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艾思奇在宿县第四届文教行政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艾思奇>

　　我首先谈谈小学教育工作：小学教育工作是一种最深入、最实际的人民文化工作，小学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要提高人民文化，就必须要办好小学教育。

　　过去反动派的政府是不希望提高人民的文化的，因为人民的文化低，就好压迫、好剥削。反动派只希望少数人有文化和提高文化，来帮助他统治人民。现在不同了，老百姓成了国家的主人；要想老百姓当家当的好，就要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老百姓提高文化后，就可以更好的当村长，当乡长，就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

　　今天政府和老百姓都需要大批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你们大部分都是小学教育工作者、所以是政府和老百姓非常需要的人。听说大家的工作，一般的都是很认真的；尤其是过去的两年间，此地遇着了严重的灾荒，大家有的要饭，有的饿着肚子，……坚持了这个工作，这说明了大家的思想，一般的都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思想，也一定或多或少有些不好的地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为什么我可以说大家的思想会有不好的地方呢？因为大家都是出身于旧社会，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因此，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有不好的地方，是难免的。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有改造的必要。有些人，过去工作搞的相当好，我们应该承认；但，是不是就算顶好了呢？是不是好到一点也不能提高了呢？不能的！出身于旧社会的人，做工作即使十分积极，也还要有很多缺点的，主要旳原因，就是由于思想多少有些毛病。例如工作只求表面铺张，不求切合实际；或者觉得自己高于老百姓一些，不能完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缺点都会妨碍我们的工作。这便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要改造一下，即使是工作有成绩的，也要改造改造，才能把工作进一步提高。

　　要想改造自己，就目前大家的情形来看，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要向前看；就是说不要留恋过去，不要只看眼前，而要看将来。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讲：一、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方面；二、工作的前途方面；三、个人的前途方面。我们如果能看将来，凡事就将来的发展前途着想，思想就会清楚一些，工作就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认为向前看是改造思想的主要问题。

　　我们怎样来看社会发展的将来和我们国家的将来呢？我们国家过去进行了革命斗争，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国内的统治统统打倒了,我们为了彻底消灭它的残余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也都得到很大胜利了，现在可以说差不多完全把这种残余肃清了。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现阶段，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但这个阶级有一种唯利是图，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的坏思想、坏习惯，这种坏思想、坏习惯，破坏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影响和腐蚀了我们一小部分革命队伍，所以我们就要反击资产阶级的这种破坏和进攻，整顿革命队伍的思想，进行三反运动，这样才能保护革命的果实，保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使我们能够顺利地从事国家的各种建设工作。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道路，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我们国家的前途，是要跟苏联一样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它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坏现象，人人都可以过富裕的生活，并且有很高的文化。

　　我们所说的这个将来的前途，不会是很远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我们大家做工作时，要时刻注意这个将来，要努力工作，争取它来的早一点，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努力，推迟了它的应到来的时间。

　　要争取达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许多条件，首先就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要有资本，要有钱。但是，钱从那里来呢？能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的去剥削国内人民吗？去劫掠殖民地吗？去强迫战败国赔款吗？去靠借外债吗？都不能。因此我们要进行增产节约，省出钱来作为工业的资金，但增产节约又必须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可以省出非常大的一笔钱来。单北京一地，反贪污、浪费的结果，据估计就可修好几条淮河，或几条京汉路。所以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需要的大事情，是为争取达到社会主义前途所绝不可少的大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护这个伟大的运动，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除了发展工业这个条件之外，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建设；文化提高了，使老百姓每个人不只都能算账、写信，而且能够做好一切事情。还有组织合作社，组织集体劳动，也是很重要的条件，老百姓现在还不大会组织互助组，组织生产合作社，我们要在土地改革后，帮助老百姓做起来，以便将来要使用机器生产的时候，不会有很大困难，这些都需要提高老百姓文化，才能够做得更为顺利。

　　我们小学教师，是进行老百姓中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军队，我们要响应政府每一个号召，教育老百姓，帮助各种号召在老百姓中很好的实现。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我们国家、人民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前途，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个问题是对工作如何向前看：现在我们的许多教育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不如其他工作重要；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种看法或者是由于只看到眼前的情况，或者由于留恋过去。在眼前，我们的国家，因为把很大的力量用到抗美援朝等等的紧迫工作上，因此，有时候对小学教育工作，便不可能照顾得很周到；可是这并不能说是轻视小学教育工作，因为工作本身是否重要是一回事，照顾得周到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大家自己做这个工作更不能轻视它。

　　过去的反动派在表面上好像也重视读书人，故意提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虚伪口号，其实他们是要藉此利用读书人，来作他们的爪牙，帮助统治人民（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并不是真的看重教育工作。他们表面上提高知识分子，实际上则坑害了知识分子。不服从他们支配和不受他们利用的革命知识分子，就一定受他们的压迫。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人民的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真正有了它的重要地位了。我们现在看工作的重要不重要，有地位没有地位，必须问它将来对人民有没有好处，而不要只看现在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我们现在干工作是要低着头给老百姓干的，而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干的。我们工作的好坏，有没有地位，是要由老百姓来决定的。个别乡村干部有时候不重视这个工作，这不是主要问题，不能改变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有时个别干部不重视教育，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教师本身有毛病，一是干部眼光不正确。不管怎么样，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重要的，就一定会有地位，干部的看法迟早也会转变的。从前的事情由皇帝决定，现在是老百姓做了皇帝，现在的事情，便是老百姓决定了，所以干工作主要的要看群众需要不需要，要看做的结果群众拥护不拥护。工作的地位，是做工作努力的结果，做出成绩来，群众拥护了，工作就有地位了。所以工作的地位高低，是看它能否给老百姓贡献出成绩。志愿军地位高，因为他们打胜仗，保卫了国家和人民。财经工作地位高，是他保证了物价的平稳，和发展生产。史瑞芬也是小学教育工作者，他的工作有了成绩，便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志愿军、劳动模范都一样的有地位。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成绩，或者没有很好的成绩，就没有权利向老百姓要求地位，况且地位也不是要求得来的，只要工作有成绩，老百姓看见了，自己不要求也就有地位了。

　　对于个人的前途，也是要向前看：本来个人前途，不应该看做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只有国家、工作有了前途，个人才会有前途。有些知识分子在今天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不能像过去那样在老百姓面前摇摇摆摆的了，不能把自己看做高于一切的身份了，特别是有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看见了老百姓斗争他的父、母、兄，弟就难过，甚至于气愤，这都是向后看的思想，这都是留恋过去，留恋腐朽没落的东西，这都是错误思想。这些想法，必须改造；否则，便不能进步，永远也不能进步。还有一种人，是只看现在个人生活情况，因为现在生活艰苦，就以为没有地位，没有前途，而不认识到个人前途，必须在努力工作中去争取。有了这些错误思想的人，就不能很好的工作，这对于工作是一个损失；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也同样是一个损失。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正确认识个人的前途，不妨先把自己的成份研究一下，现在这个成份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家庭出身有各种各样，但是，教育工作者，又可以参加教育工会，个人的成份又可以划做一个知识劳动者的成份，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前途，就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前途。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才可以名副其实的取得“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这就说明我们的思想改造是如何重要，只有努力改造思想，才可以脱离自己家庭出身的那些旧的影响，才可以真正争取在实际上改变成份。我们参加了教育工会只是在组织上同工人阶级联系了，还要从事思想改造，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和工人阶级站在一道。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坚决脱离自己出身的阶级，要从思想上感情上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对立起来，而不要同情它。如果你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与地主阶级对立，反而同情它，那你就是不肯放弃反动思想，就是受了封建道德的束缚，那你就没有资格列入智识劳动者的队伍。地主家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切实这样做。出身于富农、中农家庭的人，要放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即重视个人利益而不重视人民利益的思想。我们并不是绝对不容许考虑个人利益，但我们首先要强调重视人民的利益，并坚决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应该经常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等地位上来考虑，而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来考虑。能够经常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以上只是一些零碎而没有系统的感想，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原载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联合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