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震林对“五反”运动的几点建议

　　<谭震林>

　　（毛主席并报中央：）

　　三反、五反的收获是很大的，但其反面的副作用也是必须注意补救的，由三反、五反所引起的新情况总括说是“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这十六个字说明了事件是严重的，必须注意加以补救。目前资本家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工人开始多希望公私合营，而现在除少数工会干部及积极分子外，一般都耽心在大量退补以后生产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将发生困难，但多数干部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仍停留在“多算”“多退”“多补”“多搞公私合营”的阶段。为了深刻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正在收集材料，要在十号以后才能写成正式报告。为了及时反映情况，取得主席及中央的指示，以便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特先将我个人的意见报告，请求给以指示。

　　由三反五反所引起的工人失业现象（不包括原来失业和季节性失业），上海约八万人，济南约一万人，苏南一万多人，合肥六百多人，其他城市尚无报告，上海的成品积压，除堆满了公私仓库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输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了农民春耕资本，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力，“三反”后的财经企业部门机构不全一般都不敢大胆负责，办事人员在加工时力求压低工缴，在订货与收购时力求压低价格，以此表白自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而能补救过来就要注意解决：（1）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有兴趣，有积极性与自动性；（2）必须使财经企业机构的负责人与一切工作人员懂得从政治上与经济上对人民负责，而抛开个人主义。要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发生兴趣，因而产生积极性与自动性，就要注意解决下列问题：

　　（一）退财补税的限额，应达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个限额以什么作根据，我认为退财补税的限额应根据一九五一年资本家的纯利收入，在这个限额内我们只退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为好，超过这个限额，就可能严重损害资本家生产与经营的兴趣。例如上海一九五一年的纯利约八万亿，退补二分之一是为四万亿，所得税与捐献已拿回了三万亿，资本家只剩下一万亿，还要付出红利、奖金等，如果要在上海退补十万亿，八万亿或六万亿都是不妥当的。例如杭州一九五一年的纯利约三千亿，其所得税是七百亿，拟退补一千五百亿共二千二百亿，加上捐献、奖金、红利，资本家也所剩无几，杭州开始算违法所得是四千六百亿，经过一番核减后为二千二百亿，尚需核减三百亿，除去四百亿敌伪资产另案处理，即可缩减到一千五百亿左右，如果按四千六百亿来退补就不可能使资本家还有什么兴趣。

　　（二）退财补税的时间上达到照顾市场的银根情况，用人工呼吸法来维持退财补税的办法，不是一种正常的法则，上海三、四月份能够维持是我们每月多投放了十万亿的结果。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害多利少，我们认为今年的退补时间最好放到下半年去做，待市场活跃了，退补才不至影响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全部退补最好分作两年或三年，不要一年退清，更不宜在四个月或八个月退清（天津作法），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

　　（三）在搞好生产能经营的基础上，再做好工人监督生产的工作，目前只能作一些典型试验，过早的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加深劳资间的紧张的情况。五反中已使劳资间的感情过分伤害，因此必须在搞好生产与经营中达到改善劳资关系，弥补伤恨，然后再作监督生产与经营的设施，这种顺序是合乎运动发展规律的。如果把运动一斗二压三监这种连续的打击方针，只能用之于对付敌人，不能用之于今天尚在合作的资产阶级。目前有些资本家表示愿意接受监督，这往往不是出自本意与好意，而是出自畏惧与坏意。

　　（四）五反后加工的工缴与订货收购的价格，必须照顾到合理利润，不照顾这一点，就可能逼迫资本家重新回到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方面去，严格的监督与防止资本家再施五毒，必须与规定合理的利润相结合，不能把资本家当骡马骑，使他们无利可图，否则就无人愿意做资本家，我对以上这四点的看法，是着眼于在五反后如何发挥私人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如果我们对这四点改变过来，资本家又必然会重整旗鼓伸出手来，那时再加注意是可能避免五反前的情况的。这是一个极不成熟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予指示。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这是内部的工人教育工作，只要经过一个教育过程，是可以克服的。

　　 谭震林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