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耀邦“积极组织青年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

　　<胡耀邦>

　　毛泽东同志“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辉煌论著和党中央关於这个问题的决议，是巨大的思想武器，使我党能够确有把握地去完成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青年团一定要努力团结全国青年，坚定地围绕在党的周围，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积极奋斗。

　　几年来，各地青年团的组织，主要是团的基层组织，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确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检查起来，团中央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在一九五二年团的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提醒过我们，说我们在工农中的工作太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一九五三年团中央曾经提出过“农村工作是我们青年团工作最广阔的阵地”的口号，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农村工作。去年七月，又根据党中央关於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向全团指出“团结和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和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是团在农村中的根本任务”。但是团的领导机关在这个方面做的工作还是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原因有两条：第一是我们对党的总路线，特别是对党中央历次关於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并没有作过深刻的研究，因此对於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农村中的“第二次革命”，认识得非常肤浅。第二是对农村团员和广大青年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以及他们的经验，并没有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全国青年有一亿二千万，农村青年就占一亿，如果丢了这一亿，那就要犯大错误。如果不根据党的总路线去解决最广大群众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主观主义。

　　对於农业合作化运动，各级团的领导机关中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着右倾观点的。不但团中央有，地方各级团委也有。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当今年刮起那股“反对冒进”、“坚决收缩”的歪风的时候，有些团委大肆批评青年办社的热情为“急躁冒进”、“动机不纯”，强迫入社的青年退社，甚至用树立退社旗帜，加封“模范团员”称号的古怪办法，来带动群众退社。当然，对於我们比较年轻的干部来说，这种右倾思想可以看作是带有盲目性的、糊里糊涂的，但是同样也应当受到批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锻炼团的干部，才能有力地提高团的干部刻苦用功地钻研理论和政策问题的兴趣，才能真正动员全团为迎接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切实地工作。

　　农村广大青年对於办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一直是很大的，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重视。最近作了一些了解，发现各地的所谓“自发社”，其中有许多是青年人办起来的。例如河南安阳专区七个县，就有四百二十四个自发社是团员办的。许多青年团员因为家庭不愿入社，就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去帮合作社做活，他们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向合作社“挂号”，自称是合作社的“候补社员”。浙江有个团员被迫退社时，在毛泽东同志像面前行了一个礼，说：“毛主席要我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到底走哪条路？”山西解虞县有一对都是团员的青年夫妇，开始和父亲一道入了社，后来他的父亲要退社，组织上为着照顾他的父亲，强迫他俩也退了社，在退社的时候他俩养了个儿子，为着表示对合作社的留恋和对组织的抗议，就把这个儿子取名叫“随社”。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情绪更加高涨，有的连夜开会，酝酿搭社架子；山西长治专区就有三千四百多个由青年领导的互助组要求转社。河北满城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后，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团员入社的即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二增长到百分之八十七。有的青年怕一个人说服不了家庭，就自动联合组成“劝说组”，一道去动员家庭入社。北京市郊区高碑店乡一个已婚的女青年，连做梦也梦见说服了自己的娘家入了社。

　　为什么农村广大青年对办社、入社有这样大的热情呢？这是因为这一代青年经过党的教育，已经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党的每一个社会主义步骤，都给祖国和青年开辟了无限美好的前程。同时，他们也看到参加合作社以后，他们的一些切身要求也可以很快地得到满足。这就是：由於收入增加，经济情况上升，他们的家庭就更加和睦了。他们在家庭里的地位提高了，婚姻问题也好解决了；由於共同劳动，他们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生产技术，学会更多的办事本领，就可以和大家一道识字读书，一道娱乐。这就说明，为着人民和青年的长远利益或者眼前利益，必须坚决地大力地发展合作社。

　　我们的党把青年团和广大农村青年看作是一支可以信任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这对广大团员和青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物质力量。青年团组织应当把青年们这种对合作化的愈来愈高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如果对青年人这种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去发挥出来，那么青年团领导机关的所谓成绩，可就需要打个问号了。

　　要发挥青年人办社的积极性，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劳动热情，这对巩固合作社有重大意义。青年不但是很强的劳动力，而且对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有很高的积极性。今年河北省各地合作社的青年施行玉米人工去雄授粉三百六十多万亩，估计可以增产五千多万斤。还有许多地方成立了青年会计学习班、组，同技术推广站订立了包教包学合同。这些，都应当在全国范围广泛地推广。这一年多以来，许多地方在合作社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了青年生产队，据估算现在全国约有近千个青年生产队。这些生产队在实行包工包产、采用新技术、克服困难、节省开支等方面，都起了带头作用，从而也推动着其他社员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的养成。这一年多以来，各地还组织了许多青年突击队、突击组，我们和各省团委同志估算了一下，大概将近二十万个。这些突击队和突击组，平时在自己的队里生产，遇有紧急任务和困难任务，就集合起来突击，抗旱、防涝，抢收、抢种，除虫、打兽，割草、积肥，护林、植树等等，什么都干。这些突击队的英勇行为，大大受到群众的赞扬，群众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教养出来的好青年。可以举两个例子：山东莱阳县七区曲坊乡曲坊村合作社要开三十多亩荒地，社里提出每亩给二十个工分，但是没有人愿去，团支部就组织了一个二十五人的青年突击队，每亩只要十五个工分，只花了三天工夫就全部开出来了。贵州三穗县搻相村盘晓社青年突击队的八个人，半夜在大雨中帮助单干户和互助组抢收了八十挑麦子，第二天一早还捆好送上门去，一个钱也没有要。从这些动人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组织中的青年的共产主义品质，正在迅速地成长。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积累起来的伟大的精神财富。现在的问题是各级团委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对那种费力很大的活路，必须由社给予一定的报酬或者政治上的鼓励，没有这一条，就会糟蹋这种精神财富。但是对那些关系到公益事业而又费力不大的活路，就不应当强调报酬，否则，也是从另外一方面糟蹋这种精神财富。这就是说，应当把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紧密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充满着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向前发展，一方面要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各种形式的破坏括动，另方面又要用先进思想来克服各种落后的保守的思想。既然广大青年是革命的、进步的、向上的力量，因而就应当大力支持和推广青年们的一切有利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倡议和发明，放手地宣扬青年群众中间的好人好事，大力支持青年们向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作斗争。但是在支持青年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在支持青年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问题上，往往会遇到来自团内的抵抗力量。我们团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一些政治上不坚强的人，往往对宣扬青年群众中的好人好事缩头缩脚，对有缺点的好同志的批评过於勇敢，而对真正的坏人坏事的斗争却胆小得要命。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需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定出许多有效的办法。作为办法之一，今后应当在团内建立这么一种制度，就是区以上的团委，都要把那些好人好事和严重的坏人坏事这两方面的材料，经常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团委汇报，使各级团委不能不直接面对着一部分坏人坏事，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他编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中说：“农民组织了合作社，为了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论断。不单是青年人迫切要求学文化，而且连合作社里的老农民也十分关心这件事。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到处都发现年老的农民，宁肯自己熬夜开会评工记分，而要自己的子弟去学习文化。他们对这件事之所以如此热心，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老是保持“记工划道道”这种可怜状态，不愿意把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运的会计落在坏人手里，因为他们想知道更多的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又不能等待消灭了文盲后才去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并且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变成事实，需要经过许多斗争，因为这件事情也同其他事情一样，是要遇到阻力的，有些人会用“任务太多”、“妨害生产”、“没有救员”、“没有时间”等等藉口来动摇我们的决心。这是一个极大的任务，青年团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去承担这个任务。

　　积极开垦荒地，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青年团应当积极组织青年去开荒，并且可以采用青年垦荒队的形式。通过比较严密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去开荒，就能够使这样的垦荒队一下子就成为坚强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办法不但有助於合作社的巩固和向高级形式发展，而且可以培养青年甘愿承担困难任务的勇敢精神，从而培养全国青年为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风气。这方面，北京、辽宁和山东的青年团组织都已经在党委领导下作出了样子。虽然这件事现在还在试办，还没有取得全面的经验，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做好这件事也必须打破许多思想上的障碍。某些田组织对这个新生的、暂时还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事物，实际上是抱着瞧不起、不愿做也不准备做的态度，或者企图用轻松的命令方式去对待这个需要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任务，这显然是很错误的。当然，远距离的开荒在一定时间内数量不宜太大，但是近距离的开荒是可以大量举办的。希望各省市党委督促青年团把这个青年团完全可以办的事情办起来。

　　没有一个英勇的、有纪律的、朝气勃勃的、能够做青年的表率的、群众性的青年团组织，没有一个吸引农村青年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核心，农村党的组织就没有一条联系青年群众的强有力的纽带，就没有一支可靠的后备队伍。现在全国农村虽然有八百万名团员和三十三万个基层组织，但是无论在质量上或者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适应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需要。从质的方面说，在团支部的领导核心中，富裕中农成分所占的比重太大，比党支部还大，据许多地方的调查，约占一半；团员中富裕中农也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其中的一些人工作疲沓，对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性不高，有些还利用团的名义做坏事。从量的方面说，现在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合作社还没有团员，全国农村平均十二个半青年中才有一个团员。过去不少人怕整团，怕淘汰和得罪约占百分之一、二的（即十万个到二十万个）蜕化了的团员，现在看起来，这也是一种右倾思想。既然历史是前进的，先进组织里面也必然经常会有一些蜕化的人，因此农村青年团也要结合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常进行整顿。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能保证一定的质量。因此，经常结合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结合着整团，把青年积极分子吸收到团里面来，又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发展工作上，最理想的比例是三三制，即一个党员，带领三个团员，一个团员，带领三个团外青年。但是这一条在两三年内还不可能办到。我们和各省市团委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到一九五七年，把农村青年团组织发展到两千万左右是适当的。这的确是件大事，除团中央和各级团委自己应当加强领导外，还要请各级党委在进行全面规划时，别漏掉了青年团这个部分。

　　为着实现上面的任务，必须继续大力改进各级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也就是思想作风。在党中央的教育和各级党委的指导下，近年来，青年团的工作是比较实在了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也还是停留在毛泽东同志所指责的“小脚女人”的阶段上：一方面表现在对基层情况和典型事例缺乏调查，不懂又不愿意积极学习；另方面表现在有些团的干部到下面“蹲点”，一去就是一年半载，往往还是空手而归。这两年，各级党委对青年团的领导，的确是大大地加强了，但是也有少数党委对团的领导还有不足之处，有的是过於放手，不严格地检查和督促团委的工作，有的是把团委的大部分干部当作工作队员派到村子里去“蹲点”，一去也是一年半载。因此，希望各地党委一方面督促团委的同志经常下去研究团和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情况和经验，另一方面又支持他们开一些专业性的群众性的会议，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开一些会计会议、扫盲积极分子会议、突击队长会议、优秀饲养员会议、技术员会议、支部组织委员会议等等。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在艰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青年团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来源：一九五五年第二十二期“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