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伯达“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 　　<陈伯达> ## （一）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特别是对于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这一著作的主要观点，作了极其杰出的分析的工作，从而展开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问题的各个方面。阅读《矛盾论》，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毛泽东同志在从事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深刻地和如何生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而也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历来在我们党内关于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斗争中，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更深，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任何时机总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结果总是战败了论敌。 　　中国是一个处在长期革命中的大国。特别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它的规模的壮阔，革命与国内外反革命的生死斗争的残酷，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又联合又斗争，革命敌友的变化与重新组合，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挫折，进攻和退却，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革命斗争形式的多种多样，作为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广阔地面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多端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特别表现出激烈的矛盾，激烈的变化，也即是说，特别表现出历史事变的辩证法运动。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的指导的原理，去掌握这样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辩证法运动，不断地把这种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所提供的新东西用以丰富我们思想上的辩证法，用以丰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否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他的《矛盾论》，就是中国革命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并且是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极端复杂和极端曲折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相联系的。在这一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错。两类矛盾的斗争之间的差别及其互相联结，对立的同一性；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对立的同一性；根据不同的条件，民族斗争本身有它的多面性，阶级斗争本身又有它的多面性；各种不同的斗争状态的互相推移；局部斗争和全局斗争的互相联结；如此等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差不多把中国革命长期中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都集中起来，因而也就把辩证法问题最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泽东同志临在这样一个时期，特别用力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矛盾运动的诸问题，并把这种研究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结合起来，这就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事情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使得我们同志们处在这样极端复杂的矛盾交错的时期，能够不致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倾的错误，又避免陷入右倾的错误；使得我们终于摆脱了国内外敌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而国内外的敌人结果只好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道路上。 ## （二） 　　列宁说，辩证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没有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又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带着对现实的任何观察与接近之无数侧面的（具有从各个侧面发展成为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认识……”。（《关于辩证法问题》）辩证法是和片面性完全不能够相容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中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都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正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特点。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们就没有唯物论，也没有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事实正是如此。 　　主观主义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只是固定化在他们自己设想的一些僵死的公式里面。他们特别沉溺在以下的这两种公式：第一种公式：如果说那里有统一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矛盾的东西。第二种公式：如果说那里有矛盾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统一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统一的片面，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矛盾的片面。他们不会在统一中把握其矛盾，又不会在矛盾中把握其统一。 　　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这些僵死的公式用在政治问题上，便完全陷于极端的荒谬，而致害于革命。例如：当一九二四——二七年间，我们党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一种，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一套。又例如：当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二种，因而在政策上又形成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另一套。 主观主义者既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只会死板地绝对化某一个突出的片面，而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又只会死板地绝对化另一个突出的片面，因此，他们就可以时而犯右倾错误，又时而犯“左”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阐发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在警告思想的片面对于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危险性。毛泽东同志着重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狂妄无知，曾经很重大地危害过革命的缘故。 　　毛泽东同志用了较多的篇幅，卓绝地论述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懂得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教条主义者既然不懂得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而也就剥夺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真实血肉，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实际上也即是不懂得什么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说明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特别咀嚼了列宁所指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什么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是具体地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这又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很明白，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不幸，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失掉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们离开这一切具体的分析，因而对于革命的运动，对于一切事物，就都只能类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是没有不失败的。 　　由各个方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达到捉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出：必须捉住主要的矛盾，从而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又从而为继续解决其他的矛盾开辟道路。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那末，对于捉住主要的矛盾这一件事，也就只好像在海底捞针一样，是永远捞不着的。例如：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打到我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还没有看到所发生的矛盾的新变化。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去捉住这个新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并从而变化自己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就必须分别该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他说：“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能够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那末，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任何的问题。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和非主要力量，就有了完全颠倒的看法，把国民党的反动力量看成抗日的主要力量，而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看成抗日的非主要力量。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找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这两方面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同样也不可能找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教条主义的失败，恰恰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辩证法运动中的重要的地位，而谁如果再不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谁就还是只好等着失败。“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者的失败为鉴戒”。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 ## （三）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在世界革命的总运动中找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在每一个时期内，总是联系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的问题。他善于针对着中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发现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从而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其某一定时期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并且在各个时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国各个方面的矛盾，使得人们在纷乱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辉。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国民党的各阶级革命联盟为组织形式，形成了第一次的民族统一战线。资产阶级的人们之所以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他们那时有和国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但又因为他们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又和共产党进行领导权的斗争。共产党进行这个联合是正确的，必要的。在这个联合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曾经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对立方面的统一的可能性，即不承认联合。但在这个联合业已形成之后，便特别突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统一中的对立，即不承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从事关于革命敌友的矛盾的分析，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便一方面反对了前一类的片面性，而另一方面又特别用大力反对了后一类的片面性，因为革命规模的发展——特别是农民革命的发展，右倾的片面性已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 　　当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相继叛变了革命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双方的力量之间形成了新的分化，新的结合。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顾蒋汪国民党的叛变，独立地开辟了广阔的土地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更加深入了，但是由于蒋汪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却遇到了新的困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由原来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而走到否认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随又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合伙，因而被逐出党外。但另方面，在党内则重新出现了一些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的矛盾，但是他们否认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以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可以很快地在一个偶然的早上，便在全国规模上得到解决。他们看不见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内部的矛盾，也看不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朝派与中产阶级在野派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们主张的政策是“一切打倒”，以为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什么灵活的余地，甚至以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都不会有什么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们把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派都看成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甚至以为它们还是比蒋介石更危险的革命敌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分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对于推动革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进，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之下的反革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形成的继续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便是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依靠自己正确的机变的政策，而在四周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他分析了这个突出的矛盾，便得出了中国革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结论，预见了乡村革命根据地和一些小块的红色政权在长时期的斗争中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它们将成为新的大革命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占中国大片的领土，使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当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向华北侵入的时候，就更加突出了这种变化。但我们党内原来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曾经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这种变化，随后承认了这种变化，却又由“左”的方面的片面性转到右的方面的片面性。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只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民族的矛盾，而完全抹煞其他的矛盾，抹煞了中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抹煞了美英帝国主义除了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外还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因而否认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方面力量的差别，否认了在那作为美英帝国主义工具的蒋介石国民党与我们党之间对于抗日问题有反人民的路线和人民的路线的差别。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些同志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的错误。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他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说，因为有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所以我们党便能够重新提出并从事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正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但同时又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以及蒋介石的被迫参加抗日这一件事在实际上是反映了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就必须鉴戒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覆辙，而在统一战线中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坚定地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力求推动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人民，使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发展为人民胜利的结局；那些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而放弃斗争的，也正是犯了极其严重的片面性的错误。 　　在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的矛盾。他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中国人民原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已变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从这个具体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预见了全国人民除了继续斗争再无出路，人民解放军将由防御转到进攻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蒋介石则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样地批判了从右方面来的和从“左”方面来的两种片面性。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把这些叫做“软弱无能的思想”。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在乡村中损害中农和破坏工商业。毛泽东同志揭露了资产阶级中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但同时指出了：“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因此，就使得一些同志纠正了“左”的片面性的错误。 　　当一九四九年春间，蒋介石匪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全国正接近完全解放的时候，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矛盾根本变化的新形势，即指出了二十几年来中国革命以乡村为重心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代之而起的，乃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所将存在的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由这些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同时指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巩固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规定了关于这些方面的种种政策。 　　在政治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而所要反对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右的迁就主义，另方面就是“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在经济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也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片面性。他这样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反对各种片面性而规定这一切正确的政策，同时便已警告了我们党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必须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正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捕捉当前特殊的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的指导的原理，一个一个地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它，由此引导我们伟大的人民不断地克服无数的困难和阻碍，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准备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总是驳斥那些或者只看到统一而没有看到矛盾、或者只看到矛盾而没有看到统一的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而随时根据革命生活的发展，从统一中看出矛盾，又从矛盾中看出统一，因此就正确地保证了党的政策的极大机动性。 　　历史同样又是这样地说明的：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矛盾的特殊性当做孤立的东西。他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充分地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之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他不论在分析任何一个具体的矛盾或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都不曾忽视矛盾的普遍性，而总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伟大的导师的学说，从矛盾的普遍性中看出矛盾的特殊性，又从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矛盾的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他从世界矛盾的全局来观察中国的矛盾，同时他又从分析中国的矛盾而看出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力量所包含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著作正是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模范地处理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并由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是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个理论。 　　然而不只是像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这样的大问题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范围中都会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就战争这一个问题说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接着他就详细地说明了全局性和局部性的互相关系，一方面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另方面又指出：“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的情况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很明白，如果只是限于笼统地看看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具体地揭露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如果只是笼统地看看全局的东西，而没有具体地揭露局部的东西——特别是揭露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东西，那末，便会犯片面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反之，如果只限于表面地看到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密切地联系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说，如果只是限于看到局部的东西，而没有密切地联系全局的东西，那末，便也会犯片面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析方法，随后即作了以下的概括：“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乃是毛泽东同志的贡献。 ## （四） 　　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列宁讥笑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万分迂腐，因为他们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完全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必须有极大的机变性。（见列宁：《论我国革命》） 　　列宁在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字来断定全部通信集的集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么这个字就是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们对之有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进步的地方，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方面。”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写道：“科学的历史表明着：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辩证法的精神贯通全部现代科学。” 　　由此可见，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因为有一个东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贯串起来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同样地，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要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同志一切著作的思想中，有一个东西贯串起来的，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不但一切著作都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不但写了《矛盾论》这个专门的辩证法著作，而且还在他关于各种问题的许多著作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常给我们作直接的启示。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现象和实质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问题，又如前面本文所引述的关于全局性和局部性的辩证法问题。在《论持久战》的著作里，他直接地提出了关于唯物的全面的认识论一系列的辩证法问题，而批判了主观的和片面的认识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学习》的著作里面，他写道：“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正是直接地提出了辩证法的问题。如此等等。 　　毛泽东同志平日不论在任何场合，总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完全忠实于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道：“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等于辩证法的认识之本质。”毛泽东同志许多著作，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等等著名的论著，其特点也正在善于展开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先分析事物矛盾发展的最初状态，随而一步又一步地，一层又一层地深入暴露现实的一切方面、各个方面的互相交错和互相推移，而达到关于解决矛盾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所以能够吸引中国的人心，使无数的中国人在困难与迷途中看到自己的光明，就是因为这些著作展开了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对于当时具体的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种关系，给予了天才的分析与综合，从头至尾地交织着革命的生活的辩证法，因而使得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是不可抵抗的。 　　在整个抗日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关于政策问题的那些论著，纵横屈伸地分析各种矛盾，并根据对方的各种矛盾的方面而提出各种差别的对策，完全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非常出色的活泼泼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那样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很明显地，那是因为他是在战斗中过生活，他为人民的斗争而研究辩证法，并用辩证法去和各种论敌作坚定的斗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上曾提到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辩证方法“在实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同时指出：“列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都为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所贯注的”。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上说到辩证法这一个字的原来含义就是进行论战。他指出：“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借助于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贯串的辩证法精神就是斗争的精神。没有斗争就没有辩证法。因此，任何学究决不可能懂得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经历，就是他应用唯物辩证法去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以及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历，而他在斗争中又随时吸引人民斗争的力量以增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面说到“自觉的能动性”。毫无疑问：凡是在革命中能够高度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便是他能够和当前具体的斗争结合起来而高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战斗的著作，它的发表，对于我们有伟大的新的意义。它将使得我们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它给我们以工作的尖锐的武器，将使得我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分析具体的问题和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促进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新胜利。 　　《矛盾论》的发表，实际上也于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力量不足和生气不足的学术界，给予了一个当头的批判。我认为我国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熟读毛泽东同志这个著作，从那里得到启发。如果他们中还有如像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的作风，那就应当抛弃这种作风，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动自己的脑筋，在思想战线上和学术上认真地有所作为，以符合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希望。 　　来源：195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