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维汉在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计划会议上的报告

　　<李维汉>

　　讲三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对毛主席指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的理解。

　　从理论上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的，毛主席把它运用到中国现实条件下来，就变成这样的公式。理论是一个，但俄国与中国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有了。它的一般意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也就是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和管理的资本主义。因此，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列宁于1922年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所有经济书籍中，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直接把某些资本主义企业服从于自己……，当我们讲到‘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限制它，并规定它的发展限度的资本主义。这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相连系的，而这个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又（在一九一七年九月——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就会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以至一些步骤”。但当时俄国的情况与我国不同。俄国十月革命后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以搞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租让制的形式。即是国家把矿山、工厂出租给资本家。关于租让制的意义、作用和目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就所有现存经济结构及其对比关系说来，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制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为了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与国家资本主义结成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这就是资本家。他们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业务，是为要获得利润，他们与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说，是为要获得用别的方法所不能得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所获得的利益，便是发展生产力，便是立刻或在短期内，增加生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一百个某种产业、矿山、林区。我们开采不了这全部企业——我们的机器、粮食、运输工具不够，因为这同样原因，其余各产区我们也开采得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经营得不好和开采得不充分，以致小私有者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加强起来，削弱附近的（以后便是整个的）农民经济，破坏它的生产力，降低它对苏维埃的信仰，盗窃公物行为与大量的、范围虽小而最危险的投机业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象租让制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业生产，增加由自己支配的（自己份内的）大工业生产品数量，加强有国家调度的经济关系来敌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后来，斯大林在1925年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又说明当时为什么需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他说：“一九二一年间，当我们差不多还完全没有自己的工业，原料缺乏而运输业处于停顿状态的时候，列宁曾提议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手段，想经过它把农业和工业联结起来，而这原是很正确的”。关于其内部的关系，斯大林又指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生产结构：其中一个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另一个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不管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何种特殊形式，但它按实质说终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列宁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所指的首先是租让企业。试看租让企业中是不是存在着两个阶级呢？是的，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即从事剥削和暂时占有生产资料的租佃企业家，另一个是受租佃企业家剥削的无产阶级。至于这里有没有社会主义成份，那是单只从如下一件事实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的。这事实就是谁都不敢跑到租让企业中去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的运动，因为谁都知道，租让企业乃是一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乃是一种与社会主义不相干的企业”。

　　俄国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的情况不同。因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并未被剥夺，我们也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这是由于中国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我国出现不是租让制形式。在作用上我们则是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俄国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形式不同，内容和目的也显然不同。因此毛主席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资本主义是第一步，其生产关系尚未完全改变，故需有第二步。但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其生产关系，毛主席的意思：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要初步改变其生产关系。关于生产关系的意义，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这样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②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③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那末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其生产关系呢？可以从以上三方面来看。什么是生产资料呢？按联共党史中指出的是“土地、森林、水利、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在我们国家中这些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起了变化。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质上是谁在作主？是工人阶级、共产党在作主，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保证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地进行。共同纲领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样有关国家命脉的生产资料，在国家手里、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手里。如矿山、交通工具、水利、森林、原料等皆是，只有土地不是，但也不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在工农联盟的农民手里。由于我们国家的性质，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已经受到很大限制，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生产关系则有了很大改变，资本家只有建筑物，生产工具，原料则是我们供给，产品我们拿走，加之党、团、工会的监督和四分之一的利润，其剥削也已受到限制。再来公私合营，生产资料变为公私共有，合营企业的主体不是资本家而是我们，从而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也都发生了变化。

　　但中级形式因为生产工具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仍为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管理基本上仍然按照资本主义方法，所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其他许多矛盾，不能获得有效的处理，从而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的教育、改造，总之，即限制了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要求将中级形式发展成为高级形式。

　　经过各种中级形式，社会主义成分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中级形式对于发展生产、保证需要，起了相当作用；为平衡供、产、销和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准备了一定条件，对企业的改革和组合，起了促进作用；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进行了爱国守法和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教育，对工会和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一这些使中级形式可能发展为高级形式。

　　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居于领导的地位，因此使生产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企业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丧失其在企业中原有的支配地位；工人的地位改变了，“公”“劳”结合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产品价值的分配除较少部分利润外，脱离了资本家的掌握，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代理人、高级的职员和技术人员），则受到经常直接的教育和改造。

　　因此，劳资矛盾和公私矛盾，能够获得适当而有效的处理。从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数量，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能够更有效地改进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积累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并确保其基本上为人民服务，能够更多地培养新干部，改造旧人员，并向国营企业输送干部。

　　公私合营作得好，照毛主席说的即可以稳步的、顺利的、妥善地在不远的将来改变成为社会主义，也即能造成必要条件，“保证在不远的将来，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列宁：《论粮食税》）公私合营形式，可能“是由一个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个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都是指的私营工业而言。至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骤，我们尚未研究。

　　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点，需要多少年，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决定，估计大型工业1800户，头五年可全部纳入，小型十余万户，尚得几年。）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有步骤地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视国家需要、改造条件的不同，决定纳入步骤之先后，四年来私营工商业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再过四年当比前四年的变化更大，公私合营搞得好，对国有化快；工作作得不好，就可能慢一点。国有化后，四个人以上的还可能变大，农业和手工业如果还未全盘合作化，则还会生长出新的资本主义，对长大和新生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产生的资本主义还要进行工作。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实际经济情况下，究竟能进行哪样政策呢？是把社会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小农所需要的一切产品都拿给小农，去换得粮食和原料么？这会是一个最如愿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出全部工业品来，还远不能拿出，也不会很快就能拿出——最低限度，当全国电气化计划的初批工作尚未完竣之前，我们是不能拿出——这全部工业品来的。然则怎样办呢？或者是企图把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条件下所必然发生的这种非国营的私人交换，即商业、即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完全加以禁止，完全封闭起来。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或者（这是最后一种可能的与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企图禁止或封闭资本主义底发展，而力图把这一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这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因为凡是有一般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那里——在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就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对以后还会长大的新生的资本主义，仍是引导其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为国有化准备了经济条件，而且也准备了政治上的条件；不仅改造了企业，而且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与俄国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不同，俄国是奇兵式的袭击，即先剥夺其生产资料，而后强迫其改造。我们对地主是如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则不是如此，而是先行改造，而后国有化。其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如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而当我们胜利时，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造反，其代表人物从各条路线走来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发表宣言。解放战争这一关，他们是跟着走过来了的。1947年7月1日，毛主席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即指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需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又说：“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们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民主专政》）

　　各种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代理人和技术人员以及其知识分子等）都是资产阶级的队伍。这个队伍、阶级，从我们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就是我们的敌对阶级（马克思的理论从来都是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什么样的敌对阶级呢？它又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同我们合作并必须与之合作的敌对阶级（因为它有两重性）。历史上的两种错误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即在于不认识它是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敌对阶级，左倾冒险主义则在于不认识它是能够同我们合作并接受领导的敌对阶级。

　　当中国革命还处在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次要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对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斗争，采取不同程度的中立或参加的立场，所以它是无产阶级动摇的同盟者。

　　到了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虽然威胁着中国，但不能统治中国；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与之合作并领导、改造它直到最后消灭它的阶级。为什么现在对资产阶级不采取没收的办法？原因：

　　1．历史上的原因，如上所述，它是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中立或参加，并拥护我们的，在统一战线之内的；现在又愿意接受（虽然不是那末愿意）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没有理由没收它；

　　2．两重性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结果，两重性有了变化：积极性在增加，消极性在减少；

　　3．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手里，而且领导权在一天天地巩固、强大；不怕资产阶级造反；

　　4．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劣、强弱，日益悬殊；

　　5．对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前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大。现在是工人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将慢慢缩小直到没有。几年来资产阶级是越加孤立了，削弱了，国家资本主义愈发展，资本主义愈变得体无完肤，与封建主义的联系已根本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也基本割断了；与农民联系现正在被割断。而资产阶级在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臭了，并且是众叛亲离，首先是工人叛了，其亲属、子女起了变化，左右的代理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都有所改变，整个阶级孤立，只有国家资本主义一条路可走。（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闭幕会上，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热情，是空前未有的。）

　　6．资产阶级分子，今天有利可得，明天有光明前途。资产阶级过去耽心他们的结局会象地主一样，故当知道工人阶级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逐步改造它们时，将之比作“文昭关”、“无痛分娩法”，“改造好比剃头，不动才不流血”。天津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这方面说明其阶级仇恨，另一方面说明一个真理：只有“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船在河中，只好认头”——这点看得深刻。

　　由于以上政治、经济的原因，故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采取没收的办法（苏联由于当前历史条件不得不采取没收办法，但当时的生产力是受了一定影响的。），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曾说过对文明资本家实行赎买是被允许的，他说：赎买有两个办法：①发行公债，每年收买一批。但谁出钱？我们大约计算了一下：工业产值50多万亿，商业20多万亿；如果分批购买，首先是企业排队困难，其次资本家不愿意，事实上也不可能，对资本家的改造也有困难。②用四分之一的利润来“赎买”其生产资料，资本家今天有利可得，将来有前途（工作、地位、生活）。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请计委同志算了一下帐，约从1950年算起，大约十年左右，其产值亦差不多买完。

　　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今天要求资本家按马列主义的眼光来看问题，那是不对的，是主观主义的想法。而是要求其以资本家进步分子的眼光看问题：今天有利可得，将来有工作做。将来由社会主义公民改造成社会主义者，那就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时，他们也成了工人，但其思想可能还是资本家的思想，因此它是一个“牌子不老，出身不好”，故还需要继续改造，这样就会造成资本家的自愿。白口讲空话，人家是不会自愿的。所以自愿：一个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条路可走；一个是今天有利可得，将来有前途。资产阶级从来都是讲“利害”的，故我们不能不同他们讲利害。因此我们在向资产阶级作工作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点。对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资本家既需要改造，也可能改造，而我们不做工作，其结果必将强迫没收，这是与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总路线相违背的。6月财经会议后，有的企业生产工作做了，但政治工作却做得少，将资本家摆在一边，无事可做，他们可能有一种思想：今天是利用，则当菩萨供，什么时候就可能一脚踢开。

　　我们对资产阶级要告诉他们资产阶级怎样消灭，“人”又是怎样活起来。我们要从此做工作，大多数人可能改造过来。我们的方针：能够接受改造的人越多越好，如有坚决反抗者，我们有经验和现成的办法（对待地主，反革命的办法)。

　　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一把资产阶级逐步消灭，把资本家教育改造过来。统一战线，也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其内容：一是长期合作，一是教育改造。如缺其一，就要犯路线的错误。国家资本主义亦如此，争取改造大多数，准备一部分人坚决反抗，两条都准备好，就不会犯错误。

　　国家资本主义既是特殊阶级斗争形式，因此又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必须稳步逐步地进行。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又是很复杂的。列宁指出：“实践会指明出斗争底方式”。我们就要在实践中学会这种复杂的斗争方式和方法。

　　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曾作公开的声明，我们必须履行毛主席的声明，他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是另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一个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主义化的时候（这种计划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的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他，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第三、今年的工作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王个内容。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批公私合营，但因忙于国家其他迫切工作，这方面比较放松。去年六月全国财经会议后，各级党委虽注意了，例如上海目前已完成了一半公私合营企业的整顿工作，但终究还留下大量的工作需在今年去做。这工作没有做好，就忙于发展新的公私合营企业是不行的。明年，我们要大搞一批是可以肯定的，但这就得事先做好许多准备工作。例如：合营的计划，产供销的平衡，企业内部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党团的健全，干部的培养与配备（上海拟先派干部到准备合营的工厂中去，上海中华造船厂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这办法很好）等等。这样，大量的整顿工作和准备工作须在今年内做，那末，今年还能进行多少新的合营工作呢？我们向中央提出并经批准的工作方针是：以稳为原则。这就是说宁肯少些，但要做得好些。因为，我们要积累经验，要造成榜样，争取多数资本家愿意搞合营。搞公私合营，特别头一批我们要搞的多是一些大的重要的企业，如果不是出自资本家自愿，即便合营了，不仅经济效果不好（资本家消极，什么工作都得我们自己动手），而且政治影响不好（影响其他资本家搞合营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工作得好，今年即使少些，却能为以后迅速发展造成有利条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正是这个意思。然而目前我们的工作情况怎样呢？一切都准备得很不充足，这次开会不是说明什么都已准备好了，而是总路线公布后，各地党委都积极行动起来，不开不行。但据我所知，就是各地也还是缺乏准备的。因此今年越稳，就越能造成明年的大量发展，必须是这样辩证地看问题。

　　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应在上海，其他地区则可少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对全国影响也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

　　我们对发展公私合营的方针是采取“驴打滚”和“翻几番”的方法，即以少胜多：国家投入少量资金和少量干部去充分利用原资本主义企业的资金、干部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这条方针，无论从政治上或是经济上说，对我们都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于一四一[注：①  指141个大型建设项目。]，另方面又有利于我们去改造资本家的大多数。

　　资金问题，除重要的扩建与改建应根据国家规定程序审查批准另行拨款外，其来源有下列几方面：①国家一定限度的现金投资，五年中希望是少于五万亿；②将“五反”退补余额及私营工厂中的敌伪财产拨充公股；③公私合营企业的上缴利润；④利用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积金；⑤利用公私合营银行在私营工厂的股权；⑥利用投资公司吸收游资，投入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投资和公股比重大小，取决于国家需要；对于只限于以改造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即可少投资；因为公股比重大小，对能否合营不是一个决定的作用，而在将来实行国有化时更不取决于此。

　　总之，我们搞一批公私合营，即应以之作为再前进的阵地，新发展的资本。因此必须稳重。各地送来的材料，现正由计委在计算，将来会有一个报告。据我看，将来定下来的合营计划可能与各地提出的会有些距离。如果大家同意我上述所讲的方针和意见，可先请各地对原提出的材料加以考虑，以便具体订计划时更妥切一些。

　　我今天的讲话，希各位加以讨论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如果同意，即请大会通过作为会议文件送中央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