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关于三反五反问题的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 （这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市委各部委办、北京市各局以上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记录稿]）

## 一、关于两个文件[1]

　　（一）这两个文件总的精神是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不是单纯的惩办主义。借惩办一部分情节重大的教育其他情节不严重的贪污分子，也教育思想不健康的人。

　　具体的原则：

　　1、过去从宽，将来从严。目前处理的都是过去的，为什么现在发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现在有的资产阶级已承认“我是罪人”“我是不法工商户”），另一原因是旧社会的污毒，旧反动统治者残余的影响。一个是现实的原因，一个是历史的原因。当然贪污者本身就是意志薄弱，但旧社会的污毒也没来得及肃清。北京市级机关有22%左右的工作人员干部有贪污行为，假使通通捉起来，看来魄力虽很大，但对人民没有好处，即不分大小又不分悔改与否，这就不叫领导。根据贪污人数这样多，不能不对过去从宽处理。绝大多数的人在运动后不会再贪污（至少有一半以上），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有些流氓习气的经过教育就会改好，现在已有人改好了。有的百万以下的贪污犯不叫退款也要退，这些人不会再贪污。将来再犯就要从严，经过普遍深入的教育，再要贪污，偷漏税、偷工减料，偷窃情报一定严办。过去从宽可使不死心贪污的悔改，今后从严可使不知悔改者受到严办。在运动高潮中，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对我们捉得少可能不满意，但以后他们会觉得这样做法正确，我们要从后果来看。

　　2、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有的地区税务人员贪污的占90%不能都判刑，只能对性质严重恶劣（数量多也就是恶劣）加以严办。只能打“老虎”（国民党正相反只打“苍蝇”），我们对于“苍蝇”是教育改造。

　　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坦白一定从轻，只要抗拒一定从严。贪污分子立大功的可减轻两级处理。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但罪大恶极者除外。如对宋德贵、薛昆山者流，则不是用治病救人之法。罪大恶极的是病要传染不能治。只要不是坚决与人民作对到底的大贪污犯。看了文件可促使其坦白、悔改、立功。

　　4、“五反”从宽，“三反”从严。因为工商业户中盗窃国家资财在1亿以上的有1908户（12日数字）之多，假如都捉起来受不了。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而小额受贿算贪污，因为受贿者是“机关工作人员”所以要严肃对待。

　　5、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有的老板因为我们对工业从宽很羡慕，这很好，我们很欢迎。他们苦于营业不好，我们也苦于商户们的投机倒把。现在北京商业过多，又不生产，北京商业占60%，应该挤向工商业去，这是我们的方针，投机商业应该消灭一批，罚款、没收、强迫转业，凡是对人民有害无益，我们有办法代替他们的一定要挤掉，这点文件上没有讲，但在执行中很重要。这联系到经济改组问题。

　　这样分别的对待，对国家、人民、“三反”、“五反”、贪污犯、盗窃犯都有好处。有人看了文件感到泄气，是没有好好读这文件。

　　（二）要把这两个文件作为武器，将运动贯彻到底。

　　文件不是阻碍运动，有人说“百万以下不算贪污，没有劲了”，这些人是只看标题，没有仔细研究，叫做糊里糊涂，像这样不能领导运动。如果工商户不愿做第五类，贪污犯不愿上法院，他们就会交代问题，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交代了。天津的工商户甚至要求交代“五反”以外的问题，争取一并从宽处理。我们要很好地应用这两个文件。

　　1、关于“三反”。各机关首长要研究处理一批，其中有严有宽，包括各种典型，可能的话，也要搞几种典型，利用这个机会把政策好好交代一下，号召有问题未交代的交代，有补充的补充，已结论的如还有问题也可以交代，我们只是宽大老实交代的人，如果骗了我们，今天宽大了，将来查出来，到哪一年也得算这笔账，是你们欠了我们的账，要不要利息还在我们。对情节严重的，要他们立功赎罪，立了功我们决不亏待。我们的国家没有亏待过任何人，也可以问问他们，不交代准备怎么办，是否要斗到底，我们是一定搞到底的，不要以为可以混过关（还不如天津的商人聪明），要想钻这空子叫作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各位首长要把文件好好研究一下。

　　此外，对吊、打逼供的办法，上次已骂过，这是野蛮落后，违反政策的。但总还有些野蛮的人，不许打就推，这是低能，如再发生，要撤职。这种肉刑、逼供办法不是反贪污而反政策，贪污分子感到没有交代就这样，交代了更不知要怎样。毛主席在井冈山就说过不准打骂，但现在在毛主席跟前，三令五申还是这样，马列主义不学，要学封建老祖宗，如果再犯，一定要认真处理，严肃处理，据说有的还是共产党员，简直给党员丢人。

　　对于贪污分子交代的问题，要好好对证一下材料，不对的就去掉，不要怕翻案，材料对齐了就不怕翻，如果原来只有1000万，搞成七八千万，还是翻掉了好，他不翻我们要翻，我们不翻毛主席翻。在运动中不能说一点不犯错误，领导者要实事求是，错了就承认，至于有了材料贪污分子翻供，就是抗拒。不能学牛，直了脖子不回头。这个工作确是难题，革命是光荣，把难题解决才算光荣。

　　2、关于“五反”。各区也分别处理一批，全市性的处理恐怕不太必要了，各区可开会处理，交代政策，说明将来再犯要从严，我们要“利钱”，告诉他们不要有过关侥幸心理。处理中也要有严有宽，各种典型，各区再捉一批放一批（捉了，坦白好的可以放），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松劲，我们什么时候也不松劲，有始有终，疲劳就睡两天，睡好了依旧有劲，告诉他们不要想混过关，混过去了总得找回来。处理中，坦白立功的，可从违法降为半违法。

　　目前以区为单位处理（问题大的交给市研究），这样，可将运动推进一步。

　　3、关于积极分子。他们说“打了半天白打了”，“打出的‘老虎’都算跑了”，“早知道不算贪污，何不告诉我们”。积极分子是骨干，要向他们详细说明政策，把实际例子向他们解释，好好了解他们有哪些问题闹不通，把百万以下和1亿以上的比一比，要和他们意见取得一致才处理，否则他们不同意“我做恶人，你做好人”。积极分子情绪上不免有些偏差，但他们的革命热情可爱（用肉刑、逼供也只应处分领导），要一条一条和他们商量分析：这样处理是否可洗净旧社会的污毒，是否能使贪污分子易于低头认罪，对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是有利还是有害，对树立工人阶级领导是有利还是有害，弄清他们的顾虑，一般的都解除，少数搞不通还要个别谈话。说明这次把贪污分子的问题搞清就是教育，就是严肃性。有的积极分子怕贪污分子记仇，他们的贪污在案，怕他干吗？

　　总之，任何事要有理有利有节，理就是真理，“三反”“五反”我们都是有理，有理任何人说不了话，现在全国工商户都觉得这样处理好，“入情入理”、“实在信服”，有理就有利，因此就要有节制，任何问题过分了就错，辩证法讲质，量过了分就发生质的变化。愈过分错误就愈大。节就是分寸。要告诉积极分子，我们的斗争很有成绩，但要分寸恰当（这是领导艺术）。一定和积极分子商量好，不能泼凉水。

　　4、对力量的使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不用再讲，要依靠积极分子，依靠群众，运用坦白立功分子，把运动搞彻底。现在公布文件正适合目前运动发展的阶段，首长、积极分子、群众及立功分子，一起来搞，一周顶一月，会把运动搞好。

　　5、对于抗拒分子。要严厉进行斗争，严加惩办。但提醒大家要把事实弄清楚，如果弄错了就不好了（不要把已交代清楚的逼着还要交代，当作抗拒分子）。

## 二、关于“三反”后期的几个问题

　　“三反”已到高潮的尾声，现在要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我们的工作，改进制度，否则，运动过去又会回复到过去一样，又要再搞“三反”。

　　（一）要肃清政权制度中的旧残余。“三毒”、“五毒”是一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如法院中有些旧人员，实在不能为人民服务，只要他们闭目养神不贪污就算很好了。公安局还有一批旧警察，税局中竟有人把若干种税降低。各系统或多或少都有这类事实（不是说某某人），这次要下决心，把该去掉的机构去掉，该去掉的人去掉。首都三年来政府机构中仍有很多很糟的东西，不认真检查，总是发现不了（如燕京大学过去总不能说是落后，但现在可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旧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只能肃清。

　　（二）各领导机关要了解情况。过去了解情况很少，很迟钝不及时，或不系统，有的单位较差，有的单位很差。即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了解情况，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最根本的领导方法。毛主席在1943年亲自写了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总结了数十年领导方法的经验。从群众中来（原料）到群众中去（决定，指示），从群众中来的原料要经过加工，变成精制品，然后发号施令，再接之以“浪上划船”（官僚主义只顾施发号令而不检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我们取得了政权，要肃清一切不利于人民的东西，要有这种气魄才配做政府工作人员。要有这样的条件，对革命复杂环境的条件认识清楚，辩明方向，首先就要把情况搞清楚。还要机警，引导群众绕过一切前进途中的暗礁。总之，了解情况，提出问题，引导群众前进。没有一个大运动，不可能把问题彻底搞清楚，过去也镇反，也反贪污，但不彻底，燕大没有这次运动，就不会将美帝影响肃清得差不多。如果不会领导运动，这个领导有等于无。

　　（三）因此，这是我们工作作风的根本改造问题。为此，第一要做到是非严明，第二要贯彻“是”、消灭“非”，即发展正确，消灭错误。在执行过程中是有政府、有组织、有纪律，有意见可以提，没被接受时仍应执行（市府撤消一干部，8个月后尚未执行）。以雷厉风行的作风来说，以公安局较好，公安局过去也不是这样，常受批评，批评多了还不舒服，说表扬少，但以旧警察底子的公安局，三年来有很大改变。有的同志怕人说错误，这次运动中暴露出，谁不经常检讨错误谁就露出原形，毛主席说要常洗脸，不洗脸最后就变成满脸污黑。列宁说：过去一切政党所以死亡，就是因为不敢承认错误。我们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勇于承认错误，在这次运动中，多数同志对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了，有人向我提出批评多，表扬少，我承认表扬是少，但批评也是少。现在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这是布尔什维克与非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旧社会有几种庸俗作风，一种是唯唯诺诺，模棱两可，是非不明，用党的话叫一团和气，孔子叫“乡愿”。一种是讲义气，不讲是非，关系熟的在一块，不是互相批评而是互相关照，最后包袱愈来愈重。日丹诺夫把自我批评认为是前进的动力。旧社会中，好的时候甚至穿一条裤子，一翻脸就“割席”（文人）或者杀一家（太平天国），因为平常不批评，忍！忍！忍！最后就只能“割席”,只能杀头。“三反”是什么，无非是批评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运用不够，所以在“三反”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毛病一大堆，大吃一惊。假使有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致要大吃一惊。大家都来自旧社会，要好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现在“三反”、“五反”已到尾声，要精神饱满贯彻到底，不要虎头蛇尾，再搞第二回。争取月底前“三反”、“五反”基本结束。

## 三、解答问题（略）

　　注释：[1]两个文件即《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