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先念：武汉市的“三反”、“五反”运动和开展增产节约的建议(节录)

　　<李先念>

　　[这是李先念1952年2月至1953年3月兼任武汉市市长时，在武汉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根据中央、中南局的指示，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过去历次群众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用了6个半月的时间，先后完成了国家机关、企业中的“三反”和私营工商业中的“五反”运动。这个伟大的运动，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率领着广大的群众，打退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机关、企业、学校、部队的进攻，清除“三害”“五毒”行为的一个群众运动。由于广大的干部与人民群众已完全看清了“三害”“五毒”行为的严重，因而一经号召，运动便立即开展起来了。机关中所有工作人员，除调出领导“五反”、领导土地改革和坚持必要的业务工作外，其余全部都参加了“三反”运动。在“五反”中，工人、店员、职员参加运动人数，占全市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81.99％。在实际斗争中，深刻地教育了每一个人，提高了所有人员的思想觉悟。

　　1．“三反”运动：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曾向贪污、浪费、违法失职的现象进行过严肃的斗争，并惩办过一些错误严重的分子。但由于对造成这种错误的基本原因，即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和奸商采用“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认识不够，警惕不够，对毛主席在1949年给我们的指示领会不够，因而未能根绝这些不良现象，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仍不断发生，并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响应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所提出的号召，从1951年12月中旬开始，集中力量，进行“三反”。从民主检查入手，经过反对压制民主、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阶段，至1952年6月底胜利结束。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开始时的民主检查，不仅是对机关中某些干部特别是对某些负责同志的不民主作风，进行了严格的斗争，检查了铺张浪费，批判了在工作中的显著错误和执行政策上的右倾观点，并且因此提高了所在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划清了思想界限，这就给反贪污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机关的所有人员，能在“除恶务尽”、“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在反贪污斗争中，市人民政府直属各单位及其所属的事业和企业部门以及各区人民政府所反出来的大小贪污分子里面，贪污在1百万元以下者，占贪污人数77.27％；贪污在1百万元以上1千万元以下者，占贪污人数19.76％；贪污在1千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者，占贪污人数2.89％；贪污在1亿元以上者，占贪污人数0.05％。

　　整个运动中，贯彻着“治病救人”、“严查宽办”的精神，特别是在处理阶段中，强调实事求是，大就大，小就小，是就是，非就非，不容许有片面或粗糙的结论。凡是在反贪污高潮时，把贪污情节夸大了的，或弄错了的，都根据实际材料，作到了如实定案。由于运动发展迅速，领导经验不足，再加群众对贪污分子在感情上的愤怒，曾发现有“逼供信”的现象，但均已分别纠正，处理结果，不以贪污分子论处的，占贪污人数77.79％，判处徒刑和劳役的占贪污人数1.25％，判处机关管制的占贪污人数0.99％，免除刑事处分另由原机关给以适当行政处分的占贪污人数1.91％，目前尚未定案的占贪污人数0.06％。通过斗争和处理，已使许多贪污分子得到挽救，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

　　思想建设中，有约占机关总人数38％以上的人员，交代了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联系，同时交代了与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及反动党团、会道门的关系，并划清了思想界限。进一步批判了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与工作方法。凡执行政策上的偏向和错误，经过思想界限划清，就更加暴露了。因此，干部中学习政策、研究政策、注意政治的情绪大大提高，某些人员不问政治的倾向，大为改变。

　　经过“三反”运动，培养出了大批新的力量。在各机关企业中，共涌现了4801个积极分子，已有1267人被挑选提拔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每个单位均呈现着新的气象。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过去一二十天做不完的事，现在两三天完成了，过去认为的“困难”，今天克服了。上下团结一致，工作上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

　　“三反”运动，不只是反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更直接地发生了建设性的作用。发动了群众，纯洁了组织，整顿了机构，明确了阶级立场，分清了思想界限，改善了工作关系，加强了互相间的团结，提高了干部在组织上政治上的认识，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掀起钻研业务、关心政治与努力学习的热情。各单位吸取“三反”的经验，健全了机关的民主生活，把召开工作人员代表会议订为经常的制度，定期进行民主检查；并在现有家属工作的基础上，更广泛地注意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工作，组织座谈和学习，使家属能成为关心机关工作与干部进步的一种力量。

　　2．“五反”运动：武汉市的工商业界，解放以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缴纳税收、推销公债、抗美援朝捐献、交流物资等各方面，都曾有过努力和贡献。但“三反”开始时初步发现的材料证明，所有在全国各地发现的“五毒”行为，武汉市也不例外；所有在“三反”中揭露出的贪污罪行，又几乎无一不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有关。因此，与“三反”同时，必须认真地切实地进行“五反”。为了搞好这一工作，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指示下，便与中南、湖北等共同组成武汉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专门领导“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开始时，一方面启发工商业者自动坦白，一方面号召广大职工进行检举，并配合重点的检查，且与各机关团体中贪污分子的材料，从旁对证。“五毒”行为，很快就陆续地被揭露出来了。在运动中，发动了广大的职工、店员、工人，争取了大批的高级店员归队，工商业中的守法户，及其他已经坦白的各类型户，逐步地也都参加到“五反”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来，壮大了“五反”斗争的声势，孤立了最顽固的违法分子。“五毒”行为，已被确认为人民事业的一种大危害。所以全市人民一致拥护与支持“五反”运动，运动因而获得健康的发展与伟大的成绩。

　　依“五反”中结论户的类型统计，在全市工商业户中，守法户占17.81％，基本守法户占66.54％，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3.57％，严重违法户占1.62％，完全违法户占0.46％。且在划分类型和处理过程中，是本过去从宽、坦白从宽、多数从宽、普通商业从宽与工业从宽的原则，有不少是降一级或降二级处理的。即在守法户中，亦间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因此，“五毒”行为的实际情况，较上述比例数字所表示的，实更为严重。其违法金额，均经过了再三对证，加以核实。凡属于工商业者的陋规和十分轻微地窃骗国家财产的，没有计入。

　　在处理阶段中，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大多数是从宽发落。总计犯“五毒”行为的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的71.49％，而决定退补非法所得的不及总户数的19％。依确定的补退金额计算，亦仅及盗窃总金额的65％。其中有些并曾酌情予以分期缴纳或缓缴。至于判处罚款的，占总户数的3％以下；判处徒刑的，不过占总户数的0.25％左右。经过宽大处理的工商业户，多表示感激。许多人已表示愿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领导下，老老实实地经营工商业，保证不再犯“五毒”。

　　自始至终，我们都坚持和贯彻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有将近10万的职工店员参加这一斗争，组成了2万多人的“五(注：原稿缺第120页)要首先了解如下新的情况：由于三年来我们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作和经济恢复与改组的工作，城市乡村的封建制度已基本上废除，封建势力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也已基本上肃清。生产恢复与发展了，不利于国计民生和不适合于劳动人民目前需要的工商业不断地在改组。“三反”“五反”中，又集中地清算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奸商的“五毒”行为，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地巩固了，人民群众中已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新道德，这就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在共同纲领的轨道上更向前迈进。根据中央财政部薄一波部长的报告，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在生产发展、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下已根本好转，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开始的时期，快要到来了。我们必须与其他城市一样，首先迎接这一光荣与艰苦的任务。总之，我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和作风等方面已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而且深刻而有效地教育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树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秩序。我们认为武汉市政治改革中的基本任务，虽未全部完成，但已接近结束阶段了。这一切就给今后的工作和发展城市建设方面，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也要求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和中央的指示来组织我们的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大规模建设的准备工作，我们城市工作的重心，就应明确地转移到经济工作方面上来，尤应着重于工业方面。我们在组织各种运动上，过去主要是面向政治改革，今后则应面向生产改革。在经济工作上，过去的重点是面向恢复生产与畅通物资交流，今后的重点则是发展工业生产。很好地组织这一重心的转移，首先就要抓紧增产节约运动，使其在“三反”“五反”的胜利基础上，依靠职工的积极性，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计划，并改进生产管理，提高技术，改进工作方法，完成旧企业到新企业的各种改革工作。这样做，对国家计划性的建设说来，今天虽然还是准备时期，但生产改革已进入行动的阶段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武汉市的政治改革工作还未全部完成，例如街道中及某些行业内的民主改革还不彻底，这些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很好地去完成。因为这些地方群众的首要要求，依然是民主改革问题，做不好，对于生产改革工作是有很大妨害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既要坚决地把重心转移在生产改革上，又要适当地组织这一转移以同时完成遗留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今后的工作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