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绳在人民出版社编委会上的讲话摘要

　　<胡绳>

　　过去我们的出版物是多而滥，现在的情形是太少。拿5、6月份情形看，5月份第一周没有出书，第二周只出版“揭穿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一本小册子，第三周出版“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挂图，第四周又无书出版。6月份第一周出版三联版的“美国侵华史”，第二周出版“中共河南许昌地委宣传工作的新发展”，第三周无书出，第四周出版“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等三个小册子。两个月八星期共出版了这些书，几乎等于没有。当然，正值三反以后恢复工作期间，是一个原因，但是如何才能使我们出版的书丰富起来，这问题应该唤起我们极大的注意。

　　为了使我们的出版物丰富起来，我以为我们必须解决下面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出些什么书？

　　人民出版社的专业方向是已经确定了：我们应该出版政治性的读物，社会科学的书籍，而其重点是在高级读物。

　　通俗的普及的书籍是很重要的。人民出版社也要适当地出版少数全国性的通俗的政治读物，但是满足广大群众在通俗读物上的需要的任务，主要是由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及其他适当的出版社来担负。

　　决不应该轻视高级读物的重要性。如果单根据读者数量的多少而区别各种出版物的重要性，那是一种片面性的看法，是对群众观点的错误了解。现在出版界的状况是，一方面不能拿各种各样的通俗读物来满足广大工农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能拿恰合需要的书籍来满足那些需要较高级的书籍的读者，这些读者或者是在实际工作中负领导任务的同志，或者是有必要进行某些专门研究的同志。后一方面的需要就数量说是比较小的，但显然绝不能置之不顾。满足这种需要对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重要性。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就应该能适合这种需要。

　　我们的书籍可以说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党与国家的政策文件、党与国家的领导同志的著作，第二是外国书籍的翻译，第三是学术界的著作。我们以往的出版物实际上只是靠第一第二个来源，而属于第三类的著作则是异常之少的。今后要丰富我们的出版物当然要更好地编辑各种政策文件，更好地组织翻译，但是如果只有政策文件和翻译而没有著作，那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人或许会说，出版物中著作很少，这只是因为学术界拿不出什么著作来；如果学术界的状况不改变，出版工作者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说法只是片面的道理。拿我们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目录来看，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和别的一些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外，学术著作只是聊聊可数的几本，这种情形难道算是正确地反映了目前的学术界的状况么？难道我们的学术界真是贫乏到如此地步，不可能更多地拿出一些东西来么？我以为，如果这样想是不对的。

　　这里就有一个出版学术理论著作的尺度问题。我们反对滥出书，主张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但过去我们出版物之滥并不是滥在我们多出了许多学术著作，而是滥在我们靠剪刀浆糊编出来的东西上。要求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也不能解释为要求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出版之后，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的批评和指摘。我们的出版物的内容，凡涉及当前政治问题的，编辑部有责任保证其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说到学术理论的著作，那就不同了。如果我们竟自认为在一切理论学术问题上都有资格判断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什么是还包含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因而拒绝出版每一本我们所认为还不是绝对正确的稿子，那么我们就是十分荒谬可笑了。其结果，或者只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无知，或者是在客观上陷入一种宗派主义中。

　　对于学术理论的著作，我们当然不应该出版那种显然是粗制滥造的书，和中国现有的学术水平绝不相称的书，包含着常识性的错误和显著的原则性的错误的书。但是凡确实是精心结构的，有一定水平的，有一定价值的著作，我们就可以拿来出版，如果出版之后引起讨论和批评，那并不是坏事情，恰恰是好事情。甚至有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然而是有学问的著作家们著的书，如果有其一定的价值和用处，我们也可以出版。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和合理的。这样做并不仅是为了达到增加我们的出版物的目的；为了推动学术界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在出版理论性的著作上，也必须采取这个方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就提出以上这些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编辑工作上的态度的问题。

　　我以为，按目前状况说，我们的编辑工作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工作的进展。

　　就学术著作方面说，如果我们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但仍只是消极地坐在编辑部里等待稿子，事情是决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如果我们是采取积极的态度，那就要考虑到，以人民出版社的地位，它的出版物应该包含中国学术界中的所有的最重要的作家的最好的作品，因此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名单来分头进行接洽，或者请求这些作家把他们过去出版过的而现在还值得再印的书经整理后交给我们出版，或者在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后，推动他们编辑或著作某些书籍来给我们出版。

　　如果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那就应该抱着很高的热情来对待编辑部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许多“无名”的及尚未充分成熟的作家。必须坚决反对那种处理投稿、对待写作者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编辑部高高在上地坐在那里，只是从这本稿子中看出几个错误，从那本稿子中发现几个缺点，就把这本和那本稿子一一退回，这样难道就可以自命为我们是在严肃地认真地做工作么？很明显的，这样做，我们就会永远没有任何稿子可以出版。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为例。这部稿子的作者最初跑到编辑部那里去可以说是受到了极端冷酷的待遇。稿子搁在编辑部中已好几个月，作者去编辑部探问消息时，从一个编辑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书中的语句太欧化了”，从另一个编辑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文字很陈旧，文言词汇太多”。“那么究竟出版不出版呢？”答复是，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以后再说。就这样，这本稿子搁了一年多之后才算是印出来了。如果这位作者早已把稿子抽回，是完全不奇怪的事。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和常常为我们所批评的某些私营书店的市侩态度，同样是在我们的工作机关中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是真正严肃的工作者，我们就应该具有一种类似“爱才如渴”的热情。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向那尚未成熟的作家简单地关门，而应该是积极地帮助他们。我们对于许多作者，应该帮助他们获得进行研究著作工作的各种方便，例如说，使他们有得到各种参考书的方便，介绍专家给以指导，必要时还要给以物质条件上的帮助。我们的任务是多方面地联系、发现和培养新的作者。出版社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和培养新人材当然也不仅是为了增加出版物，而且是对于学术文化事业所应负的责任。

　　在编辑工作中采取积极态度，也包含工作的计划性在内。

　　我们现在已开始拟定选题计划，但是在我们的选题计划中表现着的主动性积极性还是很弱的，我们的选题计划中还看不出我们是按照需要决心要出版那一些著作的、编辑的、翻译的书，并且推动那一些作者、编者和译者来进行这工作。

　　在政策文件的汇编方面应该有计划地编一些重要的书出来。例如土地改革快要在全国内完成了，这是根本改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事件，我们就应该组织适当的人力，并和有关的机关取得联系，编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的书来。

　　翻译书籍方面更是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我们应该一方面提出一批重要的必须翻译的书籍的目录，一方面又去主动地关心各方面的翻译情况及人力，和各方面的比较优秀的翻译者取得联系，邀请他们分别翻译某些适当的书。这种组织工作开始做一定很吃力，但必须这样做才能把事情做好。否则，我们或者只是在选题计划上写下一批翻译书目，却因为和翻译工作者并无联系，因而永远不能兑现；或者只是把某几个翻译者偶然地向我们提出的书名写上我们的计划，这种计划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

　　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坚决克服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建立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我以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开展，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2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