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定一在十八个省市两个直辖党委和总政治部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的报告记录

　　<陆定一>

## [本记录因仓促整理，未经定一同志本人审阅，只供各同志回去想省市委传达时参考，如有错误由录者负责）]

　　……去年到现在连续揭发了高饶事件，潘杨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梁漱溟，官实培反对统购统销，李济深提出了要大赦特赦等问题。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先就在该几个问题上开展了斗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目前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我国还有这样一批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用各种方法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抓作了胡风事件大大的搞了一下，大大地宣传了一下，因而李济深大赦特赦的主张在代表会上就提不出来了。另外已经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破获了…… 一批小集团。关于小集团，开始在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影子。这次搞了一大批，每个地方都有几十个以上至几百个，军队也发现了一百多，上海有几十个，天津，北京，国家机关也有很多。其中有些明显就是反革命集团；有些不太明显。虽比较灰色，但他们都已反革命分子为核心，搞了一批落后分子在周围。……成绩证明利用胡风这件事大张旗鼓搞反革命是很有利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在毛主席的指示和领导下发动的。开始我们脑子里没有想到这些。我们思想上是搞胡风，把胡风这个案子搞清楚了就算了，没想到就此一直搞下去，把所有反革命都搞出来了。现在看起来，没有胡风这个案子就不能向广大群众和民族人士讲清楚什么是暗藏的反革命，什么是两面派，讲了也不易获得信任和拥护。胡风的三批材料搞出来了，龙云，饶昌照也不能写文章拥护，使右派和土豪劣绅也没有话讲了。胡风这个案子挑的好，对运动有很大好处，做的对。这是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搞下去，搞彻底。…

　　目前阻碍运动的主要是右倾思想，汇报中听到很多例子，现在能够发现它，和他做斗争是好事情。比如湖南省卫生厅的厅长，他讲他那里没有反革命，可是反革命把他的“厅长室”的牌子拿走挂在“男厕”牌子的下边去，他再不说没有反革命了。… (pp. 1-4)

　　延安审干，“三反”“五反”党的总路线是对的，发动群众与领导相结合这个方针是对的。毛病有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三反”“五反”时正是我国刚刚建国两年，大家谁都不认识谁，工作上彼此了解与材料的收集也是有些困难的。

　　现在不同了。第一，中央领导正确。第二，有经验。经过一系列运动，也包括延安审干的经验。第三，人都熟了，不像1952年了。 现在你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大家都知道，瞒不住。第四，材料充分了，要什么有什么，认证物证都可以找到，除非是在台湾，香港，还有困难。第五，有时间，第三次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有这5个条件，运动一定会搞好。…… 运动是一起一伏的，可以把工作和运动安排一下，有一批人专门搞运动，有一批人专搞工作，这样就不会乱了。工作可能受一点影响，但不会大。

　　怕把反革命搞出来不好处理 … 中央想把老虎调出去“劳动改造”，四年内准备收四百万；还有一些要抓起来有不够条件，放在机关里又麻烦的人，想出来一个叫作“劳动教养”（生产教养）的办法，让他们提前进入社会注意，准备一批放得远一点，一批放的近一点。经常准备一批空床位，像医院接受病人一样。这种做法花不了多少本钱，可以搞起来。中央已下决心，各省应即着手准备。… (pp.7-9)

　　全国已有512人自杀，只死了200多人。自杀有真自杀和假自杀 … 真自杀的有两种: 一种是反革命，他死了我们只损失一些材料，此外再无损失。另一种是不必要死的，现在已经自杀了的里边有多少这样的人不知道。这些人自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领导的不好，控制不严，大家应严重注意这个事。四川成渝铁路的那个付总工程师是个不必要死的人。他工作热心，有成绩，但因为把他放到工人当中去斗他过去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就使他们夫妻二人都自杀了。 这就搞错了。现在搞运动有两种情况：有一种要他动他不动；另一种不叫他动他非动不可。这两种情况都不对。四川省委要查清那个工程师夫妇自杀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发个通报报告中央。这个问题不注意将来可能会出大差错。…

　　我们不喜欢自杀，但他非要自杀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运动并没有到高潮，17个省市700多万人刚刚动了76万，只动了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没动。高潮到来时还会有自杀的。自杀了。检讨不检讨呢？我说，反革命自杀了就不检讨，因为反革命总是要死的。但是不该死的自杀了就要检讨。我们要有信心，不怕这些，要从积极方面想办法。我们有好条件 …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该搞的就搞，不搞不发动群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该搞的搞了，不加控制，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自杀往往是处于麻木不仁，控制不严和没有信心这三种情况。中央指示要我们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又要实行严厉的组织控制，控制而不严格就不算控制。

　　必须搞深搞透搞光。中央“七一指示”说搞一批反革命，捞一批线索，有些地方只刮了一阵风就收兵了。现在中央认为搞反革命反正要搞，胡风问题对我们造成了有利条件，连？云都不敢反对我们的运动。群众运动的情况一般是健康的，形势，条件都很好，要下决心，要搞到底，搞深搞透，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完全肃清。我们的任务是要搞光反革命，同时又要完成五年计划。搞光反革命正是为了更有保证的完成五年计划，而且是不能偏废的的。

　　关于范围问题，中央指示：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各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联）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要搞。有的已经刮了一阵风，学校未搞透的开学后仍然要补课。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教职员和毕业生），中小学（包括教职员工，不包括学生）。中小学校原来打算在后三年内完成清理工作，现在能提前完成就提前完成，用不着拖的就不要再拖了。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厂矿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工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总的要求是搞光为止。除此之外，在农村，街道，私营企业，工商联，民主党派机关，宗教界等等的镇反工作，则属于社会镇反范围，不在他们中进行这个运动。(pp. 10-13)

　　关于时间问题， “七一指示”机关一个月，高等学校一个礼拜。现在经验一个单位大约要两个月左右，不够的还要延长。 当然你搞一个月搞光了也可以，但要签字作保证才能结束。 在省市的范围内可以分批；现在刚搞了十分之一，计算一下到年底能否搞完。省市在今年年底要告一段落。县以下可放到明年去进行。 (p. 13)

　　关于方法问题。估计整个运动在各地区各单位要经过几次高潮，几次起伏才能达到搞深搞透。所以应当有意识地掌握这个规律。在一个高潮之后应该修整一下，总结一下，总结经验，研究材料，重新配备骨干。重新排队，然后在有准备的发动另一高潮。这样也就可以兼顾工作业务，保证五年计划的完成。

　　对好坏分子百分比的估计问题。中央估计好人有百分之九十几，坏人大概有百分之五左右。各地汇报中估计坏人超过了此数，中央十人小组经过研究，认为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不能动摇，这个估计是就一般情况来说明。当然，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能多一些或者少一些，但必须记住，奸细总是少数，如果奸细太多了，那就不是奸细了， 而是“奸粗”了，那是不容易求得掩护和存在的。 因此如看不到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反过来如有不到百分之九十是好人，也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点很重要，也要向所有干部大讲特讲。不然我们就不能说明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怎么搞来的。 云尚在一次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中说：在一批起义军官中只有两人是干净的。又某县发现了一个一，二百人的三青团名单，其中很多现在又是我们的干部，有的成了党员处长，但很多人都是没有交代的。我们把这个情况请示了中央，毛主席指示“不要忘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所以云尚提出的这些情况是应该加以区别分析的来待问题，而不能笼统的处理问题。 (pp. 14-5)

　　……这次运动又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特别要有意识发动落后群众。因为落后群众好比一个“游击区”，你们向他们做工作，反革命分子也是向他们进行工作。他们平日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关系密切，他们了解反革命分子的材料要比积极分子了解的多。只要把落后分子发动起来，就可以揭露很多不了解的材料，反革命分子也就会鼓励起来。落后群众是否发动起来是运动是否获得开展和搞深搞透的主要标志。

　　后群众就要进行耐心反复的教育工作。因为落后群众有种种顾虑：怕牵连到自己，怕伤情面等等。要解除他们的顾虑，不能把他们算到百分之几的坏人之中。若不能使落后分子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就搞不出反革命分子来，只简单的用“ 轰”的办法是达不到目的的。而且容易发生副作用：既轰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供一阵，结果你信不信呢？当然又是为着扩大声势[轰]也还是有必要的。但又必须严加注意。江苏汇报中提到参加运动的7000多人中就有2000多人有问题，占了28%，其中政治嫌疑分子就有600多人。政治嫌疑分子中大多数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不能一律作为斗争对象。说他有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一下肯定都是坏人。有的地方还提出地下党员的问题，应该肯定地下党员也大多数都是好人。只有分清落后分子与反革命分子，解除落后分子的顾虑，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有许多方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话等。凡是能提高群众觉悟的各种方法都可以采用。对落后分子的缺点错误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可以采取批评的办法，但主要是放在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去进行教育，搞出几个特务头子，自由主义也自然会得到震动和教育 。（pp. 16-7）

　　斗争方法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搞那些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

　　专案小组。重工业部成立130多个专案小组，结果对象都“挂起来了”，没有进展。这就是因为没有首先在小组会中搞透，而只是片面依靠专案小组搞。小组会不仅是靠思想斗争，也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追，追政治问题，追长史，追事实，只要追的有根据，有道理就可以。建筑工程部一个小组在会上追一个斗争对象，追来追去追得他无话可说，最后只好把问题交代了。

　　在小组会上搞透了的就转到专案小组，在专案小组要穷追，追到底。追厂史，追组织关系，不追是错误的。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我们5月13日发表了第一批材料，没有接着追，给了他三天机会，5月15日才逮捕，这就是缺点。但以后大追了一下，追到上海，追到天津，杭州，武汉，才追了二批，三批 材料。如不大追这些材料也搞不到。

　　当然追最后证明的确再没有问题了，在经过审查批准可替他解除包袱。但解除包袱时也必须有理由有根据。

　　搜查：一个单位如果有好些反革命嫌疑分子需要搜查，不要一个一个地零敲碎打，要同时进行搜查。对要害部门可以进行保密检查。应该搜查不搜查是不对的。但要全体人员一律交出日记信件等做法也是不对的。

　　调查研究工作：中央最近要专门发一个指示，要各地今年拿出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清理敌人的档案，一方面加以好好的保存，一方面可以查处很多材料来。 对坦白，检举出来的材料要进行整理研究，材料工作如果跟不上运动是搞不好的。(pp. 18-9)

　　争取起义，交代政策的问题。要讲清坦白从宽，隐瞒从严，坦白比不坦白好，对坏人检举比不检举好。坦白了该处死的可以免死刑，该处重刑的可减轻。立功的可以折罪。“十人小组”考虑可以加一条：立大功可以受奖。这样可以争取起义（当然不是就可以当党员或提拔他当干部）。不坦白的一定还要严办。一般问题交代了，党和政府就信任他，不交代的就怀疑他有重大问题。

　　宣传工作中除了宣传必须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外，也要宣传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立功折罪的政策。有些案子可以经过批准公布。

　　高等院校原来刮一阵子风就停止了暑假后要继续搞。

　　工厂也不能只刮一阵风，要向工人做报告，组织讨论，光做报告不讨论是不行的。在做报告时，不能讲胡风，要讲工厂，联系工厂内发生的的反革命分子破坏事例进行报告。报告，讨论以后还要坦白检举。总之，我们必须要技术人员几工人里的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

　　对教授，高级技术人员，医生的问题要加以区别，可分为三种：旧医生，旧工程师，就教授，应清除的就清除，有政治问题要抓起来的就抓起来，留下的工作有新生力量来代替。思想反动透顶的，发牢骚，讲怪话，但查无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的，如铁道学院教授徐靖讲了好多反动言论，可是查无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而且在铁道系统内都称他“南沈北徐”。这种人应先找他谈话，说道理，批评他，把他的发动言论驳倒，实在不行就要发动群众斗他；但不要抓。有些人有些长史上的问题，过去也交代过，解放后又没有发现作过坏事。有的已对人民作了不少有益的事就不要再追了。(pp. 20-1)

　　……抓不抓？有的同志认为抓一些可以震动一下。我们考虑抓不抓的问题首先是应看应抓不抓，然后在考虑什么时候抓，关键在于能不能发动群众，能不能瓦解敌人。有些人明知他是反革命，先不抓，放在那里做“教员”。在小组会揭露一下，斗一斗，是群众受到教育。如果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自己坦白了，可以不抓。有些当然就不问了，重大案件抓起来才能搞清的就应该迅速抓起来，如胡风，在５月３日公布第一批材料是就应该抓起来，可是抓迟了。对不应该抓，但又要限制他自由的怎么办？可以发动群众控制他，不要由行政下命令，否则弄不好，人家搞你一下就被动了。

　　总起来说，我们相信党，党领导得好，有经验。我们要相信群众，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特是把落后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对麻木不仁的人要讲不要忘了有百分之几的是坏人；对已经发动起来的，就要将不要忘了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pp. 22-3)

　　· 来源：

　　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