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 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陈云>

　　关于市场情况，我有这样几点估计：

　　一、市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在二、三月间市场是停滞的，这种停滞现象现在已经有所改进，但是大的改进还需要一个时期，不能希望太快。资本家方面按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现在是三动七不动，小动大不动。有人说，现在大的资本家不是也动了吗？我说那是口动心不动，或者说是皮动肉不动。公家怎么样呢？公家是七动三不动。什么没有动呢？下层没有动，县以下的合作社、贸易公司还没有动，只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多的是百分之五十的买卖，其他还在忙于打“老虎”，清理积案等工作。这个时期的市场所以能维持，大部是依靠“人工呼吸”的方法，城市里的加工订货，乡村里的收购，都是靠国家的力量。从3月到5月，这种情况有变化。但是照现在看起来，要完全变好还要有一个时期。我们的铁路装车计划应该是每天一万三千个车皮，但今年实际装车数，最低时降到了七千车皮，4月恢复到八九千，5月恢复到一万二千，现在才恢复到一万三千。我们的百货公司，今年计划每天的贸易额应该是三千亿元人民币，但是最低时是七百亿元，5月下旬到现在是二千六百亿元。

　　二、中间市场脱节。其表现是国家贸易公司的货物堆积如山。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每个城市都是如此。到处都叫装不下，共计有一千万吨，只有二百五十万吨入了仓库，七百五十万吨还在露天。去年仓库也是这样多，为什么叫得不那么厉害，是不是今年的生产品特别多呢？不是。今年生产的东西也不特别多。虽然多收了一点棉花，囤积了一点纱布，但是数目不大，总的说来和去年差不多。原因是去年两个仓库装东西，而今年却只有一个仓库装东西，只装了公家的仓库，没有装私人的仓库。资本家在等着“五反”，根本不进东西。

　　在城市，物价有倒挂的现象，5月上旬国家贸易公司的牌价比市价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把高出的部分降低了一半。在乡村中，则是市价高于牌价，工业品、土产品都是如此。市价比牌价高，证明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城市里面的工业品下乡就会有销路。

　　工业品从大城市到乡村不是直接下去的，而是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再到初级市场。现在有些中等城市，比如蚌埠、徐州、南通、扬州、许昌、潍县等，因为“五反”，搞得不通气了。曾山同志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到蚌埠看了一下，那里在解放初期市场很活跃，现在是冷冷清清。原因是一百零五家最大的铺子还躺在那里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公私关系不协调，一个是“五反”没有定案。公私关系的问题，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今年2月22日发出了通知，要国营贸易公司赶快加工订货，使市场不致停顿。如果能够定出新的加工订货工缴费的标准，当然更好，不能定出就按照老标准执行，将来多退少补。中财委的这个命令各地都执行了，上海还规定了具体办法。现在资本家在公私关系上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五反”心里不服，有一个疙瘩。不过，我们现在不从这方面提，还是从税收、加工订货这方面来解决，雷公打豆腐，照软的来。

　　三、国营贸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增加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为什么是被迫的呢？因为一搞“五反”，资本家不做买卖了，如果不增加国营贸易的比重，加工订货也不搞，农村土产没有人收购，工厂的产品没有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昨天收到一个电报，皖南王稼祥同志家乡的农民把合作社打掉了，原因是合作社收茶叶的价钱低。实际上今年的价钱并不比去年低，而且还高一点。如果天津这些地方出产的热水瓶、皮带等东西国家不收购，工人也会这样干。所以国家只有加紧收购，这样，国营贸易的比重就增加了。私人一做买卖，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几天就有变化，北京百货公司的生意比以前就减少了。国营贸易的比重究竟占多少为好，我们是有计划有尺度的。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多一点，今年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尺度，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

　　四、在我们的五种人员（税务局的税务员、银行的放款员、企业的采购员、贸易公司的验货员、海关的验估员）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他们以前不认真，出了“老虎”，现在认真了，验货的规格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 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呢？不合理。一般来说，废品不能高到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工厂就要关门。那末，可以不可以臭骂他们一顿呢？不能。他们现在都不肯干了，都怕当“老虎”，上街是几个人一起去，跟资本家谈话也得几个人，一个人不敢讲，电话一个人也不敢接。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倒下去的人跟资本家有勾结，他们也怕，甚至不愿意搞这一行了，要求调动工作。再者，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很详细地定出一个新的验货标准来，所以没有理由骂他们。应该这样向他们讲：当“老虎”是不对的，跟资本家划清界限是对的，但你们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一点。这是下层的情况。

　　上层的情况怎样呢？上层机关中很多人打“老虎”去了，留下来的人刚刚“下楼”，并且有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子勉强“下楼”的，所以叫做仓卒应战。“三反”、“五反”的面很大，尤其是一搞“五反”，大工厂也不向中小工厂订货了，中小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由国家贸易公司来买。那些次要的零零碎碎的产品，以及农村的土产，如枣子、核桃、药材等，就难免照顾不到。虽然是仓卒应战，我看维持得还好，这证明国家经济力量比以前强了。如果在1950年搞“五反”（当然这是不可设想的），国家经济就没有力量来维持市场。又要应付“五反”，又要维持生产，又要在农村里面收购猪肉、鸡蛋等东西，国家经济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是不行的。

　　市场可以繁荣，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要繁荣到很正常的程度，还需要经过一个时间。根据什么说市场可以繁荣呢？这就是社会供销关系没有变。去年是供不应求，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统统卖掉。现在购买力是不是减退了呢？没有减退，还有增加。生产是不是增加很多呢？有增加，但并不很多。今年购买力会增加，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一）农业的收成好。现在麦子已经收了，收成比去年增加，秋季丰收也是有希望的。这样，农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二）国家预算比去年大。这一条很重要。国家预算的支出，除了一部分向外国订货，大部分都用在国内。预算大，支出的钱会回到市场上去，变成购买力。（三）工业品城乡价格差额很大。因为现在一些私商都忙于参加“五反”，把城市的工业品运到农村去的人少了，而农民又很需要工业品。只要有人把东西弄到农村去，农民就会买的。

　　把上面几点综合起来看，虽然相当大数量的资本家在观望，国营贸易机构维持市场很吃力，但是市场是可以繁荣的，而且将是比较健全的繁荣。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繁荣，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下面谈谈公私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

　　“五反”之后要退赃补税。退赃补税要合适。一开始全国退补的数字达到三十几万亿元。很多人讲：“这回共产党可发财了，出了这么个主意，搞到这么多钱。”其实，现在一个钱还没有搞到，并且第一季度还少收了五万亿元的税。在这方面没搞到钱，可是在另一方面搞到了很多钱。四月底止，财政部库存十万亿元。因为都在打“老虎”，基本建设不敢用钱，经费也不敢开支了，应该支出的钱都没有支出。这件事是开国以来没有过的。另外，节约也见了效果。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象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帐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这样，对打“老虎”的同志可能讲不通，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你一核，核少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可是如果不核下来，我们就站不住脚。同时，还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要先活后收，先税后补。第一先要活，能活就能收，如果先收，就活不了。第二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先税后补，就是说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暂时不补，明年再补，但税一定要收。退补大概能收到四万亿元，税收要收到七十万亿元。只有先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四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加工订货的工缴费问题。去年我代表财经委员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的时候讲到，加工费定低了的要提高，定高了的要降下来。这个话现在还有效。有的资本家说：“要我们得合法利润，但究竟什么叫合法利润，总弄不清。”我们准备这样答复：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我们不把它讲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如果那样讲，下面就容易简单化，不定百分之十，也不定百分之三十，当中一折，普遍定百分之二十。但有些东西不能到百分之二十，有些东西可能要超过百分之二十。我们要按照生产成本、市场价格和社会需要来定。

　　工缴费的利润是不是适用于一般工业利润呢？我看也可以适用。如果有人问，工业利润比百分之三十再高一点行不行？我的意见，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订的价格适应社会购买力，也可以不受百分之三十的限制。一切东西都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也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有些东西是市场很缺少的，人们也愿意要，只有这么一家生产，它的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就不允许成交，那是不行的。

　　商业利润怎样呢？第一，必须遵守国家的贸易政策，遵守《共同纲领》的规定。第二，商业利润不应该高于工业利润。这只是指一般情况说的，个别的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也限制不了。比如某些土特产，农民卖不出去，商人收买的时候价格很低，卖的时候价格很高，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你说他是非法还是合法呢？应该承认他是合法的。所以，只能一般地说商业利润不应该超过工业利润，个别的超过也可以，但是不允许投机倒把。

　　加工订货的规格问题。所有的东西都要定出统一的规格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各地出产不同，要由各城市自己去管，规定本地加工订货的规格。六七两个月，全国各地应在当地工商局的领导下，与资本家协议，规定加工订货的规格。这样，验货员就可以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货。

　　加工订货的定金要多少呢？资本家要百分之七十，这办不到，最多只能是百分之三十。这已经很高了，真正要做生意，百分之三十也可以做了。定金不能一次全给资本家，全给了他，他就跟你耍赖皮。过去我们吃过亏。

　　中小厂的加工订货问题。中小厂的单位比较多，全部兜来还办不到。有一些落后的中小厂是要倒台的。如北京有的袜子用手指一捅一个洞，国家贸易公司买了十七万双，结果卖不出去，浪费了原料。

　　名牌货的问题。如414毛巾，固本肥皂，这些名牌货我们要提倡，不要名牌货不好。买货的人，都希望买名牌货。“五一”减价的时候，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买东西的人挤得很，广播器总喊“不要挤，不要挤”，结果还挤坏了二十多块玻璃。旁边私人商店里的货和百货公司的货是一样的，而且价钱还便宜，但是人很少。老百姓相信百货公司，他说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我也亲身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早先在上海的时候，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共同组织了一个书店，我是被派去的一个。有一个人要买小孩用的书包，问多少钱，我说一块钱。他说，有一块钱还不如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哩。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了另一个牌子，但是他就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好。老百姓要名牌货，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取消名牌货不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都不讲信用，尤其是纸烟，第一回出厂的很好，第二回、第三回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这很不好。对名牌货不应该打击，应该鼓励。当然只照顾名牌货，不照顾非名牌货也不行。过去上海曾经把几家小毛巾厂合起来，出货都用414牌，你的质量不高，用人家的名义，把人家的名声搞坏了，人家是不愿意的。

　　出口贸易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出口赔，进口赚，所以私人出口生意很难做。他出不了口，就卖给国家，国家贸易公司给他利润。国家贸易公司赔了钱，就靠进口赚。应该照顾私商。还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及国内与农民的关系，而且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次要的。如果我们的国内价格跟着国际上的价格跑，就会在农民中发生盲目发展土产的问题。你说少生产一点，他是不会听的，因为他是看卖得出钱还是卖不出钱，卖出钱的就多生产。观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例如，我们说棉田不要再增加了，粮食少了就会发生危险，结果还是增加了几百万亩。那怎样办呢？就要在价格上想办法。今年收购棉花的时候，价钱不应提高。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如果国际市场价格跌了我们也跌，也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就会被打垮。我们在农村里收购，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要农民从这种生产转到那种生产，必须给一个过渡时间。这样就不能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国际市场上有几样东西，比如猪鬃，如果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反正你要靠中国，5月不卖等6月，6月不卖等7月，我们有钱，也不急着卖。出口东西，如果他跌你也跌，完全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走，那就不好办了，外国资本家就会多占便宜，农民就会不满意，国家也受损失。

　　这样，私商的生意是不是就难做了呢？是难做的。比如去年杂粮很少，北京和天津就让老百姓少吃杂粮，多吃面粉。面粉卖五万多元一袋，比吃杂粮还便宜，就没有人吃杂粮了。贸易公司赔了多少呢？五千万斤粮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让商人去搞，那市场上会混乱，买杂粮就会站队。越买不到就越要买，那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乱好，还是不乱好？当然是不乱好。不采取这样的办法，就不能保持价格的稳定。秋季粮食市场价格很低，收购进来，到来年4、5、6月份提高价格卖出去，就会赚一笔钱，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牌价要一年四季差不多，基本上不变。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收进来时要付出一笔钱，这钱是哪里来的呢？从银行借的，借钱就要付利息。贸易公司要付利息，又要花保管费。私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做买卖。对他们可以不可以迁就呢？不可以，如果迁就了就会天下大乱。总之，与农民的关系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从属的。能够两全时就两面都照顾，不能两全时就照顾主要的方面。

　　公私贸易的比重及转业问题。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减，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这是个老问题，去年也讨论过。1950年提出转业方向问题时，我们答不出来，现在敢答了。我说方向多得很，钢铁、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转，保你赚钱发财。这一点他们也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职工转业问题。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会拖一个时期。中国的失业问题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干脆的办法，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以。我们算了一下，百货公司一个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顶私人铺子五个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说，如果私人铺子的店员有十个人失业，我们只能吸收两个人。只要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茶叶公司，很多茶叶铺子就要倒闭。又比如夫妻两个开一个铺子，有事开门，没有事关门，如果把他们都吸收过来，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

　　银行利息问题。银行利息要采取降低的政策，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现在银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这样高的利息是无法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与其向银行借款经营工业，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生利。银行的利息要降低到什么程度呢？降低到接近战前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点。比如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十二到十五。降低银行的利息，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银行利息降低了，资本家就愿意向银行借款来经营工商业。对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也有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能够向银行借钱经营工商业，国营企业就不必要向他们投资了。全国公私合营的银行有职工约一万二千人，私营银行有职工七千多人，共计一万九千多人。过去私人银行是靠存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吃饭的。银行职员的工资很高，等于我们的一个市长、部长或者局长的收入。现在利息一降低，银行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私人银行就必然要倒闭，很大一部分职工要失业。在这些失业的职工中，我们只能招考一部分，招考来的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标准待遇。我们现在是低薪制，从私人银行里招考来的人员就不能是高薪。

　　银行的利息以前为什么不降下来？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物价稳定还不久，如把利息降下来，就会减少银行的存款，商人就会从银行里提钱到市场上抢购东西。现在这种危险已不存在了。第二个原因是怕私人银行倒得太快，增加失业人数。现在即使私人银行的七千多职工都失业，问题也不太大，何况一部分私人银行要继续维持，我们还能招七百来人，他们不会都失业。

　　税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历来跟资本家有争论。货物税（从前叫出厂税，也叫统税）争论不大。营业税是按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计算的，现在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自从有了统一的发票制度以后，按照发票算帐，争论也不大。争论最大的是所得税。所谓争论，在税法上的争论也不大，主要是在技术上即计算方法上的争论。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现在税务局有一个专门的复议委员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复议。我们的原则是：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你们要按照这条原则去处理。

　　要防止漏洞。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

　　印花税是不是要取消呢？印花税，过去叫凭证税，实际上是一种小营业税。1950年，上海资本家的代表曾建议取消印花税，当时我们说国家现在还处在困难时期，还应该继续维持。印花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推算营业税，即有防止漏税的作用。资本家也最怕这一条。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取消。

　　私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也要有一个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资本家就会在结帐时把赚来的钱都算成“工资”，他就可以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还是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家就会在各种政策上跟我们有争执。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税收问题上发生一些小的争执，甚至大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现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财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来自国营企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公粮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五）。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因为征收的方法不同，税收还有畸轻畸重的现象。现在征税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查帐，一种是民主评议，一种是定级定额。私商要求用查帐的方法征收，能不能都用这种方法征收呢？不能。比方上海，用查帐方法征收的有两千户，其税额占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六十，用定级定额方法征收的有几十万户。如果都用查帐的方法征收，那就要把他们的帐簿都拿来查，需要多少人呀！那可做不好。对于这件事情，我特地征求了各省、市委书记的意见。我说，三种方法，不管你们用哪一种，只要能收到钱就行了。他们说，查帐征收的户数无论如何不能增加，铺子不大，每家铺子都有它的帐目，那里头的名堂可多啦！你怎么给他算呢？搞不赢他们。所以，查帐的面不能扩大，还是来一个民主评议，就是你自己讲，大家评，评了以后，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复议。当然，这中间可能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应该注意。两边吵架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有。我们有一点做得不合理，资本家就到处叫，到处传，一直传遍全中国。可是，偷税漏税他们不讲。我们的办法再好，他们还是要偷税漏税的，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完全没有偷漏是不可能的。

　　有同志问：他们这样闹呀，叫呀，我们怎么办？回答是：听他们的正确意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估计，这就是我们收的税大体上是恰当的。比如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所得税的三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这样计算，汉口资本家的所得额是八千亿元。天津的资本家去年一年赚了多少钱？我们估计是两万亿元的样子。我们收了多少税呢？只收了三千亿元。如果按照所得税是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天津资本家的所得额即是一万二千亿元。天津资本家是不是仅仅赚了这么多呢？我看不止。假设有人问：国家的税收是不是很重？这个问题1950年也有人问过，我说，不轻。我们说重也不好，说轻也不好，应该说不轻。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这里，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比他们收的多。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元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税率是他们的，我们还加以“精兵简政”，他们比我们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现在的情况，一个是资本家观望，再一个是部分工人有左倾情绪。他们想，搞“五反”，打“老虎”，这一下子可快到社会主义了，现在搞到半途又停下来，所以不满意。这就需要我们做解释工作。对于失业工人，我们都要给以救济，不要使他们闹架。救济也花不了多少钱，市场恢复以后他们就会找到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