捉拿暗藏的土匪、特务、恶霸。广西一位老太婆自动带领部队捉了十多个土匪；浙江有一个重要的特务潜逃，两只手持枪拒捕，被一千多民兵围困起来，最后还是被捉住了。苏南有个恶霸藏在稻草堆里，被一老太婆看见了，他哀求老太婆不要告发他，老太婆说：“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你逃来逃去在棺材里！”还是把他捉住了。河北沧县七个村群众，自己集资去外区抓回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七人。一暗害团团长，过去杀群众一二百人，潜藏到外区，群众自己凑钱跑去把他抓回交给政府。有一老太太走三十多里路到县政府控诉反革命。过去我们公安部门长期破不了的案子，抓不到的反革命分子，群众起来后很快就能破获就能捉到。全国各地人民，广大群众，每逢镇压反革命时，都踊跃参加，有鼓掌达十五分钟之久的。广东汕头杀反革命，商人喝酒放爆竹庆祝；公安机关人员上街，随时有人拉住问长问短，请他吃烟喝酒，关系非常密切。群众反映：“过去，八路军睡着了；现在，叫毛主席给叫醒啦！”又说：“将这些家伙弄了，将来路不拾遗，你们再不这样办，老百姓就不拥护了。你们过去连特务土匪全不管，谁还拥护你们！”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河北交河县一位从来不问政治的聋子叫李庆隆，见到惩治反革命条例，找到区干部说：“再宽大，就没有世界啦！过去哪一朝哪一代也不像你们八路这样光讲宽大、不像个天下！”镇压反革命后群众不仅欢呼万岁，而且也积极组织起来，防奸防特，浙江就有二三十万男女民兵，站岗放哨，使反革命分子陷在人民的天罗地网里面，难以脱逃。

　　但是，是否可以说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再没有什么问题了！能不能这样估计，这样说呢？不能这样说。

　　目前全国还有不少地区，镇压反革命还刚刚开始，还有一些地方镇压反革命还很不够。因此，在这些地方，特务、土匪、恶霸依然非常猖獗，还在那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譬如广东广宁县二月十日还发生了反革命分子纠合了二百余人暴动，袭击村政府。云南省许多县发现特务有计划的放毒，仅仅开源县第三区，就有一个村子全村群众中毒，另一个村子一百四十人中毒，死了六十人。四川的川东、川南，不少农会干部受到反革命的暗害，并被剖腹，割耳朵，妇女则被割乳房，非常残忍！

　　就是镇压有成绩的地区，也还有不平衡的情况。例如浙江镇压反革命一般是做得好的，其中也有个别的市和专署镇压很不够；甚至个别地方特务，土匪的气焰至今尚未被打击下去，还有一些反革命的据点，需要彻底扫除。

　　反革命分子也还有不少空子可钻。如自陆上逃到水上，从乡村逃往城市，从中心区逃到边沿区，从社会上逃到工厂、学校、机关，甚至混入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其中，特别是大、中城市，是反革命躲藏的防空洞，要大力克服镇压不够的缺点，坚决有力地打击反革命分子。

　　所以，当前任务仍然是要彻底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活动。以为现在已经差不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

　　为了更好的贯彻镇压反革命，使大家在认识上，行动上更加一致，有几个有关的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有些人看到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是不是变了？是不是只讲镇压不讲宽大了呢？这是一个误解，是不该有的误解。

　　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还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只要反革命还存在，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还存在，是不会改变的。对于那些虽然有过严重罪行而现在确已真诚悔改并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对于那些曾经被迫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或者解放前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的分子，过去是宽大处理，现在也还是宽大处理。例如上个礼拜北京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同时也释放了一百多罪恶不大可以释放的人。我们处理反革命分子有四个字，叫做：杀、关、管、放。就是杀掉那些应该杀必须杀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对那些罪恶虽较大但又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他，关起来劳动改造；对那些虽有罪恶而又可关可不关的，就不关他，放到群众中去管制起来，如果决心向善确有转变，就取消管制，如果继续作恶就要把他捉起来严厉惩办；对于确系被迫，罪恶不大，愿意悔过的就一律释放，给予自新之路。对于那些虽有罪恶，但及时悔悟对人民立有功劳，则将功折罪或按功行赏，免予惩治或给予奖厉。至于那些被欺骗而陷入反革命圈套又没有什么重大罪行的人，更是要宽恕他，挽救他，只要他们把问题说出来，就应不究既往，剩下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了，不把他们划在敌人范围内，而把他们划在民主范围内，作为人民自己内部的问题来解决。但是，我们只给那些应宽大的人以宽大，决不给首恶分子，怙恶不悛分子，以及经过宽大后又继续作恶的分子以宽大，因为宽大了他们，就会害了人民，害了国家。

　　第二，既然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既然又有关起来劳动改造这一条，那么是否可以少杀或者不杀，让他们去劳动改造，统统改造为新人不好么？同志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有害的，是没有立场的。我们是要改造一些人，但以为“改造万能”，似乎蒋介石也可以改造，则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我们曾有若干同志吃过很多亏，他们认为只要宽大教育，就可以改造一切人，于是，在剿匪中发生了八擒八纵的事情；捉住了土匪，教育释放，土匪出去抢人杀人，抓住又教育释放，如是八擒八纵，似乎比诸葛亮还高明一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只是鼓励了反革命，使人民遭受了完全不应该有的惨重的损失。譬如广西有一个匪首叫李基到处行抢，烧毁民房数千间，被我们捉住以后没有严办只是教育释放了，不到一个月，又杀了一百多条人命，烧了民房千余间。有些反革命关在监牢里还要组织暴动，去年甘肃平凉及其他地方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干部群众颇有伤亡。劳动改造中的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机器、农具，并且扬言将来他得了势，对我们“要用机关枪点名”。这些都是死心塌地的坚决反革命，老百姓称他们为黑良心，就是说已经失去了改造的可能。这种反革命分子就像一条黑狗，放在水里洗，无论怎样洗也不能洗成白的。反革命阵营中确有一批这样黑良心的，就是那些坚决的死心塌地的核心分子。对于这种分子，不能采取洗澡改造的办法，必须而且只有采取枪毙处死的办法，就是根本取消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条件。对于也可杀也可不杀的，当然不杀，但对于这种应该杀必须杀的分子应坚决处刑。不该杀的杀了一个也是错的。

　　有人认为这些人有劳动力，有的还是有知识有技术的，杀了可惜。是的，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应当团结他们，有些旧知识分子旧技术人员，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即令有过若干错误，作过若干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但只要他们不是坚决的反革命，只要劣迹不太大，而又愿意悔改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也要教育改造并团结他们，我们的国家是宝贵知识宝贵技术的；但惟独不宝贵坚决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知识与技术。不能把团结技术人员与镇压反革命混淆起来。一个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他的劳动力不是用去劳动，而是用去破坏劳动成果，他的知识与技术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反对人民，这样的劳动力和所谓技术，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他的力量越大、知识和技术越高，对人民对国家危害就越大，如果有点能力有点知识有点技术的坚决反革命我们都不杀，不办，那么反革命分子只要学点技术就可以取得了保护，就可以放肆破坏了，这样岂不是帮助和鼓励了反革命么？我们不能因为有技术就把反革命保护起来，这样作就有可能要中反革命的奸计。

　　因此，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不要存在幻想，不要对他们讲“仁慈”，只有最坚决最彻底地镇压反革命，才是最仁慈的。譬如刚才所举的广西匪首李基的例子，如果及时镇压，那么那一百多人民的生命可以保留，一千间房子不致被烧。正由于对李基仁慈了，结果便是对人民的残忍，而且是很大的残忍！有些人很有些古怪，反革命杀了一千多人民，烧了几千间房子，他不觉得残忍和痛苦；看到人民政府杀了几个反革命，便觉得很痛苦，批评政府残忍，杀得多了。这种人他缺少或者就没有革命的感情和人民的感情，这种人如果是共产党员，那是一个思想上有问题的共产党员；如果说是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思想上很成问题的革命者。

　　第三，这样大举镇压反革命，是不是会错捕错杀牵连好人呢？这种顾虑倒是对的，有理由的，我们应该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防止。但我们说一般是不会的，而且是不准牵连好人的。有没有保证？有保证。因为这次镇压反革命有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这一件工作，并明确规定了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土匪、恶霸和有证据的政治反革命，例如特务，“地下军”，进行反革命活的流氓头子，帮会，会道门头子以及顽伪军官中若干在解放后还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证据确凿的坚决反动分子等等。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更具体规定镇压与宽大的标准，敌我阵营划分得很清楚，不易混淆。而各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公安机关执行这一工作的态度是严肃的谨慎的，是依靠调查研究，依靠证据的。并规定了严格的执行手续，捕人都经过乡、区、县详细调查多次讨论，由县政府有些是由专署审定名单才能逮捕；杀人须经省人民政府或省府委托的专署批准。各级政府及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上又是有经验的，对乱捕乱杀有高度警惕。同时由于此次镇压反革命充分发动了群众，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也保证不致错捕错杀。

　　由于以上几个条件，就保证了镇压反革命可以准确地，稳当地进行，不致发生混乱，即有个别偏差，也是会适时纠正并容易纠正的。

　　第四，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你们不是说要包下来给饭吃吗？为什么又要抓反革命呢？是不是又不打算包下去了？我们说：这更是一种糊涂思想。我们人民政府包下来的政策是定了的，而且也这样做了，今后也还是要包下来的，这方面不发生什么问题。可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们所说的包下来，从来也没有说是要把反革命养起来，养上一批反革命好让他们吃饱了破坏革命，杀害人民。这一点是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的约法八章，特别是一九四九年我大军南渡长江时由毛主席朱总司令所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有名的约法八章布告，讲得清清楚楚，现在有案可查。我们不能把反革命包下来，因为这样人民是不允许的，即是在包下来范围之内的广大留用的公教人员，他们也会感到侮辱而坚决反对的，因为为什么要把他们同反革命混淆起来呢？因此，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反革命，与包下来的政策是不发生什么矛盾的关系的。

　　第五，也有人提出镇压反革命会不会引起恐慌和震动，影响好不好？这个问题彭真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已经回答过了。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上我也讲了这个问题。

　　北京上一次处决了五十八个反革命罪犯，这次又处决了一百九十九个，社会上有没有震动呢？当然，有很大的震动，请看五千多人民代表在控诉会上是多么的激昂，多么的兴奋！枪决反革命罪犯时，沿街群众如何的拍掌称快！刑场上有上万的人民参观，他们不仅不害怕而且鼓掌欢呼，拥护毛主席人民政府为民除害，控诉会议的录音广播了好几天，到处收听，各界都开会拥护，写信给报馆和政府！这样的震动，充分表现了人民动员起来了，觉悟提高了，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大大增涨了，这不是很好吗？当然也有另一种震动，即是反革命分子更加恐慌动摇，不少人到派出所坦白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过去未交代的反动组织关系也报告了，隐藏枪支电台的交出来了，这样的震动，不是也很好吗？

　　至于说到恐慌，那么事实已很清楚。问题不是有无恐慌或者恐慌好不好？而是看谁在那里恐慌？现在已经证明，恐慌的只是那些反革命分子或者与反革命分子纠缠不清的人们。至于人民，不但不恐慌而且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满面红光，高呼万岁。这难道还不好吗？

　　殊不知我们镇压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反革命分子恐慌，所谓“惧之以死”，好让他们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因此，对反革命分子恐慌我们要大大欢迎，并尽力使他们恐慌得越厉害越好，对人民则越是有利。至于有些好人，因为与反革命分子有点瓜葛，因而发生恐慌，那很好办，他向公安机关作个声明就行了，用不着慌，当然也可能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不作宣传，不动员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把镇压反革命工作神秘化，只简单的由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孤立的来作，这样就有可能引起一些群众的怀疑或不了解，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就应该作好宣传工作，使镇压反革命为广大群众透彻地了解，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政府与人民的共同行动。北京、天津经验已经证明，认真的做宣传，不仅可以使镇压反革命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而且也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大大地增长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威势。

　　如此，则影响不会不好而会很好。

　　第六，镇压反革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是在社会之中进行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我们中若干人，其中有一些人会有更直接的联系。譬如自己的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反革命，这次被人民检举，被政府关起来了，少数的甚至枪毙了，或者虽被检举但他跑来找你了。据说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机关，最近都增加了一些家属，其中就有这种性质的人，是为了逃避斗争，逃避检举而躲藏到机关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站稳严肃的立场，譬如说：如果你的老丈人是个反革命分子，潜逃躲藏在你身边，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站在老丈人立场，也就是站在与人民敌对的立场包庇掩护他呢？还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来协助人民惩治反革命呢？我们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要站在革命和人民的立场，否则就不配做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应该经受这个考验，要顺利地过这一关，不能采取错误的态度。

　　最后，我再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镇压反革命是一个长期斗争任务呢还是短期斗争任务呢？单纯是人民政府和人民公安机关的事呢还是全体同志全体人民的事呢？

　　我认为肃清反革命是一件长期的严重的政治斗争任务，是一个战略任务。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残余匪帮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我们这一次能够比较彻底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给了反革命分子以致命的打击，是不是反革命就已完全消失了，以后都不活动了呢？不会的，毛主席告诉我们：敌人是“越打越小”，可又是“越打越精”，就是说敌人还会用更巧妙，更隐蔽，更残酷的手段来进行挣扎和报复。反革命有好几道防线，有好几层，我们现在所打击的，只是那些历来爬在人民头上作恶的人所皆知的反革命，还有许多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的特务间谍，他们更加隐蔽，躲藏的更深一些，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展开斗争。我们一定要防止轻敌和麻痹，否则就要吃很大的亏。

　　为了反对更加狡猾的敌人，就必须是全体同志全体人民一齐来做，人民公安机关与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这次各地镇压反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我们对于镇压反革命这个严肃的问题，就有认真加以研究的必要，大家都来参加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家都提高警惕，大家都站稳立场，反革命分子就将更加困难地实行他们的阴谋，我们的胜利就会更加巩固，我们的工作就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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