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案小组怎样进行工作: 在中央机关专案小组组长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公安部付部长、杨奇清>

　　专案小组是肃反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肃反斗争最复杂困难的一个阶段。有的同志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总以为公安机关对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一套神秘化的特殊的工作方法，经过传授，便可以找到“窍门”，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有少数的同志，认为自己业务工作很多、很忙，花了这样多人力扭在少数几个坏人身上，真是不合算，马马虎虎搞一点材料，往公安部门一推了事，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这两种想法，都会妨碍专案工作的开展。

　　应当指出：专案小组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同样的，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调查研究也就是它的全部侦察、审讯工作的基础。第三机械工业部五人小组总结他们专案小组的工作经验只有一个字“查”。 “查！查！查”最后查出了反革命分子，或者查清楚不是反革命分子。道理很简单，除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外，别无其它的妙法和秘诀。

　　现在根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专案小组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谈谈有关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

## 第一个问题调查研究是正确制订专案审查计划的基础

　　专案小组必须对每一个审查对象拟订详细的审查计划。这样的计划也就是明确的战斗部署，用来指导专案小组的工作和行动方向，对于决定案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专案审查计划必须根据案件材料的真实的客观的基础来制订。在前一阶段群众小组斗争过程中，群众揭发出很多材料，审查对象本人也坦白和交代了很多材料，我们派人出去调查也获得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可能互相矛盾。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此专案小组工作的第一步，必须整理研究已经获得有关审查对象的一切材料，并且要详细占有这些材料，去伪存真，分清主次，作出案情的初步分析判断。这样的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审查的目的，掌握审查的关键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查和审问的项目、方法和步骤；也只有这样订出来的审查计划才是具体的，切合实际的。

　　有些专案小组，虽然手头有一大堆材料，不愿意或者不耐心去做整理研究工作，不去做科学的分析工作，不去详细的占有它。他们说：“材料么，都在我脑子里装着。整理不整理还不是那一些！”同志们！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自以为自己对案情很“熟悉”，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不整理，不研究，不分析，不综合，当然不能提高认识，不会抓住关键问题，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审查计划。以这样的思想方法来指导专案工作，没有不失败的。

　　也有些专案小组，虽然他们也制订了专案的审查计划，但是他们并没有详细的占有材料。对案情缺乏全面的认识，分析和评判，因此，所制订的计划只是被审查人的部分问题的调查和审问的计划，而不是全面的规划。这样做的结果，也可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部分问题可能得到解决，全案性质却不能判明。

　　由此可见，要制订一个将审查目的、关键问题、预计时间、进行步骤以及工作方法等等问题都包括在内的详细周密的审查计划，必须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首先做好材料的整理研究工作。

## 第二个问题，必须把整理、调查、审问三个工作方法密切结合起来。

　　整理材料，派人外出调查，这是调查研究工作；审问，实际上也是一种调查研究工作。而且只有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审问工作才是最可靠的。因此，这三个工作方法必须密切结合起来。

　　现在，有些专案小组，由于事前没有很好的进行调查研究与整理材料，无目的地泛泛乱问，结果有时反而被我们审查的对象驳倒。这当然不能达到审问的目的。但也有些专案小组把审问看的很神秘。他们把专案小组的审问，看作像法官过堂一样；一人做主审员，数人做陪审员，有的还派上“观察员”。明明是原在一个科里一个屋里办公的熟人，今天审问起来也好像是陌生的人一样，问：“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籍贯哪里？“这样形式主义的审问是演戏，不可能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有效的斗争。

　　专案小组的审问就是以正面问话方式直接向本人进行的一种调查。通过审问可以核对与证实我们所取得的材料和证据是否真实，并且还可以发现进一步调查的方向和线索。这中间没有什么神秘和奥妙。专案小组既不同于“七嘴八舌”的群众小组的思想斗争，但也绝不同于法院，并不需要像法院那样一套形式。专案小组的审查对象不仅存在着轻与重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是与非的问题，就是说，还存在着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不是反革命分子两个可能不能完全当犯人对待。即使已经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在机关肃反运动的专案小组阶段仍是将外部问题以内部方式来解决。是“武戏”，但是要“文唱”。不要讽刺他，不要侮辱他，不要把他从形式上当作犯人看，仍然保留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这样更便于我们争取他们坦白交代起义投降，这样作并无什么害处。当然，这绝不是说对于被审查对象要一味迁就，而不必严肃对待了。不是的，我们的工作必须是严肃的，但在方式方法上则可以注重灵活一些，以利分化瓦解敌人。

　　审问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克服被审问人的抗拒和抵制，才能保持审问的客观和公正。我们有些专案小组的同志还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去认真研究现有材料，也不派人出去作调查，想单纯地依靠审问工作来突破被审问人，用什么特殊的神秘方法迫使对方吐供。他们在审问时只强调“抓矛盾”（抓矛盾当然是对的），但不是蒐集矛盾的正反面材料，从事实上去追查清楚问题，往往容易犯逼供信的错误。

　　也常有这样的同志，对自己辛苦问出来的口供总是抱轻信态度，不加怀疑，这也是不妥当的。我们承认在正确审问方法下所取得的口供，一般是比较可靠的，但无论什么样的口供都必须经过调查核对。只有经过调查核实的口供，才是可信的，有价值的。一般的情况下，反革命分子不能一次即痛痛快快彻底交代自己的全部问题，而往往是当着闯不过关时，才被迫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地交代一些问题。经过我们的再次研究，再次调查，解决了一些问题，核实了一些材料，但仍然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需要再审问，再调查。因此，整理调查和审问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外出调查必须和审问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得出问题的正确结论。

　　另外有一些专案小组，他们不把查问工作看作调查研究的重要部分，不去认真进行审问，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派人外出调查工作上。我们常常听到“停工待料”的说法，就是等待调查人员拿回材料后，把材料当着审查对象的面前一甩，“看你坦白不坦白”！这样，他们就放松了对审查对象本人的调查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我们认为调查取得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仔细的核对；而对本人的审问就是核对事实的一个重要方面。调查材料也是有真有假，或只能说明现象不能说明本质，而说明现象的材料，有些可能是反映假象，一不小心，不加鉴别，即可能“张冠李戴”。因此只靠调查，不研究材料，不严肃地组织审问，也是不可能完成审查任务的。一般正确的作法应是：整理材料——外出调查——进行审问——再整理——再调查——再审问，三者密切结合，反复进行，最后判明是非轻重达到定案。

## 第三个问题进行调查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工作态度

　　什么是科学的工作态度呢？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同志们！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想，先向大家介绍几个生动具体的专案工作实例，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实例中的经验与教训归纳起来，加以研究。我准备给大家介绍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叫做“张冠李戴”。故事是这样：

　　广播事业局按装工人丛惠珠（原名赵德海）。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位通县的小学教员。教员向他点了点头，目光注意着他，他有点着慌，转身就急急忙忙地走开。这位教员记得很清楚：他就是通县伪警察剿捕队长血债分子谢庆芳，民愤很大。他想：“就是他，面孔我熟悉！见我点头他就避开要跑，赶快追查他。”最后这位教员查到这个人在广播事业局。他检举了这个暗藏在国家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广播事业局即审查这个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历史，他说他是平原省寨子村人。派人调查，既没有这个村子，也没有这个人。很明显是隐瞒历史。广播事业局再把他的照片送到通县在押犯人那里去对证。犯人异口同声地说：“没错，就是他！”这样就以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被扣押起来。这时本人交代：原籍大连，是个工人，参加过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来开了小差；确实没有在通县任过伪职。通县群众和在押犯人也说“谢庆芳不是大连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公安机关将这个反革命嫌疑分子送到通县和群众和犯人一对质：啊！原来丛惠珠的面孔和谢庆芳的面孔极相似，但确实不是血债分子谢庆芳。同志们！你们看，把一个隐瞒的逃亡战士，误认为是有民愤的血债分子，这真是“张冠李戴”！这就是主观认识没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

　　第二个案例叫做：“半真半假”。故事是这样的：

　　文化部新闻电影制片厂在肃反开始时，于6月15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在二楼楼梯拐角口，发现一条用报纸上的字剪贴成的反动标语。7月6日又发现了一条用报纸上的字剪贴成的反动标语。反革命分子太猖狂了！厂领导上在公安机关协助下决心破这个案子。首先，调查第一条反动标语张贴时，在这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内谁上下了楼梯，查出18个人在这一段时间内上下过楼梯，其中有两个人嫌疑最大，其中一个是女干部苏军。其次，从反动标语本身作检查，经过将报纸前后面字对照在一起查对，证明这两条标语的用字是从6月10号和7月4号两天人民日报上剪下来的字拼贴起来的，其中只有“苏联”两字，反正面的字对照起来稍有些对不准当时怀疑可能是印报时正反面的字有些移动，致使前后有些字对的不够准，经过机关普遍检查，发现有8个人遗失了7月4日的报纸，其中有一个人即是苏军，检查报纸后，苏军很慌张，硬要她的爱人承认是去医院时丢掉了报纸。最后，从苏军的历史中查到她的父亲在土改时是乡干部。后来被群众斗争而死，苏军因此怀恨，长期对党不满，三方面合拢起来，苏军的嫌疑最大。确定她为审查重点，经过审问后，她完全招认，并供出她剪反动标语时用的剪刀、浆糊，为了灭迹，特别怕公安人员带的警犬去嗅到这些用具，苏军把这些用具都藏匿起来，把那天带标语的布提包和家里的被子，都进行了消毒。经检查完全属实，特别是她讲到：标语中“苏联”两个字，不是在6月10日人民报上剪下来的，而是在当天人民日报付刊上剪下来的。经过查对，也完全符合，过去对这两个字的怀疑，也得到了解释。这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就是科学的工作态度。

　　但是，这时文化部新闻电影制片厂领导上和公安机关协助侦察人员，因前一阶段胜利而冲昏了头脑，将过去在该厂干部宿舍发现的八条标语，也怀疑是苏军写的。苏军否认。后来要苏军写出粉笔笔迹，与墙上粉笔写的反动标语极近似，就更加相信是苏军所写。其中有一条横写的标语，写的很高，显然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或是男子才可能写这样高。由于专案小组同志主观片面的臆断，就不在/再从反面考虑问题，见到那里墙边倒扣着半截大瓷缸，即认为苏军是站在缸上写的，苏军被迫承认后，要她到坦白大会上去坦白，她对前两条剪贴的反动标语，都能逼真地交代当时进行这一勾当的具体情况，但对8条粉笔标语，始终讲不具体。

　　坦白大会后不久，厂里技术工人胡文远供认8条反动标语是他写的。咦！又出现了一个写反动标语的人。经过调查胡文远交代买粉笔的小铺，写反动标语情况。剩余的粉笔交给女儿玛丽玩耍的情况完全属实。苏军不是8条标语的犯罪者，胡文远才真正是8条反动标语的犯罪者。

　　第三个案例叫做：“一网打尽”。故事登在今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目题是：“她为什么被杀”。这是一篇极有教育意义的通讯，是记者金雨田同志写的。我希望每个从事专案工作的同志都去看看这篇通讯，看看破获该案的侦察员同志是怎样地以科学的工作态度进行侦察工作。

　　初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江上俱乐部”西侧沙滩上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经检查是用一种三号橹枪子弹从头脑打进去的。死者是尔哈滨文教局的女秘书赵洁珊，死者身上有一个小红本和一个姓樵的手章，此外别无证件。出了一个无头命案。

　　侦察员找到赵洁珊的生前好友调查询问线索。赵的女友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邵玉魁反映：赵可能因多角恋爱而被杀的。赵的一位男朋友，确实丢了一粒手枪子弹。但一经查问，原来在赵洁珊死前好几天即发现丢掉的，嫌疑也不存在。

　　侦察员注意力放在赵身小红本上的两个门牌“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这两个门牌是一个院子的前后门，原是邵玉魁父亲住过的，对门即是兆麟公园。据调查了解，赵死前，经常接到“公园”电话，每次来电话后，赵洁珊总要神色不安。经过对邵家的了解，父女们都是国民党伪人员，邵玉魁的父亲邵植华在工商联工作，在赵洁珊死后也交出过一支手枪，崭新三号橹枪，他儿子在学校内坦白是15粒子弹，邵植华只交出了14粒。原来邵家是个职业特务家庭。被收买利用的赵洁珊想不再干特务，邵家父女因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组织，才定出暗杀的计划，并决定在礼拜六的晚上杀她，以便制造桃色新闻，使女秘书冤死后，成为永远的秘密。但是，反革命分子失算了，他们的鬼域伎俩，逃不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最后被我们一网打尽。机智的侦察员仔细的注意了与女秘书自杀有关的每个情节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他掌握了科学的工作方法，终于破案。

　　从上述三个生动具体的案例看来，三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工作态度，即有三种不同的结论。

　　在专案调查研究工作过程中，我们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工作态度，必须遵守以下几个有关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调查研究要客观冷静，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材料分析问题，切忌主观。专案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能只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不能先入为主，从成见出发，从个人好恶出发，只要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不要不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也不能对蒐集到的材料加油添醋，横生枝节，失掉了他本来的面目。对于口供和检查材料，绝不能盲目轻信，必须经过反复的检查研究，核对事实，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粗枝大叶，主观臆断，自以为是，必然会犯错误。

　　二、调查研究要有全面的观点与善于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中心环节。要弄清一个案情，必须从多方面去调查了解，不尽蒐集证实问题的材料，还要蒐集研究反证。要研究一个人的问题，既要了解其坏的一面也要了解其好的一面；要向别人调查，同时也要向本人调查。要想干部和群众调查，也要向同案与有关的犯人调查；既要向有关人员了解其历史活动与社会关系，也要向党政和公安机关查阅有关档案材料，然后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绝不能孤立地考查个别事实，不能只听片面之词，偏听偏信。对于审查对象的口供，不能完全信以为真；对于他们的翻供，也不能认为都是狡辩和抵赖，完全不信，连考虑也不考虑。这样我们也会犯错误的。

　　三、调查研究应历史地对待问题，不能割断历史，断章取意。所谓历史的对待问题，这不仅是说对每一个审查对象，除了要审查他的现行活动还要审查他的历史，这当然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说在研究每一个案件、每一个人的问题时，必须遵守“一切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原则。女秘书一案中的侦察员，正是因为他机智地注意每一个问题与情节的时间、地点与条件，终于击败了反革命分子制造的“永远的秘密”的阴谋，把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四、调查研究要有毅力，要不怕艰苦，要把客观冷静地对待问题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结合起来。抓到每一关键问题时要追根究底彻底弄清，不要半途而废。调查研究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工作态度。毛主席在“论改造我们学习”和“农村调查序言”等文献中，以极严格的唯物论的观点，即主观与客观一致的观点，谆谆告诫我们。我希望专案小组的每一个同志，都能再一次读读毛主席这几篇文章，它会给我们很大启示。

　　（最后我想谈谈领导问题。应当指出：各机关这一段专案小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志们积极热情，工作努力。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常常看不出问题，抓不住要害，致使专案工作的进行比较缓慢，因此目前加强部、局五人小组对专案小组工作的具体领导就十分重要。加强领导的具体办法：就是要有重点地帮助下边总结三两个专案小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然后普遍进行教育和指导，以推动专案小组工作的进行。目前还要加强对调查工作的具体指导。现在调查工作缺乏准备，派出去的人不熟悉案情，不了解被审查人的材料和关节问题的所在，开了一大堆题目抓不住问题关键，泛泛地进行调查的现象很普遍，常常徒劳往返得不到解决问题的材料。如何组织力量、做好准备、抓住关键问题、集中力量有目的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很大的组织工作。五人小组的领导如果不注意外出调查这一环节，让调查工作自流发展，专案小组的工作质量便不会提高，时间也要费的更多些。领导能否亲自动手，加强具体指导，乃是当前专案小组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关键。希望各单位领导上引起注意。）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