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真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

## （记录稿，未经彭真同志审阅，如有差错，由记录人负责）

　　我今天讲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现在情况下有很多问题不能再拿前一个阶段，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和三反运动时的眼光的标准来看问题、处理问题了。情况变了，我们的观点也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这样，就会发生右的偏向。但不少干部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譬如，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期间，我们处理反革命的标准：首先要看有无血债，民愤大小，这在当时很对，但在今天处理反革命还这样看，杀一个反革命一定要有血债及民愤，那就会成为右的偏向。为什么呢？过去镇压的是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多数都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恶杀人，或者是在刚解放的新区，秩序还未稳定，他们还明目张胆地破坏、杀人，搞下很多血债，因是暴露的反革命活动，那当然就有民愤血债，所以，那时以民愤、血债作为处理反革命的标准是对的。但今天经过“土改”“镇反”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秩序已巩固，群众的觉悟、组织性都已提高，反革命不敢那么暴露地进行破坏活动了，而是藏在地底下偷偷地隐蔽地活动，活动很狡猾，在案情还未公布时，群众不知道他有什么罪，那里还有那么多的直接血债和民愤呢？现在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如果还按过去那个标准来处理反革命案件，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还强调什么“血债”“民愤”，就会犯新的“宽大无边”的错误。

　　因此同在处理反革命，必须以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或企图作的危害程度为标准。譬如现在有些分子有反革命活动，针对我们各项措施散布各种各样的反革命言论，但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我们不一定能查出他与国民党、美帝国主义的特务 有组织关系；如果，因其与美蒋特务间谍机关没有组织关系，就不逮捕，就不判罪（当然有无组织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一定要有组织关系才处理，那就会产生右的偏向。又如，在解放初期镇反时，我们对几百万普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根据胁从不同，不予处理，那时这样处理是完全对的，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不少人是被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如不分胁从，一律都追究，那就搞的太多了，这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但现在，如有人还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还是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一员，这就不能不问，就这一条，就应判罪，甚至要杀头，因为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已无胁从条件可言，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的人就必须要追究，就不能不判罪，就不能不劳改了。

　　又譬如对贪污分子，在三反、五反以前，贪污两千万就准备杀头，后来是五千万，再后来一亿也不杀头了，因为，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是很多的（贪污者自己固然要负责，但也是旧社会的遗毒），工商业中的守法户很难找，如果徒刑太严，对我们也不利，所以那时是一千万元免罪，或判一年以下的徒刑或管制，那时这种处理是对的。但现在再按那时标准处理，那就是纵容贪污，那就太宽了。最近有些地方处理贪污分子不是过严，而是过宽，经过“三反”“五反”的教育有人还搞贪污，不但要从严，而且要从重，加重处理。

　　又如过去对流氓、盗窃、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处理宽了，因为那时我们主要是搞反革命，对他们还顾不得，但不等于对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整，有些人认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这些坏家伙很有些猖狂，有的公开对抗说：“你能怎么样，老子也不是反革命”。流氓、小偷在新社会里不是好人，就是在旧社会里也不是好人，但那是旧社会造下的罪恶，因此那些人不作什么坏事就不去管他，那时这样作是对的。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还当小偷流氓进行破坏。这些人对社会秩序危害是很大的，列宁说：“流氓、懒汉、偷骗是小资产阶级的同胞弟兄，是人民的公敌。”所以这些人是人民公敌，是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有些地方将这些人整了一下，群众很高兴，很拥护。

　　从经济建设中所发生的事故来讲，现在发生的事故有三种：其中有责任事故、自然事故，也有政治性事故。目前在处理事故上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观点：首先要问问是否是政治破坏，只要你没有查出有特务组织关系，那就可以不犯罪，就可以没有责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同志们！目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隐蔽，很多政治事故他都以自然事故、责任事故可以马马虎虎，那么许多反革命事故就会马马虎虎的漏过去，那就会上反革命的当，给反革命进行破坏活动很多便利。在苏联是要认真追查责任事故的，这 是他们多年的经验，今后我们对责任事故也要认真追查。当然，也有些自然事故，确实是自然事故，无法负责；但有些自然事故，工作负责是可以避免的，能避免的未避免就有责任。如果我们对自然事故、责任事故都能认真的追，这样，反革命的破坏就跑不掉了，反革命破坏的空隙就减少了，发生的案子就容易破获了。我们要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工人、党、团员去保卫我们的建设，这一点必需要所有的干部中明确起来。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我们就要发生新的“宽大无边”，新的右倾，那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是不利的。

　　最近宪法就要公布了，我们在各方面要搞一系列的法令法规，过去主要是搞运动，虽然也搞了些法令法规，但是很不完备，那时主要是搞方针政策，今天运动已过去了，进入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就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律手续，有些人认为有了法律处理问题不方便了，但如我们太方便了，敌人也就会有些小便利，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搞的好一点严一点，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有些小的不方便是应该的。不然那么些问题就无法处理。当然法律也不是一个子能搞完备的，要慢慢搞，但在观点上首先要明确。

　　（二）公安、检察、法院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都是国家的武器，是国家的左右手。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犯罪分子的起诉，对公安，法院有监督的权利。为什么要监督？因为公安机关要侦察、逮捕、预审，法院要处理、惩办，这样两个大的权力机关，要有个监督，以便少犯错误。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多讲了。现在主要讲一讲这三个机关的相互关系。过去我讲过:  检察机关不要认为只检察别人，自己不受监督，不是这样，我认为在实际上三个机关是互相监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检察机关突出的任务是监督法律执行，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群众守法的情况，但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也是要受到监督的，譬如公安机关要捕人需要经过检察长的批准，这也就是对公安机关监督；又如公安机关要求捕人，有证据、应该捕，而检察长却强调证据不足，不批准，公安机关可以向上级检察长提出抗议，这样公安机关要求捕人，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未批准逮捕，结果该人确是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这样检察长就要受到指责，这也就是检察长在事实上受到了监督。有的检察人员认为捕不捕权利在我，但事情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如公安机关提出捕，你也批准了，但经法院审判无罪，那你检察机关没有责任？是有责任的。所以检查机关是监督别人，同时也受别人监督。还有，公安机关要求逮捕，检察长也批准了并起了诉，这个人也确实是有罪，而法院审的结果，判决是无罪，这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议，这也就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议，这也就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监督了法院。所以这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着的。

　　另外法院受监督的地方更多。法院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陪审制度、辩护制度（现在我们还没有，将来要建立），这都是受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所以我们国家是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的，只有被管制分子没有管制人的权利。在我们的三个机关里也是这样，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为什么要搞的这样严呢？是不是对某个人不相信呢？不是的，如果不相信 ，就不会让你去负责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在处理案犯时少犯错误。

　　公安机关的职责是侦察、破案、预审，公安机关在呈请检察长批准时，就开始了检察长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经过审讯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起诉到法院后，法院根据案情进行审判，或者是无罪，或者是判刑，这样一个案子三个机关分工负责，经过几道手续，发挥了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的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不冤枉一个好人，又不使一个坏分子漏网，真正作到这一点，非有一个坚强的国家机构不可。

　　现在我们没有经验，三个机关扯皮的事情可能还很多，也可能彼此关系搞的不好，但这不要紧，慢慢就会摸出门径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矛盾的法则是根本的法则”，大家反复研究、争论，甚至吵架，结果案子搞对了，这就是党和国家的目的。我们不要把案子看得太简单，任何一个案子，都是矛盾的焦点，因此把这个矛盾解决的恰当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大家开始有争论、分歧，并不奇怪，大家应当多方面的看问题，你批评我，我批评你。真理越辩论越清楚问题越争论越明确，只有大家争论后搞一致，才是可靠的一致。我们应当向苏联学习，苏联老布尔塞维克，争论时拍桌瞪眼，完了就没事，仍是好同志。但我们中国同志一争论完了，就好几天不说话，这就证明我们的按辩证法办事还不习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公安会议听瑞卿同志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很好，开始批评时也是很紧张，但后来也就好了。为什么要紧张呢？就是过去批评少，不习惯。本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生活的习惯，毛主席说:“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列宁说：“在错误中学习”。估计将来可能闹点关系，但这不要紧，闹关系解决关系就是了，现在这三个机关的关系是搞的复杂一点，但这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支援，把工作搞好，关系搞不好解决关系，解决了就会前进一步，慢慢就会把这三个机关搞成一个机关，本来这三个机关就是一个机关，都是国家机关。

　　（三）关于加强党委领导问题，就国家机关来说，检察长是垂直领导，法院是独立进行审判，法院只服从法律。但这不是说可以不受党委的领导，正国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法院独立审判，更加需要党的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苏联也历来强调各级党委领导。在党的方面公安机关历来强调党的领导，所以错误就发生的少。检察、法院要和公安机关一样，一切党员、党的组织都要严格地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我们掌握生杀予夺之武器，如不放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定要出乱子、犯大错误。所以各级司法、检察部门必须服从当地的党委领导。

　　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和法院独立审判是不是无条件无限制的呢？不是的，是有很多限制条件，是在很多方面受到监督的。比如检察工作，就两头管着：一边是法院；一边是公安机关，这还不是相互监督。特别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是绝对的独立，服从法律是没有问题，但要有很多方面受到限制监督。比如说，一个法官，根据检察机构起诉，判的不对，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议，这就是受检察长的监督；另外还有陪审员，苏联十月革命后很强调很重视陪审制度，审一个案子，一个法院的审判员有二个陪审员，陪审员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由于有陪审制度，因而群众的监督是很直接的。如苏联一个三万人到五万人的乡村就有一个人民法院，有一个审判员，另外还有五、六十个人民陪审员，都是群众选举出来的，每审一个案子有二个陪审员，这种监督是很厉害的，审判员受陪审员监督，陪审员又受群众监督（判错了群众不答应）。群众通过审判员直接监督了法院审判员。所以法院独立审判不是绝对的，是受各方面监督的。此外还有一个辩护制度，也是对审判员的一种监督，再加上还有原告被告的上诉，检察机关的监督，上级法院的审理等等，所有这些就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成为有这些条件管着的一种独立审判。现在我们有不少法院的审判员，是坐在屋子里“老爷坐大堂”似地问案，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根据苏联经验，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不致判错案件。现在法院在司法改革以后，错判案件大约还有百分之五左右，如果宪法公布后，还有百分之几的错判案，那是要坐监房的。怎样解决呢？就是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要把制度建立起来，另外还要依靠群众，不仅要在思想上依靠，而且要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就是组织人民陪审，这点过去做的不够，今后我们也应象苏联那样按人口多少，案件多少，以及交通条件，三万人到五万人设一个基层人民法院，建立广泛的陪审员，保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省、市法院，亦应有陪审，凡是审判案件都应该有陪审。

　　检察机关似乎与群众 无关，其实亦不然。苏联的检察机关有好多在各方面不脱离生产的检察通讯员，这样检察机关也广泛地联系了人民群众。至于我们公安机关，历来是密切依靠群众，依靠党委领导的。过去，保卫工作历史上曾犯过神秘化、孤立主义的错误，但在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纠正了，其后是一直依靠群众。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上捕杀了大批的反革命，如不依靠党委领导，依靠群众，那不知要出多少乱子，不依靠全党、全体人民提高警惕，光依靠我们公安干部镇压这么多的反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安泰离了地就没有力量，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公安机关是软弱无力的。那种认为过去大张旗鼓搞运动需要依靠群众，现在搞隐蔽斗争，反革命更加隐蔽狡猾，群众没有用了，这看法是不对的。如果不把全体工人，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注意反革命的活动，只靠一点公安干部是不行的。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好几万双恨只眼睛，几万万双手，这样公安机关神通就广大了，反革命活动的空隙就很少了。所以依靠群众，过去需要，今后同过去一样需要，要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但有一条群众 不能作，就是除了现行犯外不能随便捕人，只要群众有情况告诉我们，不捕人，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不过是我们眼睛耳朵多了一点，至于是否捕或需要进行长期侦察，那就要公安机关搞，很复杂的案子群众搞不了，但是群众可以发现情况、线索。有人说群众容易惊动敌人，如果怕群众惊动，可以向群众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群众就不管了，群众是会听我们的，不会疑神疑鬼的。特别在工厂里，保卫机器、保卫生产不被破坏，不出事故，不着大火，不发动全体职工，怎样能看的过来呢？所以我们虽然不象一个厂长直接指挥群众生产、一个合作社领导生产，但我们的工作和过去一样是要密切依靠群众的，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工作就会出毛病，一定做不好的。

　　（四） 政法干部的教育学习问题。我们政法干部过去很忙，学习不够，特别是理论学习很差。现在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老干部比较多，（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搞阶级斗争。）老干部是我们的骨干，是没有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大部份干部文化低（小学程度），因此多数老干部理论较低。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文化高一些，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锻炼比老干部少，可是青年干部有文化，年纪轻，看书比老干部多，记的东西也多，所以进步快。这种情况能否再继续维持下去呢？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青年干部进步快是可喜的，是好现象；但老干部也应该进步快，不然你这个老家伙（当然我们都是老家伙，我也五十开外的人了）不好好学习文化理论，凭老资格吃饭是不行的。过几年人家讲的，你解决不了，新干部领导不了，老干部领导新的也领导不了，把老干部拿 下来，老干部有意见，说：“老子革命怎样怎样。”我们忙固然是原因，但是忙再加上懒，就更加糟糕，这样很快就会感到领导困难，工作困难，所以老干部不管怎么忙，也要学习文化和理论。恐怕有一部分同志（绝大部分同志）或者业余学习或者专门学他几年文化理论，也化得来，没有文化掌握理论和技术都是困难的。假使我们没有文化学文化、有了文化拼命学它几年理论，那么就能很快提高。青年干部主要是在政治上去锻炼他，锻炼他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现在主要不是新老干部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后要搞经济建设，要搞比较健全完备的法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文化理论提不高，就是大家都拥护你，你也领导不了，工作作不好。我们过去搞土改、镇反、动员参军、抬担架，都是有些本事的，但是今天这些本事已经不够了，现在大张旗鼓镇反，镇谁呢？不大张旗鼓反革命都不好找了，大张旗鼓反革命就更找不到了。因此一切都需要我们从头学起。过去的成绩是可贵的，我们今天搞建设，没有一定科学、文化、理论知识是不行的，不学工作就作不好。至于说青年同志进步快，老干部进步慢，那是小事情，只要有青年干部代替老干部也好。所以没有文化、理论的同志，一定从现在就开始下决心学，再晚了过几年就更不行了。

　　所有政法干部都要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公布以后，每个人都要遵守。同时也要搞很多的法令、条例。我们只懂方针、政策已经不够了，今后不仅要按方针、政策办事，而且要按法律办事，我们如果不懂，那我们工作就一定作不好。此外讲一讲旧的政治学校和旧的政法教授。毛主席说，有两种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知识；一种是阶级斗争知识。过去国民党所培养的生产斗争知识的人经过改造还可以用，但过去国民党培养阶级斗争的政法学校的教职员，这是培养反革命的，这些学校不是改造使用的问题，是要彻底粉碎的，不能用。过去国民党学校有二种：一种是理、工、艺、农大体上接过来加以改造，就可培养干部，教授思想虽有问题，但可以改造；但另一种是国民党政法学校，它是替国民党培养压迫人民的工具的，和我们针锋相对，因此一定要粉碎，不能存有幻想，不能迷信，有些教授也只有经过真正彻底改造以后，才能成为我们新的政法学校的教授。旧的政法学校不经彻底改造是不能为我们培养干部的。有的旧政法学校人员埋怨我们接收政法文化遗产不积极，我说：“这不叫文化遗产，这叫遗毒。”遗毒我们是不能接收的，旧政法学校的课程和讲义，是要彻底加以批判的，因为它不同于物理数学。

　　（五）最后讲一讲安心与不安心工作问题。现在政法部门干部比较普遍地存在不安心，政法以外部门认为“政法工作可有可无”，现在有些公安干部也认为镇反已过，公安工作减少了，没有什么可作了。当然今天生产、供应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这是要肯定的，无产阶级国家里经济建设是主要的。但是政法公安工作是否“可有可无”呢？不是的。什么叫政法工作呢？政法工作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政治。现在三大敌人虽已打倒，但还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这难道不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吗？所以政法部门的任务至少和过去一样繁重，并没有减轻，而且更其尖锐、复杂。说政法工作可有可无是不对的。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敌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说国家可有可无，可以削弱。列宁也再三讲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性。我们今天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当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把个体农民改造为集体化走合作化道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的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的时候，认为政法工作“可有可无”的人，不是政治觉悟很高，而是觉悟不高的表现。当然有一种人也多多少少包含个人主义成分，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绝大部分同志思想认识的错误。要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很繁重的，苏联革命成功三十几年的今天，还强调加强政法工作，而我们今天则说要削弱是绝对不对的。正相反不是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

　　此外目前政法干部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公安部门有一部分干部很有点骄气，至于对党的领导一般讲是没有问题的，向党委请示报告也做得很好，是否也有个别的对党委马马虎虎的呢？当然也有，但总的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有霸气，要认为这种骄傲情绪很容易使我们跌跟头，要切实加以克服纠正。其次法院、检察部门也有一部分干部有些骄气，但主要是目前有一部分干部有埋怨党的情绪，认为党不重视，编制没有解决，虽不是多数干部有这种反映，但也不是一两个干部；不向党反映、请求、报告，说明工作情况，不从整个党的全局来看你的工作，而一味地埋怨是不对的，这种情绪比骄傲情绪危险性还大，因为这样就会“离心离德”。这两种情绪都不对，骄傲埋怨都是带有个人主义的倾向，都是对党对国家不利的，至于那种工作摆在什么地位，那主要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而定。

　　大区就要取消了，大区的工作过去作了不少成绩，完成了历史任务，大区取消后，大区人员一部分要加强中央，大部分加强省市，请各地帮助中央搞好大区取消工作，今后中央就有些紧张，搞得不好很容易暴露官僚主义。此外瑞卿同志也讲过目前政法部门最弱的是检察机关，我们要帮助把这个弱的部门充实加强起来，检察干部就具备忠诚、会问案子的条件即可，否则政法工作缺一条腿也是不好的。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